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克爾親筆回憶錄《自由：回憶錄1954-2021》
第一部「我並非生來就是總理。」
赫爾曼馬特恩中學（節錄）
P.55-P.58
赫爾曼馬特恩中學
每學年，各班都要向選定的教師和學生表演一個文藝節目。一九七三年初夏，在高中會考前幾週，我所在的12B班原本就決定這次不參加節目表演。我們不想參加，而且當時正忙著準備高中會考。不參加又會怎樣呢？我們心想，再過幾週學校就會成為過去式了。然而，情況遠非如此。在即將舉行活動那天的上午休息時間，一位老師用擴音器通知大家，12B班拒絕參加文藝節目。活動在下午舉行，而且所有學生都會在學校操場集合。我們意識到校方試圖讓其他學生對我們產生反彈，以此向我們施加壓力。我們被指責懶惰和不負責任，這讓我們感到很不安。於是，我們在休息時間決定，要在最短的時間內生出一個節目，幾個小時後就可以演出。
但我們不想完全屈服，我們想做一些與預期不同的事情。12B班想展示自己的實力，反駁那些懶惰、不負責任的指責。這時，我們想起了克里斯蒂安．莫根斯騰（Christian Morgenstern）。
我房間的書架上有一本莫根斯騰的詩集《絞刑架之歌》（Alle Galgenlieder），由萊比錫的英澤出版社（Insel Verlag）出版。我非常喜歡他的詩。午休時間，我跑回家，上樓到自己房間拿下那本詩集，又跑下樓到廚房，父親正在那裡等我。他本來正忙著幫我們熱午飯，因為母親這次破例出外旅行了。但我們沒能吃上一頓像樣的午餐，因為我急著告訴父親那天早上在學校發生的事情，並朗讀了莫根斯騰的詩〈哈巴狗日常〉（Mopsenleben）給他聽：
〈哈巴狗日常〉
哈巴狗喜歡坐在
那延伸到街景中的牆角
好讓自己在絕佳的位置
悠閒地品味多彩的世界
哦，人啊，你得警惕自我
否則你也只是一隻坐在牆上的哈巴狗
我至今還能看見自己站在廚房門口，向父親講述我們為文藝節目制定的計畫的情景。我們想朗誦〈圍牆上的哈巴狗〉作為文藝插曲。接著，我們計劃呼籲為莫桑比克解放運動（FRELIMO）捐款，而不是像往常一樣為越南的重建工作募款，最後我們打算用英語而不是德語演唱〈國際歌〉（Die Sozialistische Internationale）。父親平靜地聽著，點頭表示同意。他認為這一切都很合理，這更鼓舞我繼續進行這個計畫。
我狼吞虎嚥地吃完午餐，帶著莫根斯騰的詩集飛奔回學校。我們迅速排練好節目，我是其中一個負責組織節目的成員。接著，輪到我們演出了。演出結束後，一些學生勉勉強強地鼓掌，並且低著頭；老師們則是鴉雀無聲。甚至當我們離開舞台時，也沒有一個人對我們說什麼。我感覺到有些不對勁，但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完全明白事情的嚴重性。
事情是這樣開始的：化學老師沒有像往常一樣用「友誼長存」問候我們班。隨後，他取消了報紙概覽。在我們上完第一節課離開化學教室（我們的老師默默陪著我們受罪），從化學教室去另一間教室時，我們看到其他班級在這段時間寫下針對我們班的批評，並用圖釘將這些聲明釘在壁報上。這讓我始料未及，我匆匆瀏覽了一下內容。有些班級寫道，他們瞧不起我們，因為我們的節目偏離了常規；有的班級則以更有智慧的方式，闡述了他們認為理想的文藝節目應該是怎麼樣的。
從第二節課開始，一個又一個學生被叫出教室。回來的學生告訴我們，他們被國家安全部的人員盤問節目策劃的來龍去脈，但唯獨策劃節目的四個學生（一個朋友、我兩個最好的朋友與我）被國家安全部的人略過了。這讓我們極度不安，因為我們不得不問其他同學到底發生什麼事。放學後，我回到家，將上午的情況告訴父親。這下他警覺了起來，開始四處打聽情況。
幾天後，學校召開了一次家長會，學校高層希望盡可能讓更多家長與策劃這個節目的學生及其家長保持距離。有些教師和家長開始發表意見。「12B班本來就是一個很多學生會穿西服、聽西洋音樂的班級。」有些人這麼說。其他人則罵道：「他們一直認為自己比較優越，現在搞成這樣，大家應該也不意外。」有些人可能早就等著我們班成為眾矢之的這天很久了。然而，同時也有許多家長聲援我們，使得學校高層沒能達到他們預期的目標。
然而，讓我尤其痛苦的記憶是母親旅行回來後的反應。我以前很少見她如此生氣：「我讓你平安度過了十二年的學校生活，我就離開這麼一次，就發生這種事……」接著她又說了讓我心痛的一句話：「你很快就要離開了，但我還要留在這裡，到目前為止我們一直都是被認可的！」我只能低聲回答：「但你還是被認可的啊。」那一刻，我為她感到無比難過。
有一段時間，我們一直不確定會面臨什麼樣的懲罰。可能的懲罰包括被開除學籍、高中會考不及格、被撤銷大學入學資格。在這種情況下，我父親決定不要坐以待斃，而是主動出擊。
因此，他求助於他在區議會教會事務處的聯絡處，將整件事描繪成一場地方鬧劇，說這讓處於高中會考壓力下的學生們感到不安。他要我把這件事的整個過程寫成一封信，致柏林布蘭登堡教會的教會律師曼弗雷德．斯托佩（Manfred Stolpe），因為他是國家教會事務祕書處的聯絡人，並要求我親自把信交給他。於是我照做，在一個週六下午前往在柏林魏森湖（Weißensee），親自把信交給了他。
在此期間，學校舉辦了一次師生大會。在大會上，一個個子較小、體型微胖的女學生站起來，憤怒地說：「我是哈巴狗？不可能！」我必須控制自己，才沒讓自己噗哧笑出聲來。在隨後高中會考的德語科筆試中，我竭盡所能地不寫錯任何一個單字。最後，懲罰在全校的升旗典禮時宣布了。12B班被要求站出來，我們受到了訓斥。就這樣。現在回想起來，我只能說，我父親透過斯托佩防止更糟糕的事情發生，而這個努力沒有白費。現在，我們終於可以專心準備剩下的高中會考了。
梅克爾親筆回憶錄《自由：回憶錄1954-2021》
第五部 為德國服務（二）
唐納．川普（節錄）
P.574-578
唐納．川普
自二○一七年一月二十日起，唐納．川普成為美國總統。我密切關注了他與希拉蕊．柯林頓之間的選戰，並希望希拉蕊能夠獲勝，但結果並非如此。唐納．川普不僅在選戰中以「美國優先」和「讓美國再次偉大」口號定調了民族主義基調，也在競選期間多次批評德國和我個人。他聲稱我在二○一五與二○一六年接納許多難民導致德國垮掉，指責我們在國防上提供太少經費，並批評我們與美國的貿易順差是不公平的貿易。多年來，紐約街上的許多德國汽車一直是他的眼中釘。他認為，美國人買德國車只可能是因為降價傾銷以及歐元與美元之間的匯率操縱。他反覆提到要提高德國汽車的進口關稅，讓購買德國車不再有吸引力。我覺得驚訝的是，一位美國總統候選人竟然在選戰中會如此關注德國總理。根據「敵人越多，榮譽越高」的格言，我應該要對自己的角色感到滿意。不過此刻靠這樣的黑色幽默無濟於事，我的職責是要維持兩國之間的穩定關係，而不是對所有挑釁做出回應。在唐納．川普於二○一六年十一月九日當選總統後，我不僅在總理府發表聲明祝賀他，也強調我們兩國透過共同的價值結為同盟，如民主、自由、尊重法治與人性尊嚴，不因出身背景、膚色、宗教、性別、性傾向或政治立場而有所差別待遇。「在這些價值的基礎上」，我向他提出了密切合作。四個月後的二○一七年三月十七日，我至華盛頓拜訪他。我謹慎準備了這次訪問，因為這件事在德國引起了極大的興趣，在美國也有一定的關注。
當我抵達白宮時，在記者面前，唐納．川普在門口與我握手問候。進入橢圓形辦公室閉門會談之前，我們再次於媒體前露面。當記者與攝影師要求我們再次握手時，他無視了這個要求。為了避免尷尬地站在原地，我低聲提醒他我們應該再握一次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美時，他足足握了安倍的手十九秒，安倍都無法抽手。我話剛說完，就在心裡對自己暗暗搖頭。
我怎麼會忘記川普清楚知道他想達成什麼效果，因此他當然會無視於我委婉的提醒。他想要透過自己的行為製造話題，而我卻假裝自己是在跟一個行為正常的人對話。
在閉門會談時，我們慢慢地試探彼此。我基本上用英語進行對話，我的口譯員多蘿特．卡騰巴赫坐在旁邊，並翻譯一些較為複雜的內容。唐納．川普問了我一堆問題，包括我的東德背景以及我跟普丁的關係。他顯然對俄羅斯總統充滿了興趣。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我對他的印象是相當受到專制及獨裁傾向的政治人物吸引。
一對一會談結束後，雙方代表成員剛進入橢圓形辦公室，他開始對德國提出先前提到的指責。我用數字與事實反駁他的批評。我們的交談根本是在平行時空。川普是情緒表達，我則是就事論事。即使他偶爾注意到我的論點，往往也只是為了從中提出新的指責。解決提到的問題似乎不是他的目的。因為如果真的解決了問題，他就得立刻想出新的抱怨理由。在我看來，他的目的是為了讓跟他會談的人產生罪惡感。當他發現我強力反駁時，就會立刻停止自己的長篇大論，轉而談論其他議題。同時就我的印象，他也希望他的談話對象喜歡他。
他一再強調，德國虧欠他也虧欠美國。這種言論很符合他選民的胃口，讓許多人感覺自己被忽視，並且認為以往的政治人物都沒有好好處理。他們欽佩川普，他沒有要他們忍耐，而是直言不諱。從支持的角度來看，他們認為川普正在為他們的利益奮鬥。
與我一起至華盛頓的還有寶馬（BMW）、舍弗勒（Schaeffler）與西門子的執行長—哈拉爾德．克魯格（Harald Krüger）、克勞斯．羅森費爾德（Klaus Rosenfeld）以及喬．凱澤（Joe Kaeser）。拉爾斯－亨德里克．羅勒與美國聯絡窗口已經安排好，川普跟我在橢圓形辦公室會談結束後，要與這些企業代表以及他們在美國工廠的學徒討論，將專業技術人員訓練制度引進美國。我希望藉此將重點引導至德國公司對美國就業市場的貢獻，但只有部分成功。雖然川普讚揚了德國企業在美國的投資，但同時也批評他們公司在美國鄰國墨西哥的生產活動。他似乎全部都要。
與川普的大部分會談議題上，我都有充分的論點支持。然而，我們的國防支出是一個弱點。顯然我們無法在二○二四年達成二○一四年北約峰會為成員國定下的百分之二目標，即便我在記者會宣布，我們的國防經費從二○一六至二○一七年已經提高了八％。歐巴馬也曾經多次就這個議題提醒我。但是面對川普，這個議題卻相當危險，因為他質疑北約整個安全防衛聯盟的存在意義。我相當清楚，我們德國人的安全依賴於北約。因此，我強調了我們在阿富汗共同駐軍的貢獻。至少在隨後的記者會上，川普對此表示了肯定。
當我飛回德國時，感覺並不太好。從對話中，我得出結論：要與川普合作致力於一個互相連結的世界是不可能的。他依然以過去身為房地產商人的角度來判斷一切。每塊土地只能被一個人拿到，如果他拿不到，就會有另一個人得到。他是這樣看世界的。對他來說，所有國家都在互相競爭，一方成功就意味著另一方失敗。他不相信透過合作能增加整體的繁榮。即便我舉了歐盟與韓國雙方都從自由貿易協定中獲益的例子，也無法說服他。因此，他對於所有非經他本人談判的協議都持懷疑態度，而他對德國特別充滿不信任。《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定》在他任內是不可能達成的。
但事情還不只如此。G20峰會前六週，二○一七年六月一日，他要求與我通電話。晚上十點，我們進行了通話。他告訴我，美國將退出《巴黎氣候協定》。這真是晴天霹靂，因為我打算在漢堡G20峰會將這個議題列入討論重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