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壹章—成長與就學
一、出生台南麻豆
1935年12月我出生在台南麻豆，那時候還是日本統治台灣的時代。我們家裡孩子共有六個男生，一個女生，我排行第二，上面有一個哥哥。
我家位在總爺糖廠（今台南市麻豆區）附近，糖廠旁邊有員工的宿舍，另一邊還有一個五分車車站，這個車站旁邊有一棟兩層樓高的樓房就是我們家。我爸爸的名字是陳士東，媽媽的名字是陳黃來朱。爸爸雖然不是糖廠職員，不過曾經在糖廠社區裡面開過雜貨店，隨後又把雜貨店從糖廠裡面遷出，在總爺車站旁邊開業。後來，我爸爸轉行從事承包電機工程的事業，在日本時代這叫做「請付」（營造商之意），他承包過高雄岡山機場與新竹機場電機工程，所以我有印象在小學暑假時曾經去新竹機場短暫居住過。因為承包電機工程的緣故，爸爸久久才會回家一次，雜貨店大多數時間都是我媽媽在顧店。在此同時，她又要照顧七個小孩，每天從早忙到晚像轉不停的陀螺一樣，由此可見她獨立堅強的本性。
二、戰時生活
我小學曾在麻豆小學校（今台南市麻豆區麻豆國民小學）就讀，當時小學校主要是供日本人就讀，每年都會有幾個台灣人考進去，我是其中之一，日本投降前接受兩年日式小學教育。在小學校三年級時，美軍開始空襲那時候是日本投降前日本殖民地的台灣，而總爺糖廠是美軍轟炸的主要目標之一。因為我們家在糖廠旁邊的緣故，所以在二次大戰期間有「疏開」（疏散之意）到鄉下。麻豆在日治時期是劃歸屬於曾文郡的轄區，而我們疏開回到北門郡的大灣（今台南市學甲區）與溪州（今台南市佳里區）相連的鄉下，那是我爸爸的「本居地」，感覺上比較安全。
戰爭期間，總爺糖廠與我們家，很幸運都沒有被轟炸到，倒是現在台南市佳里區的蕭壠糖廠（今台南佳里區蕭壠文化園區）曾經受到轟炸。從我們疏開所住的地方到蕭壠糖廠，那時候坐小火車差不多要坐半小時的路程，走路大概要一個多鐘頭，現在開車則只要十五分鐘。記得有一天下午，我跟三弟在我們家附近田園裡「灌肚猴」（灌蟋蟀），正巧有一架美軍B-29轟炸機低空飛過，駕駛員有看到我們，我們很怕立刻躲起來不敢出聲，等飛機離開之後，立刻快跑回家裡的防空壕避難。我們跑回家之後，大概再經過兩、三分鐘，就聽到外面的轟炸聲，眼睛看過去就是蕭壠糖廠被轟炸，那天感覺這條命好像是撿到的一樣。
我們疏散到鄉下，差不多有一到兩年的時間，因為不時有空襲發生，爸爸沒有工程可做，連我們學校也沒有正常上課，大多數的時間都是在家裡，請漢學老師來教三字經。記得家裡旁邊正巧有一條營頂溪經過，溪中的魚看起來都還很肥美健康，爸爸就想到在哪裡設立大漁網，又請人來幫忙抓魚，一方面供自己食用，另一方面又可以對外出售增加收入。
三、短暫的高雄經歷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我離開麻豆，轉學到佳里興國民學校（今台南市佳里區佳興國民小學）就讀，那時候從居住的地方走到學校，大概要三十幾分鐘路程。後來爸爸決定要到高雄發展，全家人也就跟著他前往高雄，我們一開始是居住在「入船町」，也就是現在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那裡，而我則轉學到大同國民學校（今高雄市新興區大同國民小學）。爸爸到高雄發展之初，主要是承包電機工程，只是當時在中國國民黨統治之下的台灣，已經跟日治時代不一樣了，承包的工程完工後，不但領不到工程款，還要去送紅包才能拿得到錢。爸爸就告訴我們說，在中國國民黨統治之下，這種工程不值得做。由於他本來就是農家子弟出身，在高雄大港埔（今高雄市新興區一帶）還有一些租用的田地，於是就轉業改為務農。
1947年，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當時我讀大同國小五年級。我們每天走路上學都會經過前金派出所，那時候被槍決後的屍體都放在派出所旁示眾，目的是要讓人民心生恐懼，不敢再對抗國民政府。我記得有一天，我爸爸騎腳踏車要載我回家，那台腳踏車是他剛買不久的「富士霸王號」，當時算是一部很好的腳踏車。當我們來到我家附近的憲兵隊時，他們竟然對我們開槍掃射，我們趕緊躲到旁邊的防空壕裡，等憲兵隊停火之後，我們走出防空壕時，發現腳踏車已經被搶走了。經過這一次危難之後，爸爸覺得繼續留在高雄並不安全。於是，決定搬回台南，同時把高雄的農地轉租給別人經營，拿回一點權利金之後，沒想到卻碰上政府推行「耕者有其田」政策。我們的土地被承租的農民占去，地目也被強行變更；而我們家在高雄的房子，原本是委託朋友代為管理，沒想到朋友搬進去後也不願意放手。最後，我們在高雄的土地與房子竟然就這樣全失去了。事後，有人就跟我爸爸開玩笑說：「士東伯，你如果繼續留在高雄沒有離開，你早就變成億萬富翁了。」其實，我並不覺得可惜，假使說家裡因為有房產而變得很富有，我們這些子弟大概都不會認真去讀書，搞不好最後都變成浪蕩子也說不定。
四、考上台南一中
我們從高雄搬回台南之後，一開始是住在總爺，爸爸就利用原來處分高雄農地所得到的權利金，轉到官田的南廍承租蓮花埤來經營。我們雖然與蓮花埤的所有人有親戚的關係，但是承租他們埤池的租金並不便宜。
爸爸回到台南之後，事業很快步上軌道，我們也就跟著搬回溪州，我在佳里興國民學校六年級就讀。佳里興國民學校算是一所鄉下的學校，而我的導師王炳焜先生比較年輕，由於他不是師範學校科班畢業的老師，所以他的教法比較不會受到傳統的限制，師生之間的互動也比較沒有隔閡。過去佳里興國民學校的畢業生，並沒有人考上台南一中初中部，因此在畢業之前，老師就鼓勵我們去參加台南一中初中部的入學考。我記得考試第一天，最先考試的科目是數學，老師非常關心我們考的怎麼樣，特別跟我對一對考題的答案，好像我每一題都答對，他就說這樣有希望喔！結果我真的如願通過入學考試，成為佳里興國民學校第一位考上台南一中的畢業生。我通過台南一中初中部的入學考，在我們鄉下這是一件大代誌，我記得特別清楚，入學考試結束後，當時老師還特別帶所有應考的學生去吃「肉粽」，應該是希望我們都考「中」吧！
我考上台南一中初中部之後，首先要克服的難題就是通學的交通問題。我從溪州到台南市的交通非常不便，必須先搭糖廠小火車從大灣坐到佳里，再轉小火車經過麻豆、總爺到隆田（舊名為番仔田），再轉台鐵大火車到台南市，這樣一趟來回需要五、六個鐘頭。為了讀書通勤的便利，我們家又搬回總爺糖廠那裡。由於我們家兄弟剛好都差三歲，所以我就讀台南一中初一時，大哥隆吉已經是台南一中高一的學生，每天早上差不多五點半母親就會叫我們起床，六點準備去搭火車上學，差不多八點十五分到八點半之間到達學校，初中時期照片由於上學時間非常緊迫根本來不及吃早餐，所以母親事先都會幫我們準備兩個便當，到了學校先吃第一個便當，中午再吃第二個便當。
我們從總爺通學搭糖廠的小火車所走的路徑，會先經過寮子廍、西庄（阿扁總統的老家），再來就是隆田，到隆田火車站需要再轉台鐵的大火車，最後才到台南市。自初一到高二我都是這樣忙碌通勤往返於學校與家裡之間，在交通上花費的時間差不多為五個鐘頭。每一天搭乘糖廠小火車與台鐵大火車通勤上班與上課的人很多，雖然那時候我的個子很矮總是被擠來擠去，但是我都能充分利用時間，在小火車上就把預先放在口袋內的英文單字小冊拿出來看。如果搭乘台鐵大火車運氣好遇到從嘉義或是新營上車的同學有位子可坐，於是兩個人的位置稍微擠一下就可以坐三個人，我找到位子坐就可以做數學習題。
就讀台南一中初中部時，學校並沒有公布考試的成績，我們並不知道自己的成績是好是壞？等到初三快要畢業之前，我才知道我是所有初中部學生的第一名，可以直接保送台南一中高中部。因為是初中部第一名畢業，取得保送高中的資格，個人知名度也隨之提升，所以高中一年級起同學們都選高中時期照片我當班長。每次升旗的時候，班長負責喊口令，前立法委員王金平與沈富雄等台南一中的學弟們，都有聽過我喊口令印象記憶深刻。另外，高中的時候我也代表參加所謂的「國語演講比賽」，一開始我並沒有獲獎，等到第二次參加校內比賽的時候，就獲得第一名，取得代表學校去參加全台南市比賽的資格，隨後又代表台南市參加全台灣的演講比賽。在我的印象中，假使演講比賽抽到反共八股的主題，我隨便拼湊都可以好好發揮，但是臨場抽到的演講題目是「我的勞動服務」等偏向生活化的題目，感到英雄無用武之地，因為沒什麼特別的經驗，反而不好發揮，當然最後的成績也不會太好。
一、出生台南麻豆
1935年12月我出生在台南麻豆，那時候還是日本統治台灣的時代。我們家裡孩子共有六個男生，一個女生，我排行第二，上面有一個哥哥。
我家位在總爺糖廠（今台南市麻豆區）附近，糖廠旁邊有員工的宿舍，另一邊還有一個五分車車站，這個車站旁邊有一棟兩層樓高的樓房就是我們家。我爸爸的名字是陳士東，媽媽的名字是陳黃來朱。爸爸雖然不是糖廠職員，不過曾經在糖廠社區裡面開過雜貨店，隨後又把雜貨店從糖廠裡面遷出，在總爺車站旁邊開業。後來，我爸爸轉行從事承包電機工程的事業，在日本時代這叫做「請付」（營造商之意），他承包過高雄岡山機場與新竹機場電機工程，所以我有印象在小學暑假時曾經去新竹機場短暫居住過。因為承包電機工程的緣故，爸爸久久才會回家一次，雜貨店大多數時間都是我媽媽在顧店。在此同時，她又要照顧七個小孩，每天從早忙到晚像轉不停的陀螺一樣，由此可見她獨立堅強的本性。
二、戰時生活
我小學曾在麻豆小學校（今台南市麻豆區麻豆國民小學）就讀，當時小學校主要是供日本人就讀，每年都會有幾個台灣人考進去，我是其中之一，日本投降前接受兩年日式小學教育。在小學校三年級時，美軍開始空襲那時候是日本投降前日本殖民地的台灣，而總爺糖廠是美軍轟炸的主要目標之一。因為我們家在糖廠旁邊的緣故，所以在二次大戰期間有「疏開」（疏散之意）到鄉下。麻豆在日治時期是劃歸屬於曾文郡的轄區，而我們疏開回到北門郡的大灣（今台南市學甲區）與溪州（今台南市佳里區）相連的鄉下，那是我爸爸的「本居地」，感覺上比較安全。
戰爭期間，總爺糖廠與我們家，很幸運都沒有被轟炸到，倒是現在台南市佳里區的蕭壠糖廠（今台南佳里區蕭壠文化園區）曾經受到轟炸。從我們疏開所住的地方到蕭壠糖廠，那時候坐小火車差不多要坐半小時的路程，走路大概要一個多鐘頭，現在開車則只要十五分鐘。記得有一天下午，我跟三弟在我們家附近田園裡「灌肚猴」（灌蟋蟀），正巧有一架美軍B-29轟炸機低空飛過，駕駛員有看到我們，我們很怕立刻躲起來不敢出聲，等飛機離開之後，立刻快跑回家裡的防空壕避難。我們跑回家之後，大概再經過兩、三分鐘，就聽到外面的轟炸聲，眼睛看過去就是蕭壠糖廠被轟炸，那天感覺這條命好像是撿到的一樣。
我們疏散到鄉下，差不多有一到兩年的時間，因為不時有空襲發生，爸爸沒有工程可做，連我們學校也沒有正常上課，大多數的時間都是在家裡，請漢學老師來教三字經。記得家裡旁邊正巧有一條營頂溪經過，溪中的魚看起來都還很肥美健康，爸爸就想到在哪裡設立大漁網，又請人來幫忙抓魚，一方面供自己食用，另一方面又可以對外出售增加收入。
三、短暫的高雄經歷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我離開麻豆，轉學到佳里興國民學校（今台南市佳里區佳興國民小學）就讀，那時候從居住的地方走到學校，大概要三十幾分鐘路程。後來爸爸決定要到高雄發展，全家人也就跟著他前往高雄，我們一開始是居住在「入船町」，也就是現在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那裡，而我則轉學到大同國民學校（今高雄市新興區大同國民小學）。爸爸到高雄發展之初，主要是承包電機工程，只是當時在中國國民黨統治之下的台灣，已經跟日治時代不一樣了，承包的工程完工後，不但領不到工程款，還要去送紅包才能拿得到錢。爸爸就告訴我們說，在中國國民黨統治之下，這種工程不值得做。由於他本來就是農家子弟出身，在高雄大港埔（今高雄市新興區一帶）還有一些租用的田地，於是就轉業改為務農。
1947年，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當時我讀大同國小五年級。我們每天走路上學都會經過前金派出所，那時候被槍決後的屍體都放在派出所旁示眾，目的是要讓人民心生恐懼，不敢再對抗國民政府。我記得有一天，我爸爸騎腳踏車要載我回家，那台腳踏車是他剛買不久的「富士霸王號」，當時算是一部很好的腳踏車。當我們來到我家附近的憲兵隊時，他們竟然對我們開槍掃射，我們趕緊躲到旁邊的防空壕裡，等憲兵隊停火之後，我們走出防空壕時，發現腳踏車已經被搶走了。經過這一次危難之後，爸爸覺得繼續留在高雄並不安全。於是，決定搬回台南，同時把高雄的農地轉租給別人經營，拿回一點權利金之後，沒想到卻碰上政府推行「耕者有其田」政策。我們的土地被承租的農民占去，地目也被強行變更；而我們家在高雄的房子，原本是委託朋友代為管理，沒想到朋友搬進去後也不願意放手。最後，我們在高雄的土地與房子竟然就這樣全失去了。事後，有人就跟我爸爸開玩笑說：「士東伯，你如果繼續留在高雄沒有離開，你早就變成億萬富翁了。」其實，我並不覺得可惜，假使說家裡因為有房產而變得很富有，我們這些子弟大概都不會認真去讀書，搞不好最後都變成浪蕩子也說不定。
四、考上台南一中
我們從高雄搬回台南之後，一開始是住在總爺，爸爸就利用原來處分高雄農地所得到的權利金，轉到官田的南廍承租蓮花埤來經營。我們雖然與蓮花埤的所有人有親戚的關係，但是承租他們埤池的租金並不便宜。
爸爸回到台南之後，事業很快步上軌道，我們也就跟著搬回溪州，我在佳里興國民學校六年級就讀。佳里興國民學校算是一所鄉下的學校，而我的導師王炳焜先生比較年輕，由於他不是師範學校科班畢業的老師，所以他的教法比較不會受到傳統的限制，師生之間的互動也比較沒有隔閡。過去佳里興國民學校的畢業生，並沒有人考上台南一中初中部，因此在畢業之前，老師就鼓勵我們去參加台南一中初中部的入學考。我記得考試第一天，最先考試的科目是數學，老師非常關心我們考的怎麼樣，特別跟我對一對考題的答案，好像我每一題都答對，他就說這樣有希望喔！結果我真的如願通過入學考試，成為佳里興國民學校第一位考上台南一中的畢業生。我通過台南一中初中部的入學考，在我們鄉下這是一件大代誌，我記得特別清楚，入學考試結束後，當時老師還特別帶所有應考的學生去吃「肉粽」，應該是希望我們都考「中」吧！
我考上台南一中初中部之後，首先要克服的難題就是通學的交通問題。我從溪州到台南市的交通非常不便，必須先搭糖廠小火車從大灣坐到佳里，再轉小火車經過麻豆、總爺到隆田（舊名為番仔田），再轉台鐵大火車到台南市，這樣一趟來回需要五、六個鐘頭。為了讀書通勤的便利，我們家又搬回總爺糖廠那裡。由於我們家兄弟剛好都差三歲，所以我就讀台南一中初一時，大哥隆吉已經是台南一中高一的學生，每天早上差不多五點半母親就會叫我們起床，六點準備去搭火車上學，差不多八點十五分到八點半之間到達學校，初中時期照片由於上學時間非常緊迫根本來不及吃早餐，所以母親事先都會幫我們準備兩個便當，到了學校先吃第一個便當，中午再吃第二個便當。
我們從總爺通學搭糖廠的小火車所走的路徑，會先經過寮子廍、西庄（阿扁總統的老家），再來就是隆田，到隆田火車站需要再轉台鐵的大火車，最後才到台南市。自初一到高二我都是這樣忙碌通勤往返於學校與家裡之間，在交通上花費的時間差不多為五個鐘頭。每一天搭乘糖廠小火車與台鐵大火車通勤上班與上課的人很多，雖然那時候我的個子很矮總是被擠來擠去，但是我都能充分利用時間，在小火車上就把預先放在口袋內的英文單字小冊拿出來看。如果搭乘台鐵大火車運氣好遇到從嘉義或是新營上車的同學有位子可坐，於是兩個人的位置稍微擠一下就可以坐三個人，我找到位子坐就可以做數學習題。
就讀台南一中初中部時，學校並沒有公布考試的成績，我們並不知道自己的成績是好是壞？等到初三快要畢業之前，我才知道我是所有初中部學生的第一名，可以直接保送台南一中高中部。因為是初中部第一名畢業，取得保送高中的資格，個人知名度也隨之提升，所以高中一年級起同學們都選高中時期照片我當班長。每次升旗的時候，班長負責喊口令，前立法委員王金平與沈富雄等台南一中的學弟們，都有聽過我喊口令印象記憶深刻。另外，高中的時候我也代表參加所謂的「國語演講比賽」，一開始我並沒有獲獎，等到第二次參加校內比賽的時候，就獲得第一名，取得代表學校去參加全台南市比賽的資格，隨後又代表台南市參加全台灣的演講比賽。在我的印象中，假使演講比賽抽到反共八股的主題，我隨便拼湊都可以好好發揮，但是臨場抽到的演講題目是「我的勞動服務」等偏向生活化的題目，感到英雄無用武之地，因為沒什麼特別的經驗，反而不好發揮，當然最後的成績也不會太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