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書試閱


導讀:傳說掩蓋下的柯札克與猶太隔離區*
亞采克.李歐恰克(Jacek Leociak)


《猶太隔離區日記》沒有寫完,但是我們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柯札克會在八月的炙熱中,和孩子一起從華沙的猶太隔離區走到烏姆許拉格廣場,坐上灑了生石灰、擠到不可思議的家畜貨車,被送到特雷布林卡的滅絕營。這故事是在《猶太隔離區日記》之外發生的,是被德國人加上去的。柯札克是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四日寫下日記中最後的文字,就在謝爾那街十六號的「孤兒之家」被清空之前。那是個早晨。老醫生一邊澆花,一邊打量德國的守衛兵。「我在澆花。窗後是我的禿頭,真是個絕佳的瞄準目標。他手上有槍。為什麼站在那裡靜靜地看?目前沒有命令。也許他之前是個鄉下的老師,或是一個公證人,或者是萊比錫的掃街工友,科隆的服務生?如果我對他點頭,他會怎麼做?或是友善地揮手?或者他不清楚目前的情況?也許他昨天才從遠方來……」

在這一小段文字中,柯札克的面貌完整地在讀者眼前浮現。這個六十四歲的老人做過許多領域的工作,涵蓋社會、醫學、教育。他行動、寫作,有著傳統的理念、原則和道德。《猶太隔離區日記》及其他戰時和在猶太隔離區寫下的作品成就了一本不凡的、柯札克思想的總結。我們可以在裡面找到幾乎所有他創作的主題、關心的議題以及創作類型(柯札克是個全方位的作者,有多種創作類型)。觀看柯札克人生的最後三年,我們可以用一種特殊的眼光看見他此生的成就。

我們對柯札克最深刻的印象,是他最後走向烏姆許拉格廣場的傳說,這傳說後來不斷在詩歌和文章中被重述。然而,傳說掩蓋了他的人生、事蹟和創作。我們在每個週年紀念日讚嘆柯札克英雄般的壯舉:他不想拯救自己的性命,而是選擇和孩子們一起到特雷布林卡赴死。然而,就像作家亨利克.葛林伯格指出的,這種想法基本上是對柯札克這個人的侮辱,是對關於他的記憶的不尊重。眾人眼中不凡、英雄式的舉動,對柯札克來說是理所當然、再自然也不過的,完全符合他的人生觀和教育宗旨,他無法做出其他選擇。

不只如此,他所做的,就和猶太隔離區其他三十所孤兒院的負責人、老師和員工一樣。除了柯札克,那天在列隊中的還有柯札克忠實的合作夥伴史蒂芬妮.維琴絲卡、帶著五歲女兒的庶務主任盧佳.阿茲里列維奇—史托克曼(Róża Azrylewicz-Sztokman)和她在辦公室工作的弟弟亨利克.阿茲里列維奇(Henryk Azrylewicz),就是後者幫柯札克把《猶太隔離區日記》的手稿用打字機打出來。走在同一條路上的,還有史坦菲德(Szternfeld)和大衛.鄧伯羅夫斯基(Dawid Dąbrowski),他們負責管理特瓦德街七號上的男孤兒院;布羅尼亞特芙絲卡(Broniatowska),她是西利斯卡街二十八號上的女孤兒院的負責人;席曼斯基(Szymański),負責管理沃納許奇街十四號的孤兒院;馬瑞克.哥德孔(Marek Goldkorn),管理沃納許茨街十六號上的乞兒照顧所;莎拉.哥羅伯—亞諾芙絲卡(Sara Grober-Janowska),管理捷爾納街六十七號上的幼兒孤兒院;阿倫.努森.柯尼斯基(Aron Nusen Koniński),管理米納街十八號的男孩孤兒院——以及許多其他人。

《猶太隔離區日記和其他作品》是一份價值非凡的自傳,見證了作者的一生,尤其是他最後在猶太隔離區的那段時期。柯札克的二戰書寫基本特色之一是,它們和猶太隔離區的現實息息相關,扎根於日常生活的瑣碎細節,詳細描寫最近計畫的執行、某個實際或無聊的情景——在此同時,每件事都有形而上的意義。因此,這些事件能穿越猶太隔離區的高牆,穿越事實的輪廓,打開讀者的視野,讓他們思考大屠殺所代表的意義,看到現實侷限中的道德難題,並看見在巨大痛苦和邪惡攻擊之下,人的處境。



一九三九年十月在華沙有三十六萬猶太人。一九四○年八月七日華沙市長路德維希.雷斯特(Ludwig Leist)發布了猶太區相關決策。他原本想在華沙邊緣蓋兩個猶太隔離區,一個在西邊的沃拉區和柯沃區,另一個在東邊的葛羅霍瓦區,最後他放棄了,決定把原本已經被圍起來的、斑疹傷寒肆虐的地區劃為猶太隔離區。強制遷移開始了。一九四○年十月二日(猶太新年的前一天)華沙州長路德維希.費雪(Ludwig Fischer)簽署了設立華沙猶太隔離區的文件,於十月十二日(在贖罪日當天)透過街上的廣播器廣為昭告。猶太隔離區的邊界曾多次更動,這使得裡面的居民必須多次搬遷。終於,在一九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猶太隔離區邊界關閉了。一九四一年一月,猶太隔離區大約有四十萬居民,而在一九四一年夏天——這是猶太隔離區人口密度最高的時候——則高達四十六萬。

Centos——也就是一九二四年設立的猶太孤兒與棄兒聯盟照顧中心——負責安排給孩子們的協助。柯札克在戰前沒有和這個組織密切往來,而在德軍佔領期間,他憤怒且不公地控訴聯盟,說這組織貪腐、自私自利、偷竊,而在那裡工作的人都是一群「自大、無恥、兇狠的混蛋」以及「狡猾的老狐狸」不然就是「最下流的人渣」。一九四○年一月起,聯盟的董事長由阿道夫.伯爾曼(Adolf Berman)和約瑟夫.巴斯基(Józef Barski,本姓吉特勒〔Gitler〕)出任。聯盟不斷面臨財務困難和缺乏安置空間的挑戰,也無法滿足所有人的需要。但即使如此,聯盟依然努力擴增孤兒收容所,也創立新的中心,提供所謂「開放照顧」的服務,並且成功地動員了幾乎所有在華沙猶太隔離區裡的教育家、心理學家、護士、社福人員、經濟學家、行政人員和政府官員;參與人數多時,聯盟的員工和合作夥伴加起來超過一千人。聯盟所做的事廣泛得驚人。他們設立了給孩子的廚房及照顧中心,不只提供食物,也提供照顧和教育。聯盟的青少年社福部門接管了幾百個原本隸屬於住戶委員會的青少年社團,這些青少年社團會舉辦自己的俱樂部和日間照顧中心,在裡面修習地下課程,辦自學運動,安排文學之夜。聯盟還成立了專門照顧街童(包括無家可歸的孤兒、乞兒、少年犯)的特別組織。除了提供孩子食物和照顧,聯盟也舉辦給年長孩子的工作坊,教他們縫紉、畫畫。透過和住戶委員會及其他社福單位共同合作,猶太孤兒與棄兒聯盟照顧中心設立了幾十個「給孩子的角落」,讓孩子在一個房間裡、在有人照顧的情況下玩耍、畫畫,有時候還可以吃一頓熱食。

在這些角落,也有給孩子的照顧和教育課程,由傑出的教育家盧佳.辛赫維奇(Roza Symchowicz)和心理學家艾絲特拉.馬金(Estera Markin)醫師負責。聯盟和Toporol(一九三三年成立的農業支持協會)合作,整理出給孩子們的花園:在一小塊綠地上(這些是一九三九年九月許多房子被炸毀後,清理過後留下的空地),老師們給孩子們安排遊戲、韻律操、跳舞和其他活動。一九四○年十一月,聯盟設立了給孩子的中央圖書館,圖書館的創辦人和經營者是聯盟的董事長夫人,芭夏.伯爾曼(Basia Berman)。聯盟中也有一個負責安排活動的委員會,會舉辦偶戲表演如《白雪公主》、《格列佛遊記》、《Icyk Szpicyk》(意第緒語劇目)。委員會也支持孤兒院創辦自己的戲劇社,「孤兒之家」中的演出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孤兒之家」的孩子們會準備偶劇演出,柯札克會講故事給孩子們聽,艾絲特拉.維諾哥羅(Estera Winogron)則改編泰戈爾的作品,演出了《郵局》。雖然這些演出都十分精彩,但在猶太隔離區中並非特例。

聯盟的另一個基本工作是維持猶太隔離區中大約三十所孤兒院和孤兒收容所的運作。一九三九年底,聯盟接管了各種不同的猶太孤兒照顧機構,有些原本是由市政府出錢贊助(比如萊施諾街一百二十七號的主要收容之家,後來猶太隔離區邊界封閉後,被遷到捷爾納街三十九號,柯札克在一九四二年二月曾在那裡工作),有些則是靠社會資助(比如柯札克在克羅赫曼那街九十二號的「孤兒之家」)。

「孤兒之家」的歷史起源於二十世紀初。一九一○年,「孤兒援助協會」(Towarzystwo “Pomoc dla Sierot”)在克羅赫曼那街和卡洛科瓦街交界處買了一個廣場,一年後,克羅赫曼那街九十二號的「孤兒之家」開始建造。一九一二年十月,柯札克、「孤兒之家」主要的保育老師史蒂芬妮.維琴絲卡和一群孩子搬進了他們位於克羅赫曼那街九十二號的新家。這棟建築有四層樓,地下室是庶務和洗衣的空間,而在一樓則有可當作休閒空間和食堂的大廳、辦公室、「學校的房間」(孩子們會在這裡讀「孤兒之家」的報紙、做功課、禱告)、「安靜的房間」(只提供年長的孩子和員工使用)和縫衣間。一樓有一部分是一個平臺,上面放著鋼琴。這個平臺有時候可以拿來當舞臺,有時候則是孩子受罰的地方,被隔離的孩子只能從這裡被動地看著其他孩子玩耍。二樓有一個長陽臺,從那邊可以進入醫療室,然後再過去一點是一排小房間,原本是「孤兒之家」中年長的孩子在住,後來改為收容外面的青少年。三樓則有兩間大寢室,一間給男孩(五十張床),一間給女孩(五十六張床)。在兩間寢室間是一個給值班老師的房間(一開始是柯札克的寢室)。女孩的寢室旁邊是史蒂芬妮.維琴絲卡的寢室,還有給病童的隔離室。閣樓則有一個房間,老醫生在那裡住到一九三三年。房間裡有典型的三聯窗,簡單的家具(床、辦公桌,窗邊有一張給孩子坐的椅子,窗臺上則放著一個碗,裝著給麻雀的食物)。一九三九年九月,在轟炸期間,「孤兒之家」的屋頂被炸毀了,柯札克原本在閣樓上的房間也毀了。

在德軍佔領期間,「孤兒之家」一直都在原本的地方,直到猶太隔離區最後關閉邊界,也就是一九四○年十一月十六日。雖然柯札克絕望地嘗試,想要讓「孤兒之家」(此刻有一百五十個孩子)留在原本的建築內,但還是得搬遷到猶太隔離區的圍牆後。那經過深思熟慮建成的空間,為了符合照顧、教育、娛樂用途的特別設計,如今都毀滅了。「孤兒之家」的孩子、員工帶著他們所有的財產搬到了一棟比原先狹小、擁擠,而且不符合教育目的的兩層樓建築內,也就是霍德納街三十三號的羅斯勒商業學校。第二次的搬遷(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則是因為委員長奧斯華(Heinz Auerswald)下令改變猶太隔離區的邊界(札拉茲那西邊的街道被劃出了猶太隔離區),於是「孤兒之家」又必須搬家——這次是搬到西利斯卡九號和謝爾納街十六號之間的工商互助協會。這是一棟四層樓的建築,大門位在謝爾納街,二樓有一個大房間,用衣櫃和屏風隔開,分為食堂、縫衣間、遊戲室和隔離室。晚上,這間房間就變成一間大寢室,讓孩子和員工睡覺,柯札克睡在旁邊的隔離室。除了大房間,他們還可以使用一樓的幾個小房間、四樓和閣樓,以及三樓原本的宴會廳(用來表演)。那裡很擠、很不舒服,條件比霍德納街三十三號差很多。「孤兒之家」也不是這棟建築唯一的主人:除了原本住在這裡的房客,走廊上也擠滿了排隊要進人民廚房(位於四樓)的人,而在一樓還有一家咖啡廳。一個曾經在柯札克創辦的《小觀點》(Mały Przegląd)兒童週報寫文章的記者,提到他去謝爾納街十六號拜訪柯札克的感想:「從某處傳來吼叫與叫喊。門上寫著『孤兒之家』的標示。我走進去……啊,原來如此……所以大家都在同一個房間……〔……〕值日生把我帶到一個小房間,那裡好像有六張床,四張床上躺著生病的孩子。窗邊則有一張桌子,有個人埋首於一堆文件中,一個我從沒看過的、穿著軍裝的人。是的,那是醫生。他很瘦,太過纖弱,微微笑著。」



柯札克就在這樣的環境中居住、工作、創作。一九四二年八月五日,他就是從這棟房子,和史蒂芬妮.維琴絲卡、所有的員工還有兩百個孩子,一起前往烏姆許拉格廣場。他就在那裡寫下《猶太隔離區日記》。

作者不只一次在文中提到他正在寫作。《猶太隔離區日記》的創作條件成了文本重要的一部分。第一段這樣的紀錄包含了之後也會出現的元素——時間和地點,還有寫作時的特殊環境:「現在是一九四二年五月。今年的五月很涼,今晚是所有寧靜的夜晚中最寧靜的。凌晨五點。孩子們都睡了,真的有兩百個。史蒂芬妮小姐在右側,而我在左邊的隔離室。我的床在房間中間,床底下有一瓶伏特加,桌上有一塊黑麵包和一瓶水。善良的菲列克幫我削了鉛筆,兩頭都削尖了。我也可以用鋼筆寫,一支是哈達絲卡送我的,另一支是一個不乖小孩的爸爸送的。」

伊戈爾.紐維利認為,柯札克在一九四○年一月開始寫《猶太隔離區日記》,但是後來放棄寫下去。我們眼前的這個文本,是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到八月間寫的,在其中,柯札克十九次提到寫作的時間。十次有日期(五月十五日、二十九日;六月二十六日;七月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七日;八月一日和四日——這是最後的段落),十次有精確的時間或是指出這是夜晚。柯札克大部分時候在清晨寫作:「六點半」、「凌晨四點。我只把一扇窗戶的窗簾拉開,這樣光線才不會吵醒孩子」;或夜晚:「……夜深了。午夜十二點半了」、「午夜」、「我想要在這寧靜中(現在晚上十點)整理這一天,正如我所說,今天我工作得很辛苦」。他用鉛筆或鋼筆寫作。「我感覺很好,我想要一直寫一直寫,寫到鋼筆的最後一滴墨水都用盡。」沒有墨水,就得停下書寫。「也好,這支鋼筆也沒水了。今天,有很多工作等著我去做。」晚上,他藉著電土燈寫作:「莫謝克又放太少電土了,燈要熄了。在此打住。」清晨已經可以用自然光寫作:「清晨五點。好心的艾伯特把窗簾拉開了。因為所有的窗戶都用黑紙做的窗簾遮住了……」柯札克特別偏好的寫作地點是床,他六次提到自己在床上寫作。或許是簡短的「五月二十九日,凌晨六點,床上」。或者是比較長的感想:「我的靈感來自於我意識到:現在我躺在床上,可以一直躺到早上,所以我有十二個小時心肺、思想都正常運作的時間。」

寫作時,柯札克會喝用「兩茶匙真正的咖啡,加上人造蜂蜜」作成的提神飲料,或是一杯伏特加(酒瓶放在床底下)。「五杯兌了熱水的精餾酒精(水酒比例五比五)給了我靈感。」他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寫道:「我喝掉了我庫存中最後的半瓶。我本來沒有要打開它的,我本來要把它留起來,給黑暗的時刻。但是魔鬼沒有睡著——我胃裡都是包心菜、大蒜和五十克的香腸,我需要喝點酒安撫它。」在《猶太隔離區日記》和其他在猶太隔離區中寫下的文章中,柯札克好幾次提到伏特加。在他為了申請擔任捷爾納街三十九號的保育老師,而寫給猶太人委員會人事部門的信中,他寫道:「我吃得很多,睡得也好,最近喝了十杯濃烈的伏特加後,我還精神抖擻地從利馬斯卡街走回謝爾納街」。約翰.歐爾巴赫(John Orbach,猶太隔離區的郵差)戰後在一本希伯來雜誌中回憶道,他有一次拿包裹去「孤兒之家」,發現「門口站著柯札克。我把收據拿給他簽名,當他簽名的時候,我聞到濃烈的伏特加味。他應該是馬上就明白,我注意到了。他挺直身子,我們就面對面這樣站了很久,然後他走近我,把手放在我肩膀上說:『我們應該——即使情況如此——我們應該試著活著,彷彿這一切不存在。』」



柯札克在生命中的最後三個月寫下《猶太隔離區日記》,卻把自己的一生都寫了進去。他寫過去——從童年、青年到成年時期——也寫現在:他記錄華沙猶太隔離區和「孤兒之家」的日常生活,報導街上一閃即逝的景象,還記下經營孤兒院每日的需求(努力取得魚油,爭取分配到沒被領走的食物包裹,挨家挨戶拜託好心人捐款),以及他對人們、機構、援助兒童行動的觀感。多半時候他的評價都很嚴苛、暴力。柏爾森與包曼兒童醫院的院長以及猶太人委員會健康部門的主管安娜.布勞德——海樂洛娃(Anna Braude-Hellerowa)醫師,是當時最高貴的心靈之一,但是柯札克卻不知道為什麼用這麼粗俗的話罵她:「歇斯底里的下流女人,抱著醫院洗碗女工心態的懶鬼。」他還嘲弄地把她的姓氏改成「布洛伊葛斯——霍亂洛娃」。不過,他對猶太孤兒與棄兒聯盟照顧中心所安排的「孩童之月」所做出的嚴厲批評(這個活動是為了激起猶太隔離區社群對孩子的愛心),倒是很正確,而且也有人同意他的看法,包括林格布魯姆。他在一九四一年秋天提出了一份〈針對孩童之月的不同意見書〉,在裡面他提到,海報上的標語「孩子是最神聖的」根本是「褻瀆、異說、謊言、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柯札克認為,他們每天為了猶太隔離區內孩童的命運戰鬥,費盡力氣克服萬難和冷漠的高牆,而「孩童之月」這種做做表面工夫的行為和真正的戰鬥背道而馳。在拉赫莉亞.奧巴赫(Rachela Auerbach)的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到一段和柯札克所控訴的事有關的揪心文字:「在人行道上躺著一具死去孩子的屍體,他身上就蓋著『孩童之月』的海報,海報上寫著:『救救孩子!我們的孩子得活下去!』」

我們在本文中只會談到一部分在柯札克的日記中經常出現的主題。這些主題包括:死亡、自殺、安樂死。關於安樂死,柯札克在日記中寫了一篇完整的論述,裡面有在未來讓安樂死合法化的建議,也包含許多細節。「當我在艱困的時刻,衡量讓隔離區中必死無疑的嬰孩和老人安樂死的可能性時,我明白到,對於病人和弱者來說,這是謀殺,是對無意識的人的暗殺。」他在文中如此告白,並且想像:「在未來,這事會如何發展?」特別的政府機關,特別的、包含動機的申請書,由醫生/心理學家/精神分析家審核,和病患談話,然後最後——決定時間和取消的方式。「我看起來在說笑,但我沒有。」柯札克保證。自殺的想法從年輕時就一直伴隨著他。在《猶太隔離區日記》中他回憶:「十七歲的時候,我甚至開始寫一本叫做《自殺》的小說。主角憎恨人生,因為他害怕自己會發瘋。我極度恐慌地害怕精神病院,我父親曾經多次被送進那裡。」在另一處,他則承認:自從戰爭爆發,他就隨身把氯化汞和嗎啡藥錠放在口袋。

另一些常出現的主題是:老去、疾病、孤獨。在戰前一年,柯札克在電臺的週報《天線》(Antena)中寫了一篇文章,關於在親密的人之間所感受到的孤獨,以及在冷漠的人之間感受到的孤獨,關於「無人島的孤獨」以及「充滿人群、喧囂、信仰的孤獨」。「你分割、分送了自己的人生嗎?你保衛了什麼?為什麼而戰?老年的孤獨——回憶錄——告白——人生的清算——遺囑。」這段話,彷彿預示了之後的《猶太隔離區日記》。他在一九四二年四月,為了他無法去主要收容之家參加逾越節晚餐,而向他多年的合作夥伴娜塔莉.贊德醫師(Natalia Zand)寫信道歉:「我沒辦法去找你們,因為我老了,又累又弱又病。」他還在信中詳細介紹了自己的症狀和病痛。在《猶太隔離區日記》中他又回到這些主題,訴說自己的疲倦、早上穿衣的辛勞、折磨人的咳嗽、把舌頭弄傷的斷齒。莫德海.蘭斯基(Mordechaj Leński)醫師曾經在猶太隔離區中給柯札克看診,他回憶:「他很削瘦,臉頰長滿紅斑,眼睛很紅,說話很小聲,呼吸困難。X光顯示他胸腔有積水。柯札克醫生對此毫不在意。他問,積水到了哪裡,當他得知,積水還沒到第四肋骨,他擺擺手表示這只是小意思。」一九四二年六月柯札克動了一場手術,因為他沒照料好肩胛骨上的潰瘍。根據史黛拉.艾略斯伯格(Stella Eliasberg)的回憶,一九四二年七月柯札克的健康狀況很糟。「他的心臟很虛弱,雙腿和雙足都浮腫了,他必須在床上躺好幾個小時。」

在柯札克的作品中,小孩——老人的意象從一開始就出現了。「史達謝克皺起蒼白的臉哭泣,他的臉是一個三個月大的老人的臉。這些老人嬰孩的臉真可怕,有著皺巴巴的臉,尖尖的下巴,萎縮、凹陷的眼睛。」他在〈醫院的景象〉中如此寫道(該文收錄在《知識》〔Wiedza〕週報中,一九○八年到一九○九年交界時刊出)。在他於一次大戰開始寫的教育理論著作《如何愛孩子》(Jak kochać dziecko)中,他就注意到,孩子的年紀不是用他活了多少年來計算,而是在孩子身上「累積了上百年的傷害〔……〕那不是孩子在哭,而是好幾個世紀在哭,那是痛苦和懷念本身讓他失望」。猶太隔離區把孩子們變成了行動不便的老人。在一篇關於主要收容之家的報告中,他提到:戰爭開始時,一個名叫祖澤的男孩「開朗、足智多謀、活潑,健康又強壯」,兩年後柯札克再遇見他,他已經「用沉重緩慢的步伐往斯摩察街上走去」,他看起來像是個老人,讓柯札克差點認不出來。柯札克在日記中清楚寫道:「『孤兒之家』現在是老人之家。」

《猶太隔離區日記》中最神祕、最有爭議以及最令人不安的段落來自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七日。五天前,運送猶太人的行動才剛開始。在這悲劇的遷移中,柯札克寫下了他對恐慌居民的呼籲:「為什麼我不能安撫這不幸、瘋狂的社區?只要一段簡短的演說。政府也許會同意。」他用強硬的字眼,訴說服從佔領者命令的必要性,不只如此——他對這些命令的解讀,似乎只看到德國人有邏輯的一面,沒看到那是偽裝。他說:「選擇吧:要不就離開,不然就留下來工作。」然後他又說:「猶太人要到東邊去。〔……〕軌道在此。〔……〕我們是鐵做的滾筒,是犁,或鐮刀。只要能讓麵粉變成麵包就好。我們會有麵包的,只要你們不妨礙我們。你們不准妨礙我們。我們也不允許你們發出哀鳴、生氣或散播傳染病。有時候,我們甚至可能會短暫地同情你們,但我們必須用皮鞭、用棍子或鉛彈——因為我們必須建立秩序。〔……〕兄弟,你必須聆聽歷史的宣言,關於新的章節。」柯札克這份呼籲是認真的嗎?他是用自己的聲音說話,還是模仿別人的聲音?或是,他真的相信強制遷出帶來的「潔淨」?而災難性的大滅絕會給歷史「帶來新的一章」?他是在用嘲弄的面具掩飾絕望嗎?還是他是天真、絕望地想在加害者的行為中找到理性?他是否真的相信那些被送走的人有機會活下來,因為工作會拯救他們?八月四日,關於在街上被抓走的艾絲特拉.維諾哥羅,他寫道:「也許不是她,而是我們掉到陷阱裡了(留了下來)。」但是他之前明明努力要「讓艾絲特卡回來」。

要解開這個謎題,我們得先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柯札克那時候知道特雷布林卡滅絕營的真相嗎?」我不認為他知道,但是關於這一點,我們已經永遠不可能得知了。即使是在人滿為患的車廂中,人們也不相信他們是去赴死的。從特雷布林卡滅絕營逃出來的大衛.諾沃德沃斯基(Dawid Nowodworski)說:「我是在八月十七日星期一被抓的。〔……〕在我的車廂中有七十一個人,來自不同的環境,有著不同的年齡。車廂被封死了。沒有人相信我們這一趟是要去死。我們很確定,我們要在那裡展開新生活。也許老人和小孩會死,但是成人會活下來。」



《猶太隔離區日記》展示了柯札克的文學天分。文學性在此不是裝飾,而是書中理念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思想不可或缺的載具,如果沒有它,不可能了解內容。打造形式的框架、自由地使用語言、使用敘事手法,創造結構、呼應現存的文學形式並且創造新的文學形式——這些都是柯札克寫作的基本特色。

他的理念、世界觀、教育觀點不只透過直接的宣言表達,也可以在他寫作的形式中看到。作為文學著作,《猶太隔離區日記》是一本傑作,不只如此——它是一本充滿現代性的傑作。

我們可以說,我們眼前的是一本開放的著作,一個還沒準備好、混濁、殘缺的形式——充滿了不連續、未完的話語和中斷的情節。它支離破碎,因為不完整,而且很「主觀」(這邊是正面的意思),它是「柯札克筆下的猶太隔離區」。它很殘酷,不只是因為它揭露了大屠殺的恐怖,也是因為它表現出這恐怖對受難者造成的毀滅性影響。柯札克是個理想主義者,但同時他也能以清醒的目光看待現實,而對自己——他則抱著批判的距離和自我嘲諷。《猶太隔離區日記》的破碎顯現在鬆散的結構中,柯札克把各種場景拼湊在一起,結合稀鬆平常的觀察和深入的省思,混雜多種語言、時間和敘事線。童年初期的省思——那非凡的,關於金絲雀的葬禮或莫多瓦街的基督降生劇表演——就像是一小塊一小塊的碎玻璃(柯札克的曾祖父是玻璃匠),滲入了「孤兒之家」在毀滅之前的日常。

我想在此提到,靈動的風格是柯札克一貫(在戰時特別明顯)的特色。他有一雙靈敏的耳朵,可以捕捉粗糙的語言、能量豐沛的口語,然後把口語和隱喻結合,把敏銳的詩意和暴力的控訴詛咒並陳。有些部分讓人想起米容.白沃謝夫斯基後來所說的「現實的告密」。在《猶太隔離區日記》中,我們也可以找到各種不同的文學類型,比如回憶錄、日記、微型報導、譬喻、風俗情景、哲學或教育的論述。

柯札克用一個夢想給他在一九○九年寫下的夏令營小說《莫許奇、約思奇、思魯拉》(Mośki, Joski i Srule)作結。孩子和老師一起思考:「或許我們不要回去華沙?也許我們該手牽手,拿起旗子,唱著歌然後大步上路。〔……〕往太陽那裡去。〔……〕我們會走很久,很久,我們會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尤安娜.歐恰克——洛尼克在她所寫的柯札克傳記中提到,舉辦夏令營的米豪沃夫卡就在離特雷布林卡幾公里之處。這想像的、邁向陽光的路途,讓人想起「孤兒之家」邁向烏姆許拉格廣場的路途。我又想起另一段關於孩子遊行的文字。在柏林附近,那裡有個收容「孩子——白痴」的地方,也就是達爾多夫瘋人暨殘障人士收容院。柯札克一九○七、一九○八年間在柏林研習時,就在那裡看到了幾百個病童在遊行,他們「走在愛國歌曲的節拍上,拿著旗子上下揮動,一下子把旗子交叉,一下又作勢用它開槍〔……〕在這之中,有著令人悲傷無比的東西。」而我,則在這可怕古怪的孩童遊行當中,看到了二十世紀瘋狂的預兆,極權主義可怕的威脅,還有它的自動、機械化,像是維卡奇所預言的。

*編註:本文原為編輯後記,收錄於 W.A.B. 出版社《猶太隔離區日記和其他作品》(詳〈繁體中文版編選說明〉)最末,中文標題為中文版編輯團隊所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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