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曾經以為可以不朽
有些人會用狗仔、蒼蠅、禿鷹、烏鴉、一窩蜂等詞來形容記者，其中多半已有負面評價。我當記者時，是一張白紙。如果要我形容，我會用「菜鳥」形容年輕時的自己。
我是心中沒有任何包袱的菜鳥記者。
菜鳥並不起眼，就是呆呆的，什麼都不懂，一整身的青澀。
記者才是重點。
當政治威權結束時，台灣社會彷彿被重重推了一把。一個踉蹌，不打折扣的民主就落在自己面前，記者成為站在第一線的真實見證者。
菜鳥記者心中沒有顏色，沒有立場。沒有主管的耳提面命，也沒有手機與社群媒體，只寫自己該寫的。
湛藍的天空飄來一朵朵白雲，時間在不經意間溜走，很快就天黑了。晚上回到報社動筆寫稿，才能讓記者的所聞所見，出現在明天的報紙上。
我是報紙培養出來的新聞記者，在報社工作十七年。記者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生活方式。因為之前有過兩年製作電視新聞專題的經驗，之後也曾經去雜誌媒體工作一年，我明白不同媒體的記者養成都不一樣。
無線老三台電視深入每個人的家庭，影響力最大，也因此受到嚴格的法規束縛，記者很難在政治議題上發揮。過去報導民進黨時，還曾稱之為「所謂的民進黨」。可見電視言論尺度限縮，記者只能蜻蜓點水。
雜誌編輯部負責設定議題，記者發揮的自由度自然受限。早期雜誌沒有「記者」職稱，一律稱為「編輯」，其實人早就已在新聞現場實際採訪。現在已有明確的頭銜與工作劃分，在外面負責採訪的，名片上就是「記者」的抬頭。
對我來說，報紙是非常特別的媒體。無論是早報、或是晚報，辦公室的主管雖然知道有些例行會議，卻不知道實際發生什麼狀況，以及新聞發展的程度。
新聞的重心全在記者身上，記者是報社最看重的角色。報社記者人數最多，自由度也較高。記者可以自己決定受訪對象，盡情去找報導素材，可能就是第二天的報紙頭題。報社是理想的組合，筆桿的世界，臥虎藏龍。
當我還是二十多歲的菜鳥記者時，最喜歡聽政治記者回憶戒嚴時的新聞故事。這些記者年齡約是大我五、六歲，或再多一些。記者因為跑政治路線，知道若干真相，卻無法直率地報導。當時政府機構不可能有發言人制度，記者只能私下尋覓可信的線人，也要避免自己變成炮灰。
那時的新聞學並不發達，沒什麼「民眾有知的權利」等新聞理論，對新聞記者的「第四權」也缺乏論述。
戒嚴時期的新聞記者必須審度時勢。曾有記者說，記者的工作主要就是「埋地雷」。意思是在字裡行間，以不經意的方式寫出真相。如果主管核稿時發現，等同計謀拆穿； 主管漏看的話，真相就可以公開一些些。
除了埋地雷外，若是採訪到一定不能見報的內容，有人會用筆名投稿黨外雜誌。時代使然，記者便在黨外雜誌匿名寫稿。
有些在官媒跑新聞的記者，還會把新聞內容提供給其他新聞同業。他們認為，新聞記者應該報導真實，既然自己的報紙無法刊登，至少新聞同業可以把事件的真實原委說分明。
我不記得具體案例，只記得這些記者說話時，一臉驕傲的表情。感覺得出，他們有一點自豪。新聞扭曲的時代已成過去，只留下記者無愧於心的回憶。
現在離那個言論控制的時代，已有四十年了，年輕記者可能不曾聽說這些，我自己也沒趕上那個時代，我是在解嚴前幾年加入媒體的。然而，戒嚴時期記者追求新聞真實那顆熾熱的心，依然可以感同身受。
台灣終於要結束黑色的新聞時代了。
寧靜的新聞蛻變
相較於嘶吼、奔跑、令人窒息的街頭群眾抗爭；解除對新聞管制的報禁解除，同樣影響千萬台灣人，卻顯得異常寧靜。
民國七十七（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中時》、《聯合》兩報的報紙頭條新聞， 依照正常慣例，刊登總統蔣經國的元旦賀詞。《中時》則在頭題旁，加上〈報禁今天解除〉的小幅報導，依然小心翼翼。
文中一開始就說：「從今天開始，實施三十多年的報紙登記限制與張數限制屆時解除，新聞局將接受報紙新設登記。」
這是台灣新聞自由劃時代的第一天。
此事起因於民國四十年六月十日，行政院發布命令，指出台灣省報紙、雜誌已達飽和點，開始限制報紙、雜誌、通訊社新設登記。民國四十四年依《戰時新聞用紙節約辦法》，規定張數不得超過一張半；民國五十六年時，放寬為兩大張半，後來再放寬為三大張。
報禁解除當天，讀者收到的報紙，從原來的三大張，增加為六大張。每一家營業報社都承諾，將提供更多、更好的內容。《中時》、《聯合》兩大報的壟斷局面也宣告結束。新報社陸續設立，激烈的新聞競爭即將上場。
新聞傳播學者紛紛提供新聞局建言。他們的建議是報紙張數無需設定上限，但需有下限。在自由競爭之下，不良的報紙將會自然淘汰。
解除戒嚴帶來報禁、黨禁與民眾集會結社的解禁。寧靜的報紙解嚴不如街頭抗爭，具有強烈的畫面感；卻是台灣另一場關鍵的民主轉型。
在新聞自由之前，民主自由正在同步醞釀。中國實施帝制數千年，近代台灣又經過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四十年戒嚴。台灣雖早有「福爾摩沙」的美稱，在政治上卻從未自由過。新聞記者得以親身見證，台灣如何走出政治桎梏，創造屬於台灣的民主自由。
解嚴後的台灣社會，一直有一股焦噪，急著尋找出口。位於台北市中心的中正紀念堂、國父紀念館廣場，經常有人潮聚集。群聚的民眾來自台灣各地，遊覽車就停在附近。
他們北上不是為緬懷革命先烈，而是來參與台北的街頭遊行。因為在台北，更有機會吸引新聞記者的注意。
記者因為新聞工作，能夠與台灣的民主脈動靠得更近。屬於台灣的新聞民主正在高壓中冒出嫩芽。我這個新聞菜鳥，也在台北街頭，開始自己的政治啟蒙。
政治組在《中國時報》被戲稱為「天下第一組」。傳統政治記者歷經地方政府、台灣省政府中興新村、立法院、行政院、國民黨中央黨部、總統府等重要路線磨練。在這些政治路線上，新聞記者接觸的，是台灣最有政治權力的人。
解嚴後，台灣出現另一條新的政治路線，主要是和政治受難者、政治失意者及理想主義者打交道，這就是我的新聞路線。台灣若能出現健康的政黨輪替，街頭運動者就有可能進入廟堂，這些事後來都在台灣出現了。
（未完）
有些人會用狗仔、蒼蠅、禿鷹、烏鴉、一窩蜂等詞來形容記者，其中多半已有負面評價。我當記者時，是一張白紙。如果要我形容，我會用「菜鳥」形容年輕時的自己。
我是心中沒有任何包袱的菜鳥記者。
菜鳥並不起眼，就是呆呆的，什麼都不懂，一整身的青澀。
記者才是重點。
當政治威權結束時，台灣社會彷彿被重重推了一把。一個踉蹌，不打折扣的民主就落在自己面前，記者成為站在第一線的真實見證者。
菜鳥記者心中沒有顏色，沒有立場。沒有主管的耳提面命，也沒有手機與社群媒體，只寫自己該寫的。
湛藍的天空飄來一朵朵白雲，時間在不經意間溜走，很快就天黑了。晚上回到報社動筆寫稿，才能讓記者的所聞所見，出現在明天的報紙上。
我是報紙培養出來的新聞記者，在報社工作十七年。記者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生活方式。因為之前有過兩年製作電視新聞專題的經驗，之後也曾經去雜誌媒體工作一年，我明白不同媒體的記者養成都不一樣。
無線老三台電視深入每個人的家庭，影響力最大，也因此受到嚴格的法規束縛，記者很難在政治議題上發揮。過去報導民進黨時，還曾稱之為「所謂的民進黨」。可見電視言論尺度限縮，記者只能蜻蜓點水。
雜誌編輯部負責設定議題，記者發揮的自由度自然受限。早期雜誌沒有「記者」職稱，一律稱為「編輯」，其實人早就已在新聞現場實際採訪。現在已有明確的頭銜與工作劃分，在外面負責採訪的，名片上就是「記者」的抬頭。
對我來說，報紙是非常特別的媒體。無論是早報、或是晚報，辦公室的主管雖然知道有些例行會議，卻不知道實際發生什麼狀況，以及新聞發展的程度。
新聞的重心全在記者身上，記者是報社最看重的角色。報社記者人數最多，自由度也較高。記者可以自己決定受訪對象，盡情去找報導素材，可能就是第二天的報紙頭題。報社是理想的組合，筆桿的世界，臥虎藏龍。
當我還是二十多歲的菜鳥記者時，最喜歡聽政治記者回憶戒嚴時的新聞故事。這些記者年齡約是大我五、六歲，或再多一些。記者因為跑政治路線，知道若干真相，卻無法直率地報導。當時政府機構不可能有發言人制度，記者只能私下尋覓可信的線人，也要避免自己變成炮灰。
那時的新聞學並不發達，沒什麼「民眾有知的權利」等新聞理論，對新聞記者的「第四權」也缺乏論述。
戒嚴時期的新聞記者必須審度時勢。曾有記者說，記者的工作主要就是「埋地雷」。意思是在字裡行間，以不經意的方式寫出真相。如果主管核稿時發現，等同計謀拆穿； 主管漏看的話，真相就可以公開一些些。
除了埋地雷外，若是採訪到一定不能見報的內容，有人會用筆名投稿黨外雜誌。時代使然，記者便在黨外雜誌匿名寫稿。
有些在官媒跑新聞的記者，還會把新聞內容提供給其他新聞同業。他們認為，新聞記者應該報導真實，既然自己的報紙無法刊登，至少新聞同業可以把事件的真實原委說分明。
我不記得具體案例，只記得這些記者說話時，一臉驕傲的表情。感覺得出，他們有一點自豪。新聞扭曲的時代已成過去，只留下記者無愧於心的回憶。
現在離那個言論控制的時代，已有四十年了，年輕記者可能不曾聽說這些，我自己也沒趕上那個時代，我是在解嚴前幾年加入媒體的。然而，戒嚴時期記者追求新聞真實那顆熾熱的心，依然可以感同身受。
台灣終於要結束黑色的新聞時代了。
寧靜的新聞蛻變
相較於嘶吼、奔跑、令人窒息的街頭群眾抗爭；解除對新聞管制的報禁解除，同樣影響千萬台灣人，卻顯得異常寧靜。
民國七十七（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中時》、《聯合》兩報的報紙頭條新聞， 依照正常慣例，刊登總統蔣經國的元旦賀詞。《中時》則在頭題旁，加上〈報禁今天解除〉的小幅報導，依然小心翼翼。
文中一開始就說：「從今天開始，實施三十多年的報紙登記限制與張數限制屆時解除，新聞局將接受報紙新設登記。」
這是台灣新聞自由劃時代的第一天。
此事起因於民國四十年六月十日，行政院發布命令，指出台灣省報紙、雜誌已達飽和點，開始限制報紙、雜誌、通訊社新設登記。民國四十四年依《戰時新聞用紙節約辦法》，規定張數不得超過一張半；民國五十六年時，放寬為兩大張半，後來再放寬為三大張。
報禁解除當天，讀者收到的報紙，從原來的三大張，增加為六大張。每一家營業報社都承諾，將提供更多、更好的內容。《中時》、《聯合》兩大報的壟斷局面也宣告結束。新報社陸續設立，激烈的新聞競爭即將上場。
新聞傳播學者紛紛提供新聞局建言。他們的建議是報紙張數無需設定上限，但需有下限。在自由競爭之下，不良的報紙將會自然淘汰。
解除戒嚴帶來報禁、黨禁與民眾集會結社的解禁。寧靜的報紙解嚴不如街頭抗爭，具有強烈的畫面感；卻是台灣另一場關鍵的民主轉型。
在新聞自由之前，民主自由正在同步醞釀。中國實施帝制數千年，近代台灣又經過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四十年戒嚴。台灣雖早有「福爾摩沙」的美稱，在政治上卻從未自由過。新聞記者得以親身見證，台灣如何走出政治桎梏，創造屬於台灣的民主自由。
解嚴後的台灣社會，一直有一股焦噪，急著尋找出口。位於台北市中心的中正紀念堂、國父紀念館廣場，經常有人潮聚集。群聚的民眾來自台灣各地，遊覽車就停在附近。
他們北上不是為緬懷革命先烈，而是來參與台北的街頭遊行。因為在台北，更有機會吸引新聞記者的注意。
記者因為新聞工作，能夠與台灣的民主脈動靠得更近。屬於台灣的新聞民主正在高壓中冒出嫩芽。我這個新聞菜鳥，也在台北街頭，開始自己的政治啟蒙。
政治組在《中國時報》被戲稱為「天下第一組」。傳統政治記者歷經地方政府、台灣省政府中興新村、立法院、行政院、國民黨中央黨部、總統府等重要路線磨練。在這些政治路線上，新聞記者接觸的，是台灣最有政治權力的人。
解嚴後，台灣出現另一條新的政治路線，主要是和政治受難者、政治失意者及理想主義者打交道，這就是我的新聞路線。台灣若能出現健康的政黨輪替，街頭運動者就有可能進入廟堂，這些事後來都在台灣出現了。
（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