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惡女」與「權臣」 導致王朝政治的末路 村田雄二郎
前 言
中國有「正史」的傳統，即統一國家的新王朝會編撰前朝的歷史。這種做法的目的是事後為王朝革命的正當化提供依據，但以歷史為政治的借鏡，也意味著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會依據其善惡與成敗來下判斷。進一步說，闡明王朝的興衰成敗，也暗含著勝者審判敗者的意味。《史記》是二十四史之首，其獨特之處在於描繪了一個多中心的世界觀，例如將非掌權者孔子的傳記與諸侯並列於「世家」中。不過，《漢書》以降的史書撰寫風格逐漸定型，開始以皇帝為中心的一元價值秩序來判斷人與事的善惡曲直。
清朝作為最後一個王朝，卻沒有留下正史（《清史》）。然而，即便到了中華民國時期（一九一二― 一九四九年），乃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一九四九年―），為了強調革命成功，仍延續了將前朝政權描繪為暗黑的「正史」風格。特別是本章所探討的時代，為中國對外關係發生重大變化，外交直接影響內政的時期。慈禧太后和袁世凱等政治領袖，比起內政上的「過失」，更因外交政策上的「失誤」而受到批評。這些批評常帶有濃厚的勸善懲惡的歷史觀，例如扼殺仿效歐美與日本的改革政策，是出於權力野心、殘暴、陰險或冷酷等性格特質。然而，自一九八○年代以降，那些由革命「成功者」為確保自身正當性而描繪的「暗黑」晚清政治史已開始發生變化。因為歷史人物的複雜性、多面性，以及保守與改革勢力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愛國（民族主義）」敘述的片面性等，都使得歷史評價的基準受到重新檢視。正如本章所指出的，過去被外界賦予負面形象與評價的慈禧太后和袁世凱等人也正在逐步修正中。事實上，可說是現代中國改革開放之源頭的清朝最後十年改革（新政），正是在慈禧太后的號令下，由袁世凱等漢族官僚主導推動的。儘管這場改革被認為不夠徹底或充分，但其效果撼動了統治體制的根基，最終導致清朝崩潰。這也為後世展現了歷史的悖論，王朝為深化改革而做出的努力，反而催生了王朝掘墓人，實際的結果與當初預想的目的完全相反。
慈禧太后（一八三五—一九○八年）
她是稀世惡女，還是有能力的改革者？
慈禧太后是一位在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初、清朝中國開始正式與近代世界接軌的關鍵時期，掌握實權長達四十七年的女性。她先是皇后，後來成為皇太后（皇帝的母親），是一位集大權於一身的女性獨裁者，與漢朝呂后（呂雉）、唐朝武則天並列為中國歷史上的三大惡女。從清朝的野史（民間史書）、通俗讀物、電影和戲劇中，我們可以看到其殘暴、惡毒的形象。然而，慈禧太后並不像呂后實行外戚政治，也不像武則天那樣進行「革命」、奪取皇位。雖然她確實會懲罰不合己意的官員和宦官，強勢排除政敵，但她親自賜死臣子的情況十分少見。至於一九○○年，在八國聯軍（庚子之亂）的動亂中，慈禧太后離開紫禁城時，將光緒皇帝最寵愛的珍妃推入井裡殺害的故事，也多半是後世的虛構與誇張，是否應將所有罪過推給慈禧太后一人，實在存疑。
總的說來，我們今天對慈禧太后的陰險、惡毒、殘暴、淫亂等負面形象，多半是反對勢力和後世史家附加上去的，必須大打折扣，不可照單全收。尤其是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流亡海外後的政治宣傳，刻意誇大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的矛盾，因此在作為歷史資料參考使用時，必須謹慎對待。
說到慈禧太后的政治手腕，確實在皇位更替和人事安排上霸道蠻橫。但從宏觀角度來看，她對晚清政治改革的支持和推動是無可置疑的。依結果來看， 拔擢李鴻章、袁世凱等人才，知人善任的整體方向是正確的。她不是一個與時代潮流背道而馳的「保守反動」或「攘夷排外」政治家。雖然她推動改革，但這並不意味著她身先士卒。若一味讚揚她讓中國邁入近代化的功績，未免太過偏頗。畢竟以她當時所處的環境和地位，要求她具備開創新時代的思想和理念， 無異是緣木求魚。慈禧太后一生所堅持的，是守護「祖宗」留下來的江山社稷這一傳統觀念，但時代並不允許社稷因循守舊。最終，作為最高掌權者的她，也不得不踏上改變「祖法」之路。
反觀同一時期的日本，對慈禧太后的評價卻出乎意料地高。例如，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期間，日本駐清公使矢野文雄在寫給本國的報告中，將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並列為「開新派」，即變法推進派，並表達對改革進展的期待。此外，在慈禧太后去世後不久出版的、可能是第一本用日語寫的慈禧太后評傳，作者是一位活躍於明治、大正時期的日本記者，書中對於慈禧太后的評價相當高。作者形容慈禧太后是一位「難得的女中豪傑」，天資聰穎，善於攏絡人心。「慈禧太后處於國勢轉變的重大關頭，從容地垂簾聽政，逐步調停滿漢矛盾，緩和新舊衝突，改革制度，整頓軍備，回收利權，還著手準備前所未有的憲政體制，重振垂死的大清帝國，展現猶如旭日再度升起的壯觀景象。慈禧太后的卓越才能與手腕，實為古今罕見」。
有別於對慈禧太后近乎激賞的好評，該書對其政敵康有為等激進改革派的評價則相當負面。作者認為改革派都是一群肆意妄為、空談誇口之輩，不顧國家的實力與情勢，妄圖進行變法，結果當然會失敗。慈禧太后彌補了這一點，她巧妙地平衡了新舊勢力和滿漢民族的矛盾，實現漸進式改革，這就是慈禧太后有功之處。事實上，對激進改革派（維新派）輕舉妄為的批判，以及對慈禧太后漸進改革的肯定，都是近年來重新解讀清末政治史的一個重要論點。本章將詳細闡述這一點，首先就從慈禧太后的成長經歷看起。
十八歲進宮
一八三五年鴉片戰爭前夕，慈禧太后出生於北京城內胡同的一角。本名杏貞、幼名蘭兒。其父惠徵是滿洲八旗（滿人部隊）名門葉赫那拉氏族人，曾歷任地方職務的中層官員。雖不是權貴，但也不貧寒。有人說她是山西省長治市一位貧困漢族農家的女兒，但這只是無根據的謠言之一。惠徵育有三子兩女，在慈禧太后入宮的次年去世。值得一題的是，慈禧太后的妹妹婉貞是第一代醇親王奕譞的正妻， 生下後來的光緒皇帝（在位期間一八七五―一九○八年）。
她被封為「孝欽顯皇后」，諡號「孝欽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配天興聖顯皇后」，之所以如此冗長，是因為每當宮中有喜慶便會為她的稱號加上兩個字。一般稱她為「慈禧皇太后」或「慈禧太后」。另有「西太后」的稱號是為了與另一位皇太后「東太后」（慈安皇太后，咸豐帝的皇后，一八三七―一八八一年）區分，根據其宮殿東西方位而稱。
慈禧太后自幼接受滿洲旗人的女子教育，學習詩文書畫。雖然不會說清朝的「國語」滿洲語，但能讀寫初級漢語，晚年也喜愛書法和繪畫。這些傳統教育為她日後成為最高掌權者並參與朝政，提供了重要的基礎知識。她曾在父親駐地山西省綏遠城（今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居住數年，但有關慈禧太后的童年資料幾乎全無，具體狀況仍不清楚。
在虛歲十八歲時，她參加了新帝咸豐皇帝（在位期間一八五○―一八六一年） 的后妃選拔，於一八五二年獲選入宮。就慈禧太后的出身和年齡來說，入宮之路可說是相當順利。清朝后妃制度由高至低依序為：皇后、皇貴妃、貴妃、妃、嬪、貴人、常在、答應。慈禧太后一入宮就是貴人，「蘭貴人」是她第一次出現在史書中的名字。後來升格為嬪，與咸豐皇帝誕下皇子後晉升為妃，最後封為貴妃。一八六一年咸豐皇帝逃難至熱河（今河北省承德市），於該地崩逝。她的親生兒子同治皇帝（在位期間一八六一―一八七五年）即位，慈禧太后成為皇太后。
辛酉政變
咸豐皇帝統治時期，正是清朝遭受內憂外患之時。內憂的是南方各省落入太平天國手中，清廷難以有效鎮壓。正規軍八旗和綠營（漢族部隊）戰鬥力薄弱，直到湖南曾國藩、安徽李鴻章的幫助下，叛亂之火才被撲滅。外患則指列強要求清朝開放對外貿易的壓力日增。英法兩國對《南京條約》簽訂後，清朝依舊排外的態度不滿，伺機透過更強硬的手段迫使其開放市場。
一八五六年，清朝官員逮捕了停泊在廣州港的英國籍「亞羅號」船員，英法以此為藉口，派兵直逼中國南方門戶「廣州」，逮捕兩廣總督葉名琛（一八○七―一八五九年），占領廣州城。之後，聯軍更將軍艦開至北京咽喉要地「天津」，向清廷施壓。最終於一八五八年簽訂《天津條約》，接受列強的要求，包括支付賠款、允許外國公使常駐北京、同意外國人在內地傳教等。但朝廷內部的主戰派並未收斂，次年當英法使節前來天津交換批准書時，遭清軍砲擊，再開戰端（第二次英法聯軍）。英法聯軍從天津進逼北京，最後攻占城內，燒毀著名的離宮圓明園。
這是清朝歷史上第一次有外國軍隊進入皇帝所在的北京。朝廷面臨前所未有的局面而陷入大混亂。咸豐皇帝從圓明園逃至熱河避難，委由留守北京的恭親王奕訢負責與英法談判。奕訢是道光皇帝（在位期間一八二○―一八五○年）的第六子，也是咸豐皇帝的弟弟，自幼才華洋溢。先帝道光皇帝在擬定密詔指定「奕詝（咸豐皇帝）」為繼承人時，特別註明「任命奕訢為親王」，意思是要奕訢輔佐新帝，這是從未有過的安排。
經恭親王與英、法、俄談判後，一八六○年秋簽訂《北京條約》，內容是補充並強化《天津條約》。恭親王在談判中展現的外交手腕，令他聲望大增，列強開始改變以往的強硬路線，轉而重視與清廷的合作。一八六一年，在恭親王主導下，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外交部的前身）。
正當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混亂平息之際，一八六一年八月，咸豐皇帝在避難地熱河駕崩，享年三十一歲。根據遺詔，由年僅六歲的載淳（同治皇帝）繼位，並由肅順（戶部尚書）等八位重臣，以及東、西兩位皇太后輔政。
然而，恭親王一派在議和過程崛起，與獲得先帝寵信、掌握實權的肅順等人之間出現權力緊張。肅順與其友好的怡親王戴垣、鄭親王端華一起主導先皇葬禮，並定新年號為「祺祥」。起初，恭親王展現出與肅順等八大臣合作的意願，但新政權一啟動，雙方的權力鬥爭就立刻表面化。慈禧太后便在此時展現出果斷與敏捷的行動。
按照中國傳統，當幼帝繼位時，其母皇太后可以作為攝政，輔佐政務。清朝也有先例，取代明朝號令天下的順治帝（在位期間一六四三―一六六一年）年幼，當時是由叔父多爾袞擔任攝政協助政務。不過，在此之前沒有皇太后「垂簾聽政」的情況，因此肅順等人強烈反對太后「垂簾聽政」。
「惡女」與「權臣」 導致王朝政治的末路 村田雄二郎
前 言
中國有「正史」的傳統，即統一國家的新王朝會編撰前朝的歷史。這種做法的目的是事後為王朝革命的正當化提供依據，但以歷史為政治的借鏡，也意味著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會依據其善惡與成敗來下判斷。進一步說，闡明王朝的興衰成敗，也暗含著勝者審判敗者的意味。《史記》是二十四史之首，其獨特之處在於描繪了一個多中心的世界觀，例如將非掌權者孔子的傳記與諸侯並列於「世家」中。不過，《漢書》以降的史書撰寫風格逐漸定型，開始以皇帝為中心的一元價值秩序來判斷人與事的善惡曲直。
清朝作為最後一個王朝，卻沒有留下正史（《清史》）。然而，即便到了中華民國時期（一九一二― 一九四九年），乃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一九四九年―），為了強調革命成功，仍延續了將前朝政權描繪為暗黑的「正史」風格。特別是本章所探討的時代，為中國對外關係發生重大變化，外交直接影響內政的時期。慈禧太后和袁世凱等政治領袖，比起內政上的「過失」，更因外交政策上的「失誤」而受到批評。這些批評常帶有濃厚的勸善懲惡的歷史觀，例如扼殺仿效歐美與日本的改革政策，是出於權力野心、殘暴、陰險或冷酷等性格特質。然而，自一九八○年代以降，那些由革命「成功者」為確保自身正當性而描繪的「暗黑」晚清政治史已開始發生變化。因為歷史人物的複雜性、多面性，以及保守與改革勢力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愛國（民族主義）」敘述的片面性等，都使得歷史評價的基準受到重新檢視。正如本章所指出的，過去被外界賦予負面形象與評價的慈禧太后和袁世凱等人也正在逐步修正中。事實上，可說是現代中國改革開放之源頭的清朝最後十年改革（新政），正是在慈禧太后的號令下，由袁世凱等漢族官僚主導推動的。儘管這場改革被認為不夠徹底或充分，但其效果撼動了統治體制的根基，最終導致清朝崩潰。這也為後世展現了歷史的悖論，王朝為深化改革而做出的努力，反而催生了王朝掘墓人，實際的結果與當初預想的目的完全相反。
慈禧太后（一八三五—一九○八年）
她是稀世惡女，還是有能力的改革者？
慈禧太后是一位在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初、清朝中國開始正式與近代世界接軌的關鍵時期，掌握實權長達四十七年的女性。她先是皇后，後來成為皇太后（皇帝的母親），是一位集大權於一身的女性獨裁者，與漢朝呂后（呂雉）、唐朝武則天並列為中國歷史上的三大惡女。從清朝的野史（民間史書）、通俗讀物、電影和戲劇中，我們可以看到其殘暴、惡毒的形象。然而，慈禧太后並不像呂后實行外戚政治，也不像武則天那樣進行「革命」、奪取皇位。雖然她確實會懲罰不合己意的官員和宦官，強勢排除政敵，但她親自賜死臣子的情況十分少見。至於一九○○年，在八國聯軍（庚子之亂）的動亂中，慈禧太后離開紫禁城時，將光緒皇帝最寵愛的珍妃推入井裡殺害的故事，也多半是後世的虛構與誇張，是否應將所有罪過推給慈禧太后一人，實在存疑。
總的說來，我們今天對慈禧太后的陰險、惡毒、殘暴、淫亂等負面形象，多半是反對勢力和後世史家附加上去的，必須大打折扣，不可照單全收。尤其是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流亡海外後的政治宣傳，刻意誇大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的矛盾，因此在作為歷史資料參考使用時，必須謹慎對待。
說到慈禧太后的政治手腕，確實在皇位更替和人事安排上霸道蠻橫。但從宏觀角度來看，她對晚清政治改革的支持和推動是無可置疑的。依結果來看， 拔擢李鴻章、袁世凱等人才，知人善任的整體方向是正確的。她不是一個與時代潮流背道而馳的「保守反動」或「攘夷排外」政治家。雖然她推動改革，但這並不意味著她身先士卒。若一味讚揚她讓中國邁入近代化的功績，未免太過偏頗。畢竟以她當時所處的環境和地位，要求她具備開創新時代的思想和理念， 無異是緣木求魚。慈禧太后一生所堅持的，是守護「祖宗」留下來的江山社稷這一傳統觀念，但時代並不允許社稷因循守舊。最終，作為最高掌權者的她，也不得不踏上改變「祖法」之路。
反觀同一時期的日本，對慈禧太后的評價卻出乎意料地高。例如，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期間，日本駐清公使矢野文雄在寫給本國的報告中，將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並列為「開新派」，即變法推進派，並表達對改革進展的期待。此外，在慈禧太后去世後不久出版的、可能是第一本用日語寫的慈禧太后評傳，作者是一位活躍於明治、大正時期的日本記者，書中對於慈禧太后的評價相當高。作者形容慈禧太后是一位「難得的女中豪傑」，天資聰穎，善於攏絡人心。「慈禧太后處於國勢轉變的重大關頭，從容地垂簾聽政，逐步調停滿漢矛盾，緩和新舊衝突，改革制度，整頓軍備，回收利權，還著手準備前所未有的憲政體制，重振垂死的大清帝國，展現猶如旭日再度升起的壯觀景象。慈禧太后的卓越才能與手腕，實為古今罕見」。
有別於對慈禧太后近乎激賞的好評，該書對其政敵康有為等激進改革派的評價則相當負面。作者認為改革派都是一群肆意妄為、空談誇口之輩，不顧國家的實力與情勢，妄圖進行變法，結果當然會失敗。慈禧太后彌補了這一點，她巧妙地平衡了新舊勢力和滿漢民族的矛盾，實現漸進式改革，這就是慈禧太后有功之處。事實上，對激進改革派（維新派）輕舉妄為的批判，以及對慈禧太后漸進改革的肯定，都是近年來重新解讀清末政治史的一個重要論點。本章將詳細闡述這一點，首先就從慈禧太后的成長經歷看起。
十八歲進宮
一八三五年鴉片戰爭前夕，慈禧太后出生於北京城內胡同的一角。本名杏貞、幼名蘭兒。其父惠徵是滿洲八旗（滿人部隊）名門葉赫那拉氏族人，曾歷任地方職務的中層官員。雖不是權貴，但也不貧寒。有人說她是山西省長治市一位貧困漢族農家的女兒，但這只是無根據的謠言之一。惠徵育有三子兩女，在慈禧太后入宮的次年去世。值得一題的是，慈禧太后的妹妹婉貞是第一代醇親王奕譞的正妻， 生下後來的光緒皇帝（在位期間一八七五―一九○八年）。
她被封為「孝欽顯皇后」，諡號「孝欽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崇熙配天興聖顯皇后」，之所以如此冗長，是因為每當宮中有喜慶便會為她的稱號加上兩個字。一般稱她為「慈禧皇太后」或「慈禧太后」。另有「西太后」的稱號是為了與另一位皇太后「東太后」（慈安皇太后，咸豐帝的皇后，一八三七―一八八一年）區分，根據其宮殿東西方位而稱。
慈禧太后自幼接受滿洲旗人的女子教育，學習詩文書畫。雖然不會說清朝的「國語」滿洲語，但能讀寫初級漢語，晚年也喜愛書法和繪畫。這些傳統教育為她日後成為最高掌權者並參與朝政，提供了重要的基礎知識。她曾在父親駐地山西省綏遠城（今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居住數年，但有關慈禧太后的童年資料幾乎全無，具體狀況仍不清楚。
在虛歲十八歲時，她參加了新帝咸豐皇帝（在位期間一八五○―一八六一年） 的后妃選拔，於一八五二年獲選入宮。就慈禧太后的出身和年齡來說，入宮之路可說是相當順利。清朝后妃制度由高至低依序為：皇后、皇貴妃、貴妃、妃、嬪、貴人、常在、答應。慈禧太后一入宮就是貴人，「蘭貴人」是她第一次出現在史書中的名字。後來升格為嬪，與咸豐皇帝誕下皇子後晉升為妃，最後封為貴妃。一八六一年咸豐皇帝逃難至熱河（今河北省承德市），於該地崩逝。她的親生兒子同治皇帝（在位期間一八六一―一八七五年）即位，慈禧太后成為皇太后。
辛酉政變
咸豐皇帝統治時期，正是清朝遭受內憂外患之時。內憂的是南方各省落入太平天國手中，清廷難以有效鎮壓。正規軍八旗和綠營（漢族部隊）戰鬥力薄弱，直到湖南曾國藩、安徽李鴻章的幫助下，叛亂之火才被撲滅。外患則指列強要求清朝開放對外貿易的壓力日增。英法兩國對《南京條約》簽訂後，清朝依舊排外的態度不滿，伺機透過更強硬的手段迫使其開放市場。
一八五六年，清朝官員逮捕了停泊在廣州港的英國籍「亞羅號」船員，英法以此為藉口，派兵直逼中國南方門戶「廣州」，逮捕兩廣總督葉名琛（一八○七―一八五九年），占領廣州城。之後，聯軍更將軍艦開至北京咽喉要地「天津」，向清廷施壓。最終於一八五八年簽訂《天津條約》，接受列強的要求，包括支付賠款、允許外國公使常駐北京、同意外國人在內地傳教等。但朝廷內部的主戰派並未收斂，次年當英法使節前來天津交換批准書時，遭清軍砲擊，再開戰端（第二次英法聯軍）。英法聯軍從天津進逼北京，最後攻占城內，燒毀著名的離宮圓明園。
這是清朝歷史上第一次有外國軍隊進入皇帝所在的北京。朝廷面臨前所未有的局面而陷入大混亂。咸豐皇帝從圓明園逃至熱河避難，委由留守北京的恭親王奕訢負責與英法談判。奕訢是道光皇帝（在位期間一八二○―一八五○年）的第六子，也是咸豐皇帝的弟弟，自幼才華洋溢。先帝道光皇帝在擬定密詔指定「奕詝（咸豐皇帝）」為繼承人時，特別註明「任命奕訢為親王」，意思是要奕訢輔佐新帝，這是從未有過的安排。
經恭親王與英、法、俄談判後，一八六○年秋簽訂《北京條約》，內容是補充並強化《天津條約》。恭親王在談判中展現的外交手腕，令他聲望大增，列強開始改變以往的強硬路線，轉而重視與清廷的合作。一八六一年，在恭親王主導下，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外交部的前身）。
正當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混亂平息之際，一八六一年八月，咸豐皇帝在避難地熱河駕崩，享年三十一歲。根據遺詔，由年僅六歲的載淳（同治皇帝）繼位，並由肅順（戶部尚書）等八位重臣，以及東、西兩位皇太后輔政。
然而，恭親王一派在議和過程崛起，與獲得先帝寵信、掌握實權的肅順等人之間出現權力緊張。肅順與其友好的怡親王戴垣、鄭親王端華一起主導先皇葬禮，並定新年號為「祺祥」。起初，恭親王展現出與肅順等八大臣合作的意願，但新政權一啟動，雙方的權力鬥爭就立刻表面化。慈禧太后便在此時展現出果斷與敏捷的行動。
按照中國傳統，當幼帝繼位時，其母皇太后可以作為攝政，輔佐政務。清朝也有先例，取代明朝號令天下的順治帝（在位期間一六四三―一六六一年）年幼，當時是由叔父多爾袞擔任攝政協助政務。不過，在此之前沒有皇太后「垂簾聽政」的情況，因此肅順等人強烈反對太后「垂簾聽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