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二：傅利曼的經濟思想的啟示
──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 洪德生
傅利曼是貨幣主義經濟學派的主要提倡者，主張通貨膨脹與貨幣供給之間有著一個緊密而穩定的連結關係。近年來全球飽受原物料價格高漲的衝擊，不論先進或開發中國家都正面臨龐大的通膨壓力，依據他的看法，影響經濟趨勢的關鍵因素是貨幣數量，而非政府的財政政策，通貨膨脹源於貨幣供給量擴張，亦即控制通貨膨脹應該是從各國央行對其國內經濟提供的貨幣數量著手。傅利曼曾提出，「無論何時何地，通貨膨脹永遠都是一種貨幣現象。」只要對貨幣供給控制得宜，就不需要太擔心會發生通貨膨脹。
傅利曼所帶領的「芝加哥學派」認為不論在配置社會資源或規範人類事務上，自由市場是最佳策略，傅利曼是自由企業的忠實信徒，強烈反對以金融政策作為需求管理的手段，並且主張政府在經濟上扮演的角色應該被嚴格限制。他亦深信經濟自由，最終將導致政治自由。
傅利曼從其對於美國貨幣史之研究中對19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之所以發生的原因提出一些相反的論據，促使了一般人對凱因斯理論之價值重新加以評估。他認為19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之所以發生並不是由於貨幣政策失靈，而是由於貨幣政策沒有正確適當的運用。因為他發現在1929年至1937年間，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將貨幣供給減少了三分之一，導致了經濟蕭條所經歷的時間延長，受到影響的程度更為嚴重。
傅利曼是在1950年代期間提出負所得稅建議，他的想法是要以一個單一計畫取代政府支助的各式各樣的社會計畫，其優點是高效率化和簡化。負所得稅的概念廣受學界的支持，但卻未被當時的美國政府接受採行。負所得稅的概念是社會福利制度的一環，在對中低收入戶的補助方面，負所得稅補助的對象是有工作的貧戶，一方面可以鼓勵工作，另方面又可以確保其所得收入水準。負所得稅可提高中低收入戶的恆常所得，對促進消費的增加是有幫助的。
傅利曼一生職涯裡所倡議的主要公共政策建議有很多，從1960年代迄今，他對經濟政策討論方面最重要的貢獻是負所得稅、以薪資物價指數連動法來調控通貨膨脹、針對稅賦和政府支出進行限制、支持政府預算赤字以遏止政府擴張、以及降低高邊際所得稅率等概念。另外，他在海外倡議國有產業民營化亦成效卓著。
從1962年「資本主義與自由」這本書開始，他開始積極倡議減少政府干預與更自由且更開放的競爭市場，他認為這些作法可以讓社會變得更有秩序。從1960年代開始他為「全國評論」、「新聞週刊」撰寫專欄文章，發表他的觀點。
傅利曼於1963年出版「1867年-1960年的美國貨幣史」一書後，他漸漸轉移方向，轉而希望能直接透過政府領袖來影響公眾意見，而不是間接透過學術管道。在1960、70年代期間，隨著通貨膨脹上升，傅利曼認為在因應通貨膨脹的負面影響時，部分抵銷可能比完全消弭它更可行。原則上，他主張所有合約和其他付款協議都應該予以物價指數連動化，以因應通貨膨脹。同樣地，所得稅級距也應將通貨膨脹列入考慮。實際上我國也有採行兩種相同的作法，讓物價指數與之連動。不過近一兩年來在政府公共工程採購上，遇有物價指數無法反映實際原材料價格上漲的現象，導致公共工程延宕，顯然政府在執行上確有值得改進之處。
傅利曼支持聯邦政府預算赤字，讓赤字達到能夠限制政府支出的程度。他認為寧願政府因赤字高漲而減少支出，而不希望政府因預算平衡而增加支出。如果為了讓赤字降低而提高稅賦，結果很可能導致高政府支出成為常態。台灣政府多年來處於赤字現象，不過95和96年度的政府財政赤字已大幅縮小。然而，97年度歲出預算較96年度增加2.88％。政府若為了擴大內需而增加政府支出，並無可厚非，但對政府赤字水準必須控制得宜。
2000年年底，美國經濟歷經繁榮期崩潰後，經濟卻僅陷入溫和的衰退，貨幣政策是其中的一大重要功臣。對照日本而言，傅利曼在1999年曾經表示，1992年以來，日本反覆採行許多財政刺激政策，但同時卻實施緊縮貨幣政策，六年多來平均貨幣供給成長率為2.8％，結果，這期間日本的景氣並未改變。這顯示出影響經濟方向的是貨幣政策，而非財政政策。多年來，各國在遭逢經濟不景氣時，就採取擴大公共投資的財政政策，或許對刺激短期景氣有所幫助，但若要促進長期穩定的經濟發展，實有必要在貨幣政策上多下一些功夫。
近幾年來傅利曼主要聚焦在學校教育券議題的研究，他所關注的是要追求一個自由社會的哲學。傅利曼認為公立學校不但沒有效率，也缺乏創新。在多元化的社會環境下，自由權與自由才會蓬勃發展。他認為學校教育券制度將會促進一股教育復興，尤其是對社會經濟背景較差的學生。學生將因多元、選擇和競爭，而體驗到更多的機會。所有學校的績效也會跟著改善。台灣多年來實施教改，也實施多元教學，然而實施成效不彰，也帶來學生、家長及教師的反彈。教育券制度的理念正好可適切地作為當前教改方向的參考。
傅利曼除了貨幣理論的學術成就和貢獻之外，他在公共政策領域上也善盡了知識分子的職責。以上對台灣的啟示只不過是列舉了一些例子，咸信傅利曼的經濟思維，尤其是對政府角色的理念，仍然還有許多值得挖掘的寶藏。
本書作者將傅利曼生平的學術創作過程，不論是描述他的個性表現，或是彰顯他的學術成就與貢獻，都能以深入淺出的筆法，闡述地淋漓盡致，的確是一本不可多得的著作。在漫長的職業生涯中，傅利曼多半都擁有看透未來的過人眼光。
推薦序三：一本不可多得的好書
──台灣金融研訓院院長 許振明
這是一本好書，它描述米爾頓˙傅利曼一生的行誼。從早年歲月一直至晚年。我們對於其個人行徑及價值觀深深感佩。就本書所描繪的情景，吾人深深瞭解做為一代思想家，其所受之煎熬，是不可等閒視之，無以倫比！
本人曾造訪芝加哥大學兩次，一次為一九八八年至一九八九年，為國科會訪問學者，訪問經濟學系。第二次訪問管理學院，係一九九一年。在管理學院，我仍親臨經濟學系，參加各種研討會。對於傅利曼所珍留的遺產，都能一一品味。
芝加哥大學之創建，係因白種人之歧視而設立的。當年為規避白人對猶太人歧視，猶太人在芝加哥設立大學，協助猶太人就讀，以因應其被排除進入美國東岸之常春藤盟校就讀機會之不利影響。基本上，芝加哥大學是猶太人在美國之主要立足之大學。此點值得吾人學習。
傅利曼身為猶太人，進入芝加哥大學就學及在該校服務三十餘年應不足為奇。應該引以為傲的是，傅利曼身為猶太人，而能於異國奮發圖強，充分發揮其才智，造福人群，才是吾人所應效法對象。
本書對於傅利曼一生行誼描述可謂言簡意賅，為一本不可多得的好書。本人在台灣大學經濟學系從事教學研究，主要課題為總體經濟理論與貨幣銀行學，對於傅利曼的學說有深深的感觸。
猶記大學求學時期，本人受老師啟發，對於傅利曼之思想學說，甚為崇拜。然而彼時，凱因斯學派學說風行，許多著作之評論，多偏向不利傅利曼之論點。然而，真金不怕火煉，傅利曼之論點終究如石破天開，廣為人們接受。
傅利曼之諸多創見頗值得吾輩學習。尤其是其為學之方法論，更是吾輩所應注意學習者。在本書中，作者就指出當代經濟學之分析方法論主流原來在戰後初期(即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０年代)尚區分成兩群：一以考爾斯委員會為主導力量，另一以傅利曼為代表之分析方法論。考爾斯委員會成立之初係位於芝加哥大學，後來於一九五三年搬至耶魯大學。其強調以嚴格的數理方法來研究經濟學及發展經濟理論。換言之，考爾斯委員會偏好以數學公式來表現經濟理論。
傅利曼較側重以統計方式表達經濟資料的意義，並主張經濟理論的攸關性應取決於對各項經濟事件的預測的經驗確證。這就是傅利曼最著名的實證經濟學方法論。
猶記得我們於一九七０年代在台灣大學經濟學研究所唸書時，無論是用個體經濟理論或總體經濟理論，傅利曼之〈實證經濟學方法論〉論文是必讀文章。而在課堂中，老師所引用的經濟學分析工具，僅止於以幾何圖形及微積分為主要的數學工具。計量經濟學及數理經濟學僅為輔助的學科。
然而，隨著時間經過，以數理方式表示的經濟分析方法逐漸取得優勢。尤其在一九八０年代中期以後，在芝加哥大學教授亦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魯卡斯教授的大力鼓吹支持下，總體經濟理論之分析方法已經為嚴謹數理方式所取代。
如今，在經濟學研究所或財務金融研究所之總體經濟理論課程中，無不以嚴謹之數理分析為主要分析工具。三十年前的數理經濟學已成為總體經濟理論之ㄧ部份。學生都要感嘆總體經濟學愈來愈難唸了。
本書對於傅利曼之自由主義思想的啟蒙及其終身恪守不渝的描述，一以貫之的娓娓道來，真令人佩服。傅利曼從大學生求學時代，因為閱讀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彌爾的《論自由》一書，開始接觸到自由意志主義思想。
自由價值是西方國家主要的價值。在台灣亦接受此一價值觀。如果說台灣與中國大陸的主要差異在那裡呢？我們受傅利曼啟發，可以回答是在自由價值的認同及實施。例如：在台灣，言論及資訊流通自由是正常現象，而中國大陸則不同。吾人常聽到台海兩岸均實施市場經濟，所不同者中國大陸所推行者為管制的市場經濟(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台灣所推動者為自由的市場經濟(即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傅利曼做為一位貨幣學派的始祖，本書作者對於其貨幣思想的形成有著詳盡的介紹，值得讀者仔細品嚐。誠如作者所言，傅利曼對於貨幣政策之主附錄─訪談
以下是納珊 ‧葛迪爾在二○○五年十一月對米爾頓 ‧傅利曼所做的訪談內容，刊登在《新展望季刊》二○○六年春季號。
訪問者：在您長壽的一生裡，目睹了許多事情的發生，也深思過很多重大議題。請問這些日子以來，您在思考哪些議題？
傅利曼：較大的議題在於思考美國是否有辦法成功「改造」中東。我個人並不確定「武力」是否為正確的手段。我們不應該進軍伊拉克的。不過，我們卻這麼做了。所以，此時此刻，最迫切的議題是設法讓這些努力能以令人滿意的方式收尾。
無疑的，美國在世界上的高度─主要是由於我們鼓吹開放自由的魅力─已因進軍伊拉克的行動而折損。不過，如果伊拉克最後能成為一個自主管理且不會威脅到其他人的國家，對整個中東而言，還是會造成有利影響。屆時，這個結局將能提升美國威望。不過，目前的情況並非如此。目前的影響正好朝反向發展。
訪問者：所謂的「老歐洲國家」─法國、德國、義大利的經濟停滯且失業率居高不下。德國是冷戰時期凱因斯福利國家陣營的最後堡壘之一，目前的領導人梅克爾屬於保守派。怎麼做才能帶領德國乃至老歐洲國家回歸到原有的軌道？
傅利曼：他們必須仿效佘契爾夫人和雷根總統，簡單說，就是採納自由市場。
德國的問題有一部分是由於她加入歐元體系時，採用了過於高估德國馬克的錯誤匯率，所以才會有同樣在歐元區內，愛爾蘭處於通貨膨脹與快速成長，德國與法國卻處於停滯且面臨調整困境的局面。
歐元將會成為很大的問題根源，有害無益。歐元沒有前例可循。就我個人的最大知識範圍內，世界上從未有過一個由許多國家組成，共同發行流通貨幣的貨幣聯盟存在。過去曾經有過一些以黃金或白銀為基礎的聯盟，不過，卻未曾出現過以許多政治獨立的主體共同發行流通貨幣為基礎的聯盟─這種貨幣容易引發通貨膨脹。
當然，此時此刻德國無法脫離歐元。所以，她必須做的是讓經濟更有彈性，也就是消除對價格、薪資和就業的管制。簡單來說，維持德國勞動人口失業率十％的法規必須取消。如果德國沒有加入歐元體系，這個問題不會如此迫切。
這套政策將會讓德國的潛力大幅提升，畢竟德國勞動人口的能力與生產力都非常高。該國生產的優質產品在世界各地也備受讚譽。德國有非常好的機會可以成為一個具生產力的成長型國家。目前要做的就是給予創業家一個機會。德國必須讓這些創業家賺錢，自由的錄用與解雇員工，同時表現得像個創業家。然而，過去的政策導致德國創業家將許多作業轉移到德國以外的地方。他們到海外投資，因為他們無法在國內找到和境外一樣的開放性、流通性與機會。
訪問者：英國首相布萊爾主張採取「第三條路」，舉例來說，採行彈性但異於美國錄用與解雇模式的勞動市場。他認為這種方式能滿足長遠的社會正義考量，比較適合「歐洲的社會模式」。是不是真的有折衷方式存在，或者是非黑即白？
傅利曼：我不認為有第三條路存在，不過，競爭市場並非社會的全部。很多事情取決於人口品質以及一個國家如何安排社會裡的非市場層面。訪問者：也許北歐國家的模型可供參考。他們是高稅率的社會，但就業率也很高，他們也設法讓他們的勞動市場比義大利、法國或德國更自由化。傅利曼：北歐國家的人口非常少，多屬於同種人，所以他們才有辦法達到某些方面的成就。不過目前的情況和過往不同，因為已開始有大量移民湧入這些國家。
適用於瑞典的方法不見得適用於法國、德國或義大利。小國可以把很多活動伸向市場以外。同文同種的人民會願意為了達成共同目標而支付較高稅金。不過，若人口數量且人種較多，要達成共同目標，就明顯難多了。
自由市場的偉大優點在於它讓彼此仇恨或宗教信仰與道德背景迥異的人可以在經濟上合作。政府干預絕對無法達成此一境界。相反的，政治會導致這些差異擴大增強。
訪問者：即便原油價格飆漲，美國乃至全球的通貨膨脹率尚停留在歷史低檔，為何如此？
傅利曼：通貨膨脹是一種貨幣現象，在過去，製造通膨的是中央銀行，終結通膨的也是中央銀行。我們無法在歷史上找到類似過去十五年物價鮮少波動的情況。不管發生什麼情況，只要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維持嚴謹的貨幣政策，嚴密監控貨幣供給額，這個情況就會維持下去。
歐洲的情況也一樣。歐洲央行一直在壓低貨幣成長率，於是，物價當然就能維持穩定。不過，歐洲的壓力將比美國的壓力重，主要在於為了促進就業情況，必須印製鈔票，採取更為擴張的政策。
歐洲央行的作為取決於德國、法國和義大利是否願意支持它的政策。義大利可能會是主要的問題來源。該國受惠於歐元體系的程度最大，因為它改採歐元利率，不需要沿用原本的利率。義大利的負債情況太嚴重了，原本的利率比歐元利率高很多。以前義大利利用通貨膨脹解決負債問題，採用歐元的好處在於義大利不再可能一意孤行，歐洲央行的緊縮政策不允許那樣的情況再度發生。
就這個層面來說，歐元對歐洲是有利的。不過，唯有處處保持彈性才能真正得利。問題是在一個浮動匯率的世界裡─就像義大利加入歐元體系以前的情況─如果一個國家因遭受衝擊而不得不以降低薪資來因應，但在現在這種管制與規範制度下，無法採取減薪的作為，藉由放任匯率波動來解決問題就會容易得多。在這種情況下，需要變動的只有一種東西的價格，而不是很多種。
不過，在現行的歐元體制下，這個選擇權〈放任匯率變動〉已經遭到剝奪。一個國家為了因應衝擊，唯一可以採取的作為就是放任內部價格變動。必要時，必須讓薪資下降；必要時，必須讓國內利率上升。
訪問者：美國國債主要掌握在中國、日本與南韓手中。對美國乃至全球經濟來說，美國龐大的國際收支赤字是嚴重的問題嗎？
傅利曼：我不這麼認為。這可能是一種統計上的海市蜃樓。如果觀察資產負債表，美國的負債確實非常高。但如果觀察損益，美國支付給國外的利益金額幾乎約當收到的海外利益。美國的海外資產所賺得的報酬率比外國人持有美國資產的報酬率高。
這個情況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美國最吸引有錢人與富國之處，在於美國可以提供安全保障，不需要擔心政治不穩定的問題。沒有人會擔心他們放在美國的錢會被徵收或以其他方式被剝奪。基於這層安全性的考慮，世界上的有錢人寧願接受較低的報酬率。相反的，美國海外資產的風險較高，報酬收益率當然也就比較高。
這可以解釋為何從實質面來看呈現大致平衡的狀態。美國是不是負債，根本難以斷言。看起來失衡的疑慮好像有點令人費解。我一點都不擔心中國和日本持有那麼多美國債權會有什麼問題。就某方面來說，他們這麼做好像很傻，因為他們大可以從其他管道獲取更高的報酬，不過，這終究是他們自己的選擇。
訪問者：中國和日本將其貨幣釘住美元的做法，事實上就等於建立了「第二個布列敦森林協議」，也就是說，全世界最大的貿易伙伴建立了穩定的新貨幣機制。事實是否如此？
傅利曼：沒錯，就目前而言確實是如此。不過他們之間並未做出保證。人民幣已經開始升值，日圓也大幅波動。中國的生產體系利用其他東亞國家的程度非常高。她向日本和韓國購買非常多的東西。所以中國的貿易量遠比其淨出口量大很多。中國需要大量外匯支應這些貿易需求。
訪問者：美國龐大的財政赤字是否會讓你擔心？
傅利曼：我完全不擔心。真正應該擔心的是造成這些赤字的支出。如果美國政府花掉國家收入的四○％，那麼不管這些收入是來自舉債或稅收，人民都無法花費這些錢，所以，赤字是一種間接徵稅的方式。當然，政治人物比較偏好舉債而非稅賦，因為如果增稅，勢必有人出面承擔後果。
以目前來說，龐大的財政赤字有一個正面的影響，它可以抑制進一步的支出。就這個層面來說，赤字變成好事一椿。不過如果是因為支出增加而造成赤字，就不是好現象。
訪問者：從一九七九年以來，中國透過所謂的「市場列寧主義」模型，或類似於你對智利的皮諾契特政府建言的「獨裁主義者自由市場制度」，創造了驚人成長。您認為這樣的模型可以延續嗎？
傅利曼：不。中國將會重演和智利相同的情況。政治自由最後終將突破它枷鎖。天安門事件只是個開端未來將有一系列的天安門現象。中國不可能一方面放任民間發展，同時在政治上維持威權主義的特質。兩者最終將發生衝突，遲早必須放棄其中一種。
如果他們不解放政治面，經濟成長將會成為過去，儘管目前的經濟水平依舊很低。
不過，情況並非沒有希望。在中國，個人自由已經有很大的進展，這將導致個人與國家之間產生更多衝突點。新世代的人受了教育，也會到國外旅遊。他們透過第一手的接觸了解到外面的世界採行其他方式，威權主義的特質也將漸趨軟化。
香港像是領頭羊，如果中國政府堅守約定，讓香港走自己的路，那麼整個中國也會依循這條道路前進。如果他們違反約定，就會是很糟糕的訊號。不過我抱持樂觀的態度。
訪問者：網路對自由和市場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傅利曼：影響非常巨大。看看中國的情況就能略窺一二。現在中國人可以彼此交談，儘管政府竭盡所能加以控制，但功效不彰。
網路也讓我們更接近市場的「完美資訊」。不管身在何處，只要找到供需的最大滿足點，個人與企業都可以跨越疆界與管轄權進行買賣。無疑地，這讓課稅的可能性降低。如果能以較低稅率向日本、英國或巴西企業購買一樣東西，何苦在本地買？
網路是促成全球化的最有效工具。
訪問者：你認為中國或其他地區的自由權與自由市場的趨勢將延續到二十一世紀，不會出現開倒車的現象？
傅利曼：沒錯。整個世界或多或少都已擁抱自由，以傳統的角度來說，社會主義意味政府掌控所有權以及政府管理生產方法。除了北韓以及少數其他地方，目前沒有人這麼定義社會主義。那樣的日子不會再來，柏林圍牆的倒塌對自由進展的貢獻遠比我或海耶克或其他人所寫的書大得多。
目前的社會主義只代表政府從有錢人手中取得收入，並將之轉給沒有錢的人。只和所得移轉有關，與所有權無關。掌握所有權的人是人民。
訪問者：不過，情況可能因為一些新的現實─包括人口、環境、貧富不均和民主化的綜合影響而走回頭路嗎？富有國家的人口逐漸老化，隨著利己主義的抬頭與家庭結構的終止，人們要求國家確保醫療照護與退休保障。而根據科學共識與氣候變化，人們不可避免的將加強要求政府增列環保法規。全球自由市場的擴散也意味貧富不均的情況將更加嚴重。由於民主的同步擴散，貧窮的多數人將要求富人將所得轉移給他們，以達到社會正義的訴求。
傅利曼：當然，這樣的情況有可能會重現。自由市場擁有一線希望的唯一理由就是：自由市場的效率遠比其他任何型態的組織高。如果你主張自由市場，就代表你主張與潮流對抗，〈因為〉一有問題發生，人類的自然傾向就是：「老天，我們應該通過法案，採取行動。」
自由市場的論據非常複雜且深奧，而且取決於次要影響的驗證。我有信心，市場效率將會勝出。不過，你提出的問題無疑是存在的。當然，也會有很大的壓力要求政府出面解決問題。
在二次大戰結束時，政府支出佔全國所得的一五─二○％，接下來，比率大幅上升，一九八○年時達四○％，主要花費在醫療照護、環境管制與社會保險等計畫。一九八○年到二○○五年，這個比率維持穩定。我們尚未扭轉趨勢或使之降到原本的水準，只是讓支出比例停止成長而已。恐怕這是支持你的論點的一個理由。
至於高齡化社會，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證明一個充斥老人的國家不會繁榮，當然，前提是他們必須在年輕從業的時候，就為自己的退休生活賺取足夠金錢。可能導致美國社會保險、歐洲與日本退休金體系陷入危機的唯一原因是：「龐氏騙局」無法永遠維持下去。我們對現在的年輕人收取稅金，把錢支付給現在的老人，同時寄望未來的年輕人也能繼續納稅以供養未來的老人。只要年輕人口的增加速度超過年老者，這就是一個很不錯的機制。但當那個〈人口〉比率走到終點，這個制度也會到達終點。所以，如果每個人都能為自己的老年生活存錢，情況會好很多。
為何民間的保險公司不會因為人口老化而陷入困境？他們面對的不是同樣一群人口嗎？差異在於它們已經累積了一筆基金，未來不光是存款與取款制度而已。
訪問者：即便在美國這個自由市場，位高權重如布希總統都無法說服大眾接受社會保險民營化。
傅利曼：無疑的，人口老化議題將會測試「市場效率」相對於「要求政府介入的政治聲浪」的主張究竟何者適切。
至於市場裡的貧富不均問題是否會導致較貧窮的民主大眾催促政府介入控制，我個人抱持懷疑的態度。重要的問題並不在於貧富不均的程度有多大，而在於市場上存在多少可以讓個人擺脫下層階級，躋身上層階級的機會。如果人們的地位向上推進情況良好，他們就會接受市場效率。一旦存在這樣的機會，人們對貧富不均的容忍度就會很大，這就是美國體系的可取之處。
美國目前的問題在於初級與次級教育。美國有四分之一的小孩未能完成高中學業，導致社會上的貧富不均問題愈來愈明顯。目前這個世界，技術重於一切，中輟生注定論為中下階層。個人認為這是美國教育體系的錯，因為美國教育體系是政府獨佔事業。
訪問者：隨著全球化的進展，我們是否將迎接有史以來最自由的世界經濟環境？
傅利曼：喔，不。十九世紀的貿易環境比目前更加自由，目前的全球化程度遠不及當時。
我們是否將回到十九世紀那樣自由的環境？我還沒有答案。由於蘇聯的倒台與中國的變革，這個世界已經比以前更自由。這兩個事件對我們這個時代的自由可謂貢獻良多。整體而言，因蘇聯垮台而竄起的獨立國家採行較自由的經濟政策。這些國家中，多數政府都較自由化，對貿易的限制也較少。
這種自由市場的基礎將可能像一種典範，從那些國家擴散到比較不那麼自由的國家。每片土地上的每一個人都已了解，讓開發中國家邁向成功的途徑是採行較自由的市場和全球化。
訪問者：最終來看，你的觀點打敗了馬克思和凱因斯。那麼，這會是經濟思想的終點嗎？就組織一個社會的目的而言，是否有比自由市場更有效率的方式？這是否將像法蘭西斯 ‧福田所說的「歷史終點」？
傅利曼：喔，不。「自由市場」是一個非常概要的說法。未來還會有各式各樣的問題出現。當兩個個人之間的交易只影響到彼此時，自由市場的效率才會達到最高點。不過，事實並非如此。通常兩個人之間的交易會影響到第三方。這就是政府所有問題的來源，也是所有污染問題與貧富不均問題的來源。現在有一些優秀的經濟學家如蓋瑞 ‧貝克和包伯 ‧盧卡斯等正針對這些問題進行研究。基於這個事實，歷史永遠不會走到盡頭。
──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 洪德生
傅利曼是貨幣主義經濟學派的主要提倡者，主張通貨膨脹與貨幣供給之間有著一個緊密而穩定的連結關係。近年來全球飽受原物料價格高漲的衝擊，不論先進或開發中國家都正面臨龐大的通膨壓力，依據他的看法，影響經濟趨勢的關鍵因素是貨幣數量，而非政府的財政政策，通貨膨脹源於貨幣供給量擴張，亦即控制通貨膨脹應該是從各國央行對其國內經濟提供的貨幣數量著手。傅利曼曾提出，「無論何時何地，通貨膨脹永遠都是一種貨幣現象。」只要對貨幣供給控制得宜，就不需要太擔心會發生通貨膨脹。
傅利曼所帶領的「芝加哥學派」認為不論在配置社會資源或規範人類事務上，自由市場是最佳策略，傅利曼是自由企業的忠實信徒，強烈反對以金融政策作為需求管理的手段，並且主張政府在經濟上扮演的角色應該被嚴格限制。他亦深信經濟自由，最終將導致政治自由。
傅利曼從其對於美國貨幣史之研究中對19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之所以發生的原因提出一些相反的論據，促使了一般人對凱因斯理論之價值重新加以評估。他認為19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之所以發生並不是由於貨幣政策失靈，而是由於貨幣政策沒有正確適當的運用。因為他發現在1929年至1937年間，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將貨幣供給減少了三分之一，導致了經濟蕭條所經歷的時間延長，受到影響的程度更為嚴重。
傅利曼是在1950年代期間提出負所得稅建議，他的想法是要以一個單一計畫取代政府支助的各式各樣的社會計畫，其優點是高效率化和簡化。負所得稅的概念廣受學界的支持，但卻未被當時的美國政府接受採行。負所得稅的概念是社會福利制度的一環，在對中低收入戶的補助方面，負所得稅補助的對象是有工作的貧戶，一方面可以鼓勵工作，另方面又可以確保其所得收入水準。負所得稅可提高中低收入戶的恆常所得，對促進消費的增加是有幫助的。
傅利曼一生職涯裡所倡議的主要公共政策建議有很多，從1960年代迄今，他對經濟政策討論方面最重要的貢獻是負所得稅、以薪資物價指數連動法來調控通貨膨脹、針對稅賦和政府支出進行限制、支持政府預算赤字以遏止政府擴張、以及降低高邊際所得稅率等概念。另外，他在海外倡議國有產業民營化亦成效卓著。
從1962年「資本主義與自由」這本書開始，他開始積極倡議減少政府干預與更自由且更開放的競爭市場，他認為這些作法可以讓社會變得更有秩序。從1960年代開始他為「全國評論」、「新聞週刊」撰寫專欄文章，發表他的觀點。
傅利曼於1963年出版「1867年-1960年的美國貨幣史」一書後，他漸漸轉移方向，轉而希望能直接透過政府領袖來影響公眾意見，而不是間接透過學術管道。在1960、70年代期間，隨著通貨膨脹上升，傅利曼認為在因應通貨膨脹的負面影響時，部分抵銷可能比完全消弭它更可行。原則上，他主張所有合約和其他付款協議都應該予以物價指數連動化，以因應通貨膨脹。同樣地，所得稅級距也應將通貨膨脹列入考慮。實際上我國也有採行兩種相同的作法，讓物價指數與之連動。不過近一兩年來在政府公共工程採購上，遇有物價指數無法反映實際原材料價格上漲的現象，導致公共工程延宕，顯然政府在執行上確有值得改進之處。
傅利曼支持聯邦政府預算赤字，讓赤字達到能夠限制政府支出的程度。他認為寧願政府因赤字高漲而減少支出，而不希望政府因預算平衡而增加支出。如果為了讓赤字降低而提高稅賦，結果很可能導致高政府支出成為常態。台灣政府多年來處於赤字現象，不過95和96年度的政府財政赤字已大幅縮小。然而，97年度歲出預算較96年度增加2.88％。政府若為了擴大內需而增加政府支出，並無可厚非，但對政府赤字水準必須控制得宜。
2000年年底，美國經濟歷經繁榮期崩潰後，經濟卻僅陷入溫和的衰退，貨幣政策是其中的一大重要功臣。對照日本而言，傅利曼在1999年曾經表示，1992年以來，日本反覆採行許多財政刺激政策，但同時卻實施緊縮貨幣政策，六年多來平均貨幣供給成長率為2.8％，結果，這期間日本的景氣並未改變。這顯示出影響經濟方向的是貨幣政策，而非財政政策。多年來，各國在遭逢經濟不景氣時，就採取擴大公共投資的財政政策，或許對刺激短期景氣有所幫助，但若要促進長期穩定的經濟發展，實有必要在貨幣政策上多下一些功夫。
近幾年來傅利曼主要聚焦在學校教育券議題的研究，他所關注的是要追求一個自由社會的哲學。傅利曼認為公立學校不但沒有效率，也缺乏創新。在多元化的社會環境下，自由權與自由才會蓬勃發展。他認為學校教育券制度將會促進一股教育復興，尤其是對社會經濟背景較差的學生。學生將因多元、選擇和競爭，而體驗到更多的機會。所有學校的績效也會跟著改善。台灣多年來實施教改，也實施多元教學，然而實施成效不彰，也帶來學生、家長及教師的反彈。教育券制度的理念正好可適切地作為當前教改方向的參考。
傅利曼除了貨幣理論的學術成就和貢獻之外，他在公共政策領域上也善盡了知識分子的職責。以上對台灣的啟示只不過是列舉了一些例子，咸信傅利曼的經濟思維，尤其是對政府角色的理念，仍然還有許多值得挖掘的寶藏。
本書作者將傅利曼生平的學術創作過程，不論是描述他的個性表現，或是彰顯他的學術成就與貢獻，都能以深入淺出的筆法，闡述地淋漓盡致，的確是一本不可多得的著作。在漫長的職業生涯中，傅利曼多半都擁有看透未來的過人眼光。
推薦序三：一本不可多得的好書
──台灣金融研訓院院長 許振明
這是一本好書，它描述米爾頓˙傅利曼一生的行誼。從早年歲月一直至晚年。我們對於其個人行徑及價值觀深深感佩。就本書所描繪的情景，吾人深深瞭解做為一代思想家，其所受之煎熬，是不可等閒視之，無以倫比！
本人曾造訪芝加哥大學兩次，一次為一九八八年至一九八九年，為國科會訪問學者，訪問經濟學系。第二次訪問管理學院，係一九九一年。在管理學院，我仍親臨經濟學系，參加各種研討會。對於傅利曼所珍留的遺產，都能一一品味。
芝加哥大學之創建，係因白種人之歧視而設立的。當年為規避白人對猶太人歧視，猶太人在芝加哥設立大學，協助猶太人就讀，以因應其被排除進入美國東岸之常春藤盟校就讀機會之不利影響。基本上，芝加哥大學是猶太人在美國之主要立足之大學。此點值得吾人學習。
傅利曼身為猶太人，進入芝加哥大學就學及在該校服務三十餘年應不足為奇。應該引以為傲的是，傅利曼身為猶太人，而能於異國奮發圖強，充分發揮其才智，造福人群，才是吾人所應效法對象。
本書對於傅利曼一生行誼描述可謂言簡意賅，為一本不可多得的好書。本人在台灣大學經濟學系從事教學研究，主要課題為總體經濟理論與貨幣銀行學，對於傅利曼的學說有深深的感觸。
猶記大學求學時期，本人受老師啟發，對於傅利曼之思想學說，甚為崇拜。然而彼時，凱因斯學派學說風行，許多著作之評論，多偏向不利傅利曼之論點。然而，真金不怕火煉，傅利曼之論點終究如石破天開，廣為人們接受。
傅利曼之諸多創見頗值得吾輩學習。尤其是其為學之方法論，更是吾輩所應注意學習者。在本書中，作者就指出當代經濟學之分析方法論主流原來在戰後初期(即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０年代)尚區分成兩群：一以考爾斯委員會為主導力量，另一以傅利曼為代表之分析方法論。考爾斯委員會成立之初係位於芝加哥大學，後來於一九五三年搬至耶魯大學。其強調以嚴格的數理方法來研究經濟學及發展經濟理論。換言之，考爾斯委員會偏好以數學公式來表現經濟理論。
傅利曼較側重以統計方式表達經濟資料的意義，並主張經濟理論的攸關性應取決於對各項經濟事件的預測的經驗確證。這就是傅利曼最著名的實證經濟學方法論。
猶記得我們於一九七０年代在台灣大學經濟學研究所唸書時，無論是用個體經濟理論或總體經濟理論，傅利曼之〈實證經濟學方法論〉論文是必讀文章。而在課堂中，老師所引用的經濟學分析工具，僅止於以幾何圖形及微積分為主要的數學工具。計量經濟學及數理經濟學僅為輔助的學科。
然而，隨著時間經過，以數理方式表示的經濟分析方法逐漸取得優勢。尤其在一九八０年代中期以後，在芝加哥大學教授亦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魯卡斯教授的大力鼓吹支持下，總體經濟理論之分析方法已經為嚴謹數理方式所取代。
如今，在經濟學研究所或財務金融研究所之總體經濟理論課程中，無不以嚴謹之數理分析為主要分析工具。三十年前的數理經濟學已成為總體經濟理論之ㄧ部份。學生都要感嘆總體經濟學愈來愈難唸了。
本書對於傅利曼之自由主義思想的啟蒙及其終身恪守不渝的描述，一以貫之的娓娓道來，真令人佩服。傅利曼從大學生求學時代，因為閱讀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彌爾的《論自由》一書，開始接觸到自由意志主義思想。
自由價值是西方國家主要的價值。在台灣亦接受此一價值觀。如果說台灣與中國大陸的主要差異在那裡呢？我們受傅利曼啟發，可以回答是在自由價值的認同及實施。例如：在台灣，言論及資訊流通自由是正常現象，而中國大陸則不同。吾人常聽到台海兩岸均實施市場經濟，所不同者中國大陸所推行者為管制的市場經濟(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台灣所推動者為自由的市場經濟(即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傅利曼做為一位貨幣學派的始祖，本書作者對於其貨幣思想的形成有著詳盡的介紹，值得讀者仔細品嚐。誠如作者所言，傅利曼對於貨幣政策之主附錄─訪談
以下是納珊 ‧葛迪爾在二○○五年十一月對米爾頓 ‧傅利曼所做的訪談內容，刊登在《新展望季刊》二○○六年春季號。
訪問者：在您長壽的一生裡，目睹了許多事情的發生，也深思過很多重大議題。請問這些日子以來，您在思考哪些議題？
傅利曼：較大的議題在於思考美國是否有辦法成功「改造」中東。我個人並不確定「武力」是否為正確的手段。我們不應該進軍伊拉克的。不過，我們卻這麼做了。所以，此時此刻，最迫切的議題是設法讓這些努力能以令人滿意的方式收尾。
無疑的，美國在世界上的高度─主要是由於我們鼓吹開放自由的魅力─已因進軍伊拉克的行動而折損。不過，如果伊拉克最後能成為一個自主管理且不會威脅到其他人的國家，對整個中東而言，還是會造成有利影響。屆時，這個結局將能提升美國威望。不過，目前的情況並非如此。目前的影響正好朝反向發展。
訪問者：所謂的「老歐洲國家」─法國、德國、義大利的經濟停滯且失業率居高不下。德國是冷戰時期凱因斯福利國家陣營的最後堡壘之一，目前的領導人梅克爾屬於保守派。怎麼做才能帶領德國乃至老歐洲國家回歸到原有的軌道？
傅利曼：他們必須仿效佘契爾夫人和雷根總統，簡單說，就是採納自由市場。
德國的問題有一部分是由於她加入歐元體系時，採用了過於高估德國馬克的錯誤匯率，所以才會有同樣在歐元區內，愛爾蘭處於通貨膨脹與快速成長，德國與法國卻處於停滯且面臨調整困境的局面。
歐元將會成為很大的問題根源，有害無益。歐元沒有前例可循。就我個人的最大知識範圍內，世界上從未有過一個由許多國家組成，共同發行流通貨幣的貨幣聯盟存在。過去曾經有過一些以黃金或白銀為基礎的聯盟，不過，卻未曾出現過以許多政治獨立的主體共同發行流通貨幣為基礎的聯盟─這種貨幣容易引發通貨膨脹。
當然，此時此刻德國無法脫離歐元。所以，她必須做的是讓經濟更有彈性，也就是消除對價格、薪資和就業的管制。簡單來說，維持德國勞動人口失業率十％的法規必須取消。如果德國沒有加入歐元體系，這個問題不會如此迫切。
這套政策將會讓德國的潛力大幅提升，畢竟德國勞動人口的能力與生產力都非常高。該國生產的優質產品在世界各地也備受讚譽。德國有非常好的機會可以成為一個具生產力的成長型國家。目前要做的就是給予創業家一個機會。德國必須讓這些創業家賺錢，自由的錄用與解雇員工，同時表現得像個創業家。然而，過去的政策導致德國創業家將許多作業轉移到德國以外的地方。他們到海外投資，因為他們無法在國內找到和境外一樣的開放性、流通性與機會。
訪問者：英國首相布萊爾主張採取「第三條路」，舉例來說，採行彈性但異於美國錄用與解雇模式的勞動市場。他認為這種方式能滿足長遠的社會正義考量，比較適合「歐洲的社會模式」。是不是真的有折衷方式存在，或者是非黑即白？
傅利曼：我不認為有第三條路存在，不過，競爭市場並非社會的全部。很多事情取決於人口品質以及一個國家如何安排社會裡的非市場層面。訪問者：也許北歐國家的模型可供參考。他們是高稅率的社會，但就業率也很高，他們也設法讓他們的勞動市場比義大利、法國或德國更自由化。傅利曼：北歐國家的人口非常少，多屬於同種人，所以他們才有辦法達到某些方面的成就。不過目前的情況和過往不同，因為已開始有大量移民湧入這些國家。
適用於瑞典的方法不見得適用於法國、德國或義大利。小國可以把很多活動伸向市場以外。同文同種的人民會願意為了達成共同目標而支付較高稅金。不過，若人口數量且人種較多，要達成共同目標，就明顯難多了。
自由市場的偉大優點在於它讓彼此仇恨或宗教信仰與道德背景迥異的人可以在經濟上合作。政府干預絕對無法達成此一境界。相反的，政治會導致這些差異擴大增強。
訪問者：即便原油價格飆漲，美國乃至全球的通貨膨脹率尚停留在歷史低檔，為何如此？
傅利曼：通貨膨脹是一種貨幣現象，在過去，製造通膨的是中央銀行，終結通膨的也是中央銀行。我們無法在歷史上找到類似過去十五年物價鮮少波動的情況。不管發生什麼情況，只要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維持嚴謹的貨幣政策，嚴密監控貨幣供給額，這個情況就會維持下去。
歐洲的情況也一樣。歐洲央行一直在壓低貨幣成長率，於是，物價當然就能維持穩定。不過，歐洲的壓力將比美國的壓力重，主要在於為了促進就業情況，必須印製鈔票，採取更為擴張的政策。
歐洲央行的作為取決於德國、法國和義大利是否願意支持它的政策。義大利可能會是主要的問題來源。該國受惠於歐元體系的程度最大，因為它改採歐元利率，不需要沿用原本的利率。義大利的負債情況太嚴重了，原本的利率比歐元利率高很多。以前義大利利用通貨膨脹解決負債問題，採用歐元的好處在於義大利不再可能一意孤行，歐洲央行的緊縮政策不允許那樣的情況再度發生。
就這個層面來說，歐元對歐洲是有利的。不過，唯有處處保持彈性才能真正得利。問題是在一個浮動匯率的世界裡─就像義大利加入歐元體系以前的情況─如果一個國家因遭受衝擊而不得不以降低薪資來因應，但在現在這種管制與規範制度下，無法採取減薪的作為，藉由放任匯率波動來解決問題就會容易得多。在這種情況下，需要變動的只有一種東西的價格，而不是很多種。
不過，在現行的歐元體制下，這個選擇權〈放任匯率變動〉已經遭到剝奪。一個國家為了因應衝擊，唯一可以採取的作為就是放任內部價格變動。必要時，必須讓薪資下降；必要時，必須讓國內利率上升。
訪問者：美國國債主要掌握在中國、日本與南韓手中。對美國乃至全球經濟來說，美國龐大的國際收支赤字是嚴重的問題嗎？
傅利曼：我不這麼認為。這可能是一種統計上的海市蜃樓。如果觀察資產負債表，美國的負債確實非常高。但如果觀察損益，美國支付給國外的利益金額幾乎約當收到的海外利益。美國的海外資產所賺得的報酬率比外國人持有美國資產的報酬率高。
這個情況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美國最吸引有錢人與富國之處，在於美國可以提供安全保障，不需要擔心政治不穩定的問題。沒有人會擔心他們放在美國的錢會被徵收或以其他方式被剝奪。基於這層安全性的考慮，世界上的有錢人寧願接受較低的報酬率。相反的，美國海外資產的風險較高，報酬收益率當然也就比較高。
這可以解釋為何從實質面來看呈現大致平衡的狀態。美國是不是負債，根本難以斷言。看起來失衡的疑慮好像有點令人費解。我一點都不擔心中國和日本持有那麼多美國債權會有什麼問題。就某方面來說，他們這麼做好像很傻，因為他們大可以從其他管道獲取更高的報酬，不過，這終究是他們自己的選擇。
訪問者：中國和日本將其貨幣釘住美元的做法，事實上就等於建立了「第二個布列敦森林協議」，也就是說，全世界最大的貿易伙伴建立了穩定的新貨幣機制。事實是否如此？
傅利曼：沒錯，就目前而言確實是如此。不過他們之間並未做出保證。人民幣已經開始升值，日圓也大幅波動。中國的生產體系利用其他東亞國家的程度非常高。她向日本和韓國購買非常多的東西。所以中國的貿易量遠比其淨出口量大很多。中國需要大量外匯支應這些貿易需求。
訪問者：美國龐大的財政赤字是否會讓你擔心？
傅利曼：我完全不擔心。真正應該擔心的是造成這些赤字的支出。如果美國政府花掉國家收入的四○％，那麼不管這些收入是來自舉債或稅收，人民都無法花費這些錢，所以，赤字是一種間接徵稅的方式。當然，政治人物比較偏好舉債而非稅賦，因為如果增稅，勢必有人出面承擔後果。
以目前來說，龐大的財政赤字有一個正面的影響，它可以抑制進一步的支出。就這個層面來說，赤字變成好事一椿。不過如果是因為支出增加而造成赤字，就不是好現象。
訪問者：從一九七九年以來，中國透過所謂的「市場列寧主義」模型，或類似於你對智利的皮諾契特政府建言的「獨裁主義者自由市場制度」，創造了驚人成長。您認為這樣的模型可以延續嗎？
傅利曼：不。中國將會重演和智利相同的情況。政治自由最後終將突破它枷鎖。天安門事件只是個開端未來將有一系列的天安門現象。中國不可能一方面放任民間發展，同時在政治上維持威權主義的特質。兩者最終將發生衝突，遲早必須放棄其中一種。
如果他們不解放政治面，經濟成長將會成為過去，儘管目前的經濟水平依舊很低。
不過，情況並非沒有希望。在中國，個人自由已經有很大的進展，這將導致個人與國家之間產生更多衝突點。新世代的人受了教育，也會到國外旅遊。他們透過第一手的接觸了解到外面的世界採行其他方式，威權主義的特質也將漸趨軟化。
香港像是領頭羊，如果中國政府堅守約定，讓香港走自己的路，那麼整個中國也會依循這條道路前進。如果他們違反約定，就會是很糟糕的訊號。不過我抱持樂觀的態度。
訪問者：網路對自由和市場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傅利曼：影響非常巨大。看看中國的情況就能略窺一二。現在中國人可以彼此交談，儘管政府竭盡所能加以控制，但功效不彰。
網路也讓我們更接近市場的「完美資訊」。不管身在何處，只要找到供需的最大滿足點，個人與企業都可以跨越疆界與管轄權進行買賣。無疑地，這讓課稅的可能性降低。如果能以較低稅率向日本、英國或巴西企業購買一樣東西，何苦在本地買？
網路是促成全球化的最有效工具。
訪問者：你認為中國或其他地區的自由權與自由市場的趨勢將延續到二十一世紀，不會出現開倒車的現象？
傅利曼：沒錯。整個世界或多或少都已擁抱自由，以傳統的角度來說，社會主義意味政府掌控所有權以及政府管理生產方法。除了北韓以及少數其他地方，目前沒有人這麼定義社會主義。那樣的日子不會再來，柏林圍牆的倒塌對自由進展的貢獻遠比我或海耶克或其他人所寫的書大得多。
目前的社會主義只代表政府從有錢人手中取得收入，並將之轉給沒有錢的人。只和所得移轉有關，與所有權無關。掌握所有權的人是人民。
訪問者：不過，情況可能因為一些新的現實─包括人口、環境、貧富不均和民主化的綜合影響而走回頭路嗎？富有國家的人口逐漸老化，隨著利己主義的抬頭與家庭結構的終止，人們要求國家確保醫療照護與退休保障。而根據科學共識與氣候變化，人們不可避免的將加強要求政府增列環保法規。全球自由市場的擴散也意味貧富不均的情況將更加嚴重。由於民主的同步擴散，貧窮的多數人將要求富人將所得轉移給他們，以達到社會正義的訴求。
傅利曼：當然，這樣的情況有可能會重現。自由市場擁有一線希望的唯一理由就是：自由市場的效率遠比其他任何型態的組織高。如果你主張自由市場，就代表你主張與潮流對抗，〈因為〉一有問題發生，人類的自然傾向就是：「老天，我們應該通過法案，採取行動。」
自由市場的論據非常複雜且深奧，而且取決於次要影響的驗證。我有信心，市場效率將會勝出。不過，你提出的問題無疑是存在的。當然，也會有很大的壓力要求政府出面解決問題。
在二次大戰結束時，政府支出佔全國所得的一五─二○％，接下來，比率大幅上升，一九八○年時達四○％，主要花費在醫療照護、環境管制與社會保險等計畫。一九八○年到二○○五年，這個比率維持穩定。我們尚未扭轉趨勢或使之降到原本的水準，只是讓支出比例停止成長而已。恐怕這是支持你的論點的一個理由。
至於高齡化社會，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證明一個充斥老人的國家不會繁榮，當然，前提是他們必須在年輕從業的時候，就為自己的退休生活賺取足夠金錢。可能導致美國社會保險、歐洲與日本退休金體系陷入危機的唯一原因是：「龐氏騙局」無法永遠維持下去。我們對現在的年輕人收取稅金，把錢支付給現在的老人，同時寄望未來的年輕人也能繼續納稅以供養未來的老人。只要年輕人口的增加速度超過年老者，這就是一個很不錯的機制。但當那個〈人口〉比率走到終點，這個制度也會到達終點。所以，如果每個人都能為自己的老年生活存錢，情況會好很多。
為何民間的保險公司不會因為人口老化而陷入困境？他們面對的不是同樣一群人口嗎？差異在於它們已經累積了一筆基金，未來不光是存款與取款制度而已。
訪問者：即便在美國這個自由市場，位高權重如布希總統都無法說服大眾接受社會保險民營化。
傅利曼：無疑的，人口老化議題將會測試「市場效率」相對於「要求政府介入的政治聲浪」的主張究竟何者適切。
至於市場裡的貧富不均問題是否會導致較貧窮的民主大眾催促政府介入控制，我個人抱持懷疑的態度。重要的問題並不在於貧富不均的程度有多大，而在於市場上存在多少可以讓個人擺脫下層階級，躋身上層階級的機會。如果人們的地位向上推進情況良好，他們就會接受市場效率。一旦存在這樣的機會，人們對貧富不均的容忍度就會很大，這就是美國體系的可取之處。
美國目前的問題在於初級與次級教育。美國有四分之一的小孩未能完成高中學業，導致社會上的貧富不均問題愈來愈明顯。目前這個世界，技術重於一切，中輟生注定論為中下階層。個人認為這是美國教育體系的錯，因為美國教育體系是政府獨佔事業。
訪問者：隨著全球化的進展，我們是否將迎接有史以來最自由的世界經濟環境？
傅利曼：喔，不。十九世紀的貿易環境比目前更加自由，目前的全球化程度遠不及當時。
我們是否將回到十九世紀那樣自由的環境？我還沒有答案。由於蘇聯的倒台與中國的變革，這個世界已經比以前更自由。這兩個事件對我們這個時代的自由可謂貢獻良多。整體而言，因蘇聯垮台而竄起的獨立國家採行較自由的經濟政策。這些國家中，多數政府都較自由化，對貿易的限制也較少。
這種自由市場的基礎將可能像一種典範，從那些國家擴散到比較不那麼自由的國家。每片土地上的每一個人都已了解，讓開發中國家邁向成功的途徑是採行較自由的市場和全球化。
訪問者：最終來看，你的觀點打敗了馬克思和凱因斯。那麼，這會是經濟思想的終點嗎？就組織一個社會的目的而言，是否有比自由市場更有效率的方式？這是否將像法蘭西斯 ‧福田所說的「歷史終點」？
傅利曼：喔，不。「自由市場」是一個非常概要的說法。未來還會有各式各樣的問題出現。當兩個個人之間的交易只影響到彼此時，自由市場的效率才會達到最高點。不過，事實並非如此。通常兩個人之間的交易會影響到第三方。這就是政府所有問題的來源，也是所有污染問題與貧富不均問題的來源。現在有一些優秀的經濟學家如蓋瑞 ‧貝克和包伯 ‧盧卡斯等正針對這些問題進行研究。基於這個事實，歷史永遠不會走到盡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