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臺灣的民主化與本土化
家永真幸
前言
李登輝是二十世紀後半，出現在東亞的傑出政治家。
李登輝出生在日本統治時代的臺灣，受日本教育後，於二戰後的美國修習農業經濟學。這段期間，從日本轉入中華民國版圖的臺灣，被納入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的一黨支配體制下。以農政官僚之姿嶄露頭角的李登輝受國民黨拔擢，在一九七〇年代前半踏上從政之路。之後，他在中國大陸出身者占據中樞的國民黨內權力鬥爭中勝出，推動以修訂《中華民國憲法》為主軸的政治改革，並在一九九六年的臺灣首次總統直選中獲選為總統。李登輝的生涯足跡，就是臺灣政治史的縮影；本章就以他為中心，來討論臺灣近現代史的發展。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李登輝在臺北市內的醫院逝世。他的死訊在日語媒體上亦獲得高度關注，內容大多是強調李登輝對臺灣民主化、自由化的重大貢獻。但另一方面，李登輝也是位引發激烈爭議的人物。他所推行的改革，是將從中國大陸帶來的中華民國政治體制，轉換成以臺灣住民為基礎的體制，同時也在國際社會中追求「作為主權獨立國家」的地位。這種態度受到認為「臺灣不是中國一部分、臺灣就是臺灣」的人們、特別是抱持這種想法的眾多臺灣人熱烈歡迎；但相對地，認為「臺灣必須與中國大陸統一」的政治勢力，具體來說是國民黨保守派與對岸的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共產黨）則是強烈批判說，鼓吹臺灣獨立會造成國際秩序的不穩。不只如此，因為李登輝就任總統期間的資金運用不透明，所以也被揶揄成「黑金教父」。除此之外，對李登輝的評價中，也有人指出「對他的學問和人格不該給予過度的高評價，應當保持慎重」，更有人批評他身為國民黨籍的掌權者，對臺灣人權問題的處理不夠徹底。
即使沒有李登輝這樣的領導人存在，臺灣社會或許也還是會走上追求現在這種自由社會的道路吧！因此在這層意義上，把臺灣的民主化、自由化完全看作是李登輝個人的功績，確實是該慎重一點。但是，李登輝以臺灣的社會輿論，作為自己權力基礎來主導臺灣政治改革，這也是史實。不只如此，自李登輝時代以來，臺灣社會長期感受到、由國家暴力所導致的恐懼，也被大幅輕減；能夠達成這樣的體制轉換，以筆者執筆本章時的價值觀，當然是該給予肯定的。
關於李登輝，已經有很多優秀的評傳與相關研究出版，本章在許多部分也是以這些成果為依據。此外，李登輝除了出版好幾本自傳性著作外，也接受了相當多的訪談。他是一名精明狡黠的政治家，很清楚自己的證言，會對後世的歷史解釋產生影響力；但另一方面，即便將這些自我敘述的材料納入考量，他仍然會給人一種率直領袖的感覺。故此，本章會一邊注意不被李登輝自己提示的歷史形象牽著走，一邊適當參照這些資料，來試著回顧李登輝的種種事蹟。
李登輝（一九二三―二○二○年）
一、出生與成長
李登輝於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五日，出生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北部、臺北州淡水郡三芝庄（今新北市三芝區）。三芝是個面海環山、半農半漁維生的小村落。李家老宅被稱為「源興居」，是間三棟房舍圍繞中庭的傳統三合院，至今依然保留在當地。
李登輝的祖先來自福建省永定縣，是客家人。所謂客家人，指的是雖為漢民族一支，卻具備客家語等獨特風俗的族群。不過，李家渡海來臺是在李登輝的六代之前，因此到李登輝出生時，家族中的客家色彩已經很淡了，而李登輝的母親江錦是源自福建省南部的福佬人，因此李登輝家中慣用的不是客家話，而是福佬話（又稱河洛語或閩南語），福佬話也成了他的母語。福佬話是臺灣今日七成以上居民使用的語言，一般也稱為「臺灣話（臺語）」。
李登輝出生時，家庭環境雖然算不上富裕，但生活尚稱穩定。他的父親李金龍受過公學校（日本統治時期為臺灣人開設的初等教育機構）教育，在李登輝出生時正擔任警察的職務。李登輝六歲時，也進入了汐止的公學校就讀。在當時的臺灣人中，只有地方有力人士的子弟可以進入小學校（以在臺日本人子女為主要教學對象的學校）就讀，李家顯然不屬於那種階層。此外，當時的臺灣人公務員一般都會使用日本姓名，李金龍就用了「岩里龍男」這個日文名字，李登輝在公學校裡，也是用日文名「岩里政男」作為通稱。
李登輝因為父親調職的緣故，輾轉就讀過南港公學校、小基隆（三芝的異稱）公學校等學校。之後，李金龍辭去警察職務、返回三芝，但基於升學的考量，讓李登輝與大他兩歲的哥哥李登欽轉學到淡水公學校，寄居於熟人的家裡。依據李登輝本人的回憶，當時因為寄人籬下之故，每到吃飯的時候，他都會煩惱到底該不該伸出筷子夾菜，也就是在思考要如何克服強烈的「自我」。李登輝對周遭關係敏銳的平衡感，以及就算如此也想動筷子的強烈意志，可說是貫穿之後成為政治領袖的他言行舉止的一大特徵。
一九三五年，李登輝從淡水公學校畢業，雖然他希望繼續進入臺北的公立中學校深造，但考試沒能通過。於是，他在淡水公學校的高等科（畢業後的兩年制進修課程）落腳，並於次年再參加公立中學校的考試，但還是沒能合格，於是前往臺北國民中學校（日本人設立的私立學校）就讀兩年，最後在一九三八年四月，進入淡水中學校就讀。淡水中學校是基督教長老教會創立的私立學校，不過在李登輝入學前三年，已被日本政府所接收。
從這時候起，李登輝想要提升學歷的想法日益強烈。他靠自學取得優異的學業成績，未待畢業，便在一九四一年進入臺北高等學校就讀。在舊制高校相對自由、濃厚的學習風氣中，李登輝大量閱讀各個領域的書籍。也在此時，他被新渡戶稻造的思想所吸引，並對新渡戶曾專攻的農業經濟產生濃厚興趣；一九四三年十月，他成功進入京都帝國大學農學部農林經濟學科就讀。
只是，他在京都帝大的學業並沒有持續太久，便在一九四四年二月進入陸軍服役。他首先被配屬在大阪師團，接著又被派遣到臺灣高雄的高射砲部隊。後來，他經由中國青島返回日本，於一九四五年二月進入千葉縣稻毛的陸軍高射學校，在那裡體驗了東京大轟炸的戰鬥。其後，他又被配屬到名古屋的部隊，在當地迎來日本投降，接著應鄉里的要求，於一九四六年四月回到了三芝庄。
在這段期間，他的哥哥李登欽以海軍特別志願兵身分入伍，被配屬到臺灣左營的海軍基地，之後出征到菲律賓的馬尼拉、不幸戰死，留下妻子與年幼的孩子。後來，李登輝對這件事，曾吐露過自己複雜的心境：「哥哥和我當時都很年輕；我們都燃燒著理想，希望為國家轟轟烈烈戰死。但是，理想和現實間有著很大的落差。」（李登輝，《新．臺灣的主張》，PHP新書，二〇一五年）。同時，李登輝也曾公開表示，對哥哥能奉祀在日本的靖國神社中，心懷感謝之意。
二、農業經濟學者時代
隨著戰爭結束，李登輝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回到京都帝國大學就讀，但只讀了半年左右就回到臺灣，回來之後，立刻進入國立臺灣大學農學部農業經濟學科就學，一九四六年的七、八月左右開始上課。國立臺灣大學因為是中華民國接收日本統治下的臺北帝國大學改制而成的學校，因此對於日本統治期就讀的學生，都無條件允許重新入學。在這段時期前後，李登輝的母親江錦於一九四六年五月、祖父李財生於同年八月先後過世，哥哥李登欽則仍處於下落不明狀態。
一九四七年二月，為戰後臺灣社會劃下深刻裂痕的「二二八事件」爆發了。戰後的臺灣，從中國大陸以統治者集團身分移居過來的新住民（所謂「外省人」），與受過日本統治的臺灣住民（所謂「本省人」）間，一直處於緊張關係。這起事件的開端，是當局為了取締臺北市街頭的私菸販子而和民眾爆發衝突，當民眾對政府的抗議行動蔓延到臺灣全島後，蔣介石派遣軍隊進行了徹底鎮壓，本省的精英階層有很多人因此受難。此後，以外省人為主體的國民黨持續以威權統治掌控臺灣，本省人對外省人的反感一直潛藏在社會中；這種反感，後來成為臺灣推動民主化的重要原動力。
那身為本省人的李登輝，當時如何看待這起事件？根據他的回憶，他當時雖然在臺北市內旁聽了要求政府改革的行動，但並沒有特別主動參與活動。他雖沒有在街頭親眼目睹殺人現場，但有遇到軍隊胡亂開槍的場面，也聽聞以前在京都帝大就學時很照顧他的王育霖（王育德之兄）等人，都遭當局逮捕。以此事件為契機，李登輝對中國這個「祖國」深感失望，轉而對共產黨抱持期待，在事件後的一九四七年十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間，據說他曾經短暫加入共產黨。順道一提，在此之後的臺灣就邁入國民黨以暴力進行政治鎮壓的「白色恐怖」時代，二二八事件長期被視為禁忌話題。一直要到一九九〇年代，李登輝成為總統後，「如何重新詮釋並處理二二八事件」成為其必須正面面對的重要政治課題之一。
之後，李登輝完成論文〈臺灣農業勞動的研究〉並從臺灣大學畢業，自一九四八年八月起擔任該校的助教。這時正值臺灣推動土地改革與與農業組織改革，李登輝也參與了相關事務的調查研究。在擔任助教這段期間，李登輝於一九四九年二月，和同鄉且從小認識的曾文惠結婚，一九五〇年九月生下了長子李憲文、一九五二年一月生下了長女李安娜。其間，李登輝也通過美國政府為培育臺灣人才而實施的留學考試，獲得獎學金（中美基金獎學金）。於是，他把妻子小孩留在臺灣，前往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留學。在一九五二年三月至一九五三年四月間，李登輝在愛荷華大學裡主攻市場與價格理論，對愛荷華州盛行的養豬業也相當關心。
學成返臺後，李登輝依照出國時跟政府的約定，進入臺灣省農林廳就職，從事農業調查等業務，並誕下了家中次女李安妮。但他對農林廳的待遇並不滿意，於是在一九五五年五月轉任臺灣省合作金庫（今合作金庫銀行）研究員，接著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又轉任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復會）。直到一九七八年就任臺北市長前，李登輝在這個職位總共服務了長達二十年左右。這段期間，他反覆鑽研農業問題與經濟發展，對農復會的許多政策產生影響。他本人在回憶中對這件事也頗為自豪。這段資歷和他後來受蔣經國拔擢而踏入政界，也有密切關聯。
一九六一年，三十八歲的李登輝皈依基督教，在基督教聚會所（召會）的臺北第四會所接受洗禮。李登輝從三十四、三十五歲左右開始認真探索信仰問題，和妻子走遍了臺北市內的教會。李登輝夫妻都是頭一次接觸基督教信仰，曾文惠比李登輝更早一年接受洗禮，至於李登輝本人則是充分理解後，才正式接受洗禮。關於這次皈依，李登輝強調說，自己並不是受誰影響、或是出於政治考量，而是在自己的意思下，「尋求上帝」的結果。
一九六五年九月，李登輝獲得洛克斐勒財團與康乃爾大學的獎學金，前往康乃爾大學留學進修博士學位。這時候李登輝已經年過四十，雖然還沒有碩士學位，但已經是國際知名的農業經濟學者，也獲得了臺灣大學兼任副教授的職務。他在康乃爾完成了博士論文的構想與資料，最後以論文《臺灣農工部門間之資本流通》獲得農業經濟學博士學位，在一九六八年歸國。
留學期間，曾文惠也把孩子託付給親戚，在李登輝赴美一年後也跟著前往美國。在紐約生活期間，李登輝夫妻常常邀請旅美臺灣人前往自家公寓；不只是曾文惠會下廚，李登輝本人也會做蠔油牛肉和白斬雞宴客。訪客當中也有之後在一九七〇年四月，在紐約暗殺蔣經國未遂的黃文雄等標榜臺灣獨立的青年。不過，當時的李登輝雖然對這些人抱持著同情的理解，卻沒有特別參加他們的活動。
家永真幸
前言
李登輝是二十世紀後半，出現在東亞的傑出政治家。
李登輝出生在日本統治時代的臺灣，受日本教育後，於二戰後的美國修習農業經濟學。這段期間，從日本轉入中華民國版圖的臺灣，被納入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的一黨支配體制下。以農政官僚之姿嶄露頭角的李登輝受國民黨拔擢，在一九七〇年代前半踏上從政之路。之後，他在中國大陸出身者占據中樞的國民黨內權力鬥爭中勝出，推動以修訂《中華民國憲法》為主軸的政治改革，並在一九九六年的臺灣首次總統直選中獲選為總統。李登輝的生涯足跡，就是臺灣政治史的縮影；本章就以他為中心，來討論臺灣近現代史的發展。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李登輝在臺北市內的醫院逝世。他的死訊在日語媒體上亦獲得高度關注，內容大多是強調李登輝對臺灣民主化、自由化的重大貢獻。但另一方面，李登輝也是位引發激烈爭議的人物。他所推行的改革，是將從中國大陸帶來的中華民國政治體制，轉換成以臺灣住民為基礎的體制，同時也在國際社會中追求「作為主權獨立國家」的地位。這種態度受到認為「臺灣不是中國一部分、臺灣就是臺灣」的人們、特別是抱持這種想法的眾多臺灣人熱烈歡迎；但相對地，認為「臺灣必須與中國大陸統一」的政治勢力，具體來說是國民黨保守派與對岸的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共產黨）則是強烈批判說，鼓吹臺灣獨立會造成國際秩序的不穩。不只如此，因為李登輝就任總統期間的資金運用不透明，所以也被揶揄成「黑金教父」。除此之外，對李登輝的評價中，也有人指出「對他的學問和人格不該給予過度的高評價，應當保持慎重」，更有人批評他身為國民黨籍的掌權者，對臺灣人權問題的處理不夠徹底。
即使沒有李登輝這樣的領導人存在，臺灣社會或許也還是會走上追求現在這種自由社會的道路吧！因此在這層意義上，把臺灣的民主化、自由化完全看作是李登輝個人的功績，確實是該慎重一點。但是，李登輝以臺灣的社會輿論，作為自己權力基礎來主導臺灣政治改革，這也是史實。不只如此，自李登輝時代以來，臺灣社會長期感受到、由國家暴力所導致的恐懼，也被大幅輕減；能夠達成這樣的體制轉換，以筆者執筆本章時的價值觀，當然是該給予肯定的。
關於李登輝，已經有很多優秀的評傳與相關研究出版，本章在許多部分也是以這些成果為依據。此外，李登輝除了出版好幾本自傳性著作外，也接受了相當多的訪談。他是一名精明狡黠的政治家，很清楚自己的證言，會對後世的歷史解釋產生影響力；但另一方面，即便將這些自我敘述的材料納入考量，他仍然會給人一種率直領袖的感覺。故此，本章會一邊注意不被李登輝自己提示的歷史形象牽著走，一邊適當參照這些資料，來試著回顧李登輝的種種事蹟。
李登輝（一九二三―二○二○年）
一、出生與成長
李登輝於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五日，出生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北部、臺北州淡水郡三芝庄（今新北市三芝區）。三芝是個面海環山、半農半漁維生的小村落。李家老宅被稱為「源興居」，是間三棟房舍圍繞中庭的傳統三合院，至今依然保留在當地。
李登輝的祖先來自福建省永定縣，是客家人。所謂客家人，指的是雖為漢民族一支，卻具備客家語等獨特風俗的族群。不過，李家渡海來臺是在李登輝的六代之前，因此到李登輝出生時，家族中的客家色彩已經很淡了，而李登輝的母親江錦是源自福建省南部的福佬人，因此李登輝家中慣用的不是客家話，而是福佬話（又稱河洛語或閩南語），福佬話也成了他的母語。福佬話是臺灣今日七成以上居民使用的語言，一般也稱為「臺灣話（臺語）」。
李登輝出生時，家庭環境雖然算不上富裕，但生活尚稱穩定。他的父親李金龍受過公學校（日本統治時期為臺灣人開設的初等教育機構）教育，在李登輝出生時正擔任警察的職務。李登輝六歲時，也進入了汐止的公學校就讀。在當時的臺灣人中，只有地方有力人士的子弟可以進入小學校（以在臺日本人子女為主要教學對象的學校）就讀，李家顯然不屬於那種階層。此外，當時的臺灣人公務員一般都會使用日本姓名，李金龍就用了「岩里龍男」這個日文名字，李登輝在公學校裡，也是用日文名「岩里政男」作為通稱。
李登輝因為父親調職的緣故，輾轉就讀過南港公學校、小基隆（三芝的異稱）公學校等學校。之後，李金龍辭去警察職務、返回三芝，但基於升學的考量，讓李登輝與大他兩歲的哥哥李登欽轉學到淡水公學校，寄居於熟人的家裡。依據李登輝本人的回憶，當時因為寄人籬下之故，每到吃飯的時候，他都會煩惱到底該不該伸出筷子夾菜，也就是在思考要如何克服強烈的「自我」。李登輝對周遭關係敏銳的平衡感，以及就算如此也想動筷子的強烈意志，可說是貫穿之後成為政治領袖的他言行舉止的一大特徵。
一九三五年，李登輝從淡水公學校畢業，雖然他希望繼續進入臺北的公立中學校深造，但考試沒能通過。於是，他在淡水公學校的高等科（畢業後的兩年制進修課程）落腳，並於次年再參加公立中學校的考試，但還是沒能合格，於是前往臺北國民中學校（日本人設立的私立學校）就讀兩年，最後在一九三八年四月，進入淡水中學校就讀。淡水中學校是基督教長老教會創立的私立學校，不過在李登輝入學前三年，已被日本政府所接收。
從這時候起，李登輝想要提升學歷的想法日益強烈。他靠自學取得優異的學業成績，未待畢業，便在一九四一年進入臺北高等學校就讀。在舊制高校相對自由、濃厚的學習風氣中，李登輝大量閱讀各個領域的書籍。也在此時，他被新渡戶稻造的思想所吸引，並對新渡戶曾專攻的農業經濟產生濃厚興趣；一九四三年十月，他成功進入京都帝國大學農學部農林經濟學科就讀。
只是，他在京都帝大的學業並沒有持續太久，便在一九四四年二月進入陸軍服役。他首先被配屬在大阪師團，接著又被派遣到臺灣高雄的高射砲部隊。後來，他經由中國青島返回日本，於一九四五年二月進入千葉縣稻毛的陸軍高射學校，在那裡體驗了東京大轟炸的戰鬥。其後，他又被配屬到名古屋的部隊，在當地迎來日本投降，接著應鄉里的要求，於一九四六年四月回到了三芝庄。
在這段期間，他的哥哥李登欽以海軍特別志願兵身分入伍，被配屬到臺灣左營的海軍基地，之後出征到菲律賓的馬尼拉、不幸戰死，留下妻子與年幼的孩子。後來，李登輝對這件事，曾吐露過自己複雜的心境：「哥哥和我當時都很年輕；我們都燃燒著理想，希望為國家轟轟烈烈戰死。但是，理想和現實間有著很大的落差。」（李登輝，《新．臺灣的主張》，PHP新書，二〇一五年）。同時，李登輝也曾公開表示，對哥哥能奉祀在日本的靖國神社中，心懷感謝之意。
二、農業經濟學者時代
隨著戰爭結束，李登輝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回到京都帝國大學就讀，但只讀了半年左右就回到臺灣，回來之後，立刻進入國立臺灣大學農學部農業經濟學科就學，一九四六年的七、八月左右開始上課。國立臺灣大學因為是中華民國接收日本統治下的臺北帝國大學改制而成的學校，因此對於日本統治期就讀的學生，都無條件允許重新入學。在這段時期前後，李登輝的母親江錦於一九四六年五月、祖父李財生於同年八月先後過世，哥哥李登欽則仍處於下落不明狀態。
一九四七年二月，為戰後臺灣社會劃下深刻裂痕的「二二八事件」爆發了。戰後的臺灣，從中國大陸以統治者集團身分移居過來的新住民（所謂「外省人」），與受過日本統治的臺灣住民（所謂「本省人」）間，一直處於緊張關係。這起事件的開端，是當局為了取締臺北市街頭的私菸販子而和民眾爆發衝突，當民眾對政府的抗議行動蔓延到臺灣全島後，蔣介石派遣軍隊進行了徹底鎮壓，本省的精英階層有很多人因此受難。此後，以外省人為主體的國民黨持續以威權統治掌控臺灣，本省人對外省人的反感一直潛藏在社會中；這種反感，後來成為臺灣推動民主化的重要原動力。
那身為本省人的李登輝，當時如何看待這起事件？根據他的回憶，他當時雖然在臺北市內旁聽了要求政府改革的行動，但並沒有特別主動參與活動。他雖沒有在街頭親眼目睹殺人現場，但有遇到軍隊胡亂開槍的場面，也聽聞以前在京都帝大就學時很照顧他的王育霖（王育德之兄）等人，都遭當局逮捕。以此事件為契機，李登輝對中國這個「祖國」深感失望，轉而對共產黨抱持期待，在事件後的一九四七年十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間，據說他曾經短暫加入共產黨。順道一提，在此之後的臺灣就邁入國民黨以暴力進行政治鎮壓的「白色恐怖」時代，二二八事件長期被視為禁忌話題。一直要到一九九〇年代，李登輝成為總統後，「如何重新詮釋並處理二二八事件」成為其必須正面面對的重要政治課題之一。
之後，李登輝完成論文〈臺灣農業勞動的研究〉並從臺灣大學畢業，自一九四八年八月起擔任該校的助教。這時正值臺灣推動土地改革與與農業組織改革，李登輝也參與了相關事務的調查研究。在擔任助教這段期間，李登輝於一九四九年二月，和同鄉且從小認識的曾文惠結婚，一九五〇年九月生下了長子李憲文、一九五二年一月生下了長女李安娜。其間，李登輝也通過美國政府為培育臺灣人才而實施的留學考試，獲得獎學金（中美基金獎學金）。於是，他把妻子小孩留在臺灣，前往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留學。在一九五二年三月至一九五三年四月間，李登輝在愛荷華大學裡主攻市場與價格理論，對愛荷華州盛行的養豬業也相當關心。
學成返臺後，李登輝依照出國時跟政府的約定，進入臺灣省農林廳就職，從事農業調查等業務，並誕下了家中次女李安妮。但他對農林廳的待遇並不滿意，於是在一九五五年五月轉任臺灣省合作金庫（今合作金庫銀行）研究員，接著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又轉任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復會）。直到一九七八年就任臺北市長前，李登輝在這個職位總共服務了長達二十年左右。這段期間，他反覆鑽研農業問題與經濟發展，對農復會的許多政策產生影響。他本人在回憶中對這件事也頗為自豪。這段資歷和他後來受蔣經國拔擢而踏入政界，也有密切關聯。
一九六一年，三十八歲的李登輝皈依基督教，在基督教聚會所（召會）的臺北第四會所接受洗禮。李登輝從三十四、三十五歲左右開始認真探索信仰問題，和妻子走遍了臺北市內的教會。李登輝夫妻都是頭一次接觸基督教信仰，曾文惠比李登輝更早一年接受洗禮，至於李登輝本人則是充分理解後，才正式接受洗禮。關於這次皈依，李登輝強調說，自己並不是受誰影響、或是出於政治考量，而是在自己的意思下，「尋求上帝」的結果。
一九六五年九月，李登輝獲得洛克斐勒財團與康乃爾大學的獎學金，前往康乃爾大學留學進修博士學位。這時候李登輝已經年過四十，雖然還沒有碩士學位，但已經是國際知名的農業經濟學者，也獲得了臺灣大學兼任副教授的職務。他在康乃爾完成了博士論文的構想與資料，最後以論文《臺灣農工部門間之資本流通》獲得農業經濟學博士學位，在一九六八年歸國。
留學期間，曾文惠也把孩子託付給親戚，在李登輝赴美一年後也跟著前往美國。在紐約生活期間，李登輝夫妻常常邀請旅美臺灣人前往自家公寓；不只是曾文惠會下廚，李登輝本人也會做蠔油牛肉和白斬雞宴客。訪客當中也有之後在一九七〇年四月，在紐約暗殺蔣經國未遂的黃文雄等標榜臺灣獨立的青年。不過，當時的李登輝雖然對這些人抱持著同情的理解，卻沒有特別參加他們的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