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一九五○年六月，凌晨二時被捕（節錄）
就因為葉兄已被捕，「自新」不能考慮，怕跟他的口供不符。當年學期考試六月廿五日開始，參加考試可能被捕，所以決定考幾科算幾科。因《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連家也不能歸，怕連累家人。自五月三十日起，午前二點以前四處流浪。當時蚊子多，躲在病理教室前看書，實在被蚊子騷擾得有點煩、有點苦。
六月十五日中午石玉峰來，剛考完畢業考。以後才知他能到此無事，是王超倫擋下來的。他還沒有吃中飯，近下午二點，宿舍剩飯可以處理，我請廚房的師傅炒飯讓他吃。
「賣了《美術全集》和美樂達三．五相機得了四百元，準備今晚回家。」這時候石玉峰是如何我還不知道，一年難得幾次相遇，想不到這是他二、三年逃亡生活的開端。一九五三年三月他與吳東烈、陳榮添被槍決；陳榮添兄是借他的身分證，四條起訴，法官可能判十年，一再駁回，硬要他走馬場町。《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使人要絕情；我不敢回家，也許受這條例的嚇脅。
六月二十日，班上朋友照例送粽子。以前一餐吃四、五粒粽子不算稀奇。吃罷晚飯，心內正思策這個晚上如何度過，先回寢室看一點書。十八日錢寄來二百元，一百五十元給大妹，連日記包裝起來託她帶回去。還了福利部的錢，身邊只剩四十元。
當時心內是覺得對父母、一家人有內疚。一些事有機會也做交代。基本上還了福利社的賒帳，金錢上不欠任何人；道義上也不欠任何人。雖然有負師長、傅斯年校長他們的期望，這種事在這時代也是很平常的事；讀一些抗戰，日本占領香港、新加坡，與華僑及災民的遭遇一比，不過是小巫見大巫、大巫見小巫；看各人的處遇及運氣。例如一九四五年大轟炸，三月一日炸台南，有一位想跑到小公園東南那一鋼筋水泥半地上型的防空壕，人已擠滿了，他是硬被人推出去，沒有辦法他逃到約二十公尺東方的亭仔腳的柱子邊；結果防空壕中了五百公斤炸彈，全壕的人近一百人都死了，他毫髮無傷。
偶而我會想起一九四四年冬那盲卜者的一句如斬鐵一般：「庚寅官符」，父親自己替我算是如此，以後家人在民雄去問卜結果更肯定，雙重官符十三年。父親過世以前在家人前，對朋友也都無奈說一聲：「命也。」他似乎很少說我的過失。這是很簡單，他自己也坐牢拖累了一家人。甚至我想不考中學，買了《早稻田講義錄》開始準備；么妹出生後，父親運轉，經濟好轉，反而是父親迫我考中學。
六月二十日夜，我正剛要由房子出去，有人敲門，我心內怔了一下，不過腳步聲似乎是熟悉的，結果是老柯（柯賢清）。他自去日本歸來，走路好像跟以前不同，可能學人家走路；軍官左側帶刀，跨出右腳以後，左腳的走法有各人不同的微妙差異。老柯是有一點拖的氣味，不注意看不出來。
「出去走走吧！」他一進來就說。
看他的表情似乎有很多的事情要說，而我正有一個問題要請他幫忙。這就換上了長褲、襯衫，還穿上去年去台北監獄時買的皮靴。出了校門，兩個人還一直沉默。我們出了新公園，老柯先開口：「這些日子，許多人被捕了，也聽說一些人逃了，一些人不見了，一團亂糟糟的……我心內覺得有點莫名其妙的自危心態，好像去年的四六。」
柯兄與石玉峰一樣是中學同班以來的朋友，由導師指派去考過日本軍校；歸來一慢，就慢了一年，他在工學院電機系一直是最優秀的。他所謂自危，我也了解──只不過是由日本歸來帶了兩本河上肇的書。六月十五日那一天，石玉峰談過：「老柯是沒有問題了，太傑出、太銳利，人家反而不敢去碰他。」這些道理不一定在什麼時空都可以適用。郭琇琮就是他太出色，所以許多人都去爭取他。心內浮起那句：「塞翁失馬，禍福難知」。其實這句話也套不上。所以我似演舞台劇，慢慢地一個字一個字說。
「你不會有事的，老石就可能不同了。以後你回顧這幾年，會慢慢地找出其中道理。你了不起把那些帶著社會主義色彩的書燒掉；以後密告可能風行，可免惹些是非。目前你是不會有事。」我這麼說，他覺得太神奇，似話中有話。不過反正他知道我說話一向不會彎彎曲曲的。
「你自己呢？」他這麼一反問，就難交代了。我停下來在腦內稍做整理。
「我如能拖到這個月底沒有事，大概沒有事。」事實上拖不到半天，也不是對老朋友不老實。但事實如說出來了，萬一我出事，他反而會卡在那《肅清條例》的麻煩裡，那條例是要人絕情絕義的。而當時韓戰還沒有發生，中共是否渡海解放台灣還是未知數。六月十日吳石案判決，我知道的是內應之路已斷了一條。
當時已知道楊廷椅與葉兄被逮捕了，不馬上來抓我，可能是校長的好意；而且派人來暗示，要我自首。當時魏綸如兄與楊某同住，保密局去抓楊某，楊某不在，把他抓去保密局。後來傅校長保他出來，還考了六月十日的畢業考；而且來宿舍會我，告訴我葉兄已被捕。這就是傅校長叫他來的，不然以他的性格，不會攬上這種大的麻煩事，當時心內又感激也無奈。以後我們有賀年卡的往來，只是六十四年餘沒有見面了。
楊廷椅（老朱）可以說不知道我的現址，葉兄不能這麼說。而且國民黨的眼線四周埋伏，我沒有走，他們應該是知道的。我的呆望是考六月廿五日起到月底的期末考，這不過是對自己無策的一種妥協想法。以前日本特高、憲兵抓得那麼兇。一九四六年一月到三月，日本人歸去以前，把書排在路邊賣，馬克思、列寧、考茨基的書，全集之多，真是使我心中不解。我沒有經濟學的基礎，哲學對我不通，偶而也借來看看，沒有買。連《三民主義》、《北京好日》等一大堆。
我們再默默走入衡陽街的冰果室，又談了一些朋友的消息。那麼老實的李炎輝也被捕了。老柯還知道台南市也有一些人被捕，而後又談到時局的變化。
就因為葉兄已被捕，「自新」不能考慮，怕跟他的口供不符。當年學期考試六月廿五日開始，參加考試可能被捕，所以決定考幾科算幾科。因《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連家也不能歸，怕連累家人。自五月三十日起，午前二點以前四處流浪。當時蚊子多，躲在病理教室前看書，實在被蚊子騷擾得有點煩、有點苦。
六月十五日中午石玉峰來，剛考完畢業考。以後才知他能到此無事，是王超倫擋下來的。他還沒有吃中飯，近下午二點，宿舍剩飯可以處理，我請廚房的師傅炒飯讓他吃。
「賣了《美術全集》和美樂達三．五相機得了四百元，準備今晚回家。」這時候石玉峰是如何我還不知道，一年難得幾次相遇，想不到這是他二、三年逃亡生活的開端。一九五三年三月他與吳東烈、陳榮添被槍決；陳榮添兄是借他的身分證，四條起訴，法官可能判十年，一再駁回，硬要他走馬場町。《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使人要絕情；我不敢回家，也許受這條例的嚇脅。
六月二十日，班上朋友照例送粽子。以前一餐吃四、五粒粽子不算稀奇。吃罷晚飯，心內正思策這個晚上如何度過，先回寢室看一點書。十八日錢寄來二百元，一百五十元給大妹，連日記包裝起來託她帶回去。還了福利部的錢，身邊只剩四十元。
當時心內是覺得對父母、一家人有內疚。一些事有機會也做交代。基本上還了福利社的賒帳，金錢上不欠任何人；道義上也不欠任何人。雖然有負師長、傅斯年校長他們的期望，這種事在這時代也是很平常的事；讀一些抗戰，日本占領香港、新加坡，與華僑及災民的遭遇一比，不過是小巫見大巫、大巫見小巫；看各人的處遇及運氣。例如一九四五年大轟炸，三月一日炸台南，有一位想跑到小公園東南那一鋼筋水泥半地上型的防空壕，人已擠滿了，他是硬被人推出去，沒有辦法他逃到約二十公尺東方的亭仔腳的柱子邊；結果防空壕中了五百公斤炸彈，全壕的人近一百人都死了，他毫髮無傷。
偶而我會想起一九四四年冬那盲卜者的一句如斬鐵一般：「庚寅官符」，父親自己替我算是如此，以後家人在民雄去問卜結果更肯定，雙重官符十三年。父親過世以前在家人前，對朋友也都無奈說一聲：「命也。」他似乎很少說我的過失。這是很簡單，他自己也坐牢拖累了一家人。甚至我想不考中學，買了《早稻田講義錄》開始準備；么妹出生後，父親運轉，經濟好轉，反而是父親迫我考中學。
六月二十日夜，我正剛要由房子出去，有人敲門，我心內怔了一下，不過腳步聲似乎是熟悉的，結果是老柯（柯賢清）。他自去日本歸來，走路好像跟以前不同，可能學人家走路；軍官左側帶刀，跨出右腳以後，左腳的走法有各人不同的微妙差異。老柯是有一點拖的氣味，不注意看不出來。
「出去走走吧！」他一進來就說。
看他的表情似乎有很多的事情要說，而我正有一個問題要請他幫忙。這就換上了長褲、襯衫，還穿上去年去台北監獄時買的皮靴。出了校門，兩個人還一直沉默。我們出了新公園，老柯先開口：「這些日子，許多人被捕了，也聽說一些人逃了，一些人不見了，一團亂糟糟的……我心內覺得有點莫名其妙的自危心態，好像去年的四六。」
柯兄與石玉峰一樣是中學同班以來的朋友，由導師指派去考過日本軍校；歸來一慢，就慢了一年，他在工學院電機系一直是最優秀的。他所謂自危，我也了解──只不過是由日本歸來帶了兩本河上肇的書。六月十五日那一天，石玉峰談過：「老柯是沒有問題了，太傑出、太銳利，人家反而不敢去碰他。」這些道理不一定在什麼時空都可以適用。郭琇琮就是他太出色，所以許多人都去爭取他。心內浮起那句：「塞翁失馬，禍福難知」。其實這句話也套不上。所以我似演舞台劇，慢慢地一個字一個字說。
「你不會有事的，老石就可能不同了。以後你回顧這幾年，會慢慢地找出其中道理。你了不起把那些帶著社會主義色彩的書燒掉；以後密告可能風行，可免惹些是非。目前你是不會有事。」我這麼說，他覺得太神奇，似話中有話。不過反正他知道我說話一向不會彎彎曲曲的。
「你自己呢？」他這麼一反問，就難交代了。我停下來在腦內稍做整理。
「我如能拖到這個月底沒有事，大概沒有事。」事實上拖不到半天，也不是對老朋友不老實。但事實如說出來了，萬一我出事，他反而會卡在那《肅清條例》的麻煩裡，那條例是要人絕情絕義的。而當時韓戰還沒有發生，中共是否渡海解放台灣還是未知數。六月十日吳石案判決，我知道的是內應之路已斷了一條。
當時已知道楊廷椅與葉兄被逮捕了，不馬上來抓我，可能是校長的好意；而且派人來暗示，要我自首。當時魏綸如兄與楊某同住，保密局去抓楊某，楊某不在，把他抓去保密局。後來傅校長保他出來，還考了六月十日的畢業考；而且來宿舍會我，告訴我葉兄已被捕。這就是傅校長叫他來的，不然以他的性格，不會攬上這種大的麻煩事，當時心內又感激也無奈。以後我們有賀年卡的往來，只是六十四年餘沒有見面了。
楊廷椅（老朱）可以說不知道我的現址，葉兄不能這麼說。而且國民黨的眼線四周埋伏，我沒有走，他們應該是知道的。我的呆望是考六月廿五日起到月底的期末考，這不過是對自己無策的一種妥協想法。以前日本特高、憲兵抓得那麼兇。一九四六年一月到三月，日本人歸去以前，把書排在路邊賣，馬克思、列寧、考茨基的書，全集之多，真是使我心中不解。我沒有經濟學的基礎，哲學對我不通，偶而也借來看看，沒有買。連《三民主義》、《北京好日》等一大堆。
我們再默默走入衡陽街的冰果室，又談了一些朋友的消息。那麼老實的李炎輝也被捕了。老柯還知道台南市也有一些人被捕，而後又談到時局的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