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文
這本書的寫作動機，起始於我母親去世的時候。當時我明白，在我們家族裡，對於中國和中華文化還有過實際經歷與體驗的，只剩下先夫白先忠（David Pai）與我了。我必須為兒孫輩留下一部著作，好讓他們將來可以追溯自己的華裔根源。我們兩個家族的歷史，要從先忠和我祖父母的那一代人開始說起。
二十世紀的中國是動盪的年代，始自中國的末代王朝—由慈禧太后秉政的大清帝國，因為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而於一九一一年轟然瓦解。中國隨後進入軍閥主政的時期，我的外祖父張作霖也參與其中，他控制了偌大一片疆土。接著，日本人在一九三一年侵略中國東北，中日兩國在一九三七年時爆發全面戰爭。抗戰勝利之後，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與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旋即展開內戰，最後中共勝利，而國民黨則於一九四九年退往臺灣。
在上述這段動盪的歷史中，先忠和我的家人不但參與其中，有時甚至是主導的角色。對我夫妻二人而言，讓我們的兩個兒子，他們的美國籍妻子，還有四個在美國出生長大的孫子都能清楚知道，我們兩家的先人曾經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扮演過非常關鍵的角色，並且藉此熟悉中國文化，是至關重要的事情。
在我開始動筆寫作回憶錄時，便明白我的父母移民到美國來所受到的衝擊（尤其是對母親帶來的影響），是生命中的一件大事。大多數的移民到美國來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可是我的雙親卻是為了躲避日本人的侵略，拋下原有的錦衣玉食和位高權重的生活，成為一介平民。到後來，這樣落入凡間的生活讓母親痛苦不已，她的心態變得很不平衡。所以，這部回憶錄寫的既是我的故事，也是關於母親的故事。
二○○九年，先忠和我搬進位於北卡羅萊納州的戴維森市（Davidson），一處名為「松林村」（Pinesof Davidson）的退休養生社區。我覺得來到這裡是某種緣分或命運的牽引，因為有兩位退休的英文教授—麗茲．伊凡斯（Liz Evans）和吉爾．賀蘭德（Gill Holland）教授，和我們成了鄰居。賀蘭德教授原來在戴維森學院（Davidson College）教書，曾經有三年用他的教授輪休假期到中國去。他十分精通中文，有時候甚至還能翻譯中國的古典詩詞。
吉爾聽說了先忠和我的家族故事之後，也大力鼓勵我繼續完成這本回憶錄。他和麗茲自告奮勇，自願閱讀我的手稿，並且幫忙修正文句，對於改進我說故事的技巧，也給了很多有益的建議。
除了這兩位寫作專家的幫助外，還有另外幾位在這幾年當中讀過這部回憶錄的手稿。我永遠感激先夫白先忠，他對中國近代史的淵博知識和熱情讓本書增色不少。我還要感謝吉爾的妻子希麗（Siri）、凱麗．姜士頓（Cary Johnston）和她的丈夫艾德溫．湯森（Edwin Townsend）、愛卓恩（Adrienne Pederson）和肯恩．彼得森（Ken Pederson）夫婦，他們對我的初稿很感興趣，也給了許多意見與批評，特別是在配置圖片上的協助，更是無可衡量。我還要感謝我的「大姊」艾倫．艾勒（Ellen Eller），她在這本書的手稿付印與準備配置圖片期間，堅定不移地給我至關重要的支持和鼓勵。因為有了這些好友、家人，還有另外許許多多的人，我才能完成這個為時長達八年的寫作計畫。如果沒有他們的協助，受嚴格科學寫作訓練如我，是沒有辦法完成這本既能為讀者帶來閱讀樂趣、又能提供若干中國歷史與文化知識的作品的。
在這裡，我得感謝媳婦，也就是大兒子法雄（Ben）的妻子蘇珊（Susan Scott）。在先夫先忠生命的最後階段，以及他去世後的那段期間，蘇珊每星期都特地過來好幾次，為我打理日常所需的大小雜務。蘇珊是高中生物與化學老師，她任教的蒙特蘇里（Montessori）高中在二○一六年春季學期之後關閉了，所以她多出了時間，可以來幫我的忙。這一點我深感幸運。松林村的朋友們看著她在這裡無私的奉獻，而且還樂在其中，都說：「每個人都需要蘇珊！」
先忠患病時，我擔起照顧他的責任，之後他過世了，我身為遺孀，不得不頭一回接管所有財務；蘇珊的丈夫法雄、我的小兒子法乾（Mike）和妻子凱瑟琳（Katherine）平日都在上班，但他們同樣也盡了最大的努力，幫助我度過這段混亂的時期。擁有這樣貼心的孩子與兒媳，我非常幸運；沒有他們的愛和機靈的協助，我覺得自己沒有辦法從喪偶的傷痛裡走出來。
現在回到這本書上。許多移民離鄉背井，發現自己身處異國，必須學習陌生語言，重新開展人生，而最終他們失去了留在故鄉的一切—我希望我家人的各種經歷，能夠為移民帶來的衝擊提供若干深刻的理解。我的父母在這樣的衝擊下生存了下來，需要很大的勇氣，這本書就是為他們和所有家族成員所寫的一部見證。
我得在這裡提起一些人的名字，這些人對本書也有貢獻，而且與接下來我要敘述的這起引發數千人憤怒、失望與懷疑的事件，有著偌大的關係。位於維吉尼亞州的斯威特布萊爾學院（Sweet Briar College）創立於一九○一年，我就是該校一九五七年班的畢業校友。這所學校實際上是我來到美國後的第一個家。在二○一五年三月三日這天，斯威特布萊爾學院，這所小而美、備受各界尊崇的女子文理學院，它的代理校長發表了一篇公開聲明。
這位代理校長宣布說，他和學校董事會的主席已經一致投票通過，由於難以克服的財務困難，學校將在該年八月關閉。在隨後的四個月裡，這項祕密做出的決策，引發了數以萬計的學校畢業校友、教職員、在學學生及她們的家長如潮水般湧出的憤怒與挫折之情。當法律手段告一段落的四個月後，許多人要我在這本書裡加入一段文字，將我們護校抗爭的行動寫下來。因為校方關校聲明的不坦率以及宣布的時機，使得我們的護校行動成為一場對抗種種不利因素的抗爭。
在本書第三十一章，我試著按照事件發生的先後順序來重新描述許多校友與友人們此時的工作。在寫作這段引人入勝又具有歷史意義的篇章時，我得到很多人的幫助，特別是崔西．史都華（Tracy Stuart）女士，她在得知校方決定關閉學校之後，連夜組織了一個名為「搶救斯威特布萊爾」的非營利法人；還有莎拉．克萊門特（Sarah Clement）女士，她同意出任這一機構的董事會主席。除了崔西和莎拉兩位，我還要感謝艾倫．包爾（Ellen Bowyer）女士，她是維州阿默斯特郡（Amherst）的前任檢察長，代表我們上法庭打官司。這三位女士都告訴我她們對此次事件的看法，我希望自己書中的敘述可以公正地描寫她們和其他人的作為。
我必須提及可敬的泰瑞莎．派克．湯林遜（Teresa Pike Tomlinson）女士，她是斯威特布萊爾學院一九八七年班的校友，也是喬治亞州哥倫布市（Columbus）的市長。二○一五年五月，她在學校發表了一場激勵人心的演說，讓護校抗爭行動的支持者得到了再次奮鬥的動力。我還要對伊莉莎白．佛蘭佐．卡撒利尼（Elizabeth Frenzle Casalini）女士表達自己由衷的感謝，她也是母校一九八七年班的校友，更是我的同學辛西亞．歐塔威（Cynthia Ottaway）的女兒。大家都叫伊莉莎白「莉莉」（Lele），她持續讓我們知道此次行動的後續發展，而且還協助我這個社群網站時代的老骨董，教我怎麼從臉書（Facebook）上接收訊息。藉由社群網站，校友們可以即時組織，開始法律行動，向全國和世界展現社群網站的力量。大眾即時聯繫傳播的高效率，以及斯威特布萊爾校友們為了保護母校的熱誠，都是前所未見的。
我們一定要把這次行動的始末說出來，而且一定要說很多次，要成為之後小型文理學院和女子學院在爭取生存的先例典範。
先忠鼓勵我把二○一五年發生的一切，還有我們校友與其他人士在這場成功抗爭中所付諸的行動都寫出來。他為我們這些斯威特布萊爾校友的忠誠熱情感到驕傲，非常盼望能看到這本書的出版。可是很矛盾的是，他的心臟衰竭已是末期，需要我持續照護，反而讓我來不及兼顧出版事宜，讓他能夠即時讀到。但是在我的心中，這本書當然是為先忠而完成的。
這本書的寫作動機，起始於我母親去世的時候。當時我明白，在我們家族裡，對於中國和中華文化還有過實際經歷與體驗的，只剩下先夫白先忠（David Pai）與我了。我必須為兒孫輩留下一部著作，好讓他們將來可以追溯自己的華裔根源。我們兩個家族的歷史，要從先忠和我祖父母的那一代人開始說起。
二十世紀的中國是動盪的年代，始自中國的末代王朝—由慈禧太后秉政的大清帝國，因為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而於一九一一年轟然瓦解。中國隨後進入軍閥主政的時期，我的外祖父張作霖也參與其中，他控制了偌大一片疆土。接著，日本人在一九三一年侵略中國東北，中日兩國在一九三七年時爆發全面戰爭。抗戰勝利之後，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與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旋即展開內戰，最後中共勝利，而國民黨則於一九四九年退往臺灣。
在上述這段動盪的歷史中，先忠和我的家人不但參與其中，有時甚至是主導的角色。對我夫妻二人而言，讓我們的兩個兒子，他們的美國籍妻子，還有四個在美國出生長大的孫子都能清楚知道，我們兩家的先人曾經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扮演過非常關鍵的角色，並且藉此熟悉中國文化，是至關重要的事情。
在我開始動筆寫作回憶錄時，便明白我的父母移民到美國來所受到的衝擊（尤其是對母親帶來的影響），是生命中的一件大事。大多數的移民到美國來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可是我的雙親卻是為了躲避日本人的侵略，拋下原有的錦衣玉食和位高權重的生活，成為一介平民。到後來，這樣落入凡間的生活讓母親痛苦不已，她的心態變得很不平衡。所以，這部回憶錄寫的既是我的故事，也是關於母親的故事。
二○○九年，先忠和我搬進位於北卡羅萊納州的戴維森市（Davidson），一處名為「松林村」（Pinesof Davidson）的退休養生社區。我覺得來到這裡是某種緣分或命運的牽引，因為有兩位退休的英文教授—麗茲．伊凡斯（Liz Evans）和吉爾．賀蘭德（Gill Holland）教授，和我們成了鄰居。賀蘭德教授原來在戴維森學院（Davidson College）教書，曾經有三年用他的教授輪休假期到中國去。他十分精通中文，有時候甚至還能翻譯中國的古典詩詞。
吉爾聽說了先忠和我的家族故事之後，也大力鼓勵我繼續完成這本回憶錄。他和麗茲自告奮勇，自願閱讀我的手稿，並且幫忙修正文句，對於改進我說故事的技巧，也給了很多有益的建議。
除了這兩位寫作專家的幫助外，還有另外幾位在這幾年當中讀過這部回憶錄的手稿。我永遠感激先夫白先忠，他對中國近代史的淵博知識和熱情讓本書增色不少。我還要感謝吉爾的妻子希麗（Siri）、凱麗．姜士頓（Cary Johnston）和她的丈夫艾德溫．湯森（Edwin Townsend）、愛卓恩（Adrienne Pederson）和肯恩．彼得森（Ken Pederson）夫婦，他們對我的初稿很感興趣，也給了許多意見與批評，特別是在配置圖片上的協助，更是無可衡量。我還要感謝我的「大姊」艾倫．艾勒（Ellen Eller），她在這本書的手稿付印與準備配置圖片期間，堅定不移地給我至關重要的支持和鼓勵。因為有了這些好友、家人，還有另外許許多多的人，我才能完成這個為時長達八年的寫作計畫。如果沒有他們的協助，受嚴格科學寫作訓練如我，是沒有辦法完成這本既能為讀者帶來閱讀樂趣、又能提供若干中國歷史與文化知識的作品的。
在這裡，我得感謝媳婦，也就是大兒子法雄（Ben）的妻子蘇珊（Susan Scott）。在先夫先忠生命的最後階段，以及他去世後的那段期間，蘇珊每星期都特地過來好幾次，為我打理日常所需的大小雜務。蘇珊是高中生物與化學老師，她任教的蒙特蘇里（Montessori）高中在二○一六年春季學期之後關閉了，所以她多出了時間，可以來幫我的忙。這一點我深感幸運。松林村的朋友們看著她在這裡無私的奉獻，而且還樂在其中，都說：「每個人都需要蘇珊！」
先忠患病時，我擔起照顧他的責任，之後他過世了，我身為遺孀，不得不頭一回接管所有財務；蘇珊的丈夫法雄、我的小兒子法乾（Mike）和妻子凱瑟琳（Katherine）平日都在上班，但他們同樣也盡了最大的努力，幫助我度過這段混亂的時期。擁有這樣貼心的孩子與兒媳，我非常幸運；沒有他們的愛和機靈的協助，我覺得自己沒有辦法從喪偶的傷痛裡走出來。
現在回到這本書上。許多移民離鄉背井，發現自己身處異國，必須學習陌生語言，重新開展人生，而最終他們失去了留在故鄉的一切—我希望我家人的各種經歷，能夠為移民帶來的衝擊提供若干深刻的理解。我的父母在這樣的衝擊下生存了下來，需要很大的勇氣，這本書就是為他們和所有家族成員所寫的一部見證。
我得在這裡提起一些人的名字，這些人對本書也有貢獻，而且與接下來我要敘述的這起引發數千人憤怒、失望與懷疑的事件，有著偌大的關係。位於維吉尼亞州的斯威特布萊爾學院（Sweet Briar College）創立於一九○一年，我就是該校一九五七年班的畢業校友。這所學校實際上是我來到美國後的第一個家。在二○一五年三月三日這天，斯威特布萊爾學院，這所小而美、備受各界尊崇的女子文理學院，它的代理校長發表了一篇公開聲明。
這位代理校長宣布說，他和學校董事會的主席已經一致投票通過，由於難以克服的財務困難，學校將在該年八月關閉。在隨後的四個月裡，這項祕密做出的決策，引發了數以萬計的學校畢業校友、教職員、在學學生及她們的家長如潮水般湧出的憤怒與挫折之情。當法律手段告一段落的四個月後，許多人要我在這本書裡加入一段文字，將我們護校抗爭的行動寫下來。因為校方關校聲明的不坦率以及宣布的時機，使得我們的護校行動成為一場對抗種種不利因素的抗爭。
在本書第三十一章，我試著按照事件發生的先後順序來重新描述許多校友與友人們此時的工作。在寫作這段引人入勝又具有歷史意義的篇章時，我得到很多人的幫助，特別是崔西．史都華（Tracy Stuart）女士，她在得知校方決定關閉學校之後，連夜組織了一個名為「搶救斯威特布萊爾」的非營利法人；還有莎拉．克萊門特（Sarah Clement）女士，她同意出任這一機構的董事會主席。除了崔西和莎拉兩位，我還要感謝艾倫．包爾（Ellen Bowyer）女士，她是維州阿默斯特郡（Amherst）的前任檢察長，代表我們上法庭打官司。這三位女士都告訴我她們對此次事件的看法，我希望自己書中的敘述可以公正地描寫她們和其他人的作為。
我必須提及可敬的泰瑞莎．派克．湯林遜（Teresa Pike Tomlinson）女士，她是斯威特布萊爾學院一九八七年班的校友，也是喬治亞州哥倫布市（Columbus）的市長。二○一五年五月，她在學校發表了一場激勵人心的演說，讓護校抗爭行動的支持者得到了再次奮鬥的動力。我還要對伊莉莎白．佛蘭佐．卡撒利尼（Elizabeth Frenzle Casalini）女士表達自己由衷的感謝，她也是母校一九八七年班的校友，更是我的同學辛西亞．歐塔威（Cynthia Ottaway）的女兒。大家都叫伊莉莎白「莉莉」（Lele），她持續讓我們知道此次行動的後續發展，而且還協助我這個社群網站時代的老骨董，教我怎麼從臉書（Facebook）上接收訊息。藉由社群網站，校友們可以即時組織，開始法律行動，向全國和世界展現社群網站的力量。大眾即時聯繫傳播的高效率，以及斯威特布萊爾校友們為了保護母校的熱誠，都是前所未見的。
我們一定要把這次行動的始末說出來，而且一定要說很多次，要成為之後小型文理學院和女子學院在爭取生存的先例典範。
先忠鼓勵我把二○一五年發生的一切，還有我們校友與其他人士在這場成功抗爭中所付諸的行動都寫出來。他為我們這些斯威特布萊爾校友的忠誠熱情感到驕傲，非常盼望能看到這本書的出版。可是很矛盾的是，他的心臟衰竭已是末期，需要我持續照護，反而讓我來不及兼顧出版事宜，讓他能夠即時讀到。但是在我的心中，這本書當然是為先忠而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