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五道題〉（節選）
彼得羅夫的計畫完美地發揮了作用：我「轉變」（convert）學習數學。我學得很快，對數學研究越深入，就越著迷。越沉迷，我就越想知道。這就是當您墜入愛河時會發生的事情。
我開始定期與彼得羅夫會面。他會給我書讀，我每週都會在教育學院見他一次，討論我閱讀過的內容。彼得羅夫定期踢足球、冰球和排球。但像那時候的蘇聯男人一樣，他是個老菸槍。此後很長一段時間中，在我的腦海中，香菸的味道與做數學題目連結在一起。
有時我們的談話會持續到深夜。有一次，我們所在的教室被警衛鎖上了，他無法理解這麼晚了還會有人在裡面的狀況。在我們的討論中，我們一定深陷其中，沒有聽到鑰匙轉動的聲音。幸運的是，教室在一樓，我們設法跳窗出來。
那一年是1984年，我高中二年級。我必須決定申請哪所大學。莫斯科有很多學校，但只有一所大學學習純數學：莫斯科國立大學（俄語：Moskovskiy Gosudarstvenny Universitet），以其俄語縮寫MGU聞名。其著名的力學與數學系（俄語：Mekh-Mat），是蘇聯數學計畫的旗艦。
俄羅斯的大學入學考試與美國學生的SAT考試不同。莫斯科國立大學力學與數學系入學考試有四種：數學筆試、數學口試、文學論文寫作和物理口試。其他和我一樣畢業的高中生需要以最高榮譽入學（在蘇聯，我們當時被授予金牌），在入學考試中獲得最高分5分，之後將自動接受入學。
那時我的程度已經遠遠超出了高中數學，所以看起來我會順利通過莫斯科國立大學的考試。
但我太樂觀了。第一次警告來自我曾就讀的學校，以信件的形式發出。這所學校幾年前由伊斯拉埃爾‧蓋爾范德（Israel Gelfand）等著名的蘇聯數學家組織（我們稍後會詳細討論他）。這所學校宗旨在協助那些像我一樣住在大城市以外的學生，無法進入特殊數學學校而設計。每個月，參與學生將收到一本小冊子，其中闡明了在學校學習所用且更深入的教材。這也包含了一些問題，比一般學生在學校討論的內容更難，需要練習解決，並且郵寄回來。評分者（通常是莫斯科大學的大學部學生）閱讀這些答案，並將其評分後交還給學生。我在這所學校註冊了三年，在另一所學校也註冊了三年，另一所學校更加以物理為導向。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有用的資源，儘管學習材料與在學校學習的內容非常接近（與我正和彼得羅夫私下學習的內容不同）。
我從這所函授學校收到的信很短：「如果你想申請莫斯科大學，請來我們的辦公室，我們將很高興為你提供建議」，並給了莫斯科國立大學校園的地址和會面時間。我收到信件不久後，就搭了兩個小時的火車前往莫斯科。學校的辦公室是一個大房間，裡面有一堆辦公桌和許多人在工作、打字和修改論文。我介紹了自己，拿出我的邀請信，立刻被帶到了一個身材矮小的年輕女人面前，約三十歲出頭。
「你叫什麼名字？」她以打招呼的方式說。
「愛德華‧弗倫克爾。」（當時我用的是俄文版的愛德華。）
「你想申請莫斯科國立大學嗎？」
「是的。」
「哪個系？」
「力學與數學系。」
「我懂了。」她垂下眼簾，問道：
「那你的國籍是什麼？」
我說：「俄國人。」
「真的嗎？你父母的國籍是什麼？」
「嗯……我母親是俄羅斯人。」
「那你父親呢？」
「我的父親是猶太人。」
她點點頭。
這段對話對您來說可能聽起來很超現實，而當我現在寫下時，我也覺得很超現實。但在1984年左右的蘇聯──記得歐威爾嗎？──問某人他或她的「國籍」並不奇怪。所有蘇聯公民都必須攜帶國內護照。對他們來說，實際上有一條特殊的「國籍」欄──是在（1）名字、（2）父親名、（3）姓氏，以及（4）出生日期等四欄之後出現的，因此──「第五欄」（俄語：pyataya grfa）。國籍也曾經必須記錄在一個人的出生證明上，連同父母親的國籍。如果他們的國籍不同，就像我一樣，那麼父母必須選擇給予孩子哪一個國籍。
出於所有意圖和目的，第五欄是詢問一個人是否是猶太人（其他民族，例如韃靼人、亞美尼亞人，也會受到偏見和迫害──儘管規模不及針對猶太人的種族偏見和迫害──也是透過這種方式辨識）。我的第五欄說我是俄羅斯人，但我的姓氏是我父親的姓氏，聽起來明顯是猶太人的姓氏──暴露了我的身分。
值得注意的是，我的家人根本沒有宗教信仰。我的父親不是在傳統宗教中長大的，我也不是。事實上，當時宗教幾乎不存在。大多數基督教東正教教堂被摧毀或是關閉。在現存的少數教堂之中，人們可以通常只能找到一些老奶奶，例如我的祖母。她偶爾會去教會參加禮拜活動。猶太會堂很少；我的家鄉甚至沒有猶太會堂。人口接近一千萬的莫斯科，只有一座猶太會堂。去教堂或者猶太會堂非常危險，一個人可能會被特殊的便衣特工發現，然後惹上很多麻煩。因此，當某人被稱為猶太人時，這不是宗教意義上的，而是種族意義上的，或是在「血統」意義上的。
即使我沒有使用我父親的姓氏，無論如何，我的猶太血統都會被招生委員會挑出來，因為申請表格特別要求提供父母雙方的全名。那些全名包括父親名；也就是說，包含申請人祖父母的名字。我父親的名字是約瑟夫，聽起來毫無疑問是那個時代蘇聯的猶太人，所以這是另外一種找出答案的方法（如果他的姓氏沒有洩露我的出身的話）。系統是這樣設定標記，那些至少有四分之一是猶太人血統的人。
根據這個定義確定我是猶太人後，這位女士說：「您知道莫斯科大學不錄取猶太人嗎？」
「您是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根本不應該申請。不要浪費你的時間。他們不會讓你進去的。」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
「這就是您給我寄這封信的原因嗎？」
「是的。我只是想幫助你。」
我環顧四周。很明顯，即使他們沒有仔細聽，辦公室裡的每個人都知道我們說什麼，這次談話的內容也是如此。這樣的事情已經發生過幾十次了，大家似乎都已經習慣了。他們所有人都把目光移開，彷彿我是一個末期病患。我的心沉了下去。
我以前遇到過反猶太主義，但是反個人的，而不是機構層面的歧視。當我五年級時，我的一些同學開始嘲笑我是「猶太人、猶太人」（俄語：evrey, evrey）。我認為他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從他們中的一些人混淆了evrey這個詞，這一事實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們的意思是「猶太人」，但是語意是「歐洲人」（俄語：evropeyets）──他們一定聽過父母或其他成年人的反猶太言論（不幸地，反猶太主義在俄羅斯文化中根深柢固）。我夠幸運，有幾個真正的朋友支持我，所以我實際上從未被這些惡霸毆打過，但這是一次不愉快的經歷。我太驕傲了，不敢告訴老師或是我的父母，但是有一天，老師無意中聽到，並且介入。結果，校長立刻告誡那些孩子，嘲笑就停止了。
我的父母聽說過大學入學前對於猶太人的歧視，但不知道什麼原因，他們並沒有太關注這一點。在我的家鄉，本來就沒有多少猶太人，而且我父母聽說過物理學科的歧視案例。一個典型的論點是猶太人不被那裡接受，因為這些計畫中的項目和核子研究有關，因此也與國防和國家機密有關；政府不希望這些地區的猶太人介入，因為猶太人可以移民到以色列或其他地方。按照以上邏輯，這不應該成為否定學習純數學學生入學的理由。顯然，有人就這麼硬幹了。
我在莫斯科大學的談話一切都很奇怪。而我不只是談論卡夫卡式（Kafkaesque）奇異的面向。我可以得到結論，和我交談的女士只是試圖透過警告我們，來協助我和其他學生即將發生的事情。但是事實真的是如此嗎？請記住，我們正在談論1984年，當時共產黨和克格勃（KGB，前俄羅斯聯邦安全局）仍然緊密相連，控制了蘇聯生活的方方面面。國家官方政策是所有民族都是平等的，如果公開提出，會將一個人置於危險之中。然而這個女人卻平靜地對我這個陌生人說起了這件事。她才剛認識我，似乎也不擔心被她的同事們偷聽。
此外，莫斯科國立大學的考試總是比其他學校提前一個月安排。因此，在莫斯科國立大學入學考試失敗的學生，仍然可以有機會申請其他大學。為什麼有人會試圖說服他們，甚至不會嘗試一下？聽起來好像有一些強大的力量試圖嚇唬我和其他猶太學生滾開。
但是我不會被嚇倒。在詳細和爸媽討論了這一切之後，爸媽和我都覺得我也沒有什麼好失去的。無論如何，我們決定我要申請莫斯科國立大學，只是希望一切順利。
七月初的第一次考試是數學筆試，由五個問題組成。第五道題被認為是致命無法解決的問題，像是考試的第五要素。但我都會答，包括第五道題。我意識到很有可能無論誰給我的考試評分，都可能對平均水準產生偏見，並試圖在我的解決方案中找出差距，我將所有內容都寫得極為詳細。然後我檢查了好幾遍，並且仔細檢查了我所有的論點和計算式，以確保我沒有犯任何的錯誤。一切看起來都很完美！在回家的火車上，我心情很樂觀。第二天我告訴彼得羅夫我的解題方案，他確認一切都是正確的。看來我有很好的開始。
我的下一個考試是數學口試，訂於1984年7月13日的黑色星期五舉行。
那天的很多細節我記得很清楚。考試安排在中午過後，當天早上我和母親一起從家裡坐火車過去。我在考試前幾分鐘進入了莫斯科國立大學的考場。這是一間普通教室，大概有十五到二十位考生，還有四、五位監考官。考試開始時，我們每個考生從考場前面桌子上的一大堆紙中，抽出一張紙。每張考卷上寫兩個問題，並且將空白面朝上。就像抽彩券一樣，所以我們把這張紙稱為「入場券」（俄語：billet）。總共大概有一百道問題，都是事先知道的。我並不真正關心我會抽到哪一張試題，因為我對這些材料瞭如指掌。抽完試題之後，每位學生必須坐在一張桌子前，用會場提供的白紙應試。
我的試卷上的問題是：（1）三角形內接一個圓，並且使用半徑計算三角形面積的公式；（2）兩個函數的比率的導數，求切線斜率（只有公式）。我已經準備好回答這些問題了，我就算睡著了也可以回答這些問題。
我坐下來，在一張紙上寫下幾個公式，然後歸納我的想法。這大約花了我兩分鐘的時間。我沒有必要準備更多答案，因為我已經準備好了。我舉起了手。有好幾位考官在考場中，他們都在等待學生舉手。但是很奇怪，他們都假裝沒看到我，就好像我是空氣，不存在一樣。我坐在位子上舉手，他們看著我，卻沒有反應。
然後，大約十分鐘後，其他幾個孩子舉起了手，他們一舉手，考官們就衝了過去。審查委員會的考官們坐在學生旁邊，聽他們回答問題。他們離我很近，所以我能聽到他們的聲音。考官們非常有禮貌，大多是點頭稱是，只是偶爾再詢問後續的問題。這都沒有什麼不尋常的。當學生回答完試卷問題後（大約十分鐘後），考官會給他們一個仍然需要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看似簡單，大多數的學生立即解決了這些問題。就是這樣！
最開始的幾個學生已經高興地走了，顯然已經得到了最高分5分，而我仍然坐在那裡。最後，我逮到了一位剛要路過的考官，他是一位年輕的小夥子，看起來像是剛取得學位的新科博士，尖銳地問他：「您為什麼不跟我說話？」他看起來急著要走開，輕聲說道：「抱歉，我們不可以和您說話。」
考試開始一個多小時後，兩名中年男子走進了考場。他們輕快地走到房間前面的桌子前，向坐在那裡的審查委員會的考官們自我介紹。他們點點頭，指著我。很明顯地，這兩位口試委員就是我一直在等待的人：我的裁判官。
他們來到我的辦公桌之前，做了自我介紹。一位是瘦的，說話速度很快；另外一位稍胖，留著大鬍子。
「好吧，」那個精瘦的男人開始說了──大部分時間，都是他在說話──「我們現在要幹嘛？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三角形內切圓，並且……」
他打斷我的話：「圓的定義是什麼？」
他非常具有攻擊性，這與其他口試委員對待學生的方式，形成鮮明的對比。而且其他口試委員之前也沒有讓考生有機會完整回答試卷上的問題。
我說：「圓是同一平面內到定點的點的集合。」
這是標準的定義。
「錯了！」男人高興地說。
這怎麼可能是錯的呢？他等了幾秒鐘，然後說：「它是同一平面內到定點的所有點的集合。」這聽起來像是對單字的過度解析──這是我惹上麻煩的第一個跡象。
「好吧，」那人說，「三角形的定義是什麼？」在我下了這個定義之後，他思考了這個問題，毫無疑問是想搞清楚，如果他能夠更挑剔一點，他繼續說：「三角形內切圓的定義是什麼？」
這引導我們定義了切線，然後只是「一條線」，然後還扯了其他事情。很快，他就問我關於歐幾里德第五公設（Euclid's fifth postulate），有關於平行線的獨特性問題，這甚至不是高中課程的一部分！我們正在談論與考題根本不相近的問題，試題上的內容遠遠超出了我應該知道的範圍。
我所說的每一句話，都受到質疑。每個概念都必須要定義，如果定義中使用了另外一種概念，然後我立即被要求要重新定義。
不用說，如果我的姓是伊凡諾夫，我永遠不會被問到任何問題。回想起來，我應該謹守防線立即抗議，並且告訴口試委員他們已經超出底線。但是，現在說起來很容易。我當時只有十六歲，這些傢伙比我大二十五歲左右。他們管理莫斯科國立大學的入學考試，我覺得有義務盡我所能，回答他們詢問的問題。
經過近一小時的審問，我們進入試題中第二個問題。這時，其他學生已經離開，考場中空無一人。顯然地，我是那個考場中唯一需要被「特別照顧」的學生。我猜他們試圖安置每一位猶太學生，這樣就不會超過其中兩個人，在同一處考場。
第二題要我寫出兩個函數的比率導數的公式，沒有人要求我下任何的定義，或是要證明。問題說的具體，只是公式。但當然，口試委員們堅持要我向他們解釋微積分課本的一整章。
「導數的定義是什麼？」我給出的標準定義，涉及極限的概念。
「極限的定義是什麼？」然後，「什麼是函數？」等諸如此類的問題。
莫斯科國立大學入學考試中的種族歧視問題是許多坊間書籍的主題。例如，在馬克‧索爾在他發表於《美國數學學會通訊》（Notices of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中犀利深刻的文章中，以我的故事作為例子。他巧妙地將我的考試與《愛麗絲夢遊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中紅皇后審問愛麗絲的情景相提並論。我知道答案，但是在這場比賽中，我所說的一切都對我不利，我不可能會贏。
（……）
彼得羅夫的計畫完美地發揮了作用：我「轉變」（convert）學習數學。我學得很快，對數學研究越深入，就越著迷。越沉迷，我就越想知道。這就是當您墜入愛河時會發生的事情。
我開始定期與彼得羅夫會面。他會給我書讀，我每週都會在教育學院見他一次，討論我閱讀過的內容。彼得羅夫定期踢足球、冰球和排球。但像那時候的蘇聯男人一樣，他是個老菸槍。此後很長一段時間中，在我的腦海中，香菸的味道與做數學題目連結在一起。
有時我們的談話會持續到深夜。有一次，我們所在的教室被警衛鎖上了，他無法理解這麼晚了還會有人在裡面的狀況。在我們的討論中，我們一定深陷其中，沒有聽到鑰匙轉動的聲音。幸運的是，教室在一樓，我們設法跳窗出來。
那一年是1984年，我高中二年級。我必須決定申請哪所大學。莫斯科有很多學校，但只有一所大學學習純數學：莫斯科國立大學（俄語：Moskovskiy Gosudarstvenny Universitet），以其俄語縮寫MGU聞名。其著名的力學與數學系（俄語：Mekh-Mat），是蘇聯數學計畫的旗艦。
俄羅斯的大學入學考試與美國學生的SAT考試不同。莫斯科國立大學力學與數學系入學考試有四種：數學筆試、數學口試、文學論文寫作和物理口試。其他和我一樣畢業的高中生需要以最高榮譽入學（在蘇聯，我們當時被授予金牌），在入學考試中獲得最高分5分，之後將自動接受入學。
那時我的程度已經遠遠超出了高中數學，所以看起來我會順利通過莫斯科國立大學的考試。
但我太樂觀了。第一次警告來自我曾就讀的學校，以信件的形式發出。這所學校幾年前由伊斯拉埃爾‧蓋爾范德（Israel Gelfand）等著名的蘇聯數學家組織（我們稍後會詳細討論他）。這所學校宗旨在協助那些像我一樣住在大城市以外的學生，無法進入特殊數學學校而設計。每個月，參與學生將收到一本小冊子，其中闡明了在學校學習所用且更深入的教材。這也包含了一些問題，比一般學生在學校討論的內容更難，需要練習解決，並且郵寄回來。評分者（通常是莫斯科大學的大學部學生）閱讀這些答案，並將其評分後交還給學生。我在這所學校註冊了三年，在另一所學校也註冊了三年，另一所學校更加以物理為導向。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有用的資源，儘管學習材料與在學校學習的內容非常接近（與我正和彼得羅夫私下學習的內容不同）。
我從這所函授學校收到的信很短：「如果你想申請莫斯科大學，請來我們的辦公室，我們將很高興為你提供建議」，並給了莫斯科國立大學校園的地址和會面時間。我收到信件不久後，就搭了兩個小時的火車前往莫斯科。學校的辦公室是一個大房間，裡面有一堆辦公桌和許多人在工作、打字和修改論文。我介紹了自己，拿出我的邀請信，立刻被帶到了一個身材矮小的年輕女人面前，約三十歲出頭。
「你叫什麼名字？」她以打招呼的方式說。
「愛德華‧弗倫克爾。」（當時我用的是俄文版的愛德華。）
「你想申請莫斯科國立大學嗎？」
「是的。」
「哪個系？」
「力學與數學系。」
「我懂了。」她垂下眼簾，問道：
「那你的國籍是什麼？」
我說：「俄國人。」
「真的嗎？你父母的國籍是什麼？」
「嗯……我母親是俄羅斯人。」
「那你父親呢？」
「我的父親是猶太人。」
她點點頭。
這段對話對您來說可能聽起來很超現實，而當我現在寫下時，我也覺得很超現實。但在1984年左右的蘇聯──記得歐威爾嗎？──問某人他或她的「國籍」並不奇怪。所有蘇聯公民都必須攜帶國內護照。對他們來說，實際上有一條特殊的「國籍」欄──是在（1）名字、（2）父親名、（3）姓氏，以及（4）出生日期等四欄之後出現的，因此──「第五欄」（俄語：pyataya grfa）。國籍也曾經必須記錄在一個人的出生證明上，連同父母親的國籍。如果他們的國籍不同，就像我一樣，那麼父母必須選擇給予孩子哪一個國籍。
出於所有意圖和目的，第五欄是詢問一個人是否是猶太人（其他民族，例如韃靼人、亞美尼亞人，也會受到偏見和迫害──儘管規模不及針對猶太人的種族偏見和迫害──也是透過這種方式辨識）。我的第五欄說我是俄羅斯人，但我的姓氏是我父親的姓氏，聽起來明顯是猶太人的姓氏──暴露了我的身分。
值得注意的是，我的家人根本沒有宗教信仰。我的父親不是在傳統宗教中長大的，我也不是。事實上，當時宗教幾乎不存在。大多數基督教東正教教堂被摧毀或是關閉。在現存的少數教堂之中，人們可以通常只能找到一些老奶奶，例如我的祖母。她偶爾會去教會參加禮拜活動。猶太會堂很少；我的家鄉甚至沒有猶太會堂。人口接近一千萬的莫斯科，只有一座猶太會堂。去教堂或者猶太會堂非常危險，一個人可能會被特殊的便衣特工發現，然後惹上很多麻煩。因此，當某人被稱為猶太人時，這不是宗教意義上的，而是種族意義上的，或是在「血統」意義上的。
即使我沒有使用我父親的姓氏，無論如何，我的猶太血統都會被招生委員會挑出來，因為申請表格特別要求提供父母雙方的全名。那些全名包括父親名；也就是說，包含申請人祖父母的名字。我父親的名字是約瑟夫，聽起來毫無疑問是那個時代蘇聯的猶太人，所以這是另外一種找出答案的方法（如果他的姓氏沒有洩露我的出身的話）。系統是這樣設定標記，那些至少有四分之一是猶太人血統的人。
根據這個定義確定我是猶太人後，這位女士說：「您知道莫斯科大學不錄取猶太人嗎？」
「您是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根本不應該申請。不要浪費你的時間。他們不會讓你進去的。」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
「這就是您給我寄這封信的原因嗎？」
「是的。我只是想幫助你。」
我環顧四周。很明顯，即使他們沒有仔細聽，辦公室裡的每個人都知道我們說什麼，這次談話的內容也是如此。這樣的事情已經發生過幾十次了，大家似乎都已經習慣了。他們所有人都把目光移開，彷彿我是一個末期病患。我的心沉了下去。
我以前遇到過反猶太主義，但是反個人的，而不是機構層面的歧視。當我五年級時，我的一些同學開始嘲笑我是「猶太人、猶太人」（俄語：evrey, evrey）。我認為他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從他們中的一些人混淆了evrey這個詞，這一事實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們的意思是「猶太人」，但是語意是「歐洲人」（俄語：evropeyets）──他們一定聽過父母或其他成年人的反猶太言論（不幸地，反猶太主義在俄羅斯文化中根深柢固）。我夠幸運，有幾個真正的朋友支持我，所以我實際上從未被這些惡霸毆打過，但這是一次不愉快的經歷。我太驕傲了，不敢告訴老師或是我的父母，但是有一天，老師無意中聽到，並且介入。結果，校長立刻告誡那些孩子，嘲笑就停止了。
我的父母聽說過大學入學前對於猶太人的歧視，但不知道什麼原因，他們並沒有太關注這一點。在我的家鄉，本來就沒有多少猶太人，而且我父母聽說過物理學科的歧視案例。一個典型的論點是猶太人不被那裡接受，因為這些計畫中的項目和核子研究有關，因此也與國防和國家機密有關；政府不希望這些地區的猶太人介入，因為猶太人可以移民到以色列或其他地方。按照以上邏輯，這不應該成為否定學習純數學學生入學的理由。顯然，有人就這麼硬幹了。
我在莫斯科大學的談話一切都很奇怪。而我不只是談論卡夫卡式（Kafkaesque）奇異的面向。我可以得到結論，和我交談的女士只是試圖透過警告我們，來協助我和其他學生即將發生的事情。但是事實真的是如此嗎？請記住，我們正在談論1984年，當時共產黨和克格勃（KGB，前俄羅斯聯邦安全局）仍然緊密相連，控制了蘇聯生活的方方面面。國家官方政策是所有民族都是平等的，如果公開提出，會將一個人置於危險之中。然而這個女人卻平靜地對我這個陌生人說起了這件事。她才剛認識我，似乎也不擔心被她的同事們偷聽。
此外，莫斯科國立大學的考試總是比其他學校提前一個月安排。因此，在莫斯科國立大學入學考試失敗的學生，仍然可以有機會申請其他大學。為什麼有人會試圖說服他們，甚至不會嘗試一下？聽起來好像有一些強大的力量試圖嚇唬我和其他猶太學生滾開。
但是我不會被嚇倒。在詳細和爸媽討論了這一切之後，爸媽和我都覺得我也沒有什麼好失去的。無論如何，我們決定我要申請莫斯科國立大學，只是希望一切順利。
七月初的第一次考試是數學筆試，由五個問題組成。第五道題被認為是致命無法解決的問題，像是考試的第五要素。但我都會答，包括第五道題。我意識到很有可能無論誰給我的考試評分，都可能對平均水準產生偏見，並試圖在我的解決方案中找出差距，我將所有內容都寫得極為詳細。然後我檢查了好幾遍，並且仔細檢查了我所有的論點和計算式，以確保我沒有犯任何的錯誤。一切看起來都很完美！在回家的火車上，我心情很樂觀。第二天我告訴彼得羅夫我的解題方案，他確認一切都是正確的。看來我有很好的開始。
我的下一個考試是數學口試，訂於1984年7月13日的黑色星期五舉行。
那天的很多細節我記得很清楚。考試安排在中午過後，當天早上我和母親一起從家裡坐火車過去。我在考試前幾分鐘進入了莫斯科國立大學的考場。這是一間普通教室，大概有十五到二十位考生，還有四、五位監考官。考試開始時，我們每個考生從考場前面桌子上的一大堆紙中，抽出一張紙。每張考卷上寫兩個問題，並且將空白面朝上。就像抽彩券一樣，所以我們把這張紙稱為「入場券」（俄語：billet）。總共大概有一百道問題，都是事先知道的。我並不真正關心我會抽到哪一張試題，因為我對這些材料瞭如指掌。抽完試題之後，每位學生必須坐在一張桌子前，用會場提供的白紙應試。
我的試卷上的問題是：（1）三角形內接一個圓，並且使用半徑計算三角形面積的公式；（2）兩個函數的比率的導數，求切線斜率（只有公式）。我已經準備好回答這些問題了，我就算睡著了也可以回答這些問題。
我坐下來，在一張紙上寫下幾個公式，然後歸納我的想法。這大約花了我兩分鐘的時間。我沒有必要準備更多答案，因為我已經準備好了。我舉起了手。有好幾位考官在考場中，他們都在等待學生舉手。但是很奇怪，他們都假裝沒看到我，就好像我是空氣，不存在一樣。我坐在位子上舉手，他們看著我，卻沒有反應。
然後，大約十分鐘後，其他幾個孩子舉起了手，他們一舉手，考官們就衝了過去。審查委員會的考官們坐在學生旁邊，聽他們回答問題。他們離我很近，所以我能聽到他們的聲音。考官們非常有禮貌，大多是點頭稱是，只是偶爾再詢問後續的問題。這都沒有什麼不尋常的。當學生回答完試卷問題後（大約十分鐘後），考官會給他們一個仍然需要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看似簡單，大多數的學生立即解決了這些問題。就是這樣！
最開始的幾個學生已經高興地走了，顯然已經得到了最高分5分，而我仍然坐在那裡。最後，我逮到了一位剛要路過的考官，他是一位年輕的小夥子，看起來像是剛取得學位的新科博士，尖銳地問他：「您為什麼不跟我說話？」他看起來急著要走開，輕聲說道：「抱歉，我們不可以和您說話。」
考試開始一個多小時後，兩名中年男子走進了考場。他們輕快地走到房間前面的桌子前，向坐在那裡的審查委員會的考官們自我介紹。他們點點頭，指著我。很明顯地，這兩位口試委員就是我一直在等待的人：我的裁判官。
他們來到我的辦公桌之前，做了自我介紹。一位是瘦的，說話速度很快；另外一位稍胖，留著大鬍子。
「好吧，」那個精瘦的男人開始說了──大部分時間，都是他在說話──「我們現在要幹嘛？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三角形內切圓，並且……」
他打斷我的話：「圓的定義是什麼？」
他非常具有攻擊性，這與其他口試委員對待學生的方式，形成鮮明的對比。而且其他口試委員之前也沒有讓考生有機會完整回答試卷上的問題。
我說：「圓是同一平面內到定點的點的集合。」
這是標準的定義。
「錯了！」男人高興地說。
這怎麼可能是錯的呢？他等了幾秒鐘，然後說：「它是同一平面內到定點的所有點的集合。」這聽起來像是對單字的過度解析──這是我惹上麻煩的第一個跡象。
「好吧，」那人說，「三角形的定義是什麼？」在我下了這個定義之後，他思考了這個問題，毫無疑問是想搞清楚，如果他能夠更挑剔一點，他繼續說：「三角形內切圓的定義是什麼？」
這引導我們定義了切線，然後只是「一條線」，然後還扯了其他事情。很快，他就問我關於歐幾里德第五公設（Euclid's fifth postulate），有關於平行線的獨特性問題，這甚至不是高中課程的一部分！我們正在談論與考題根本不相近的問題，試題上的內容遠遠超出了我應該知道的範圍。
我所說的每一句話，都受到質疑。每個概念都必須要定義，如果定義中使用了另外一種概念，然後我立即被要求要重新定義。
不用說，如果我的姓是伊凡諾夫，我永遠不會被問到任何問題。回想起來，我應該謹守防線立即抗議，並且告訴口試委員他們已經超出底線。但是，現在說起來很容易。我當時只有十六歲，這些傢伙比我大二十五歲左右。他們管理莫斯科國立大學的入學考試，我覺得有義務盡我所能，回答他們詢問的問題。
經過近一小時的審問，我們進入試題中第二個問題。這時，其他學生已經離開，考場中空無一人。顯然地，我是那個考場中唯一需要被「特別照顧」的學生。我猜他們試圖安置每一位猶太學生，這樣就不會超過其中兩個人，在同一處考場。
第二題要我寫出兩個函數的比率導數的公式，沒有人要求我下任何的定義，或是要證明。問題說的具體，只是公式。但當然，口試委員們堅持要我向他們解釋微積分課本的一整章。
「導數的定義是什麼？」我給出的標準定義，涉及極限的概念。
「極限的定義是什麼？」然後，「什麼是函數？」等諸如此類的問題。
莫斯科國立大學入學考試中的種族歧視問題是許多坊間書籍的主題。例如，在馬克‧索爾在他發表於《美國數學學會通訊》（Notices of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中犀利深刻的文章中，以我的故事作為例子。他巧妙地將我的考試與《愛麗絲夢遊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中紅皇后審問愛麗絲的情景相提並論。我知道答案，但是在這場比賽中，我所說的一切都對我不利，我不可能會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