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響了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日的那個假期，是一個永遠不會結束的日子。我們花了很久才明白，為什麼那一天會存在，又為什麼以那種方式發生。
那天沿著海濱散步結束後，父親躺在家中書房的沙發上，點燃了一支雪茄，開始翻閱報紙。母親坐在旁邊陪他。上午十點多，電話響了。電話裡是一個女人的聲音，向我們詢問住家的住址，說要遞送一份從智利寄來的包裹。父親沒察覺任何異樣，便把地址給了她。
半小時後，六名身穿便服、荷槍實彈的男子穿過庭院。他們神色緊繃，彷彿是在突襲某個地下組織據點。他們從這棟轉角屋子的後門闖入，穿過廚房，用機關槍指著女傭瑪麗亞．若澤（Maria Jose），喝令她舉起雙手。冷靜，別緊張……
我的父母當時四十一歲，正穿著泳衣，準備去海灘。女傭臉色煞白地走進來，對我父親說外面有幾個人想找他談談。父親走了出去，母親則繼續讀她的報紙。不一會兒，他在兩名手持機關槍的軍人押送下走了回來，說道：「親愛的，別慌。」
他請對方收起武器。接著，父親把他們逐一引見給母親，宣稱這些人是我們的座上賓，大可把這兒當成自己家。在那個當下，他似乎才是全場最冷靜的人。對方問起屋裡還有誰。母親回答，只有孩子們。於是大家全都進了客廳。我的妹妹芭比烏聽到了動靜，尋聲走了過來，母親安撫她，讓她坐下。他們又問起還有其他人嗎。「有，我兒子。」母親說：「他還是個孩子，正在睡覺。」
他們拉上屋裡所有的窗簾，關緊窗戶。在控制了這個「祕密據點」後，他們開始盤問，並用無線電交換訊息。最後，他們通知說要帶父親去錄個口供，只是例行公事。父親提出要換衣服，兩名特務隨同上了樓，其餘家人則留在客廳。他在那兩人的監視下，換上西裝、繫上領帶。
這時，我的姊姊娜露和克里斯蒂娜（Cristina）一起回到了家。克里斯蒂娜是父親好友塞巴斯蒂安．內里（Sebastião Nery）的繼女，內里也是一名被罷免的議員。她們只是順路來家裡停留一下，待會兒還要動身去海灘，完全沒搞懂眼前發生了什麼。娜露上樓看到父親正在換衣服，在一個陽光明媚的假期穿得如此正式，她覺得十分古怪。她找父親借了一件襯衫來當長袍穿，這是我們家姊妹的習慣。父親把衣服借給了她，隨後下樓，還和克里斯蒂娜閒聊了幾句，並托她向她的繼父問好。
父親在手腕上戴了一隻手錶，往口袋塞了幾本記事簿。然後，他在兩名特務的押解下離去，那兩人開著母親的歐寶（Opel）轎車。
有四個傢伙留在家裡。其中一人自稱是斯托克勒醫生︵Dr. Stockler︶，一名超心理學專家。
我的姊姊埃利亞娜從海灘回來後，馬上察覺不對勁，因為整棟房子門窗緊閉，窗簾也全都拉上。一進門，母親立刻把發生的事情告訴了她。
而我，是在這一切都發生之後才醒來的。我睡眼惺忪地走向洗手間。刷牙時，我發現走廊上有個陌生人，正透過二樓的窗戶監視著街上的動靜。我向他點了點頭。他很安靜，總是待在二樓。
每隔六小時，這群人就會被另外四個人替換。但在我眼裡，他們長得全都有點像。
記憶並不是一塊鐫刻象形文字的石碑，也不是一段口述故事。記憶更像沙丘。一粒粒細沙隨風飄盪，從一處遷移到另一處，在流動之間不斷改變形貌。今天的一件史實，到了明天可能會被解讀出另一種意味。記憶是活的，某段經歷中的某個細節，可能會在多年後被忽然憶起，獲得此前不曾有過的份量，進而將當時最鮮明的主體，無聲地推向記憶的邊緣。我們今日所思所想，憑藉的不過是自己過往的一小部分。
我父親被捕這件事（以及之後我母親和姊姊被捕），隨著時間的推移，被賦予了新的含義，浮現了新的證據、目擊者，以及重新解讀。
當我走下樓時，眼前並非充滿恐怖的氣氛。每個人都很平靜，平靜得有些反常，彷彿家裡還維持著日常的節奏。沒有人去議論那幾個沒穿軍裝的陌生人，他們當時收起了武器，年輕、相貌端正，甚至彬彬有禮。尤其在我們家，常有陌生人分散在各個房間，更何況是假日。唯一奇怪的是，這些人並沒穿著海灘裝扮。某種程度上，他們看起來甚至有些侷促不安。那情景，就像是我們一家人在努力維持著往日的作息，而他們也意識到，這其實只是一個普通的家庭，並不是什麼地下組織據點。
電話響起，接電話的是其中一個傢伙，姑且稱為「軍人一號」。客廳茶几上擺著一個黑色漆面電話，原本放在書房裡，此時被一根拉長的電話線拉到了客廳。
我問母親： 「發生什麼事了？」
「沒事，兒子。你吃過早餐了嗎？」
「那些人是誰？」
她先說他們是稅務稽查員，後來又改口說是來家裡除蟲的，真有創意。
當時的命令是：凡是出現在這裡的人，一律帶走。偏偏又是個公眾假期，一個適合去海灘的日子，幾乎每個人都會出現。幾個來找姊姊玩的年輕男孩剛露面，就被帶走了。還有內爾森（Nelson），我父母一對朋友夫婦的兒子，他走了進來，結果也被抓走。所有人，全被送進了情報作戰中心。
午飯準備好了。屋裡的氣氛不安，但還稱不上緊繃。於是，我母親大方地邀請他們共進午餐：「你們要一起吃點嗎？」他們顯得有些尷尬，但還是接受了。女傭在旁邊嘟囔著：「我太緊張了，手一直抖得停不下來。」
我們一家人在餐桌上用餐，而他們則散落在屋子各處。母親聊些家常，我們也跟著扯些無關痛癢的事。「點心是什麼？」「鳳梨。」那陣子天天都有鳳梨。不知道為什麼，我們總跟鳳梨過不去。既然每頓都有，我們乾脆一邊拍著桌子，一邊異口同聲地唱起歌來：「鳳—梨！鳳—梨！鳳—梨！」家裡從來沒有冰淇淋、水果派、米納斯甜點（doces mineiros）或可麗餅，甚至沒有糖，連汽水也沒有，只有加了代糖的無糖果汁！我母親對身材管理近乎著魔，她深知我們全家骨子裡的義大利血統，從小就教導我們要討厭胖子、鄙視肚腩、無視甜食，去體驗橘子、蘋果、梨子、蜜柑，以及一顆「鳳—梨」的甜美！
我趁沒人注意，偷偷溜了出去。跑到海灘上去踢球。就在正對面，十一號海灘救生亭前，那裡有沙灘排球和足球的沙地球場。排球場現在還在那兒，但足球場已經塞不下了。海浪拍打沙灘時的景色極美。後來海平面升高，伊帕內瑪、科帕卡巴納、雷布隆那寬闊的沙灘帶變窄了。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日的那個假期，是一個永遠不會結束的日子。我們花了很久才明白，為什麼那一天會存在，又為什麼以那種方式發生。
那天沿著海濱散步結束後，父親躺在家中書房的沙發上，點燃了一支雪茄，開始翻閱報紙。母親坐在旁邊陪他。上午十點多，電話響了。電話裡是一個女人的聲音，向我們詢問住家的住址，說要遞送一份從智利寄來的包裹。父親沒察覺任何異樣，便把地址給了她。
半小時後，六名身穿便服、荷槍實彈的男子穿過庭院。他們神色緊繃，彷彿是在突襲某個地下組織據點。他們從這棟轉角屋子的後門闖入，穿過廚房，用機關槍指著女傭瑪麗亞．若澤（Maria Jose），喝令她舉起雙手。冷靜，別緊張……
我的父母當時四十一歲，正穿著泳衣，準備去海灘。女傭臉色煞白地走進來，對我父親說外面有幾個人想找他談談。父親走了出去，母親則繼續讀她的報紙。不一會兒，他在兩名手持機關槍的軍人押送下走了回來，說道：「親愛的，別慌。」
他請對方收起武器。接著，父親把他們逐一引見給母親，宣稱這些人是我們的座上賓，大可把這兒當成自己家。在那個當下，他似乎才是全場最冷靜的人。對方問起屋裡還有誰。母親回答，只有孩子們。於是大家全都進了客廳。我的妹妹芭比烏聽到了動靜，尋聲走了過來，母親安撫她，讓她坐下。他們又問起還有其他人嗎。「有，我兒子。」母親說：「他還是個孩子，正在睡覺。」
他們拉上屋裡所有的窗簾，關緊窗戶。在控制了這個「祕密據點」後，他們開始盤問，並用無線電交換訊息。最後，他們通知說要帶父親去錄個口供，只是例行公事。父親提出要換衣服，兩名特務隨同上了樓，其餘家人則留在客廳。他在那兩人的監視下，換上西裝、繫上領帶。
這時，我的姊姊娜露和克里斯蒂娜（Cristina）一起回到了家。克里斯蒂娜是父親好友塞巴斯蒂安．內里（Sebastião Nery）的繼女，內里也是一名被罷免的議員。她們只是順路來家裡停留一下，待會兒還要動身去海灘，完全沒搞懂眼前發生了什麼。娜露上樓看到父親正在換衣服，在一個陽光明媚的假期穿得如此正式，她覺得十分古怪。她找父親借了一件襯衫來當長袍穿，這是我們家姊妹的習慣。父親把衣服借給了她，隨後下樓，還和克里斯蒂娜閒聊了幾句，並托她向她的繼父問好。
父親在手腕上戴了一隻手錶，往口袋塞了幾本記事簿。然後，他在兩名特務的押解下離去，那兩人開著母親的歐寶（Opel）轎車。
有四個傢伙留在家裡。其中一人自稱是斯托克勒醫生︵Dr. Stockler︶，一名超心理學專家。
我的姊姊埃利亞娜從海灘回來後，馬上察覺不對勁，因為整棟房子門窗緊閉，窗簾也全都拉上。一進門，母親立刻把發生的事情告訴了她。
而我，是在這一切都發生之後才醒來的。我睡眼惺忪地走向洗手間。刷牙時，我發現走廊上有個陌生人，正透過二樓的窗戶監視著街上的動靜。我向他點了點頭。他很安靜，總是待在二樓。
每隔六小時，這群人就會被另外四個人替換。但在我眼裡，他們長得全都有點像。
記憶並不是一塊鐫刻象形文字的石碑，也不是一段口述故事。記憶更像沙丘。一粒粒細沙隨風飄盪，從一處遷移到另一處，在流動之間不斷改變形貌。今天的一件史實，到了明天可能會被解讀出另一種意味。記憶是活的，某段經歷中的某個細節，可能會在多年後被忽然憶起，獲得此前不曾有過的份量，進而將當時最鮮明的主體，無聲地推向記憶的邊緣。我們今日所思所想，憑藉的不過是自己過往的一小部分。
我父親被捕這件事（以及之後我母親和姊姊被捕），隨著時間的推移，被賦予了新的含義，浮現了新的證據、目擊者，以及重新解讀。
當我走下樓時，眼前並非充滿恐怖的氣氛。每個人都很平靜，平靜得有些反常，彷彿家裡還維持著日常的節奏。沒有人去議論那幾個沒穿軍裝的陌生人，他們當時收起了武器，年輕、相貌端正，甚至彬彬有禮。尤其在我們家，常有陌生人分散在各個房間，更何況是假日。唯一奇怪的是，這些人並沒穿著海灘裝扮。某種程度上，他們看起來甚至有些侷促不安。那情景，就像是我們一家人在努力維持著往日的作息，而他們也意識到，這其實只是一個普通的家庭，並不是什麼地下組織據點。
電話響起，接電話的是其中一個傢伙，姑且稱為「軍人一號」。客廳茶几上擺著一個黑色漆面電話，原本放在書房裡，此時被一根拉長的電話線拉到了客廳。
我問母親： 「發生什麼事了？」
「沒事，兒子。你吃過早餐了嗎？」
「那些人是誰？」
她先說他們是稅務稽查員，後來又改口說是來家裡除蟲的，真有創意。
當時的命令是：凡是出現在這裡的人，一律帶走。偏偏又是個公眾假期，一個適合去海灘的日子，幾乎每個人都會出現。幾個來找姊姊玩的年輕男孩剛露面，就被帶走了。還有內爾森（Nelson），我父母一對朋友夫婦的兒子，他走了進來，結果也被抓走。所有人，全被送進了情報作戰中心。
午飯準備好了。屋裡的氣氛不安，但還稱不上緊繃。於是，我母親大方地邀請他們共進午餐：「你們要一起吃點嗎？」他們顯得有些尷尬，但還是接受了。女傭在旁邊嘟囔著：「我太緊張了，手一直抖得停不下來。」
我們一家人在餐桌上用餐，而他們則散落在屋子各處。母親聊些家常，我們也跟著扯些無關痛癢的事。「點心是什麼？」「鳳梨。」那陣子天天都有鳳梨。不知道為什麼，我們總跟鳳梨過不去。既然每頓都有，我們乾脆一邊拍著桌子，一邊異口同聲地唱起歌來：「鳳—梨！鳳—梨！鳳—梨！」家裡從來沒有冰淇淋、水果派、米納斯甜點（doces mineiros）或可麗餅，甚至沒有糖，連汽水也沒有，只有加了代糖的無糖果汁！我母親對身材管理近乎著魔，她深知我們全家骨子裡的義大利血統，從小就教導我們要討厭胖子、鄙視肚腩、無視甜食，去體驗橘子、蘋果、梨子、蜜柑，以及一顆「鳳—梨」的甜美！
我趁沒人注意，偷偷溜了出去。跑到海灘上去踢球。就在正對面，十一號海灘救生亭前，那裡有沙灘排球和足球的沙地球場。排球場現在還在那兒，但足球場已經塞不下了。海浪拍打沙灘時的景色極美。後來海平面升高，伊帕內瑪、科帕卡巴納、雷布隆那寬闊的沙灘帶變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