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農民運動先驅李應章
(1897-1954)
一八九七年十月八日,日本據臺兩年後,李應章出生臺中州北斗郡二林庄。父親李木生繼承其父的中藥鋪行醫,「能以術行其仁,二林之人無不愛而敬之者至」。李木生雖是嚴父,但「性溫和,未嘗有疾言厲色」,常與獨子應章談起李家福建開基祖與奸黨堅決鬥爭,由山西介休到福建定居,奮鬥不屈的故事,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也因此知道,祖父李森浮十六歲(一八四○年)時從福建同安浦園村渡海來臺,先做人家長工,後改做中藥鋪學徒而成中醫,與藥鋪老闆的女兒結婚,育有三子二女。李應章常與寵愛他的祖母一起食宿。祖母非常痛恨日寇,經常講述日軍占領臺灣時期的殘暴情狀,並且強調「死後,骨頭要遷回唐山。」這樣,再加上經常目睹日本警察騷擾中藥鋪,百般凌辱,或罰款沒有中醫正式執照的父親,李應章自然產生了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民族情感。
在殖民教育下覺醒的民族意識
一九○四年,七歲的李應章入私塾學漢文,無束脩,作堂兄的伴讀,回家再由父親和大堂兄李增塹(1881-1949)補習四書五經。李木生對應章監督很嚴,使他養成了用功讀書的習慣。一九○六年,二林公學校成立。九歲的李應章應齡而於三月入學。在學期間,由於日人歧視與欺凌壓迫,他的民族思想有了萌芽,遂和同學謝悅(謝春木之兄)、蔡淵騰(蔡子民之父)結拜兄弟,誓要反抗日寇。因為學習成績優異,一九一一年三月跳一班,五年就畢業後,即在自家的中藥店當學徒,學習中藥的配製,自學《傷寒論》《脈學》等中醫書籍,也看了不少詩詞文學,閱讀了《水滸傳》《飲冰室文集》等書籍,思想活躍起來,也很苦惱,心感不能自足,不甘心在農村埋沒下去而屢向父親要求繼續讀書。一九一四年四月考入彰化商業實業科,從此更發憤讀書,刻苦用功,每天夜讀至十時半,早晨五時又起床攻讀。學校的思想很活躍。他也參加了許多課外
活動,還與幾個喜愛詩詞的同學組織藝吟社,時常參加校外社會人士吟詩作對的集會。隔年八月余清芳領導的臺南?吧哖起義遭到日寇鎮壓屠殺。李應章受此刺激,民族意識更加強烈抬頭,在作文課寫了一篇短文〈嗚呼慘矣哉〉,隨即被校長叫去訓斥罰站,差點被開除。儘管如此,當他得知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原名《青年》)在北京創刊(同年九月十五日),立即要求學校圖書館訂購,從而瞭解祖國的時事,學習進步思想。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學生
一九一六年四月,彰化商業實業科畢業的李應章考入臺灣總督府醫學校。
日據時期,殖民地臺灣的醫學教育從一開始就充滿著侵略者的殖民色彩。一八九七年三月,殖民當局於臺北病院內設立醫學講習所(土人醫師養成所),試辦初步醫學教育。一八九九年四月,以培養臺灣人醫師與公醫候補者暨利用臺灣的地理環境研究熱帶醫學為目的,正式成立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入學資格為公學校初等科(約為小學二年級程度),聽懂日語,由地方長官、公學校校長、各地官立醫院院長或各地公醫等具名推薦。但臺灣民眾對「西醫」的認識不很清楚,修學年限長得不可思議,家長不願子弟接受日本人所辦的教育,而且民間謠傳:「有一天,清國會來反攻,屆時受日本教育者會被處死,並且罪及三族。」因而招生困難。一九○一年七月,臺灣總督府又訂定「臺灣醫生免許規則」,規定凡漢醫、洋醫皆屬醫生,必須向地方當局申請評定才可以獲得許可證。所以雖經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衛生課派員到各地遊說,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第二屆才招來四、五名新生。一九○二年,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改採「入學從寬,畢業從嚴」的招生政策。結果,第一屆畢業生只有三個人;前三屆畢業生一共僅只十四人而已。第四屆九人。一九○三年,第五屆開始考試甄選,而且規定需要公學校畢業才具報考資格。本屆畢業生激增為二十三人。一九○四年修正「醫學校規則」,變更學期期間、每週教授時數,以及教學科目。一九○五年,特設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醫院(簡稱日赤醫院),作為醫學校學生實習的教學醫院,「以醫學校教授為主治醫師,與該校有關之醫師從事醫務。」
李應章在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當班長,對功課仍舊很用功。另一方面思想波動,受民族意識的影響,隔年和幾個同學組織弘道會(臺灣革命黨),準備進行反日活動,不久因臺北師範學校放火事件的影響即自行解散。第三年,從小受父親及堂兄詩詞教導的他在課餘組織詩社,常看大杉榮、山川均等日本左派的著作,並以學寮的學生會開展反對舍監貪汙的活動而被學校處罰。第四年,也就是一九一九年,受到祖國五四運動的影響,又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民族自決潮流影響,奠定了民族意識的基礎,開始認識到群眾團結的力量和革命道理,乃於日本開始殖民臺灣的六月十七日,和廈門來的留學生在醫學校內秘密舉行「六.一七」島恥紀念日的集會,向祖國的五色國旗行禮,表示抗日決心。同年,父親向銀行借債,在鄉下買少量地出租。夏暑期間,他也奉命與謝愛結婚。
一九二○年八月,臺中豐原青年謝文達(日本千葉縣伊藤飛行學校畢業)參加日本帝國飛行協會在東京舉辦的民間競技飛行競賽,駕駛藤式惠美五號機,以高度一千四百公尺,速度一百二十公里,榮獲三等獎賞。九月,謝文達榮歸故鄉。在李應章與謝春木的努力斡旋下,原本存有芥蒂,互不往來的醫學校與師範學校學生,捐棄前嫌,以歡迎謝文達飛機師訪問故鄉,聲援謝文達的飛行事業為理由,團結農業試驗場、工商學校、高等女學校、靜修女中等校的同學,在醫校大禮堂舉行迎接「臺灣第一位飛行員」的盛會,從而組織在北本島人學生聯合應援團,為日後風起雲湧的反殖民學生運動奠定凝聚的基礎。
十一月,李應章和醫校四年級畢業班的修學旅行,一改過去遊玩東京的崇日慣例,組織祖國的觀光團,經廈門、汕頭、香港到革命根據地的廣州,目睹了日本人到處耀武揚威,瞻仰了黃花崗烈士墓,也參觀了孫中山的軍政府等,從而體會了孫中山濟弱扶傾的民族主義觀點與祖國革命的偉大,更加明確了自己的革命道路。
(未完……)
(1897-1954)
一八九七年十月八日,日本據臺兩年後,李應章出生臺中州北斗郡二林庄。父親李木生繼承其父的中藥鋪行醫,「能以術行其仁,二林之人無不愛而敬之者至」。李木生雖是嚴父,但「性溫和,未嘗有疾言厲色」,常與獨子應章談起李家福建開基祖與奸黨堅決鬥爭,由山西介休到福建定居,奮鬥不屈的故事,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也因此知道,祖父李森浮十六歲(一八四○年)時從福建同安浦園村渡海來臺,先做人家長工,後改做中藥鋪學徒而成中醫,與藥鋪老闆的女兒結婚,育有三子二女。李應章常與寵愛他的祖母一起食宿。祖母非常痛恨日寇,經常講述日軍占領臺灣時期的殘暴情狀,並且強調「死後,骨頭要遷回唐山。」這樣,再加上經常目睹日本警察騷擾中藥鋪,百般凌辱,或罰款沒有中醫正式執照的父親,李應章自然產生了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民族情感。
在殖民教育下覺醒的民族意識
一九○四年,七歲的李應章入私塾學漢文,無束脩,作堂兄的伴讀,回家再由父親和大堂兄李增塹(1881-1949)補習四書五經。李木生對應章監督很嚴,使他養成了用功讀書的習慣。一九○六年,二林公學校成立。九歲的李應章應齡而於三月入學。在學期間,由於日人歧視與欺凌壓迫,他的民族思想有了萌芽,遂和同學謝悅(謝春木之兄)、蔡淵騰(蔡子民之父)結拜兄弟,誓要反抗日寇。因為學習成績優異,一九一一年三月跳一班,五年就畢業後,即在自家的中藥店當學徒,學習中藥的配製,自學《傷寒論》《脈學》等中醫書籍,也看了不少詩詞文學,閱讀了《水滸傳》《飲冰室文集》等書籍,思想活躍起來,也很苦惱,心感不能自足,不甘心在農村埋沒下去而屢向父親要求繼續讀書。一九一四年四月考入彰化商業實業科,從此更發憤讀書,刻苦用功,每天夜讀至十時半,早晨五時又起床攻讀。學校的思想很活躍。他也參加了許多課外
活動,還與幾個喜愛詩詞的同學組織藝吟社,時常參加校外社會人士吟詩作對的集會。隔年八月余清芳領導的臺南?吧哖起義遭到日寇鎮壓屠殺。李應章受此刺激,民族意識更加強烈抬頭,在作文課寫了一篇短文〈嗚呼慘矣哉〉,隨即被校長叫去訓斥罰站,差點被開除。儘管如此,當他得知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原名《青年》)在北京創刊(同年九月十五日),立即要求學校圖書館訂購,從而瞭解祖國的時事,學習進步思想。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學生
一九一六年四月,彰化商業實業科畢業的李應章考入臺灣總督府醫學校。
日據時期,殖民地臺灣的醫學教育從一開始就充滿著侵略者的殖民色彩。一八九七年三月,殖民當局於臺北病院內設立醫學講習所(土人醫師養成所),試辦初步醫學教育。一八九九年四月,以培養臺灣人醫師與公醫候補者暨利用臺灣的地理環境研究熱帶醫學為目的,正式成立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入學資格為公學校初等科(約為小學二年級程度),聽懂日語,由地方長官、公學校校長、各地官立醫院院長或各地公醫等具名推薦。但臺灣民眾對「西醫」的認識不很清楚,修學年限長得不可思議,家長不願子弟接受日本人所辦的教育,而且民間謠傳:「有一天,清國會來反攻,屆時受日本教育者會被處死,並且罪及三族。」因而招生困難。一九○一年七月,臺灣總督府又訂定「臺灣醫生免許規則」,規定凡漢醫、洋醫皆屬醫生,必須向地方當局申請評定才可以獲得許可證。所以雖經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衛生課派員到各地遊說,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第二屆才招來四、五名新生。一九○二年,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改採「入學從寬,畢業從嚴」的招生政策。結果,第一屆畢業生只有三個人;前三屆畢業生一共僅只十四人而已。第四屆九人。一九○三年,第五屆開始考試甄選,而且規定需要公學校畢業才具報考資格。本屆畢業生激增為二十三人。一九○四年修正「醫學校規則」,變更學期期間、每週教授時數,以及教學科目。一九○五年,特設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醫院(簡稱日赤醫院),作為醫學校學生實習的教學醫院,「以醫學校教授為主治醫師,與該校有關之醫師從事醫務。」
李應章在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當班長,對功課仍舊很用功。另一方面思想波動,受民族意識的影響,隔年和幾個同學組織弘道會(臺灣革命黨),準備進行反日活動,不久因臺北師範學校放火事件的影響即自行解散。第三年,從小受父親及堂兄詩詞教導的他在課餘組織詩社,常看大杉榮、山川均等日本左派的著作,並以學寮的學生會開展反對舍監貪汙的活動而被學校處罰。第四年,也就是一九一九年,受到祖國五四運動的影響,又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民族自決潮流影響,奠定了民族意識的基礎,開始認識到群眾團結的力量和革命道理,乃於日本開始殖民臺灣的六月十七日,和廈門來的留學生在醫學校內秘密舉行「六.一七」島恥紀念日的集會,向祖國的五色國旗行禮,表示抗日決心。同年,父親向銀行借債,在鄉下買少量地出租。夏暑期間,他也奉命與謝愛結婚。
一九二○年八月,臺中豐原青年謝文達(日本千葉縣伊藤飛行學校畢業)參加日本帝國飛行協會在東京舉辦的民間競技飛行競賽,駕駛藤式惠美五號機,以高度一千四百公尺,速度一百二十公里,榮獲三等獎賞。九月,謝文達榮歸故鄉。在李應章與謝春木的努力斡旋下,原本存有芥蒂,互不往來的醫學校與師範學校學生,捐棄前嫌,以歡迎謝文達飛機師訪問故鄉,聲援謝文達的飛行事業為理由,團結農業試驗場、工商學校、高等女學校、靜修女中等校的同學,在醫校大禮堂舉行迎接「臺灣第一位飛行員」的盛會,從而組織在北本島人學生聯合應援團,為日後風起雲湧的反殖民學生運動奠定凝聚的基礎。
十一月,李應章和醫校四年級畢業班的修學旅行,一改過去遊玩東京的崇日慣例,組織祖國的觀光團,經廈門、汕頭、香港到革命根據地的廣州,目睹了日本人到處耀武揚威,瞻仰了黃花崗烈士墓,也參觀了孫中山的軍政府等,從而體會了孫中山濟弱扶傾的民族主義觀點與祖國革命的偉大,更加明確了自己的革命道路。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