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和平主義的文化理論家
　　之所以把霍桑看成一位文化理論家，主要基於以下三點理由：首先，許多批評家和讀者一直以來都讚揚霍桑，是因為他的歷史知識和他從歷史視角理解問題。實際上他深邃的歷史思想聚焦更多的是時代、運動、資料變化，以及著名的歷史人物。在他的許多作品中，霍桑都展示出對「人」的關係、情感、身體的歷史性理論掌握。像一些現代歷史學家和唯心理論家一樣，他始終專注於探討，社會力量是如何透過主體性構成被再生產出來的。很顯然，霍桑對19世紀中產階級心理自我的意識形態塑造，貢獻良多。不過，他也反覆把感情、自我反思、自我控制、身分的文化建構作為他的主題，並常常把超心理的關係，看成是這些建構的變形結果。並且，他還探討了這些建構與產生美國性別、階級、個人差異之間的關係。
　　雖然霍桑在強迫印第安人從東部遷往西部、與墨西哥之間的帝國主義戰爭、組織廢奴主義者反對奴隸制期間寫過相關文章，可是他的小說沒有特別關注種族差別的產生和種族關係。當他的小說涉及種族問題的時候，目的是調查土著居民的狀況（如《大街》），而不是黑人的狀況。然而，霍桑的一些小說針對性地表達了他所專注的情感、自我形象、社會力量的建構與人性的塑造之間的象徵性連繫。讓人好奇的是，在《胎記》（The Birth-Mark）中喬治亞娜的美化，被「移除」的紅色手形是土著居民塗抹在他們臉上的紅色手的縮減版，生動地呈現在喬治．卡特林（George Catlin）幾幅西元 1830～1840年間很流行的「印第安人」畫像中。在《牧師的黑面紗》（The Minister's Black Veil）（西元1836年）中，胡泊牧師的黑面紗在新英格蘭清教徒教民中，引起了廣泛的罪惡感，就像在霍桑的時代，廢奴主義者控告新英格蘭對奴隸實施的共謀犯罪。兩篇小說都展示出緊張的白色焦慮，承認有色──紅色和黑色──是一種公共事務。
　　其次，霍桑是一名藝術家，用小說挑戰一些自身明顯的意識形態偏好和極限。他透過日記、信件、小說中的人物如海斯特、澤諾比阿、米利亞姆等，來捍衛傳統的家庭生活和性別角色。即使霍桑設定的情節包含著批評意見和不滿，他也會讓這些批評和不滿顯得委婉，只是質疑流行的中產階級思想。如果說有一點霍桑需要悲嘆的，就是身為激進的理論家，海斯特並沒有從紅字中吸取教訓，他用了小說的大部分讓這個字母的意義顯得非常複雜且不確定，它可以代表通姦、作者、多義、字母表的第一個字母、寓言、天使、美國等等。霍桑不僅是海關的檢察官，還是前提和意義產生的檢察官。儘管如此，他還是常常不把文化看作一種給予的權威，而是一種潛在可變的過程、實踐、表演、意義結構和辨識系統。
　　最重要的是，理查．奧曼的睿智名言：「人類活動儘管不僅僅是政治的，但總是政治的。」總讓人聯想起霍桑那些告誡的戲仿、反寓言和偏執的理論寓言。如果在《奇幻大廳》中霍桑能拋棄懷疑，承認即使是「最忠誠保守的心……也無法同情那些無數理論家的靈魂……他們尋求一種更好、更純潔的生活，不過這在地球上還沒有實現」（10:180-181）。在《地球的大屠殺》（Earth's Holocaust）（西元1844年）中，他更是完全退化成一個狂熱的理論改革家，把自認為仇恨的物品扔入一個巨大的火堆之中。可能沒有小說在闡釋某種思想時有《牧師的黑面紗》那麼生動，那麼富有同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