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未完的革命──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的誕生與摸索
深町英夫
前言
甲午戰爭爆發前夕的一八九四年夏，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正在首都北京的外港天津負責戰前準備的李鴻章，在幕僚的介紹之下，接見了一位年輕的訪客。在此之前，這位青年已提交了一份篇幅甚長的意見書，主張推動教育、農業、礦工業與商業的近代化。意見書提到，他出生並成長於廣東省香山縣， 曾前往海外留學，學習西方的語言與文化，並在香港取得英國醫師的行醫資格。他以自薦的方式，希望能被任用，從事農業振興的工作。這位身材矮小、皮膚略黑的年輕人，從清帝國最南端的廣東，跋涉約兩千多公里才抵達這裡。面對這名青年，早已年過七十、身材高大的北方人李鴻章問道：
「你叫什麼名字？」
“Sun Man.”
李鴻章的幕僚早已先向他稟報，這位青年的名字是「孫文」。在作為帝國官僚通用語、以北方漢語為基礎的「官話」中，「文」字讀作wen。但是，這名青年卻以廣東話腔這種邊陲方言，將「文」讀成man。年輕時便通過科舉考試最高等級「進士」考試的李鴻章，對於眼前這位似乎只學過夷狄語言與技術的求職者，感到十分無奈，他說道：
「連官話也不會，還想怎麼成為官員？」
李鴻章端起茶杯，遞向孫文，這是「你可以走了」的暗示。李鴻章的部下見狀便大喊「送客」。被迫離開的青年，就在離身之際，仍果敢地拋下一句話：
「清朝腐敗，李鴻章又是官僚習氣。看來非推翻不可。」
這位被李鴻章拒於門外的青年，他就是孫文，放棄了被朝廷任用的希望，轉而開始推動革命，次年，他在廣州發動了第一次武裝起義。
這是一則廣為流傳的逸聞，但與史實並不相符。實際上，正值開戰在即，政務繁忙的李鴻章，無睱接見一名沒沒無聞的西醫。孫文在未能得到接見的情況下離開天津，他傾盡全力所寫的意見書，最終也只刊載在上海的教會雜誌《萬國公報》上。李鴻章與孫文並未真正會面，這場「相遇」最終只是擦身而過。
善於使用「語言」之人
這則逸聞仍具有象徵性的意義，那就是兩人之間並未形成真正的對話。換言之，李鴻章聽不懂孫文的「語言」。不過，這並非單純的語言能力問題，因為清朝官僚之中，也不乏不精通官話的南方人士。比方說，在討論義和團該如何處置的御前會議上，大理寺少卿（相當於最高法院副長官）的張亨嘉因為是福建人，口音濃重又情緒緊張，使得發言難以被理解。與其說是語言本身的障礙，不如說「語言」的價值觀差異，才是阻礙李鴻章與孫文對話的關鍵，這正是這則逸聞的重要含意。
一方是支撐著衰敗王朝根基的權勢官僚，另一方是日後催生共和國、被稱為「國父」的革命家，其實兩人都知道引進近代科學技術的必要性，但其最終目的卻根本不同。對李鴻章而言，重點在於維持以科舉、經典、文言文為象徵的傳統統治機構，以及與這個統治機構表裡相生的儒家價值與秩序；但對孫文來說，則是希望透過從英語吸收的近代西洋文明，使中國人（狹義來說是漢人）成為先進國的國民。簡言之，兩人之間的根本差異，在於所要守護的對象究竟是王朝，還是民族。
在上述逸聞發生六年後的一九○○年，兩人還曾再次「差點相遇」，但最終仍是擦身而過，原因依舊在於他們分屬不同的世界。孫文出生及成長於距離舊體制最遙遠的環境之中，並將一生投注於建立取而代之的新體制的革命運動，為此他總是不斷地尋求與各式各樣的人物、團體與勢力合作，持續發出參與革命、協助革命的「語言」。對於無法依附既有權力與權威的孫文來說，這種屬於他自己的「語言」， 正是他唯一的武器。
孫文在三十餘年的革命運動中，總是依對象不同選擇適當的「語言」，也就是「因人說法」。他運用的多種多樣「語言」的累積，最終結晶為所謂的「孫文思想」，正體現了他宛如「十一面觀音」多重而立體的人物形象，其中映照的，正是他一生中交織而成的複雜且多層次的人際關係。
苦難的時代
甲午戰敗不久後的一九○○年，義和團戰爭爆發，首都北京慘遭八國聯軍蹂躪，次年簽署《北京議定書》（《辛丑和約》），中國與十一國議和，由此進入苦難的二十世紀。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二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最後一個王朝「清朝」，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隨之誕生。催生中華民國的動力， 源於對抗列強壓力、維持獨立與統一的近代民族國家之強烈追求。然而，新國家的體制根基不穩，反而在歷經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逐漸陷入分裂與混亂。
本章將以孫文為核心，透過參與、協助或對抗其革命運動的國內外人物群像，描繪中國在此時期的摸索歷程。自一八九○年代至一九二○年代，孫文一直處於中國政界的邊緣位置，但是他在晚年提出的黨國體制（party-state regime）構想，卻在其身後由繼承者加以實現，而且進一步由國民黨承繼至共產黨，延續至今日。這個新時代的開創者孫文，正是本章的主角。
孫文（一八六六—一九二五年）
一、異端者
養育者
在年輕時期的孫文人生道路上，有三位人物對他產生極為深刻的影響，可謂其「養育之親」，但他們都不是被稱為士大夫的正統中國知識分子。
第一位是大他十二歲的長兄孫眉。父親孫觀林是廣東省香山縣翠亨村的貧農，與妻子楊氏育有三子三女（其中兩人早逝），僅能勉強維持家計，而長兄在外出謀生的夏威夷獲得成功。一八七九年孫眉將十二歲的孫文接到檀香山，先讓孫文進入英國國教會體系的伊奧拉尼書院，接著又轉入美國公理會體系的歐胡學院。雖然孫文在家鄉私塾曾接受一些傳統教育，但這段經歷讓他成為一名以英語學習近代學術知識的知識分子，與傳統中國的士大夫路線完全不同。
然而在此過程中，讓孫文與孫眉開始出現了裂痕。這些學校都會教導聖書學習與祈禱，少年孫文因而逐漸被基督教所吸引，這讓未受過完整教育、深受中國傳統價值觀影響的孫眉十分不悅，由於反對孫文受洗，最後甚至於一八八三年將孫文送回故鄉。
但已深受基督教影響的孫文，對傳統中國的迷信益發反感，他破壞了村民信仰中心北帝廟神像，隨後逃往英屬殖民地香港，再度進入實施西式教育的學校就讀， 並最終在此接受洗禮。對此，孫眉似乎也只能接受現實，仍繼續資助孫文學費，孫文也得以進入國教會體系的拔萃書室，以及香港政廳設立的中央書院，之後又進入由美國人在廣州設立的博濟醫院附設醫學院學習。在此期間，他似乎也透過家庭教師的指導，努力鑽研中國傳統學術。
一八八七年，孫文遇見了第二位有「養育之親」的人物。孫文以第一期學生的身分，進入由英國留學歸來的醫師兼律師何啟在香港創立的西醫書院。何啟透過英語掌握近代學術知識，更主張以此推動中國近代化，並提升英屬殖民地華人的社會地位，且在各個領域實踐自己的理想。因此，雖然何啟只年長孫文七歲，仍成為其重要榜樣，終其一生都是孫文的強力後盾。
實際負責西醫書院醫學教育的，是何啟的學友蘇格蘭籍醫師詹姆斯．康德黎（James Cantlie），他也是孫文第三位「養育之親」的人物。在康德黎的指導下，孫文漸漸嶄露頭角，一八九二年以最優秀的成績，成為當年唯二的畢業生之一。康德黎向西醫書院贊助者李鴻章推薦這位愛徒，得到李鴻章同意任用孫文後，他便帶著孫文前往廣州，試圖取得前往北京任官的許可。但此事因李鴻章之兄、兩廣總督李瀚章的阻撓而未能實現。如果孫文得以前往北京任官，或許李鴻章就會成為孫文第四位「養育之親」的人物。
最終，孫文先在澳門擔任醫師，到了一八九三年，將活動據點移至廣州。由
於他在這兩座都市的行醫表現風評極佳，雖不同於傳統士大夫的成名途徑，卻也逐漸聲名遠播，可以說不負三位「養育之親」對他的期待。然而，作為醫師所獲得的聲望並未使孫文感到滿足，次年他便採取了在當時可謂相當冒進的行動，那就是「上書李鴻章」。此舉正是他內心的政治抱負的具體表現，在珠江三角洲度過青年時期的孫文，透過與朋友的交流，其政治野心早已膨脹到難以壓抑的程度。
惡友
二十幾歲的孫文，經常與一群和其出身、經歷相近的青年共同行動。早在一八九○年代初期，他就與香港西醫書院的學友、基督徒陳少白，以及曾就讀廣州算學館的尢列、楊鶴齡，組成討論革命的沙龍，自稱「四大寇」。此後，時而加入的還有與孫文一起在翠亨村破壞神像、接受洗禮，後來成為電信技師的陸皓東，以及在博濟醫院附設醫學院就讀、同為基督徒的鄭士良。究竟是這些人讓孫文成為大逆不道的反叛者，還是孫文引領他們踏上一條危險之路，實在難以定論。
這些出身珠江三角洲的青年，皆與傳統士大夫不同，而是接受了西式教育、且未參加科舉。就這個意義上，他們可視為何啟的「後輩世代」，也都期望中國能夠早日近代化與提升華人社會地位，但他們的民族意識卻迅速走向政治上的激進化。推動這一變化的，是對列強步步進逼的強烈危機感。據說，一八八四年清法戰爭期間，香港發生暴動，成為促使孫文立志從事革命運動的重要契機。
不過，他們並未將仇恨指向作為自身知識與技術來源的西方列強，而是將危機的根源歸咎於清朝的腐敗、墮落，並認為其根本原因在於，本應文明開化的漢人，被野蠻的滿洲人統治。這種將岌岌可危的主體視為「民族」而非「王朝」的思想，其源頭可追溯至清朝初期漢人對滿洲統治的抵抗運動，並在華南地區不時出現高舉「反清復明」的會黨，即祕密結社組織。「反清復明」的思想後來又被太平天國的「滅滿興漢」論述所承繼，其創始者洪秀全成為「四大寇」崇拜的偶像。此外，鄭士良與尢列則隸屬於三合會（天地會）這一會黨組織。
一八九三年，孫文在廣州提出成立「興中會」的構想，並主張以「驅除韃虜（對滿洲人的蔑稱）， 恢復中華」為宗旨，尢列、鄭士良、陸皓東等人表示贊同。次日，尢列趕赴香港，告知某位人士有關興中會之事，並獲得對方支持。此人就是楊衢雲，出身於自檳城回國的華僑家庭、在香港沙宣洋行擔任副經理，並主持名為「輔仁文社」的革命沙龍。該團體聚集許多與孫文有相近背景與經歷的新興青年知識分子，例如出身於雪梨會黨之家、信奉基督教、曾就讀香港中央書院的謝纘泰等。正當孫文即將踏入革命行動之際，他卻在一八九四年試著向李鴻章上書，這一舉動實在令人費解。或許他仍對那位有可能成為自己第四位「養育之親」的權勢官僚寄予最後一絲希望，結果還是以失敗告終，這也成為推動他徹底踏上革命之路的關鍵。就這層意義而言，本章開頭提及的逸聞，雖然與史實不盡相符，卻反映出了歷史的某個真實面向。
孫文離開天津之後，前往可稱為其第二故鄉的夏威夷。在此，他首次為了爭取革命運動的支持者，展開以言辭說服為手段的行動。他在檀香山召集贊同革命的華僑，組成興中會，還於章程中疾呼祖國正面臨的危機，「堂堂華國，不齒於列邦；濟濟衣冠，被輕於異族。……強鄰環列，……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在興中會組成的前一年，美國人推翻了卡美哈梅哈王朝，而這場「夏威夷革命」也威脅了華僑在當地社會的地位。約一百三十名的會眾宣誓「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明確表達了推翻滿洲王朝、建立漢人共和國的決心。他們將在甲午戰爭屈於劣勢的祖國，投射到夏威夷王國的命運之上，也接受孫文的論點，認為造成危機的原因是滿洲人的統治失靈。他的兄長孫眉也是會眾之一。在茂宜島卡胡盧伊擁有龐大勢力的孫眉自告奮勇，擔任該地的興中會分會會長，甚至變賣家畜所得的款項全數資助在孫文的革命事業。
一八九五年，孫文返回香港，召集陸皓東、鄭士良、陳少白、尢列、楊鶴齡等「惡友」，以及輔仁文社的楊衢雲、謝纘泰等人，再度組織興中會，並宣誓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為目標，他們隨即策劃在廣州發動武裝起義，而於此時擔任顧問的，正是當時出任香港立法局議員的何啟。何啟不僅未反對愛徒轉變路線，反而積極地給予支援。與其說這是孫文說服了師長，不如說是弟子日益激進的行動，反而促使師長將自身的政治立場推向更尖銳的方向。
不過，這場企圖動員三合會等會黨、以占領廣州為目標的起義計畫，因情報外洩與聯絡失誤而迅速失敗，陸皓東在廣州被清朝政府逮捕並處決。對於陸皓東而言，那位逃亡香港、從此踏上漫長流亡生涯的孫文，是否應稱為「惡友」，或許值得商榷。然而，孫文對這位自幼結交、最後卻走向不同命運的摯友之死，很可能是促使他決定終身投身革命、持續推動革命運動的關鍵契機。
深町英夫
前言
甲午戰爭爆發前夕的一八九四年夏，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正在首都北京的外港天津負責戰前準備的李鴻章，在幕僚的介紹之下，接見了一位年輕的訪客。在此之前，這位青年已提交了一份篇幅甚長的意見書，主張推動教育、農業、礦工業與商業的近代化。意見書提到，他出生並成長於廣東省香山縣， 曾前往海外留學，學習西方的語言與文化，並在香港取得英國醫師的行醫資格。他以自薦的方式，希望能被任用，從事農業振興的工作。這位身材矮小、皮膚略黑的年輕人，從清帝國最南端的廣東，跋涉約兩千多公里才抵達這裡。面對這名青年，早已年過七十、身材高大的北方人李鴻章問道：
「你叫什麼名字？」
“Sun Man.”
李鴻章的幕僚早已先向他稟報，這位青年的名字是「孫文」。在作為帝國官僚通用語、以北方漢語為基礎的「官話」中，「文」字讀作wen。但是，這名青年卻以廣東話腔這種邊陲方言，將「文」讀成man。年輕時便通過科舉考試最高等級「進士」考試的李鴻章，對於眼前這位似乎只學過夷狄語言與技術的求職者，感到十分無奈，他說道：
「連官話也不會，還想怎麼成為官員？」
李鴻章端起茶杯，遞向孫文，這是「你可以走了」的暗示。李鴻章的部下見狀便大喊「送客」。被迫離開的青年，就在離身之際，仍果敢地拋下一句話：
「清朝腐敗，李鴻章又是官僚習氣。看來非推翻不可。」
這位被李鴻章拒於門外的青年，他就是孫文，放棄了被朝廷任用的希望，轉而開始推動革命，次年，他在廣州發動了第一次武裝起義。
這是一則廣為流傳的逸聞，但與史實並不相符。實際上，正值開戰在即，政務繁忙的李鴻章，無睱接見一名沒沒無聞的西醫。孫文在未能得到接見的情況下離開天津，他傾盡全力所寫的意見書，最終也只刊載在上海的教會雜誌《萬國公報》上。李鴻章與孫文並未真正會面，這場「相遇」最終只是擦身而過。
善於使用「語言」之人
這則逸聞仍具有象徵性的意義，那就是兩人之間並未形成真正的對話。換言之，李鴻章聽不懂孫文的「語言」。不過，這並非單純的語言能力問題，因為清朝官僚之中，也不乏不精通官話的南方人士。比方說，在討論義和團該如何處置的御前會議上，大理寺少卿（相當於最高法院副長官）的張亨嘉因為是福建人，口音濃重又情緒緊張，使得發言難以被理解。與其說是語言本身的障礙，不如說「語言」的價值觀差異，才是阻礙李鴻章與孫文對話的關鍵，這正是這則逸聞的重要含意。
一方是支撐著衰敗王朝根基的權勢官僚，另一方是日後催生共和國、被稱為「國父」的革命家，其實兩人都知道引進近代科學技術的必要性，但其最終目的卻根本不同。對李鴻章而言，重點在於維持以科舉、經典、文言文為象徵的傳統統治機構，以及與這個統治機構表裡相生的儒家價值與秩序；但對孫文來說，則是希望透過從英語吸收的近代西洋文明，使中國人（狹義來說是漢人）成為先進國的國民。簡言之，兩人之間的根本差異，在於所要守護的對象究竟是王朝，還是民族。
在上述逸聞發生六年後的一九○○年，兩人還曾再次「差點相遇」，但最終仍是擦身而過，原因依舊在於他們分屬不同的世界。孫文出生及成長於距離舊體制最遙遠的環境之中，並將一生投注於建立取而代之的新體制的革命運動，為此他總是不斷地尋求與各式各樣的人物、團體與勢力合作，持續發出參與革命、協助革命的「語言」。對於無法依附既有權力與權威的孫文來說，這種屬於他自己的「語言」， 正是他唯一的武器。
孫文在三十餘年的革命運動中，總是依對象不同選擇適當的「語言」，也就是「因人說法」。他運用的多種多樣「語言」的累積，最終結晶為所謂的「孫文思想」，正體現了他宛如「十一面觀音」多重而立體的人物形象，其中映照的，正是他一生中交織而成的複雜且多層次的人際關係。
苦難的時代
甲午戰敗不久後的一九○○年，義和團戰爭爆發，首都北京慘遭八國聯軍蹂躪，次年簽署《北京議定書》（《辛丑和約》），中國與十一國議和，由此進入苦難的二十世紀。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二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最後一個王朝「清朝」，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隨之誕生。催生中華民國的動力， 源於對抗列強壓力、維持獨立與統一的近代民族國家之強烈追求。然而，新國家的體制根基不穩，反而在歷經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逐漸陷入分裂與混亂。
本章將以孫文為核心，透過參與、協助或對抗其革命運動的國內外人物群像，描繪中國在此時期的摸索歷程。自一八九○年代至一九二○年代，孫文一直處於中國政界的邊緣位置，但是他在晚年提出的黨國體制（party-state regime）構想，卻在其身後由繼承者加以實現，而且進一步由國民黨承繼至共產黨，延續至今日。這個新時代的開創者孫文，正是本章的主角。
孫文（一八六六—一九二五年）
一、異端者
養育者
在年輕時期的孫文人生道路上，有三位人物對他產生極為深刻的影響，可謂其「養育之親」，但他們都不是被稱為士大夫的正統中國知識分子。
第一位是大他十二歲的長兄孫眉。父親孫觀林是廣東省香山縣翠亨村的貧農，與妻子楊氏育有三子三女（其中兩人早逝），僅能勉強維持家計，而長兄在外出謀生的夏威夷獲得成功。一八七九年孫眉將十二歲的孫文接到檀香山，先讓孫文進入英國國教會體系的伊奧拉尼書院，接著又轉入美國公理會體系的歐胡學院。雖然孫文在家鄉私塾曾接受一些傳統教育，但這段經歷讓他成為一名以英語學習近代學術知識的知識分子，與傳統中國的士大夫路線完全不同。
然而在此過程中，讓孫文與孫眉開始出現了裂痕。這些學校都會教導聖書學習與祈禱，少年孫文因而逐漸被基督教所吸引，這讓未受過完整教育、深受中國傳統價值觀影響的孫眉十分不悅，由於反對孫文受洗，最後甚至於一八八三年將孫文送回故鄉。
但已深受基督教影響的孫文，對傳統中國的迷信益發反感，他破壞了村民信仰中心北帝廟神像，隨後逃往英屬殖民地香港，再度進入實施西式教育的學校就讀， 並最終在此接受洗禮。對此，孫眉似乎也只能接受現實，仍繼續資助孫文學費，孫文也得以進入國教會體系的拔萃書室，以及香港政廳設立的中央書院，之後又進入由美國人在廣州設立的博濟醫院附設醫學院學習。在此期間，他似乎也透過家庭教師的指導，努力鑽研中國傳統學術。
一八八七年，孫文遇見了第二位有「養育之親」的人物。孫文以第一期學生的身分，進入由英國留學歸來的醫師兼律師何啟在香港創立的西醫書院。何啟透過英語掌握近代學術知識，更主張以此推動中國近代化，並提升英屬殖民地華人的社會地位，且在各個領域實踐自己的理想。因此，雖然何啟只年長孫文七歲，仍成為其重要榜樣，終其一生都是孫文的強力後盾。
實際負責西醫書院醫學教育的，是何啟的學友蘇格蘭籍醫師詹姆斯．康德黎（James Cantlie），他也是孫文第三位「養育之親」的人物。在康德黎的指導下，孫文漸漸嶄露頭角，一八九二年以最優秀的成績，成為當年唯二的畢業生之一。康德黎向西醫書院贊助者李鴻章推薦這位愛徒，得到李鴻章同意任用孫文後，他便帶著孫文前往廣州，試圖取得前往北京任官的許可。但此事因李鴻章之兄、兩廣總督李瀚章的阻撓而未能實現。如果孫文得以前往北京任官，或許李鴻章就會成為孫文第四位「養育之親」的人物。
最終，孫文先在澳門擔任醫師，到了一八九三年，將活動據點移至廣州。由
於他在這兩座都市的行醫表現風評極佳，雖不同於傳統士大夫的成名途徑，卻也逐漸聲名遠播，可以說不負三位「養育之親」對他的期待。然而，作為醫師所獲得的聲望並未使孫文感到滿足，次年他便採取了在當時可謂相當冒進的行動，那就是「上書李鴻章」。此舉正是他內心的政治抱負的具體表現，在珠江三角洲度過青年時期的孫文，透過與朋友的交流，其政治野心早已膨脹到難以壓抑的程度。
惡友
二十幾歲的孫文，經常與一群和其出身、經歷相近的青年共同行動。早在一八九○年代初期，他就與香港西醫書院的學友、基督徒陳少白，以及曾就讀廣州算學館的尢列、楊鶴齡，組成討論革命的沙龍，自稱「四大寇」。此後，時而加入的還有與孫文一起在翠亨村破壞神像、接受洗禮，後來成為電信技師的陸皓東，以及在博濟醫院附設醫學院就讀、同為基督徒的鄭士良。究竟是這些人讓孫文成為大逆不道的反叛者，還是孫文引領他們踏上一條危險之路，實在難以定論。
這些出身珠江三角洲的青年，皆與傳統士大夫不同，而是接受了西式教育、且未參加科舉。就這個意義上，他們可視為何啟的「後輩世代」，也都期望中國能夠早日近代化與提升華人社會地位，但他們的民族意識卻迅速走向政治上的激進化。推動這一變化的，是對列強步步進逼的強烈危機感。據說，一八八四年清法戰爭期間，香港發生暴動，成為促使孫文立志從事革命運動的重要契機。
不過，他們並未將仇恨指向作為自身知識與技術來源的西方列強，而是將危機的根源歸咎於清朝的腐敗、墮落，並認為其根本原因在於，本應文明開化的漢人，被野蠻的滿洲人統治。這種將岌岌可危的主體視為「民族」而非「王朝」的思想，其源頭可追溯至清朝初期漢人對滿洲統治的抵抗運動，並在華南地區不時出現高舉「反清復明」的會黨，即祕密結社組織。「反清復明」的思想後來又被太平天國的「滅滿興漢」論述所承繼，其創始者洪秀全成為「四大寇」崇拜的偶像。此外，鄭士良與尢列則隸屬於三合會（天地會）這一會黨組織。
一八九三年，孫文在廣州提出成立「興中會」的構想，並主張以「驅除韃虜（對滿洲人的蔑稱）， 恢復中華」為宗旨，尢列、鄭士良、陸皓東等人表示贊同。次日，尢列趕赴香港，告知某位人士有關興中會之事，並獲得對方支持。此人就是楊衢雲，出身於自檳城回國的華僑家庭、在香港沙宣洋行擔任副經理，並主持名為「輔仁文社」的革命沙龍。該團體聚集許多與孫文有相近背景與經歷的新興青年知識分子，例如出身於雪梨會黨之家、信奉基督教、曾就讀香港中央書院的謝纘泰等。正當孫文即將踏入革命行動之際，他卻在一八九四年試著向李鴻章上書，這一舉動實在令人費解。或許他仍對那位有可能成為自己第四位「養育之親」的權勢官僚寄予最後一絲希望，結果還是以失敗告終，這也成為推動他徹底踏上革命之路的關鍵。就這層意義而言，本章開頭提及的逸聞，雖然與史實不盡相符，卻反映出了歷史的某個真實面向。
孫文離開天津之後，前往可稱為其第二故鄉的夏威夷。在此，他首次為了爭取革命運動的支持者，展開以言辭說服為手段的行動。他在檀香山召集贊同革命的華僑，組成興中會，還於章程中疾呼祖國正面臨的危機，「堂堂華國，不齒於列邦；濟濟衣冠，被輕於異族。……強鄰環列，……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在興中會組成的前一年，美國人推翻了卡美哈梅哈王朝，而這場「夏威夷革命」也威脅了華僑在當地社會的地位。約一百三十名的會眾宣誓「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明確表達了推翻滿洲王朝、建立漢人共和國的決心。他們將在甲午戰爭屈於劣勢的祖國，投射到夏威夷王國的命運之上，也接受孫文的論點，認為造成危機的原因是滿洲人的統治失靈。他的兄長孫眉也是會眾之一。在茂宜島卡胡盧伊擁有龐大勢力的孫眉自告奮勇，擔任該地的興中會分會會長，甚至變賣家畜所得的款項全數資助在孫文的革命事業。
一八九五年，孫文返回香港，召集陸皓東、鄭士良、陳少白、尢列、楊鶴齡等「惡友」，以及輔仁文社的楊衢雲、謝纘泰等人，再度組織興中會，並宣誓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為目標，他們隨即策劃在廣州發動武裝起義，而於此時擔任顧問的，正是當時出任香港立法局議員的何啟。何啟不僅未反對愛徒轉變路線，反而積極地給予支援。與其說這是孫文說服了師長，不如說是弟子日益激進的行動，反而促使師長將自身的政治立場推向更尖銳的方向。
不過，這場企圖動員三合會等會黨、以占領廣州為目標的起義計畫，因情報外洩與聯絡失誤而迅速失敗，陸皓東在廣州被清朝政府逮捕並處決。對於陸皓東而言，那位逃亡香港、從此踏上漫長流亡生涯的孫文，是否應稱為「惡友」，或許值得商榷。然而，孫文對這位自幼結交、最後卻走向不同命運的摯友之死，很可能是促使他決定終身投身革命、持續推動革命運動的關鍵契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