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名字，沒有「我」
被逮捕後，羈押庭法官裁定羈押，進到看守所就穿上了囚衣，編號「111」，取代我的名字，代表「被告」。判刑之後，我又換了一個編號「2027」，代表「受刑人」。
沒有名字，沒有「我」。
從警局押解到看守所，或是從一個監所轉到另一個監所，新來的受刑人稱之為「新收」。不管從哪裡移到哪裡，只要是新收，進監第一步都要全身脫光光、拍照、檢查，一方面留下皮膚外傷紀錄，避免日後有刑求的爭議；另一方面是刺青部位紀錄，因為監所嚴格規定不可以刺青。
─ ◆─
那天和我一起進看守所的受刑人差不多十人，加上現場主管、執行人員、雜役，另一邊也蹲著約十多位剛從法院出庭回來的受刑人。現場人多，但聽不到吵雜聲。
「111 ！」主管叫號。
是叫我吧?!
「有！」短暫猶豫後，我趕快大聲答應，等主管下一個口令。
「報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
我如實報上。
「確認無誤，脫衣檢查！」
一名主管示意我走到另一名主管旁邊，該名主管要我將身上衣褲脫光。眾目睽睽下，儘管沒什麼人會盯著自己看，但就是感到尷尬與難堪。
接著，主管命令我彎腰，掰開屁股露出肛門，讓主管檢查肛門內有沒有藏東西，然後要我用力咳嗽三聲。
「嗽慢一點，嗽那麼快幹什麼?!」（臺語）主管喝斥，我只得再咳一次。
檢查完，還得指出身上所有刺青位置，一一拍照存檔。
「謝謝主管！」然後拿起衣物到旁邊把衣服穿上。那一刻，我不禁輕聲乾笑。
不，那不是笑，是無奈吧。光天化日下，眾人面前，這過程的感受只有兩個字形容：羞辱。總該要有一個可以擋的地方吧?!
驗尿也一樣，以前要在主管面前當場解尿。很久以後有人抗議，才加了屏風。
新收
進去之後所有生活用品都要自費購買，包括衛生紙、盥洗用品、衣褲、拖鞋、杯子、棉被、枕頭、草蓆、餐具⋯⋯等等。新收房會發一張物品清單，上面列了各項物品與價格，勾選後交給雜役，晚一些就會陸續取得這些物品，不過沒有辦法選廠牌。
家人有寄放一些錢讓我支付這些花費。有錢一點的人可以買電視、收音機，但是要入監一段時間之後，看級數才可以買，新收房不行。
禁見
若是小案子，基本上是先進新收房，再進一般房；像我這種重案犯，就會先去禁見房，一房通常關二至三人。禁見是看羈押庭決定要關多久，當年我禁見四個月，在裡面我還遇過一個人被禁見了一年半。
禁見期間不能寫信，不能會客，不能有任何通信聯絡，什麼都不行，只能接受律師會見（簡稱「律見」），可是律師只能就案件內容和我進行討論，不能委託他轉達任何心意給家人。我記得剛進禁見房時，天天用指甲在牆上刻畫記號，一筆一筆數著日子，那些日子其實蠻慘的。
剛進去看守所的時候，檢察官還會來關心，問我：「在監所裡面睡得好不好？」後來我才知道，他不是真的要關心我。
我要是跟他說睡得好，他就會說我冷血；要是說睡得不好，他就會說是因為良心不安，犯下這個事，所以睡不著。但他都不會想到，我是因為被冤枉才睡不著！
甚至有一次，檢察官還曾問我：「你睡覺有沒有被鬼壓床?!」
檢察官會透過很多靈異的事情，或是睡不安穩的事情，來加深判定我就是真的有做這件事情！
無止盡等待
出禁見房後，進新收房，過兩週轉被告房，就是一般舍房，接下來看判的刑期做分發，到被告房後就是無止盡等待律見、開庭的日子。被判無期或死刑，就會到監獄或重刑舍房，最後2011 年我就搬到重刑舍房。
遇到這個事情，我當然會很生氣，也常常在問自己，為什麼是我遇到，而不是別人？最開始的時候，我被陷害、被誤解、被困在這裡，我應該有五年多都在想這個問題：「為什麼郭俊偉要害我？」
想到郭俊偉，用臺語講就是「幹！」，明明我一個好好的人生，一通電話，就把自己的人生變成這樣！我失去了自由，失去了與家人共度的日子，失去了學廚藝的夢想。到最後，我甚至沒了「我」。
這個案子我沒有做。我不斷反問自己，從出生到二十歲有做什麼壞事嗎？就我知道的、記憶的，我沒有去做過什麼壞事啊，那我為什麼會遇到這個事情？為什麼是我被冤？
常常想，天天問，為了這個問題把自己逼得很緊，曾經有一個禮拜都沒辦法排便、睡覺。想到一切的一切，真的是鑽牛角尖。最終，還是想了個空白。
─ ◆─
有沒有想過放棄？當然有！從進去第一年到判決定讞，十一年的時間，無數庭期，每一次出庭都被問：「你有沒有殺人？」每一次出庭都要對不同的人回答同一個問題，重複前一審說過的那些話，讓我覺得很無奈，但又沒辦法抵抗。
從一開始講這句話時感受到滿滿的氣憤、悲傷，到最後就像講自己的名字、生日一樣，沒有感覺。回答跟不回答，解釋跟不解釋，結果都一樣，幹嘛那麼費力氣？
那時候我也會想說不如就去做器官捐贈，是不是我活著打冤案訴訟，法官會覺得我只是為了生存，一旦我死了，訴訟就沒有「生」的考量，這樣是不是比較容易得到平反？就像江國慶的案子，我會想效法他，也許死後比較容易被平反。捐出器官讓另外一個人代替我活下去，既然我在這個世界沒辦法得到公正，也許在另一個世界會得到公義。
我已經走到不知道路在哪裡，這條路真的看不到盡頭。
─ ◆─
2013 年，台灣冤獄平反協會接手後，有一次我跟執行長羅士翔講：「當這個案子真的遇到瓶頸的時候，可以放棄你就放棄，剩下的就你們去努力，然後我要先休息了。」
每一次出庭都要上戒具、除戒具、入舍房、再上戒具，每一次都要重述事件，再說那句：「我沒有殺人！」
說了千百遍，就是沒人要相信我，還會聽到一些法官、檢察官的奇怪猜測與論點，有時真讓我哭笑不得。加上律師費真的是很大的壓力，我要擔心家裡的經濟狀況，擔心家人為我受苦，也要擔心官司的狀況⋯⋯。
「我的心真的累了，倦了，厭了！」
被逮捕後，羈押庭法官裁定羈押，進到看守所就穿上了囚衣，編號「111」，取代我的名字，代表「被告」。判刑之後，我又換了一個編號「2027」，代表「受刑人」。
沒有名字，沒有「我」。
從警局押解到看守所，或是從一個監所轉到另一個監所，新來的受刑人稱之為「新收」。不管從哪裡移到哪裡，只要是新收，進監第一步都要全身脫光光、拍照、檢查，一方面留下皮膚外傷紀錄，避免日後有刑求的爭議；另一方面是刺青部位紀錄，因為監所嚴格規定不可以刺青。
─ ◆─
那天和我一起進看守所的受刑人差不多十人，加上現場主管、執行人員、雜役，另一邊也蹲著約十多位剛從法院出庭回來的受刑人。現場人多，但聽不到吵雜聲。
「111 ！」主管叫號。
是叫我吧?!
「有！」短暫猶豫後，我趕快大聲答應，等主管下一個口令。
「報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
我如實報上。
「確認無誤，脫衣檢查！」
一名主管示意我走到另一名主管旁邊，該名主管要我將身上衣褲脫光。眾目睽睽下，儘管沒什麼人會盯著自己看，但就是感到尷尬與難堪。
接著，主管命令我彎腰，掰開屁股露出肛門，讓主管檢查肛門內有沒有藏東西，然後要我用力咳嗽三聲。
「嗽慢一點，嗽那麼快幹什麼?!」（臺語）主管喝斥，我只得再咳一次。
檢查完，還得指出身上所有刺青位置，一一拍照存檔。
「謝謝主管！」然後拿起衣物到旁邊把衣服穿上。那一刻，我不禁輕聲乾笑。
不，那不是笑，是無奈吧。光天化日下，眾人面前，這過程的感受只有兩個字形容：羞辱。總該要有一個可以擋的地方吧?!
驗尿也一樣，以前要在主管面前當場解尿。很久以後有人抗議，才加了屏風。
新收
進去之後所有生活用品都要自費購買，包括衛生紙、盥洗用品、衣褲、拖鞋、杯子、棉被、枕頭、草蓆、餐具⋯⋯等等。新收房會發一張物品清單，上面列了各項物品與價格，勾選後交給雜役，晚一些就會陸續取得這些物品，不過沒有辦法選廠牌。
家人有寄放一些錢讓我支付這些花費。有錢一點的人可以買電視、收音機，但是要入監一段時間之後，看級數才可以買，新收房不行。
禁見
若是小案子，基本上是先進新收房，再進一般房；像我這種重案犯，就會先去禁見房，一房通常關二至三人。禁見是看羈押庭決定要關多久，當年我禁見四個月，在裡面我還遇過一個人被禁見了一年半。
禁見期間不能寫信，不能會客，不能有任何通信聯絡，什麼都不行，只能接受律師會見（簡稱「律見」），可是律師只能就案件內容和我進行討論，不能委託他轉達任何心意給家人。我記得剛進禁見房時，天天用指甲在牆上刻畫記號，一筆一筆數著日子，那些日子其實蠻慘的。
剛進去看守所的時候，檢察官還會來關心，問我：「在監所裡面睡得好不好？」後來我才知道，他不是真的要關心我。
我要是跟他說睡得好，他就會說我冷血；要是說睡得不好，他就會說是因為良心不安，犯下這個事，所以睡不著。但他都不會想到，我是因為被冤枉才睡不著！
甚至有一次，檢察官還曾問我：「你睡覺有沒有被鬼壓床?!」
檢察官會透過很多靈異的事情，或是睡不安穩的事情，來加深判定我就是真的有做這件事情！
無止盡等待
出禁見房後，進新收房，過兩週轉被告房，就是一般舍房，接下來看判的刑期做分發，到被告房後就是無止盡等待律見、開庭的日子。被判無期或死刑，就會到監獄或重刑舍房，最後2011 年我就搬到重刑舍房。
遇到這個事情，我當然會很生氣，也常常在問自己，為什麼是我遇到，而不是別人？最開始的時候，我被陷害、被誤解、被困在這裡，我應該有五年多都在想這個問題：「為什麼郭俊偉要害我？」
想到郭俊偉，用臺語講就是「幹！」，明明我一個好好的人生，一通電話，就把自己的人生變成這樣！我失去了自由，失去了與家人共度的日子，失去了學廚藝的夢想。到最後，我甚至沒了「我」。
這個案子我沒有做。我不斷反問自己，從出生到二十歲有做什麼壞事嗎？就我知道的、記憶的，我沒有去做過什麼壞事啊，那我為什麼會遇到這個事情？為什麼是我被冤？
常常想，天天問，為了這個問題把自己逼得很緊，曾經有一個禮拜都沒辦法排便、睡覺。想到一切的一切，真的是鑽牛角尖。最終，還是想了個空白。
─ ◆─
有沒有想過放棄？當然有！從進去第一年到判決定讞，十一年的時間，無數庭期，每一次出庭都被問：「你有沒有殺人？」每一次出庭都要對不同的人回答同一個問題，重複前一審說過的那些話，讓我覺得很無奈，但又沒辦法抵抗。
從一開始講這句話時感受到滿滿的氣憤、悲傷，到最後就像講自己的名字、生日一樣，沒有感覺。回答跟不回答，解釋跟不解釋，結果都一樣，幹嘛那麼費力氣？
那時候我也會想說不如就去做器官捐贈，是不是我活著打冤案訴訟，法官會覺得我只是為了生存，一旦我死了，訴訟就沒有「生」的考量，這樣是不是比較容易得到平反？就像江國慶的案子，我會想效法他，也許死後比較容易被平反。捐出器官讓另外一個人代替我活下去，既然我在這個世界沒辦法得到公正，也許在另一個世界會得到公義。
我已經走到不知道路在哪裡，這條路真的看不到盡頭。
─ ◆─
2013 年，台灣冤獄平反協會接手後，有一次我跟執行長羅士翔講：「當這個案子真的遇到瓶頸的時候，可以放棄你就放棄，剩下的就你們去努力，然後我要先休息了。」
每一次出庭都要上戒具、除戒具、入舍房、再上戒具，每一次都要重述事件，再說那句：「我沒有殺人！」
說了千百遍，就是沒人要相信我，還會聽到一些法官、檢察官的奇怪猜測與論點，有時真讓我哭笑不得。加上律師費真的是很大的壓力，我要擔心家裡的經濟狀況，擔心家人為我受苦，也要擔心官司的狀況⋯⋯。
「我的心真的累了，倦了，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