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學問，就是學怎麼問（節錄）
◆ 研究才是我真正的志業
就在 2000 年，沒有什麼意外之下，我終於「媳婦熬成婆」成為正教授。正值美國 .com 時代泡沫化，經濟景氣低迷，已連續好幾年沒有加薪。通常升等都會有特別的調薪，系主任跟我說：「今年全系沒有人加薪，但每個系可以推薦一人加薪，你是今年系上評比第一，所以會有五千美元的調薪。」聽來實在像個笑話，因為平時升等正教授時，調薪幅度應該是很可觀的。其實我也無可抱怨，過去十年來，我每年調薪都在 10% 到 15% 之間，好幾次拿到頂級的 15%，所以我的薪資早已超過許多比我資深的正教授。這正是美國資本主義文化的體現，即便在學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市場價值。為了留人，他們願意支付你應得的待遇。有些人甚至會拿他校的聘書來與學校談條件，爭取更高的待遇。
其實，在 1990 年代末 .com 的高峰時期，已有許多人離開學界，因為當時學界的薪資遠低於工業界。我也深有體會。記得 1999 年，我一位博士生畢業後加入了貝爾實驗室，起薪竟然和我在學校已經當了十年教授的薪水差不多。因此，在 .com 泡沫後，美國學界大幅調整了教授薪資，雖然不一定能比工業界高，但也不再相差太多，這樣在徵才時才能和工業界一較高下。
當時正是 2000 年初，無線通信開始起飛，Qualcomm 的 CDMA 技術成為最熱門的話題，這正是 3G 無線通信的新國際標準。我有一位來自伊朗的博士生，1997 年畢業時，同時拿到了 Qualcomm 和貝爾實驗室的聘書。他最終選擇了貝爾實驗室，因為當時 Qualcomm 還只是個小公司。後來他告訴我，這個決定讓他馬上損失了兩百萬美元。這也標誌著未來二三十年無線通信時代的開端。3G 是第二代數位無線通信的開始，未來的 4G、5G、甚至 6G，都是從這裡演進而來。過去幾年，我已預見這樣的趨勢，也做出了重要貢獻。我的博士論文主攻利用 VLSI 運算天線陣列的演算法。那時系上新聘了一位做無線網路的老師，我們聯手將天線陣列技術引入無線通信，並證明這種方法能將用戶數增加一百倍。這項研究成為當時的重大里程碑，也是日後無線通信廣泛採用天線陣列技術的開端。
學界的競爭極為激烈，因此千奇百怪的事情層出不窮。1994 年，我們提出一項全新理論：若電子晶片能在不同區域設定不同的電壓，透過我們的理論可以大幅節省能量。我專程向 DARPA 報告這項新發現，並申請經費進行實驗驗證。然而 DARPA 回應說：「理論很好，但晶片上不可能在不同區域設置不同電壓，所以不考慮資助。」一年後，柏克萊的團隊開發出一款晶片，能在不同區域設置不同電壓，並用來驗證一個簡單的電路。他們顯然不知道我們的論文，也沒有引用。儘管我們的理論適用於演算法層次，不僅侷限於電路層面，但後來大多數相關論文都只引用了柏克萊的研究，而他們的資助者正是當初說「不可能」的 DARPA。
還有幾次，我們和其他團隊幾乎同時完成研究，也幾乎同時投稿。我們本著君子之道，公平對待對方，給予正面評價，讓對方的論文順利發表。然而，另一個團隊卻明顯是審我們論文的評審，卻拒絕了我們的稿件。最終，我們的論文發表在另一個期刊，雖然也算順利刊登，但時間晚了一些，自然在引用次數上大大落後。這類惡性競爭在學界屢見不鮮，所以研究要領先群雄，就必須比別人早很多做出成果。
非洲有句諺語：「每天早晨，羚羊醒來時，知道必須跑得比最快的獅子還快，才能生存；獅子醒來時，也知道必須跑得比最慢的羚羊還快，才不會餓肚子。不論你是羚羊還是獅子，每天醒來，你知道你最好趕快跑起來。」這正是學術競爭的最佳寫照。
當時我正是系上新起之秀，許多重大事務都找我負責，包括招募新老師，以及組織信號處理和通訊領域約二十位教授，重新規劃並開設新課程，現代化教學內容。我所屬的系統研究所正在尋找新的所長，這是一個由國家科學基金會支持的大型跨領域研究中心，有五十多位教授，全美當時僅有五個這類研究所，各自專注於不同領域的研究方向。創所所長和幾位大佬私下多次來找我，希望我能接任這個重任。我也開始思考，是否該走上學術管理的道路。當時的院長正是我剛進馬大時的前輩，曾一同共事過。他當了系主任幾年後轉任院長。我問他：「為什麼不回來做研究？」他坦言：「這幾年進步太快，回來也跟不上了，做得不會比你們好。」後來，他又當了學務長，競選校長失利後便轉到他校擔任校長。
這時，暫代所長的同事來找我，大概是聽說了那些大佬來找我的消息。他也是我的前輩，過去辦公室就在我隔壁，我們常閒聊。後來我升等調換了大辦公室才搬開。他說他想競選所長，希望我支持他。其實，他為人厚道，是個「好好先生」，但能力一般，這正是大佬們擔憂的地方。因為他是朋友，我便直接告訴他：「如果你想選所長，我就不會參與競爭。」其實那時，東岸到西岸，已有不下二十所大學來邀請我出任系主任或院長職位，但我早已決定不走學術管理這條路，這也與美國的學術文化大環境有關。
美國大學以學術研究為主，為了讓教授能說真話，經過試煉後會給予終身職。這既是一種榮耀，也意味著大教授難以管理。系所經費有限，又無人事任用權，事事都要向院長申請，學生事務繁雜瑣碎。在這種環境下，少有專心做研究的人願意涉足行政管理。我一直帶領著一個龐大的研究團隊，專注於前沿探索，擔心一旦投入管理工作，就無法再回頭做研究。而研究才是我真正的志業，如果想走管理路線，早就去工業界賺大錢了。
◆ 一個老師有多好，就看他成就多少學生
我很榮幸，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學生加入了我的團隊，他們有的已小有成就，這是我學術生涯中最驕傲的事。他們大多來自世界頂尖大學，是各國最優秀的年輕人。從我年輕時起，他們像是我的弟妹，到後來年紀漸長，他們更像是自己的孩子，我的研究團隊就像一個大家庭。
早期在我讀書和剛開始教書的 1980 到 1990 年代，大多數學生來自台灣和印度，最出名的學校是台大和印度理工學院（NTU 和 IIT），這是許多校友長期打下的名聲。但可惜的是，二三十年後，台灣學生人數漸少，「NTU」這個代號也已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NTU」取代。
1990 年代中後期到 2000 年代初，來自伊朗的學生逐漸增多，最優秀的來自 Sherif 技術大學和德黑蘭大學。當時，中國大陸來的學生也開始增加，以清華、北大、科技大、復旦和上海、西安的交大為主，尤其清華的學生特別多。到了 2000 年代中期後，我的團隊來了不少埃及學生，主要來自開羅大學和亞歷山大大學。我曾經連續四年招收了亞歷山大大學每屆的第一名。然而到了 2010 年以後，大部分學生來自中國大陸，直到 2020 年前後，因地緣政治影響，大陸學生人數驟減。
在三十多年的教學生涯裡，我培養了七十位博士生和六位博士後，其中有三十人在世界各地擔任教授，博士後裔已有兩百多人。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韓愈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其中以傳道最難，因為那是做人做事的方法，不僅學生，老師也得用一生去琢磨。其實在傳道之上，我還認為老師要能創造出一個傳統和環境，來激勵學生一輩子去成就大志，英文裡有一個字「inspire」，很具體地描述這個「激發」的意思，一個老師有多好，就看他有多少傑出的學生、有多少學生成就卓越。我常跟他們說，學術之途是一條又漫長又孤寂的路，你不知道什麼時候你能做出什麼來，你也不知道哪一條研究方向一定走得通，並且比別人的好。簡單地說，你不知道你會不會能有重大的發現而功成名就，或者就這麼庸庸祿祿地過去。必須嚐試各個可能性，所以失敗是經常的事。即便研究成果做出來了，論文還可能被不理解的審稿人拒絕。很多學生曾在我的辦公室裡哭過。我常安慰他們：「勝敗乃兵家常事。這條漫長孤寂的路，只有堅持才能走到盡頭，才能看見一片屬於自己的天空。沒有韌性，是走不下去的。」
其實，學術和藝術本質上是相通的，都是理念的追求，只是呈現方式不同。學術在邏輯上，藝術則可能在形意、美術、音樂或舞蹈等方面表達。這是一種無形卻共通的情感語言，當走到極致，為了完美可以不惜一切。歐美的博士學位，無論科系，全都稱為 Doctor of Philosophy（Ph.D.），直譯即為「哲學博士」。我們為什麼選擇走上學術之途？因為我們熱愛並且願意付出一生來追求真理，所以我們必須有一個崇高的理想，不然的話這條路走不遠也走不盡。
學術成就很難量化，因為最根本的指標是有多大的影響力，然而影響力本身卻是一個很抽象的概念。當然論文被引用次數是一個指標，有沒有顛覆性的新發現和發明來推翻以前的思維而創造出新的基礎理論？有沒有用在實際的產品造福上百萬的人們？有沒有拿到各種大小獎項？但最好的論文未必會有最多的引用次數，也不是人人都能拿到大獎或做出重大的發現。所以走學術的路，如果把塵世的功名利祿放在心上去追求，這條路不會走得快活。因此不要在意別人對你的看法，今天人家說你好，明天可能就是貶抑，那是虛浮的。只有我們踏踏實實所做的研究成果和貢獻才是真的，沒有任何人可以拿得掉。
說到這裡，我還有一個特別的故事。雖然我訓練了七十名博士，但還有一些沒能順利拿到博士學位的學生中，也有人創造了傳奇。有一天，一位冰島來的學生 JT 特地來見我，希望加入我的研究團隊攻讀博士。我從未收過冰島學生，見他上進有志氣，便答應了，也為他申請了獎學金。然而兩年過去，雖然 JT 成績不錯，但始終過不了博士資格考試，只好打算拿了碩士學位去找工作。
與其他學生相比，JT 或許不適合走學術研究的路，但他有著極強的領袖魅力和親和力，組織能力出眾。我對他說：「別氣餒，你不一定適合做學術研究，但你非常適合成為工業界的領袖人物。我建議你去讀個 MBA，加上在我這裡學到的通訊背景，將來一定有機會大展拳腳。」但 MBA 學費昂貴，幾乎沒有獎學金，他也沒錢自費。當時，我所屬的研究所與商學院有合作關係，我便積極幫他爭取推薦，終於為他拿到了 MBA 入學許可和獎學金。
JT 後來順利取得 MBA 學位，加入了德國銀行紐約總行，一路晉升至總管電子資訊與通信媒體的常務部長。2020 年，T-Mobile 收購 Sprint，這是美國史上最大規模的電信併購案，相當於 380 億美元的交易，而 JT 正是此一歷史性併購案的負責人。事成之後，T-Mobile 對他大為賞識，邀請他擔任董事會的財務長。行行出狀元！我們很久未聯絡，有一天他跟我說，他正要離職加入 T-Mobile。正好 Apple 打算收購我的公司，我趁機問他能不能幫忙，我們可以付他一些諮詢費用。他卻說：「我很樂意幫忙，但是絕不收費。我之所以有今天，完全是當年您對我的幫助。」聽到這話，我內心充滿了莫大的安慰。看到學生有成就是老師最大的榮耀。
（後略）
◆ 研究才是我真正的志業
就在 2000 年，沒有什麼意外之下，我終於「媳婦熬成婆」成為正教授。正值美國 .com 時代泡沫化，經濟景氣低迷，已連續好幾年沒有加薪。通常升等都會有特別的調薪，系主任跟我說：「今年全系沒有人加薪，但每個系可以推薦一人加薪，你是今年系上評比第一，所以會有五千美元的調薪。」聽來實在像個笑話，因為平時升等正教授時，調薪幅度應該是很可觀的。其實我也無可抱怨，過去十年來，我每年調薪都在 10% 到 15% 之間，好幾次拿到頂級的 15%，所以我的薪資早已超過許多比我資深的正教授。這正是美國資本主義文化的體現，即便在學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市場價值。為了留人，他們願意支付你應得的待遇。有些人甚至會拿他校的聘書來與學校談條件，爭取更高的待遇。
其實，在 1990 年代末 .com 的高峰時期，已有許多人離開學界，因為當時學界的薪資遠低於工業界。我也深有體會。記得 1999 年，我一位博士生畢業後加入了貝爾實驗室，起薪竟然和我在學校已經當了十年教授的薪水差不多。因此，在 .com 泡沫後，美國學界大幅調整了教授薪資，雖然不一定能比工業界高，但也不再相差太多，這樣在徵才時才能和工業界一較高下。
當時正是 2000 年初，無線通信開始起飛，Qualcomm 的 CDMA 技術成為最熱門的話題，這正是 3G 無線通信的新國際標準。我有一位來自伊朗的博士生，1997 年畢業時，同時拿到了 Qualcomm 和貝爾實驗室的聘書。他最終選擇了貝爾實驗室，因為當時 Qualcomm 還只是個小公司。後來他告訴我，這個決定讓他馬上損失了兩百萬美元。這也標誌著未來二三十年無線通信時代的開端。3G 是第二代數位無線通信的開始，未來的 4G、5G、甚至 6G，都是從這裡演進而來。過去幾年，我已預見這樣的趨勢，也做出了重要貢獻。我的博士論文主攻利用 VLSI 運算天線陣列的演算法。那時系上新聘了一位做無線網路的老師，我們聯手將天線陣列技術引入無線通信，並證明這種方法能將用戶數增加一百倍。這項研究成為當時的重大里程碑，也是日後無線通信廣泛採用天線陣列技術的開端。
學界的競爭極為激烈，因此千奇百怪的事情層出不窮。1994 年，我們提出一項全新理論：若電子晶片能在不同區域設定不同的電壓，透過我們的理論可以大幅節省能量。我專程向 DARPA 報告這項新發現，並申請經費進行實驗驗證。然而 DARPA 回應說：「理論很好，但晶片上不可能在不同區域設置不同電壓，所以不考慮資助。」一年後，柏克萊的團隊開發出一款晶片，能在不同區域設置不同電壓，並用來驗證一個簡單的電路。他們顯然不知道我們的論文，也沒有引用。儘管我們的理論適用於演算法層次，不僅侷限於電路層面，但後來大多數相關論文都只引用了柏克萊的研究，而他們的資助者正是當初說「不可能」的 DARPA。
還有幾次，我們和其他團隊幾乎同時完成研究，也幾乎同時投稿。我們本著君子之道，公平對待對方，給予正面評價，讓對方的論文順利發表。然而，另一個團隊卻明顯是審我們論文的評審，卻拒絕了我們的稿件。最終，我們的論文發表在另一個期刊，雖然也算順利刊登，但時間晚了一些，自然在引用次數上大大落後。這類惡性競爭在學界屢見不鮮，所以研究要領先群雄，就必須比別人早很多做出成果。
非洲有句諺語：「每天早晨，羚羊醒來時，知道必須跑得比最快的獅子還快，才能生存；獅子醒來時，也知道必須跑得比最慢的羚羊還快，才不會餓肚子。不論你是羚羊還是獅子，每天醒來，你知道你最好趕快跑起來。」這正是學術競爭的最佳寫照。
當時我正是系上新起之秀，許多重大事務都找我負責，包括招募新老師，以及組織信號處理和通訊領域約二十位教授，重新規劃並開設新課程，現代化教學內容。我所屬的系統研究所正在尋找新的所長，這是一個由國家科學基金會支持的大型跨領域研究中心，有五十多位教授，全美當時僅有五個這類研究所，各自專注於不同領域的研究方向。創所所長和幾位大佬私下多次來找我，希望我能接任這個重任。我也開始思考，是否該走上學術管理的道路。當時的院長正是我剛進馬大時的前輩，曾一同共事過。他當了系主任幾年後轉任院長。我問他：「為什麼不回來做研究？」他坦言：「這幾年進步太快，回來也跟不上了，做得不會比你們好。」後來，他又當了學務長，競選校長失利後便轉到他校擔任校長。
這時，暫代所長的同事來找我，大概是聽說了那些大佬來找我的消息。他也是我的前輩，過去辦公室就在我隔壁，我們常閒聊。後來我升等調換了大辦公室才搬開。他說他想競選所長，希望我支持他。其實，他為人厚道，是個「好好先生」，但能力一般，這正是大佬們擔憂的地方。因為他是朋友，我便直接告訴他：「如果你想選所長，我就不會參與競爭。」其實那時，東岸到西岸，已有不下二十所大學來邀請我出任系主任或院長職位，但我早已決定不走學術管理這條路，這也與美國的學術文化大環境有關。
美國大學以學術研究為主，為了讓教授能說真話，經過試煉後會給予終身職。這既是一種榮耀，也意味著大教授難以管理。系所經費有限，又無人事任用權，事事都要向院長申請，學生事務繁雜瑣碎。在這種環境下，少有專心做研究的人願意涉足行政管理。我一直帶領著一個龐大的研究團隊，專注於前沿探索，擔心一旦投入管理工作，就無法再回頭做研究。而研究才是我真正的志業，如果想走管理路線，早就去工業界賺大錢了。
◆ 一個老師有多好，就看他成就多少學生
我很榮幸，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學生加入了我的團隊，他們有的已小有成就，這是我學術生涯中最驕傲的事。他們大多來自世界頂尖大學，是各國最優秀的年輕人。從我年輕時起，他們像是我的弟妹，到後來年紀漸長，他們更像是自己的孩子，我的研究團隊就像一個大家庭。
早期在我讀書和剛開始教書的 1980 到 1990 年代，大多數學生來自台灣和印度，最出名的學校是台大和印度理工學院（NTU 和 IIT），這是許多校友長期打下的名聲。但可惜的是，二三十年後，台灣學生人數漸少，「NTU」這個代號也已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NTU」取代。
1990 年代中後期到 2000 年代初，來自伊朗的學生逐漸增多，最優秀的來自 Sherif 技術大學和德黑蘭大學。當時，中國大陸來的學生也開始增加，以清華、北大、科技大、復旦和上海、西安的交大為主，尤其清華的學生特別多。到了 2000 年代中期後，我的團隊來了不少埃及學生，主要來自開羅大學和亞歷山大大學。我曾經連續四年招收了亞歷山大大學每屆的第一名。然而到了 2010 年以後，大部分學生來自中國大陸，直到 2020 年前後，因地緣政治影響，大陸學生人數驟減。
在三十多年的教學生涯裡，我培養了七十位博士生和六位博士後，其中有三十人在世界各地擔任教授，博士後裔已有兩百多人。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韓愈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其中以傳道最難，因為那是做人做事的方法，不僅學生，老師也得用一生去琢磨。其實在傳道之上，我還認為老師要能創造出一個傳統和環境，來激勵學生一輩子去成就大志，英文裡有一個字「inspire」，很具體地描述這個「激發」的意思，一個老師有多好，就看他有多少傑出的學生、有多少學生成就卓越。我常跟他們說，學術之途是一條又漫長又孤寂的路，你不知道什麼時候你能做出什麼來，你也不知道哪一條研究方向一定走得通，並且比別人的好。簡單地說，你不知道你會不會能有重大的發現而功成名就，或者就這麼庸庸祿祿地過去。必須嚐試各個可能性，所以失敗是經常的事。即便研究成果做出來了，論文還可能被不理解的審稿人拒絕。很多學生曾在我的辦公室裡哭過。我常安慰他們：「勝敗乃兵家常事。這條漫長孤寂的路，只有堅持才能走到盡頭，才能看見一片屬於自己的天空。沒有韌性，是走不下去的。」
其實，學術和藝術本質上是相通的，都是理念的追求，只是呈現方式不同。學術在邏輯上，藝術則可能在形意、美術、音樂或舞蹈等方面表達。這是一種無形卻共通的情感語言，當走到極致，為了完美可以不惜一切。歐美的博士學位，無論科系，全都稱為 Doctor of Philosophy（Ph.D.），直譯即為「哲學博士」。我們為什麼選擇走上學術之途？因為我們熱愛並且願意付出一生來追求真理，所以我們必須有一個崇高的理想，不然的話這條路走不遠也走不盡。
學術成就很難量化，因為最根本的指標是有多大的影響力，然而影響力本身卻是一個很抽象的概念。當然論文被引用次數是一個指標，有沒有顛覆性的新發現和發明來推翻以前的思維而創造出新的基礎理論？有沒有用在實際的產品造福上百萬的人們？有沒有拿到各種大小獎項？但最好的論文未必會有最多的引用次數，也不是人人都能拿到大獎或做出重大的發現。所以走學術的路，如果把塵世的功名利祿放在心上去追求，這條路不會走得快活。因此不要在意別人對你的看法，今天人家說你好，明天可能就是貶抑，那是虛浮的。只有我們踏踏實實所做的研究成果和貢獻才是真的，沒有任何人可以拿得掉。
說到這裡，我還有一個特別的故事。雖然我訓練了七十名博士，但還有一些沒能順利拿到博士學位的學生中，也有人創造了傳奇。有一天，一位冰島來的學生 JT 特地來見我，希望加入我的研究團隊攻讀博士。我從未收過冰島學生，見他上進有志氣，便答應了，也為他申請了獎學金。然而兩年過去，雖然 JT 成績不錯，但始終過不了博士資格考試，只好打算拿了碩士學位去找工作。
與其他學生相比，JT 或許不適合走學術研究的路，但他有著極強的領袖魅力和親和力，組織能力出眾。我對他說：「別氣餒，你不一定適合做學術研究，但你非常適合成為工業界的領袖人物。我建議你去讀個 MBA，加上在我這裡學到的通訊背景，將來一定有機會大展拳腳。」但 MBA 學費昂貴，幾乎沒有獎學金，他也沒錢自費。當時，我所屬的研究所與商學院有合作關係，我便積極幫他爭取推薦，終於為他拿到了 MBA 入學許可和獎學金。
JT 後來順利取得 MBA 學位，加入了德國銀行紐約總行，一路晉升至總管電子資訊與通信媒體的常務部長。2020 年，T-Mobile 收購 Sprint，這是美國史上最大規模的電信併購案，相當於 380 億美元的交易，而 JT 正是此一歷史性併購案的負責人。事成之後，T-Mobile 對他大為賞識，邀請他擔任董事會的財務長。行行出狀元！我們很久未聯絡，有一天他跟我說，他正要離職加入 T-Mobile。正好 Apple 打算收購我的公司，我趁機問他能不能幫忙，我們可以付他一些諮詢費用。他卻說：「我很樂意幫忙，但是絕不收費。我之所以有今天，完全是當年您對我的幫助。」聽到這話，我內心充滿了莫大的安慰。看到學生有成就是老師最大的榮耀。
（後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