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從漳州到蘇區〉
「一九三二年，江西的紅軍打進漳州時，我和十多個台籍學生到「第一軍團」政治部去報名，被採用後分配在政治部工作。二十天後，隨軍撤退，是年五月初抵達瑞金。我接著被派在列寧師範學校教書，校長是徐特立。六月，蘇區反帝大同盟召開代表大會時，我被選為執委，後來擔任主任。一九三四年一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我是唯一的台籍代表，我參加了主席團，並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
——蔡孝乾《訊問筆錄》（一九五○年八月十九日）」
蔡孝乾《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載稱，一九二八年八月下旬，他逃離台灣後來到漳州。但是，他在保密局一九五○年的「偵訊筆錄」與《自白書》卻稱，於一九二八年九月間潛往廈門，然後來到漳州。
彰化詩人陳虛谷〔一八九六—一九六五年〕說，蔡孝乾「被日本警察追捕逃亡廈門」，一度「生活無著」，而寫信給曾任上海「台灣人大會」執行委員的他求援。他雖是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總會理事，也是《臺灣民報》主要撰稿人，但生活費卻完全依靠父親供給，自己沒錢，於是就向父親說明事情原委，然後即刻把父親所給的一百圓寄給蔡孝乾。
王萬得《台共回憶錄》另據「潘欽信和洪朝宗」所言轉述，說蔡孝乾和洪朝宗、潘欽信、謝玉鵑等四人於一九二八年「九月中」坐船「到了廈門」，「蔡孝乾在當天就愴愴惶惶的離開廈門到漳州去了」。十月初，王萬得在上海見到了去向翁澤生匯報的洪朝宗。過了一、二天，他就和翁澤生隨同洪朝宗一道去廈門，詳細瞭解情況。翁澤生不認為蔡孝乾是個「膽小鬼」，過了一、二天，就自己一個人去漳州找他。而蔡孝乾已經由他「父親的好友」，在漳州的「地主政客」李山火介紹，在國民黨新編第四師師長張貞辦的訓政人員講習所當經濟學教師。然後，我們看到，晚年的王萬得對已經「變節」的蔡孝乾的「一九二八年十月」，做了不在現場的評述：「翁讓他回來做事。蔡怕的要死，不敢回台灣做事。蔡到漳州也不敢去和地下黨聯繫……翁從漳州回廈門後把這些情況和大家彙報了，大家一致同意把蔡拋在一邊不管了，由我們這些人來商量以後怎麼辦。」然而，《翁澤生傳》轉引的《王萬得回憶錄》卻謂，蔡孝乾面對翁澤生的質問，無奈地以「經濟因素」和「政治環境」為由辯解。其後，「心中產生了震動」的蔡孝乾，「經過一段時間的思想鬥爭」，又在漳州「繼續從事組織台籍學生開展革命活動的工作」〔頁一八九〕。
張貞是福建詔安人，一九一一年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支持台灣抗日運動，與漳州的台胞關係較密切。他認為「台灣原來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住民的大部分也是漢民族。所以中國國民黨對於漢土光復運動必定作指導援助」。蔡孝乾與張貞部營長的彰化同鄉黃南鵬（曾就讀南京東南大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十六期，參加丘念台在東京組織的抗日團體東寧學會）交情較深。但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後，張貞與漳州共產黨的關係十分緊張。漳州中共黨組織的工作任務之一，是在張貞部祕密發展黨的力量。
埃德加．斯諾也說，蔡孝乾到廈門後「在台灣黨的廈門支部工作」。一九二九年二月到漳州，在石碼中學當教員。但實際上，當時台共在廈門並無支部。
蔡孝乾的《訊問筆錄》與《自白書》又載，一九二八年十月間，他在漳州和劉月蟾結婚，先後在漳州女中〔龍溪女子中學〕和石碼中學找到教書的位置。在漳州的三年，他「一方面教書，一方面翻譯日本雜誌向上海刊物投稿」，維持「還算安適」的「小資產階級幸福的家庭生活」。同時，「在共黨關係上」，他還是「台共在閩南的負責人，擔任指導閩南台籍學生工作」。他在晚年回憶又寫道，他們「寄寓於城內東半後街枕頭巷」，上次到漳州時落腳的李山火辦事處〔施至善一家也住此處〕。「為了生活」，他「還在詔安當過一個短時期的公路工程處臨時職員」。他又透露說，當時「在廈門、漳州一帶，以公開職業掩護祕密身分，從事地下活動」，「主要任務是做台灣居民工作，尤其是學生工作」。
●台灣青年學生在閩南的反帝運動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記載，蔡孝乾在漳州期間，台灣青年學生在閩南地區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運動大致如下：
一九二九年，台灣青年蔣文來因「有共產黨員的嫌疑」而被漳州第四師拘禁。蔡孝乾與李山火、張炳煌（張克敏）等在漳台胞於十月五日召集數十名台灣學生商討救援辦法，決定組成團體，展開宣傳救援的運動。
同年年底，在上海因為「八一反戰鬥爭」被檢舉的台灣青年團領導者翁澤生出獄，為了廣泛擴大台灣青年團的組織，特別派遣原農組三大領袖之一的嘉義六腳籍幹部侯朝宗〔一九○五—一九六八年〕等人南下廈門，聯絡化名黃仲川或潘文川在當地活動的潘欽信〔一九○六—一九五一年〕和原籍彰化永靖的集美師範學校學生詹以昌〔一九○七—一九九六年〕等人，設置社會科學研究會，聯合各校的台灣學生會進行左傾的指導。
一九三○年二月，廈門地方的留集（集美學校）台灣學生會、同文台灣學生會和留漳台灣學生會等直接受蔡孝乾、施至善、陳新春等人指導，並與上海的林木順、翁澤生等人聯絡而傾向共產主義。以詹以昌、曹炯朴〔台中一中輟學生〕、施懷清〔施至善的兒子〕、王溪森等人為中心的學生會幹部又借著朝鮮人學生擴大組織的契機，組成閩南學生聯合會，研究社會科學，策劃反帝民族解放運動，呼籲「被壓迫的台灣民眾與革命的中國民眾共同起來，與日本帝國主義進行決死的鬥爭。」與此同時，漳州台灣解放運動犧牲者救援會成立，與島內的農民組合共同救援被檢舉的同志，並在上海台灣青年團援助下，舉辦救援台灣解放運動犧牲者遊藝大會，募集資金，進行宣傳鼓動。
遊藝會在李山火主持下正式進行，先是講述台灣革命運動的歷史與救援犧牲者的必要性，然後是音樂演奏、歌舞，演出以台灣民主國武裝抗日為題材的獨幕劇《殖民魂》，以及以一九二五年南投林圯埔農民抗爭的竹林事件為題材的話劇《血濺竹林》。遊藝會吸引不少觀眾，起到了很好的宣傳效果。救援會同時印製收錄了〈日本最近對台灣的暴壓政策〉、〈暴壓政策下的各階級民眾〉、〈島內各團體的鬥爭情勢〉、〈海外台灣青年的活動情勢〉與〈宣言〉等文的《台灣解放運動犧牲者救援大會特刊》約二千份，在漳州市內、上海、東京及島內各地散發。
〈宣言〉首先聲稱：「國際帝國主義的根本已經動搖。現在全世界弱小民族的革命運動已日漸熾熱。各帝國主義國家對弱小民族殖民地的彈壓也日益加重。因此，帝國主義國家與弱小民族間的鬥爭也日漸尖銳化。」然後列舉印度、朝鮮、土耳其與摩洛哥等弱小民族震驚世人的革命運動，以及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重壓下四百萬台灣民眾三十年來不落人後的民族解放運動。它強調，「隨著解放運動的犧牲者的增加，日本帝國主義對吾等犧牲者就越發施以慘無人道的毆打與拷問。另一方面又使入獄者的家族飢寒交迫、流離失所。其慘狀真是莫可名狀。」因此，「漳廈的台灣同胞組成救援台灣解放運動犧牲者遊藝會，將募得的錢贈給入獄的同志及其家族。一方面藉以撫慰入獄的同志及其家族，另一方面則激勵解放戰線上的鬥士，進而鞏固革命勢力，為將來的革命鬥爭而努力。」最後它呼籲「革命的同胞們」與「同志們」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將爆發，我等應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然後高呼：「中台的革命民眾團結起來！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團結起來！打倒國際帝國主義！擁護中國革命！台灣獨立成功萬歲！」等口號。
五月八日，閩南學生聯合會幹部詹以昌、曹炯朴、王溪森等人，以廈門留集學生會和中華中學台灣同學會為發起團體，給閩南各地中等以上學校發出倡議信，指出「我等海外的台灣青年身負特別重大的使命。要使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下的殖民地民眾與受列強帝國主義侵略的漢民族自覺其使命的重要性，且與身負同一使命僑居中國的台灣青年團結起來，努力達到我等偉大的歷史使命」。要完成這一使命，首先要「組成久已荒廢的閩南學生聯合會」。他們的倡議得到各校台灣學生的熱烈回應。六月一日，漳州第十一高中（施懷清）、第八中學、崇正中學、集美中學（詹以昌等三人）、中華中學（林樹勳等三人）、廈門中學等各校代表，由廈門中華中學林樹勳主持，召開第一次組織準備會，從中選出籌備委員，分派各校負責事務，並「決定以共產主義者潘欽信、陳新春為籌備會特別委員接受其指導」。同月五日召開第二次準備會。九日，在廈門中學禮堂祕密舉行成立大會，出席者除學生代表外，還有潘欽信、陳新春、盧丙丁等七名「指導者」。大會並發表成立宣言，呼籲「被壓迫的台灣民眾及革命的中國民眾要共同起來與日本帝國主義做決死的鬥爭」。
「一九三二年，江西的紅軍打進漳州時，我和十多個台籍學生到「第一軍團」政治部去報名，被採用後分配在政治部工作。二十天後，隨軍撤退，是年五月初抵達瑞金。我接著被派在列寧師範學校教書，校長是徐特立。六月，蘇區反帝大同盟召開代表大會時，我被選為執委，後來擔任主任。一九三四年一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我是唯一的台籍代表，我參加了主席團，並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
——蔡孝乾《訊問筆錄》（一九五○年八月十九日）」
蔡孝乾《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載稱，一九二八年八月下旬，他逃離台灣後來到漳州。但是，他在保密局一九五○年的「偵訊筆錄」與《自白書》卻稱，於一九二八年九月間潛往廈門，然後來到漳州。
彰化詩人陳虛谷〔一八九六—一九六五年〕說，蔡孝乾「被日本警察追捕逃亡廈門」，一度「生活無著」，而寫信給曾任上海「台灣人大會」執行委員的他求援。他雖是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總會理事，也是《臺灣民報》主要撰稿人，但生活費卻完全依靠父親供給，自己沒錢，於是就向父親說明事情原委，然後即刻把父親所給的一百圓寄給蔡孝乾。
王萬得《台共回憶錄》另據「潘欽信和洪朝宗」所言轉述，說蔡孝乾和洪朝宗、潘欽信、謝玉鵑等四人於一九二八年「九月中」坐船「到了廈門」，「蔡孝乾在當天就愴愴惶惶的離開廈門到漳州去了」。十月初，王萬得在上海見到了去向翁澤生匯報的洪朝宗。過了一、二天，他就和翁澤生隨同洪朝宗一道去廈門，詳細瞭解情況。翁澤生不認為蔡孝乾是個「膽小鬼」，過了一、二天，就自己一個人去漳州找他。而蔡孝乾已經由他「父親的好友」，在漳州的「地主政客」李山火介紹，在國民黨新編第四師師長張貞辦的訓政人員講習所當經濟學教師。然後，我們看到，晚年的王萬得對已經「變節」的蔡孝乾的「一九二八年十月」，做了不在現場的評述：「翁讓他回來做事。蔡怕的要死，不敢回台灣做事。蔡到漳州也不敢去和地下黨聯繫……翁從漳州回廈門後把這些情況和大家彙報了，大家一致同意把蔡拋在一邊不管了，由我們這些人來商量以後怎麼辦。」然而，《翁澤生傳》轉引的《王萬得回憶錄》卻謂，蔡孝乾面對翁澤生的質問，無奈地以「經濟因素」和「政治環境」為由辯解。其後，「心中產生了震動」的蔡孝乾，「經過一段時間的思想鬥爭」，又在漳州「繼續從事組織台籍學生開展革命活動的工作」〔頁一八九〕。
張貞是福建詔安人，一九一一年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支持台灣抗日運動，與漳州的台胞關係較密切。他認為「台灣原來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住民的大部分也是漢民族。所以中國國民黨對於漢土光復運動必定作指導援助」。蔡孝乾與張貞部營長的彰化同鄉黃南鵬（曾就讀南京東南大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十六期，參加丘念台在東京組織的抗日團體東寧學會）交情較深。但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後，張貞與漳州共產黨的關係十分緊張。漳州中共黨組織的工作任務之一，是在張貞部祕密發展黨的力量。
埃德加．斯諾也說，蔡孝乾到廈門後「在台灣黨的廈門支部工作」。一九二九年二月到漳州，在石碼中學當教員。但實際上，當時台共在廈門並無支部。
蔡孝乾的《訊問筆錄》與《自白書》又載，一九二八年十月間，他在漳州和劉月蟾結婚，先後在漳州女中〔龍溪女子中學〕和石碼中學找到教書的位置。在漳州的三年，他「一方面教書，一方面翻譯日本雜誌向上海刊物投稿」，維持「還算安適」的「小資產階級幸福的家庭生活」。同時，「在共黨關係上」，他還是「台共在閩南的負責人，擔任指導閩南台籍學生工作」。他在晚年回憶又寫道，他們「寄寓於城內東半後街枕頭巷」，上次到漳州時落腳的李山火辦事處〔施至善一家也住此處〕。「為了生活」，他「還在詔安當過一個短時期的公路工程處臨時職員」。他又透露說，當時「在廈門、漳州一帶，以公開職業掩護祕密身分，從事地下活動」，「主要任務是做台灣居民工作，尤其是學生工作」。
●台灣青年學生在閩南的反帝運動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記載，蔡孝乾在漳州期間，台灣青年學生在閩南地區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運動大致如下：
一九二九年，台灣青年蔣文來因「有共產黨員的嫌疑」而被漳州第四師拘禁。蔡孝乾與李山火、張炳煌（張克敏）等在漳台胞於十月五日召集數十名台灣學生商討救援辦法，決定組成團體，展開宣傳救援的運動。
同年年底，在上海因為「八一反戰鬥爭」被檢舉的台灣青年團領導者翁澤生出獄，為了廣泛擴大台灣青年團的組織，特別派遣原農組三大領袖之一的嘉義六腳籍幹部侯朝宗〔一九○五—一九六八年〕等人南下廈門，聯絡化名黃仲川或潘文川在當地活動的潘欽信〔一九○六—一九五一年〕和原籍彰化永靖的集美師範學校學生詹以昌〔一九○七—一九九六年〕等人，設置社會科學研究會，聯合各校的台灣學生會進行左傾的指導。
一九三○年二月，廈門地方的留集（集美學校）台灣學生會、同文台灣學生會和留漳台灣學生會等直接受蔡孝乾、施至善、陳新春等人指導，並與上海的林木順、翁澤生等人聯絡而傾向共產主義。以詹以昌、曹炯朴〔台中一中輟學生〕、施懷清〔施至善的兒子〕、王溪森等人為中心的學生會幹部又借著朝鮮人學生擴大組織的契機，組成閩南學生聯合會，研究社會科學，策劃反帝民族解放運動，呼籲「被壓迫的台灣民眾與革命的中國民眾共同起來，與日本帝國主義進行決死的鬥爭。」與此同時，漳州台灣解放運動犧牲者救援會成立，與島內的農民組合共同救援被檢舉的同志，並在上海台灣青年團援助下，舉辦救援台灣解放運動犧牲者遊藝大會，募集資金，進行宣傳鼓動。
遊藝會在李山火主持下正式進行，先是講述台灣革命運動的歷史與救援犧牲者的必要性，然後是音樂演奏、歌舞，演出以台灣民主國武裝抗日為題材的獨幕劇《殖民魂》，以及以一九二五年南投林圯埔農民抗爭的竹林事件為題材的話劇《血濺竹林》。遊藝會吸引不少觀眾，起到了很好的宣傳效果。救援會同時印製收錄了〈日本最近對台灣的暴壓政策〉、〈暴壓政策下的各階級民眾〉、〈島內各團體的鬥爭情勢〉、〈海外台灣青年的活動情勢〉與〈宣言〉等文的《台灣解放運動犧牲者救援大會特刊》約二千份，在漳州市內、上海、東京及島內各地散發。
〈宣言〉首先聲稱：「國際帝國主義的根本已經動搖。現在全世界弱小民族的革命運動已日漸熾熱。各帝國主義國家對弱小民族殖民地的彈壓也日益加重。因此，帝國主義國家與弱小民族間的鬥爭也日漸尖銳化。」然後列舉印度、朝鮮、土耳其與摩洛哥等弱小民族震驚世人的革命運動，以及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重壓下四百萬台灣民眾三十年來不落人後的民族解放運動。它強調，「隨著解放運動的犧牲者的增加，日本帝國主義對吾等犧牲者就越發施以慘無人道的毆打與拷問。另一方面又使入獄者的家族飢寒交迫、流離失所。其慘狀真是莫可名狀。」因此，「漳廈的台灣同胞組成救援台灣解放運動犧牲者遊藝會，將募得的錢贈給入獄的同志及其家族。一方面藉以撫慰入獄的同志及其家族，另一方面則激勵解放戰線上的鬥士，進而鞏固革命勢力，為將來的革命鬥爭而努力。」最後它呼籲「革命的同胞們」與「同志們」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將爆發，我等應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然後高呼：「中台的革命民眾團結起來！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團結起來！打倒國際帝國主義！擁護中國革命！台灣獨立成功萬歲！」等口號。
五月八日，閩南學生聯合會幹部詹以昌、曹炯朴、王溪森等人，以廈門留集學生會和中華中學台灣同學會為發起團體，給閩南各地中等以上學校發出倡議信，指出「我等海外的台灣青年身負特別重大的使命。要使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下的殖民地民眾與受列強帝國主義侵略的漢民族自覺其使命的重要性，且與身負同一使命僑居中國的台灣青年團結起來，努力達到我等偉大的歷史使命」。要完成這一使命，首先要「組成久已荒廢的閩南學生聯合會」。他們的倡議得到各校台灣學生的熱烈回應。六月一日，漳州第十一高中（施懷清）、第八中學、崇正中學、集美中學（詹以昌等三人）、中華中學（林樹勳等三人）、廈門中學等各校代表，由廈門中華中學林樹勳主持，召開第一次組織準備會，從中選出籌備委員，分派各校負責事務，並「決定以共產主義者潘欽信、陳新春為籌備會特別委員接受其指導」。同月五日召開第二次準備會。九日，在廈門中學禮堂祕密舉行成立大會，出席者除學生代表外，還有潘欽信、陳新春、盧丙丁等七名「指導者」。大會並發表成立宣言，呼籲「被壓迫的台灣民眾及革命的中國民眾要共同起來與日本帝國主義做決死的鬥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