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攤開雙手說：「大家都問我，『你要是當選總統，你要怎麼做？』我就說，『那要看留給我的是什麼東西而定。不開玩笑。我這個人一直不是很聰明。事情搞不好還更糟。」
秋天到來，疫情仍然到處肆虐，美國依然是全世界最糟糕的「執行者」；全美已經有六百多萬新冠病例，感染速度迄未稍見緩和，八月時每日武肺病故人數是七月初平均人數的兩倍多，疫苗在哪裡還不知道。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他的競選團隊只好開始設想一種前此不曾有過的移交過程，其中第一個項目就是也許要辦一場維持社交距離的就職典禮（拜登自己說：「你不一定需要有群眾。」）另外，拜登還可以只用行政命令，幾乎是立即，重新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和巴黎氣候協議，解除川普對穆斯林國家所定的移民限制。
另外，他的策士也開始策劃一個快得超乎尋常的立法時程。他的高級政策顧問傑克・蘇利文（Jake Sullivan）告訴我說：「其策略是：膽子大，動作快；現在這個時代已經不是傳統的時代，所以不要落入那種思考陷阱，認為一定要按照傳統的政治微積分學安排事情順序。」在傳統標準的環境中，總統總是急著在前兩年立一些法案，因為在那前兩年，勝利的光輝還沒有消退，一些反衝力量也還沒有回來控制國會。但是，蘇利文說，拜登「不是以『兩年』的時間框架來思考事情，而是用『最初幾個月』來思考。」
拜登儘管對羅斯福讚譽有加，但是兩人各自所處的環境其實完全不一樣。比起羅斯福時代，現在的華府反對和敵對的氛圍比較濃厚，想要對健保、氣候變遷等問題進行全面的改革，很可能在這裡遭到挫敗。所以，拜登的一名策士說，為了防止這類情事發生，拜登和顧問設定了「禮讓」與「魅力」、「焦土」等策略。
他們準備看哪一個政黨在國會佔多數席次來運用方法。如果共和黨還是控制參議院，拜登認為他可以吸引部分溫和派共和黨籍參議員和民主黨一起處理公共建設投資等常態事項。不過進步派卻嘲笑他這種想法，認為他太天真。但是拜登和他的顧問都認為，和初選時的情形一樣，事情到最後會證明他是對的。他的一名助理告訴我說：「首先，大家都認為他不會贏。會出來投票的，每一個都是年輕人，都是自由派，而他卻又老又舊。不過，拜登後來還是把他的黨整合了起來，速度之快，原本我們都認為不可能。」
可是，不管國會是哪一黨控制，他都會把某些進步派政見列為優先施政項目。譬如，他會優先提高最低工資，採取重大措施處理氣候變遷問題，但是避開邊境除罪、免費健保延伸至無證移民等比較極端的政策。
一些分析家認為，有些改革如果是教條進步派提出的，大家會認為有威脅性，但若換成由拜登提出，以他「中間派」的令名，應該比較容易達成。根據進步派民意調查專家尚恩・麥可威的研究結果，例如氣候變遷這個問題，如果將其政策塑造成能夠創造優良就業機會，降低能源價格，而不是要未來世代接受的道德義務，目前搖擺中的選民就會支持。
他的團隊秉持這樣的看法，將他比附為幾任前的總統林登・詹森。詹森運用他在參、眾兩院幾十年的經驗所達成的自由派目標，多於身為變動及世代變遷象徵的甘迺迪。拜登的顧問隆・克萊恩說：「林登・詹森也許不是最覺醒、最酷、最嬉皮的民主黨員，但是他卻完成了羅斯福總統以後最實際的進步社會公正法案的立法。這是因為有兩件事情。一件是一九六四年他帶來了一批民主黨員，所以他們在議會成為強大的多數黨。第二件是，他懂得怎麼做才能夠讓參議院動起來。」麥克・道尼倫曾經斷續擔任拜登的顧問三十年。他告訴我說，有人說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的差異已經大到連基本的談判都不可能，但是拜登卻拒絕這種論調：「看起來或感覺起來我們像是互相分開的兩個陣營，但是他卻不會用這種觀點行使他總統的職務。你會盡量和對方合作。你真的會盡量去聽對方講話。你不會一開始就說：『我不相信這個人。我和他沒有一個地方相通。』」道尼倫說，拜登認為華府的人談判時方法老是錯誤 ：『每個人都是馬上就去碰談判中絕對最麻煩的底線。他們會說：『我們要先解決這個問題才能解決其他問題。』結果這個問題你就先解決不了，因此你最後什麼事情都沒有解決。』 他說：「這並不是我們要在原則上妥協，但是你至少要重新審視一下你的原則。」道尼倫知道很多人都認為這太天真了。「他也許會撞牆，但是我確實認為這個國家想要這個東西，」----想要禮讓和折衷----「那個欲望將會越來越大。」「民主黨人長久以來總是跟拜登說：『你活在另一個世界，但是那個世界已經不存在。』然而我卻感覺到這個國家有一天會接受那個世界。」
拜登和道尼倫溫和的談話顯示的是一種參選者的謹慎----考慮到必須吸引溫和派以及不滿的共和黨員。不過，嚴峻的現實是，民主黨就算在參議院贏得三席，足以控制國會兩院，恐怕還是要訴諸「殘酷政治力」。譬如，民主黨也許會動用所謂「預算調節」，在參院以簡單多數通過法案。川普和共和黨國會議員二〇一七年就是以這種戰術通過其稅賦改革法案。若是比較激烈的做法，那麼有很多民主黨人其實都很想廢止合法的「議事阻撓」（filibuster）。「議事阻撓」指的是強迫對方必須湊到六十張贊成票，形成絕對多數，否則就進行阻撓議事這樣的策略。但不只是民主黨的國會議員，從政的民主黨員也急切要求改革。二〇二〇年七月，歐巴馬在眾人呼籲聲中表態支持廢止「議事阻撓」，認為這樣可以讓民主黨對選舉規則進行大膽改革，包括自動註記選民資格，大選日定為國定假日，給予華盛頓D.C. 和波多黎各裔公民平等代表權，終結政黨的傑利蠑螈（gerrymandering）策略等等。
七月，我見到歐巴馬，談話中他強調自己認為民主黨已經無法再追求兩黨合作卻徒然無功。「有一件事，我認為凡是相信民主的人都必須面對，那就是大家越來越認識到共和黨改變的操作方式已經導致民主運作不良。在這裡，他們惡劣的地方在於，他們認為，即使民主運作不良，即使政黨政治停滯，分裂，打壓下來的是民主黨的選票，而不是共和黨的。即使政府停頓不動，他們也不一定在乎。」
不過，拜登顯然保守多了。他及時調整，決定不支持歐巴馬呼籲廢止「議事阻撓」。戰術上，這是他們兩人最大的歧異所在。民主黨，他說得很謹慎，確實應該「好好思考一下廢止或修改『議事阻撓』，但這要先證明共和黨『不講理』才行。」然而，大法官金斯伯格卻在九月辭世，兩黨和解的的可能自此漸行漸遠。
秋天到來，疫情仍然到處肆虐，美國依然是全世界最糟糕的「執行者」；全美已經有六百多萬新冠病例，感染速度迄未稍見緩和，八月時每日武肺病故人數是七月初平均人數的兩倍多，疫苗在哪裡還不知道。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他的競選團隊只好開始設想一種前此不曾有過的移交過程，其中第一個項目就是也許要辦一場維持社交距離的就職典禮（拜登自己說：「你不一定需要有群眾。」）另外，拜登還可以只用行政命令，幾乎是立即，重新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和巴黎氣候協議，解除川普對穆斯林國家所定的移民限制。
另外，他的策士也開始策劃一個快得超乎尋常的立法時程。他的高級政策顧問傑克・蘇利文（Jake Sullivan）告訴我說：「其策略是：膽子大，動作快；現在這個時代已經不是傳統的時代，所以不要落入那種思考陷阱，認為一定要按照傳統的政治微積分學安排事情順序。」在傳統標準的環境中，總統總是急著在前兩年立一些法案，因為在那前兩年，勝利的光輝還沒有消退，一些反衝力量也還沒有回來控制國會。但是，蘇利文說，拜登「不是以『兩年』的時間框架來思考事情，而是用『最初幾個月』來思考。」
拜登儘管對羅斯福讚譽有加，但是兩人各自所處的環境其實完全不一樣。比起羅斯福時代，現在的華府反對和敵對的氛圍比較濃厚，想要對健保、氣候變遷等問題進行全面的改革，很可能在這裡遭到挫敗。所以，拜登的一名策士說，為了防止這類情事發生，拜登和顧問設定了「禮讓」與「魅力」、「焦土」等策略。
他們準備看哪一個政黨在國會佔多數席次來運用方法。如果共和黨還是控制參議院，拜登認為他可以吸引部分溫和派共和黨籍參議員和民主黨一起處理公共建設投資等常態事項。不過進步派卻嘲笑他這種想法，認為他太天真。但是拜登和他的顧問都認為，和初選時的情形一樣，事情到最後會證明他是對的。他的一名助理告訴我說：「首先，大家都認為他不會贏。會出來投票的，每一個都是年輕人，都是自由派，而他卻又老又舊。不過，拜登後來還是把他的黨整合了起來，速度之快，原本我們都認為不可能。」
可是，不管國會是哪一黨控制，他都會把某些進步派政見列為優先施政項目。譬如，他會優先提高最低工資，採取重大措施處理氣候變遷問題，但是避開邊境除罪、免費健保延伸至無證移民等比較極端的政策。
一些分析家認為，有些改革如果是教條進步派提出的，大家會認為有威脅性，但若換成由拜登提出，以他「中間派」的令名，應該比較容易達成。根據進步派民意調查專家尚恩・麥可威的研究結果，例如氣候變遷這個問題，如果將其政策塑造成能夠創造優良就業機會，降低能源價格，而不是要未來世代接受的道德義務，目前搖擺中的選民就會支持。
他的團隊秉持這樣的看法，將他比附為幾任前的總統林登・詹森。詹森運用他在參、眾兩院幾十年的經驗所達成的自由派目標，多於身為變動及世代變遷象徵的甘迺迪。拜登的顧問隆・克萊恩說：「林登・詹森也許不是最覺醒、最酷、最嬉皮的民主黨員，但是他卻完成了羅斯福總統以後最實際的進步社會公正法案的立法。這是因為有兩件事情。一件是一九六四年他帶來了一批民主黨員，所以他們在議會成為強大的多數黨。第二件是，他懂得怎麼做才能夠讓參議院動起來。」麥克・道尼倫曾經斷續擔任拜登的顧問三十年。他告訴我說，有人說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的差異已經大到連基本的談判都不可能，但是拜登卻拒絕這種論調：「看起來或感覺起來我們像是互相分開的兩個陣營，但是他卻不會用這種觀點行使他總統的職務。你會盡量和對方合作。你真的會盡量去聽對方講話。你不會一開始就說：『我不相信這個人。我和他沒有一個地方相通。』」道尼倫說，拜登認為華府的人談判時方法老是錯誤 ：『每個人都是馬上就去碰談判中絕對最麻煩的底線。他們會說：『我們要先解決這個問題才能解決其他問題。』結果這個問題你就先解決不了，因此你最後什麼事情都沒有解決。』 他說：「這並不是我們要在原則上妥協，但是你至少要重新審視一下你的原則。」道尼倫知道很多人都認為這太天真了。「他也許會撞牆，但是我確實認為這個國家想要這個東西，」----想要禮讓和折衷----「那個欲望將會越來越大。」「民主黨人長久以來總是跟拜登說：『你活在另一個世界，但是那個世界已經不存在。』然而我卻感覺到這個國家有一天會接受那個世界。」
拜登和道尼倫溫和的談話顯示的是一種參選者的謹慎----考慮到必須吸引溫和派以及不滿的共和黨員。不過，嚴峻的現實是，民主黨就算在參議院贏得三席，足以控制國會兩院，恐怕還是要訴諸「殘酷政治力」。譬如，民主黨也許會動用所謂「預算調節」，在參院以簡單多數通過法案。川普和共和黨國會議員二〇一七年就是以這種戰術通過其稅賦改革法案。若是比較激烈的做法，那麼有很多民主黨人其實都很想廢止合法的「議事阻撓」（filibuster）。「議事阻撓」指的是強迫對方必須湊到六十張贊成票，形成絕對多數，否則就進行阻撓議事這樣的策略。但不只是民主黨的國會議員，從政的民主黨員也急切要求改革。二〇二〇年七月，歐巴馬在眾人呼籲聲中表態支持廢止「議事阻撓」，認為這樣可以讓民主黨對選舉規則進行大膽改革，包括自動註記選民資格，大選日定為國定假日，給予華盛頓D.C. 和波多黎各裔公民平等代表權，終結政黨的傑利蠑螈（gerrymandering）策略等等。
七月，我見到歐巴馬，談話中他強調自己認為民主黨已經無法再追求兩黨合作卻徒然無功。「有一件事，我認為凡是相信民主的人都必須面對，那就是大家越來越認識到共和黨改變的操作方式已經導致民主運作不良。在這裡，他們惡劣的地方在於，他們認為，即使民主運作不良，即使政黨政治停滯，分裂，打壓下來的是民主黨的選票，而不是共和黨的。即使政府停頓不動，他們也不一定在乎。」
不過，拜登顯然保守多了。他及時調整，決定不支持歐巴馬呼籲廢止「議事阻撓」。戰術上，這是他們兩人最大的歧異所在。民主黨，他說得很謹慎，確實應該「好好思考一下廢止或修改『議事阻撓』，但這要先證明共和黨『不講理』才行。」然而，大法官金斯伯格卻在九月辭世，兩黨和解的的可能自此漸行漸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