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日，1937年5月24日，中國天津】
我擠在賽馬場的看臺上，緊靠著我的法蘭西斯．布萊克尼（Frances Blakeney）阿姨。如果有人看到我，說那裡不是我應該待的地方，然後把我帶走，怎麼辦？我很害怕。我知道我不應該在那裡，儘管我的許多朋友都在那裡，包括「小」法蘭西斯，儘管法蘭西斯阿姨似乎一點都不擔心。在馬場外面，爸爸告訴我說沒有事的。他把我抱起來，笑容燦爛，用一個流暢的弧線，把我舉過柵欄，送到法蘭西斯阿姨手裡。她伸出雙臂，高興地笑著說著，把我接了過去。「我們到了，」她說，然後匆匆地把我帶到她的座位上，好像什麼事情都沒發生一樣，好像這個座位是留給我一個人的。我很愛法蘭西斯阿姨—她身材高大、和藹可親，身上還有一股香味，總是笑得很開心，有著澳大利亞人那種洪亮的嗓音。
我當時四歲。這是一個特別的機遇。這是一場盛大的晚會—1937年5月24日在中國天津舉行的帝國日的慶典。豎立在各個角落的英國國旗隨風飄揚。一個巨大的螢幕面向賽馬場內的觀眾看臺。孩子們大喊大叫；男男女女都唱起了《天佑國王》（God Save the King）和《統治吧，不列顛！》（Rule, Britannia!）。新近加冕的國王和王后—喬治六世和伊莉莎白王后—的面孔出現在螢幕上。國王戴著沉重的王冠，王后戴著閃閃發光的頭飾，兩個完美的藍眼睛捲髮女兒在她們身邊羞澀地揮手。人群歡呼雀躍。他們站了起來；他們帶著自豪、信念、確定和安全感唱著歌。這是人類成就的頂峰—善良、正義的英國主宰，肩負著超過整個地球五分之三的重擔。
但我不屬於那裡。我不是英國的「臣民」，甚至連一個殖民地居民都談不上，當然也不是英國人。只有英國子民才被歡迎參加這次活動。在大門口，我的父母被拒絕進入，儘管他們是英國人社區的知名人士特別邀請的，而且法蘭西斯阿姨的丈夫還是英租界的警務處長（相當於警察局長）。「抱歉，只有英國臣民、大英帝國子民才能進入。」「這太荒謬了；她還是個孩子，」法蘭西斯阿姨發聲，對此表示不滿。但我不知道該怎麼說。我們到底是誰？
我對那天的遊行記憶猶新。士兵方陣在用各種各樣的圖案行進，一會兒向左，一會兒向右，或轉圈，或離隊重組。在高潮處，就像閃閃發光的無線電城火箭女郎一樣，士兵們裝在口袋裡、縫在制服上的數百盞小燈突然亮了起來，他們繼續在賽道的黑暗中進行著精彩的編隊表演。每個人都在看表演。沒人找我的麻煩。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在俱樂部大廳裡，戴著白手套的服務員端著銀色的托盤，上面有各種食物。我拿了一份特別的小吃，一個配著黃色法國品牌芥末（名字叫French’s）的熱狗和一杯可口可樂。在我們出來的時候，爸爸已經在大門口等我了。看到他時，法蘭西斯阿姨咯咯地笑了起來。這一天在我的記憶中是鮮活的—即時的、現在的、生動的。
天津是我的家。但實際上又不是，而我又不知道還有其他的家。從 1934年到1948年，我們住在那裡—我、我的母親和父親，一個很小的核心家庭。我爸爸稱其為「權宜之計」（temporary expedient）。他很享受英語短語中表達出來的那種簡約的精確和低調的、乾巴巴的機智。但我在那裡長大，對我來說，它看起來就是我永久的家，儘管我總是覺得自己只是暫時棲息在那裡，隨時準備逃離。我知道這不是我最終的「家」，當我長大可以上大學時，我會去別的地方，最終可能會在其他地方生活，再也不會回來。朋友們來去匆匆，或去「休假」、或被「調動」、或「擔任新職」、或「去露營」、或「休探親假」。問題正在這裡。我無「家」可去。德國當然不是我的家，我在那裡出生並生活到兩歲，但是我對德國並沒有記憶。英國呢？美國呢？
與此同時，我在中國是一個享有特殊權益的外國人—— 一個天津女孩。我上了英租界的天津文法學校，我們在那裡學習，最終需要通過劍橋大學國際考評。期間我還上過一所「非法」學校；一段時間接受在家教育；也上過由聖母方濟各會傳教士開辦的聖若瑟學校；我還短暫地上過一所美國學校。我們有集會、演講日、運動會、戲劇。我們學習了英語、拉丁語、法語、日語（短暫地）—從來沒有學習過中文。我們學習了英國歷史，我可以背誦從博阿迪西亞、亨吉斯特和霍薩，到各個時代以及英國自治領和殖民地歷代的英雄、國王和王后的故事。我們學習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歐洲歷史，簡要地瀏覽了中國歷史，學習了數學和科學，做了手工藝品。
我還學了彈鋼琴、唱歌、跳舞、表演戲劇。我交了很多朋友。我們開派對、看電影、讀了很多書、去避暑勝地、在山丘和海灘上閒逛、在發條留聲機上用沉重的黑膠唱片播放音樂、學習複雜的舞步，我們經常與同伴以及長輩們聊天。我既是布朗尼女童軍的一名熱情成員、一個小孩子、一個青少年，又幾乎是個大人。我被培育、被寵愛、暗戀男孩、在學校和其他女孩八卦。我是個好學生，雖然偶爾會和老師發生衝突（主要是在政治和宗教問題上）。
我母親是一名婦產科醫生，擁有一家私人診所（見圖1）。她還為來自歐洲的難民做過救濟工作。她是一名出色的運動員，在鄉村俱樂部游泳、騎馬、打球，在我們公寓樓後院的紅土網球場打羽毛球和網球。她的戰爭救濟工作包括編織長圍巾、給娃娃穿上微型布朗尼制服，烤德國式聖誕餅乾。
我的父親是一名兒科醫生，有一家私人診所（見圖2），是英美煙草公司和比利時電車和照明公司的主治醫師。我夏天參加過游泳比賽，冬天滑冰，但在任何與球有關的運動中都表現平平。我試圖打網球，結果從手腕到肘部都有瘀傷，因為我經常誤判手中的球拍和球的距離。我學了彈鋼琴，很有激情，也有一些成就感。我喜歡唱歌，晚上會躺在床上唱，直到自己睡著。
爸爸和媽媽要麼各自在他們英國租界家中的診所給病人看病，要麼在其他的外國人居住區給人看病，要麼在租界周圍的中國城區或者其他租界的各種醫院給人看病。他們就這樣工作著。他們的朋友來自許多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的語言背景、不同的宗教信仰和社會地位。他們會請人來家裡吃飯、喝茶或吃正式的晚宴。他們也會去看電影、聚會、打橋牌、參加化裝舞會、茶舞會和晚會，並且讀很多書。
他們照顧流鼻涕的孩子或者有更嚴重問題的孩子。他們處理寄生蟲帶來的疾病或者一系列熟悉和不熟悉的傳染病。他們與警方合作，營救在一次大洪水中溺水的人。我父親曾經和我一個七歲的朋友在醫院裡坐了一整夜。黎明時分，他們與傷寒的戰鬥失敗了。我媽媽接生，偶爾會幫助人家節育或者絕育。家傭打理家務，會把帳單遞給我母親。這些帳單重重疊疊，我母親通常也不會仔細檢查。母親在工作、照看病人的同時，還負責家裡的迎來送往等接待工作、管理工作、組織、諮詢、主持各種活動等。
那是一種享有各種優渥條件的中上層階級生活，一切都秩序井然、平凡和例行公事，只是它其實並不真的那樣簡單、美好。
中國天津是我的家鄉，但我又經常感到無聊，覺得生活單調乏味，渴望看到紐約、倫敦、羅馬和巴黎等有異國情調的地方。但我們是一個小小的外國人家庭，是一個無國籍德國猶太人社區的一員，是一個更大的外國人社區的一部分。這個更大的社區裡有大約一萬名外國人—有殖民地居民、公務員、行政人員、商人、紳士、貴族、無產者、夢想家、傳教士、流浪漢、痞子、妓女、捨己救人的行善者等等。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是「像樣體面」之人，都有自己的使命，生活在一個為生存而掙扎的國家、一個被強大、貪婪且經常是殘忍的敵人所佔領的國家，處在一個劇烈動盪的戰爭時期，一個世界大戰、內戰、災難性崩潰、政治和社會革命的時期。
天津、北京、北戴河（這個離長城不遠的避暑勝地），過去和現在，既是也不是我的家；它們承載了我從兩歲到將近十六歲的所有記憶。中國過去和現在，既是也不是我的國家。今天的中國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購物中心取代了小巷；街頭小販已經消失，再也聽不到他們兜售自己的商品時那種具有各自特色的招牌叫賣聲；高樓大廈直衝雲霄，擠走了優雅的房屋，或者把大院包圍了起來；舊時泥濘的河岸現在是優雅的碼頭；雄偉的幾何型起重機取代了一群群的勞動者，或者說「苦力」，他們當時曾經彎著腰、背著麻袋進入黑暗的船艙，在竹子棍上刻下缺口或字元來記錄他們已經挑完的貨物名稱與數量。
現在到處都是忙忙碌碌的人群，交通緩慢，常因人多車多而堵塞。儘管如此，當我訪問天津時，城市和鄉村的氣味和聲音；我腳下沙子小路的嘎吱聲；彎曲的松樹的氣味；八月蟬有節奏的嗡嗡聲（freeeoo, freeeoo, freeeoo）；高壓電線的呻吟聲；聲調語言起伏的聲音；在人們用擔子挑著的那種燒烤罐中燒得微焦的、辛辣的、沾過醬油的豬肉；巨大、柔軟、圓潤、甜美的柿子，就像橙色牛排番茄一樣，略帶乾燥、苦澀的回味，勾起了我最深的回憶和最強烈的情感。我聞到、嘗到、聽到、看到和感覺到的是原生態的和電擊一般的存在。我陶醉在一種原始的溫暖和熟悉之中。一條條帶狀的街道引導我走向一個早已被遺忘的熟悉的目的地，牽引著我的雙腳，走在那已經儲存在我毛孔中的小徑。我突然感到一種歸屬感，我想起來了……。
我在中國的人是一個不同於我在紐約的人。中國是我兒時的家，是我心的內核。天津的記憶充滿了誘人的懷舊之情，讓我平靜下來。但是現在的天津╱中國，既是也不是我的家；過去的天津╱中國，既是也不是我的家；過去既是也不是，現在既是也不是—我的家。以前任何其他國家或城市也都不是我的國家和城市。我在中國是無國籍的。我現在是美國人。我也再次成為了德國公民。我在美國生活和工作了70多年。我在這裡有一個家庭，一個和我一起生活了53年的丈夫，兩個兒子和一個孫子、兩個孫女都在這裡出生。在成長過程中，我好像既不屬於任何地方又屬於任何地方。現在我屬於某個地方，卻覺得又屬於任何地方。在任何地方，我都能得到奇怪、溫暖和出乎意料的歡迎或者莫名其妙的拒絕。我過去依賴性很強卻又很獨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是個孩子，但是又成熟得很早。這既是一個非常平凡的生活，又是一個非常不平凡的生活。
我擠在賽馬場的看臺上，緊靠著我的法蘭西斯．布萊克尼（Frances Blakeney）阿姨。如果有人看到我，說那裡不是我應該待的地方，然後把我帶走，怎麼辦？我很害怕。我知道我不應該在那裡，儘管我的許多朋友都在那裡，包括「小」法蘭西斯，儘管法蘭西斯阿姨似乎一點都不擔心。在馬場外面，爸爸告訴我說沒有事的。他把我抱起來，笑容燦爛，用一個流暢的弧線，把我舉過柵欄，送到法蘭西斯阿姨手裡。她伸出雙臂，高興地笑著說著，把我接了過去。「我們到了，」她說，然後匆匆地把我帶到她的座位上，好像什麼事情都沒發生一樣，好像這個座位是留給我一個人的。我很愛法蘭西斯阿姨—她身材高大、和藹可親，身上還有一股香味，總是笑得很開心，有著澳大利亞人那種洪亮的嗓音。
我當時四歲。這是一個特別的機遇。這是一場盛大的晚會—1937年5月24日在中國天津舉行的帝國日的慶典。豎立在各個角落的英國國旗隨風飄揚。一個巨大的螢幕面向賽馬場內的觀眾看臺。孩子們大喊大叫；男男女女都唱起了《天佑國王》（God Save the King）和《統治吧，不列顛！》（Rule, Britannia!）。新近加冕的國王和王后—喬治六世和伊莉莎白王后—的面孔出現在螢幕上。國王戴著沉重的王冠，王后戴著閃閃發光的頭飾，兩個完美的藍眼睛捲髮女兒在她們身邊羞澀地揮手。人群歡呼雀躍。他們站了起來；他們帶著自豪、信念、確定和安全感唱著歌。這是人類成就的頂峰—善良、正義的英國主宰，肩負著超過整個地球五分之三的重擔。
但我不屬於那裡。我不是英國的「臣民」，甚至連一個殖民地居民都談不上，當然也不是英國人。只有英國子民才被歡迎參加這次活動。在大門口，我的父母被拒絕進入，儘管他們是英國人社區的知名人士特別邀請的，而且法蘭西斯阿姨的丈夫還是英租界的警務處長（相當於警察局長）。「抱歉，只有英國臣民、大英帝國子民才能進入。」「這太荒謬了；她還是個孩子，」法蘭西斯阿姨發聲，對此表示不滿。但我不知道該怎麼說。我們到底是誰？
我對那天的遊行記憶猶新。士兵方陣在用各種各樣的圖案行進，一會兒向左，一會兒向右，或轉圈，或離隊重組。在高潮處，就像閃閃發光的無線電城火箭女郎一樣，士兵們裝在口袋裡、縫在制服上的數百盞小燈突然亮了起來，他們繼續在賽道的黑暗中進行著精彩的編隊表演。每個人都在看表演。沒人找我的麻煩。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在俱樂部大廳裡，戴著白手套的服務員端著銀色的托盤，上面有各種食物。我拿了一份特別的小吃，一個配著黃色法國品牌芥末（名字叫French’s）的熱狗和一杯可口可樂。在我們出來的時候，爸爸已經在大門口等我了。看到他時，法蘭西斯阿姨咯咯地笑了起來。這一天在我的記憶中是鮮活的—即時的、現在的、生動的。
天津是我的家。但實際上又不是，而我又不知道還有其他的家。從 1934年到1948年，我們住在那裡—我、我的母親和父親，一個很小的核心家庭。我爸爸稱其為「權宜之計」（temporary expedient）。他很享受英語短語中表達出來的那種簡約的精確和低調的、乾巴巴的機智。但我在那裡長大，對我來說，它看起來就是我永久的家，儘管我總是覺得自己只是暫時棲息在那裡，隨時準備逃離。我知道這不是我最終的「家」，當我長大可以上大學時，我會去別的地方，最終可能會在其他地方生活，再也不會回來。朋友們來去匆匆，或去「休假」、或被「調動」、或「擔任新職」、或「去露營」、或「休探親假」。問題正在這裡。我無「家」可去。德國當然不是我的家，我在那裡出生並生活到兩歲，但是我對德國並沒有記憶。英國呢？美國呢？
與此同時，我在中國是一個享有特殊權益的外國人—— 一個天津女孩。我上了英租界的天津文法學校，我們在那裡學習，最終需要通過劍橋大學國際考評。期間我還上過一所「非法」學校；一段時間接受在家教育；也上過由聖母方濟各會傳教士開辦的聖若瑟學校；我還短暫地上過一所美國學校。我們有集會、演講日、運動會、戲劇。我們學習了英語、拉丁語、法語、日語（短暫地）—從來沒有學習過中文。我們學習了英國歷史，我可以背誦從博阿迪西亞、亨吉斯特和霍薩，到各個時代以及英國自治領和殖民地歷代的英雄、國王和王后的故事。我們學習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歐洲歷史，簡要地瀏覽了中國歷史，學習了數學和科學，做了手工藝品。
我還學了彈鋼琴、唱歌、跳舞、表演戲劇。我交了很多朋友。我們開派對、看電影、讀了很多書、去避暑勝地、在山丘和海灘上閒逛、在發條留聲機上用沉重的黑膠唱片播放音樂、學習複雜的舞步，我們經常與同伴以及長輩們聊天。我既是布朗尼女童軍的一名熱情成員、一個小孩子、一個青少年，又幾乎是個大人。我被培育、被寵愛、暗戀男孩、在學校和其他女孩八卦。我是個好學生，雖然偶爾會和老師發生衝突（主要是在政治和宗教問題上）。
我母親是一名婦產科醫生，擁有一家私人診所（見圖1）。她還為來自歐洲的難民做過救濟工作。她是一名出色的運動員，在鄉村俱樂部游泳、騎馬、打球，在我們公寓樓後院的紅土網球場打羽毛球和網球。她的戰爭救濟工作包括編織長圍巾、給娃娃穿上微型布朗尼制服，烤德國式聖誕餅乾。
我的父親是一名兒科醫生，有一家私人診所（見圖2），是英美煙草公司和比利時電車和照明公司的主治醫師。我夏天參加過游泳比賽，冬天滑冰，但在任何與球有關的運動中都表現平平。我試圖打網球，結果從手腕到肘部都有瘀傷，因為我經常誤判手中的球拍和球的距離。我學了彈鋼琴，很有激情，也有一些成就感。我喜歡唱歌，晚上會躺在床上唱，直到自己睡著。
爸爸和媽媽要麼各自在他們英國租界家中的診所給病人看病，要麼在其他的外國人居住區給人看病，要麼在租界周圍的中國城區或者其他租界的各種醫院給人看病。他們就這樣工作著。他們的朋友來自許多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的語言背景、不同的宗教信仰和社會地位。他們會請人來家裡吃飯、喝茶或吃正式的晚宴。他們也會去看電影、聚會、打橋牌、參加化裝舞會、茶舞會和晚會，並且讀很多書。
他們照顧流鼻涕的孩子或者有更嚴重問題的孩子。他們處理寄生蟲帶來的疾病或者一系列熟悉和不熟悉的傳染病。他們與警方合作，營救在一次大洪水中溺水的人。我父親曾經和我一個七歲的朋友在醫院裡坐了一整夜。黎明時分，他們與傷寒的戰鬥失敗了。我媽媽接生，偶爾會幫助人家節育或者絕育。家傭打理家務，會把帳單遞給我母親。這些帳單重重疊疊，我母親通常也不會仔細檢查。母親在工作、照看病人的同時，還負責家裡的迎來送往等接待工作、管理工作、組織、諮詢、主持各種活動等。
那是一種享有各種優渥條件的中上層階級生活，一切都秩序井然、平凡和例行公事，只是它其實並不真的那樣簡單、美好。
中國天津是我的家鄉，但我又經常感到無聊，覺得生活單調乏味，渴望看到紐約、倫敦、羅馬和巴黎等有異國情調的地方。但我們是一個小小的外國人家庭，是一個無國籍德國猶太人社區的一員，是一個更大的外國人社區的一部分。這個更大的社區裡有大約一萬名外國人—有殖民地居民、公務員、行政人員、商人、紳士、貴族、無產者、夢想家、傳教士、流浪漢、痞子、妓女、捨己救人的行善者等等。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是「像樣體面」之人，都有自己的使命，生活在一個為生存而掙扎的國家、一個被強大、貪婪且經常是殘忍的敵人所佔領的國家，處在一個劇烈動盪的戰爭時期，一個世界大戰、內戰、災難性崩潰、政治和社會革命的時期。
天津、北京、北戴河（這個離長城不遠的避暑勝地），過去和現在，既是也不是我的家；它們承載了我從兩歲到將近十六歲的所有記憶。中國過去和現在，既是也不是我的國家。今天的中國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購物中心取代了小巷；街頭小販已經消失，再也聽不到他們兜售自己的商品時那種具有各自特色的招牌叫賣聲；高樓大廈直衝雲霄，擠走了優雅的房屋，或者把大院包圍了起來；舊時泥濘的河岸現在是優雅的碼頭；雄偉的幾何型起重機取代了一群群的勞動者，或者說「苦力」，他們當時曾經彎著腰、背著麻袋進入黑暗的船艙，在竹子棍上刻下缺口或字元來記錄他們已經挑完的貨物名稱與數量。
現在到處都是忙忙碌碌的人群，交通緩慢，常因人多車多而堵塞。儘管如此，當我訪問天津時，城市和鄉村的氣味和聲音；我腳下沙子小路的嘎吱聲；彎曲的松樹的氣味；八月蟬有節奏的嗡嗡聲（freeeoo, freeeoo, freeeoo）；高壓電線的呻吟聲；聲調語言起伏的聲音；在人們用擔子挑著的那種燒烤罐中燒得微焦的、辛辣的、沾過醬油的豬肉；巨大、柔軟、圓潤、甜美的柿子，就像橙色牛排番茄一樣，略帶乾燥、苦澀的回味，勾起了我最深的回憶和最強烈的情感。我聞到、嘗到、聽到、看到和感覺到的是原生態的和電擊一般的存在。我陶醉在一種原始的溫暖和熟悉之中。一條條帶狀的街道引導我走向一個早已被遺忘的熟悉的目的地，牽引著我的雙腳，走在那已經儲存在我毛孔中的小徑。我突然感到一種歸屬感，我想起來了……。
我在中國的人是一個不同於我在紐約的人。中國是我兒時的家，是我心的內核。天津的記憶充滿了誘人的懷舊之情，讓我平靜下來。但是現在的天津╱中國，既是也不是我的家；過去的天津╱中國，既是也不是我的家；過去既是也不是，現在既是也不是—我的家。以前任何其他國家或城市也都不是我的國家和城市。我在中國是無國籍的。我現在是美國人。我也再次成為了德國公民。我在美國生活和工作了70多年。我在這裡有一個家庭，一個和我一起生活了53年的丈夫，兩個兒子和一個孫子、兩個孫女都在這裡出生。在成長過程中，我好像既不屬於任何地方又屬於任何地方。現在我屬於某個地方，卻覺得又屬於任何地方。在任何地方，我都能得到奇怪、溫暖和出乎意料的歡迎或者莫名其妙的拒絕。我過去依賴性很強卻又很獨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是個孩子，但是又成熟得很早。這既是一個非常平凡的生活，又是一個非常不平凡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