豪婉正變之間──詞史觀的建構

　　鄭騫先生(字因百，1906-1991)才識學兼具，他的詞學教研工作及成績，為學界樹立了典範，影響廣泛而深遠，奠定了近現代臺灣詞學的基礎。鄭先生的詞學成就，不在數量之多，而是在其質素上。他之所以勝於一般學者，乃由於「功夫在詞外」：既有淵博的學識，也有詩人的才情、曠達的胸襟。因此，無論是材料的取捨、詞家生平考述、詞人作品批評，或是風格分析、詞史通論等，都能切理合情，精審簡要，既可信亦可取。就傳承關係而言，鄭先生在詞學史上前承王國維，後啟葉嘉瑩，可說是臺灣詞學通古變今的橋梁，因此要研究近現代詞學的演進，是不能忽略鄭先生的。

　　綜觀海峽兩岸的詞學發展，鄭先生處於大陸與臺灣、古典與現代的樞紐地位，表現出繼往開來的恢弘格局。可是，鄭先生雖有詞學史上的地位，他的見解仍有時代的意義，但相關的研究卻不多，顯得量少而質輕。雖然鄭先生的詞學奠基於大陸，已有不錯的表現，然而彼岸最近所出幾部詞學批評史，未有論及鄭先生，而一般的詞學專著，亦未見深入的討論。至於臺灣方面，則只有林玫儀〈鄭因百師的詞學〉一文正式論述鄭先生的詞學成就。林文提綱挈領，對鄭先生的詞學特色有簡明扼要的分析，提供了若干值得思考的線索。

　　閱讀鄭騫先生的詞學著作，給人的印象是：他厚植於文史，通情達理，知深識廣，且別有駿逸之才思，能以簡馭繁，觀念明晰，形成其融通、信達而富卓識的詞學特色。本人曾根據鄭先生的著作及其相關材料，撰述〈鄭騫先生詞學繫年〉，對其詞學歷程和學術特色已有初步的認識。簡言之，鄭先生的詞學可分大陸與臺灣兩個時期。前期，創作與理論並重，考據與義理平衡發展，先生能入乎其內亦能出乎其外，頗能彰顯詞家的特質，也能顧及詞人風格形成的內外因素，建立一以「溫─韋」、「柳─蘇」、「周─辛」等相對詞風為軸線的詞史觀，反映了先生兼容並蓄的態度。後期，經歷時代變遷、人生歷鍊，鄭先生自覺地修正了若干看法，並藉由編撰選本，輯錄唐宋以迄明清詞篇，評析詞人，分列成家與不成家二類，豐富了其詞史觀的內容，呈現出更完整的體系。此外，先生更著力釐析詞體的特質，從體調形式上確立了詞的體式，而特創單雙句式之說，扣合豪放婉約之論，令人耳目一新。綜合來說，鄭騫先生的詞學，務平實，重直覺，識見通達，辨析精微，根於傳統而能開創新局，對後世詞學之發展極富啟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