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隅秀才 曾經造反
趙肇商 Guillermo Chiu
在古巴，我最早認識的華僑是趙肇商和蔣祖廉兩位先生，2010年年底我和家人去古巴，希望尋找一下祖父、父親的痕跡，按父親從前來信上的地址，抵埗哈瓦那就馬上到華區，結果發現那地址竟是《光華報》所在，但重門深鎖，無法入內，再經打聽，找到了趙、蔣兩位先生，交換名片後，得知趙先生是《光華報》的總編輯，蔣先生是翻譯員，兩位都友善熱心，開了報館的大門，引領我們進入參觀，向我們介紹《光華報》的歷史和古巴華人的情況。當時和我一起的有我三弟，是香港《大公報》的執行總編輯，趙先生看到他的名片，露出敬慕之情，和我三弟交換了一點報人的經驗和感受。然後，我2013年1月再到古巴，進行訪談老華僑的工作，首先找趙先生，他一口答應，讓我完成了第一個訪談，令我對這項嘗試的信心大為增加，我很感謝他。至於蔣祖廉先生，也作了訪談，可惜他的堂兄弟蔣祖樂先生在2012年逝世，沒法再會面。我第一次到古巴時和他們堂兄弟倆吃了一頓飯，從他們口中瞭解了很多從前華僑社會的情況，祖樂先生很儒雅，文墨水平比較高，我本來期望和他再次細談，結果無法如願，真是遺憾。
雖然離鄉數十年，趙先生到現在還鄉音無改，說的應是古舊的新會話，我聽起來有點困難。現時還在古巴的華僑，在家鄉上過學的為數不多，像趙先生這樣讀過中學的更如鳳毛麟角，於是，華區凡涉及翰墨和搖筆桿的事，多由趙先生操辦，他可說是古巴華人社群的秀才。我一再對他說，要爭取時間，趁記憶尚完好，將古巴革命前後他自己和其他華僑的政治經歷寫下來，以供後人作參考，他也同意。趙先生今( 2016 ) 年八十三歲了。
訪談在2013年1月8日下午進行，在哈瓦那中華總會館內，是年12月我再到古巴時又見到趙先生，談話中他補充了一些情況，見本文之末的後記。
我名叫趙文立，正式名字是趙肇商，文立是我讀書時取的名字。家鄉是新會古井霞露鄉，1933年在鄉下出生。
我父親名趙厚和，屬於我家庭「和」字輩，母親名黃月桂，長樂村人氏。我父親讀書很少，可能只讀過一、兩年。我大伯即我父親的哥哥先來古巴，他有些少生意做(按：廣東話「些少」即「一點」之意)，在1922年辦手續讓我父親來古巴，將生意交托給他，自己回去鄉下，之後再沒有回到古巴。
我父親是1904年出生的，來古巴時約十八歲，已經結婚，我是在他第一次從古巴回到鄉下，停留一年多兩年期間出生的。我還有兩個弟弟，但二弟出生三個月便病死了，三弟沒有來古巴，一直在中國，三弟出生時父親已經離開鄉下回去了古巴，所以他小時沒有見過父親。我父親回到古巴不足一年，我母親就在鄉下病死，我當時十一、十二歲，我弟弟由婆婆照顧，我婆婆是紮腳的。我和弟弟相差十一歲。後來我父親年老了，1989年11月從古巴回去中國三弟處生活，住在江門市，直至1990年9月逝世，他逝世後三弟來信告訴我，我才知道*。我三弟現在還在江門市，做些出口買賣生意，常常到外地辦採購。
打仗時( 按：指抗戰)鄉下常被賊劫，我母親和我去了香港避難，不久父親從古巴到香港和我們聚合，然後一起回鄉。當時我大約六歲，父親將金錢塞在我衣袋中，路上遇到一夥賊人，我走在前面，因為是小孩子，沒有受到注意，沒有搜我身，賊人只是搜我父母親，沒有搜到錢。後來我父親在鄉下用這些錢買了點田地，等到我弟弟出生，父親就回來古巴了( 按：約在1944年) 。我母親去世後，我父親沒有再娶。我小時候因為有父親從外面匯錢回來，生活比一般人稍好。當時一般人生活極之困難，很多人要吃番薯葉、龍眼核，吃得腳也腫了，錢常常貶值，又換來換去(按：指貨幣轉換)，做小買賣的很困難。
我在鄉下讀完小學，考上了在江門市的新會一中。我父親在古巴買了紙張(按：即「證件」)，寄回來給我辦手續來古巴，即是用假紙張辦理，紙張上的人已經死去，是一個姓黃( 音，或為「王」) 的。我1952年來古巴，當時十七、八歲，假名叫「供邦」，沒有「黃」( 音) 字。當時用假紙張來古巴很普遍，曾經有三個人共用一張姓李的假紙張一起來古巴的情況，古巴政府對此也是知道的，但貪污厲害，有錢就可以辦到，當時買假紙張要花800〔古巴〕元，我父親因為有生意，可以負擔。我是在古巴革命勝利後，大約在1961年才恢復原來的姓名趙肇商，是得到古巴革命政府支持才改名的，沒有付錢，請兩個人作為見證，買了士擔(按：即印花)，辦理改名手續。我抵達古巴時，父親有兩間雜貨店，我就在雜貨店工作。
趙肇商 Guillermo Chiu
在古巴，我最早認識的華僑是趙肇商和蔣祖廉兩位先生，2010年年底我和家人去古巴，希望尋找一下祖父、父親的痕跡，按父親從前來信上的地址，抵埗哈瓦那就馬上到華區，結果發現那地址竟是《光華報》所在，但重門深鎖，無法入內，再經打聽，找到了趙、蔣兩位先生，交換名片後，得知趙先生是《光華報》的總編輯，蔣先生是翻譯員，兩位都友善熱心，開了報館的大門，引領我們進入參觀，向我們介紹《光華報》的歷史和古巴華人的情況。當時和我一起的有我三弟，是香港《大公報》的執行總編輯，趙先生看到他的名片，露出敬慕之情，和我三弟交換了一點報人的經驗和感受。然後，我2013年1月再到古巴，進行訪談老華僑的工作，首先找趙先生，他一口答應，讓我完成了第一個訪談，令我對這項嘗試的信心大為增加，我很感謝他。至於蔣祖廉先生，也作了訪談，可惜他的堂兄弟蔣祖樂先生在2012年逝世，沒法再會面。我第一次到古巴時和他們堂兄弟倆吃了一頓飯，從他們口中瞭解了很多從前華僑社會的情況，祖樂先生很儒雅，文墨水平比較高，我本來期望和他再次細談，結果無法如願，真是遺憾。
雖然離鄉數十年，趙先生到現在還鄉音無改，說的應是古舊的新會話，我聽起來有點困難。現時還在古巴的華僑，在家鄉上過學的為數不多，像趙先生這樣讀過中學的更如鳳毛麟角，於是，華區凡涉及翰墨和搖筆桿的事，多由趙先生操辦，他可說是古巴華人社群的秀才。我一再對他說，要爭取時間，趁記憶尚完好，將古巴革命前後他自己和其他華僑的政治經歷寫下來，以供後人作參考，他也同意。趙先生今( 2016 ) 年八十三歲了。
訪談在2013年1月8日下午進行，在哈瓦那中華總會館內，是年12月我再到古巴時又見到趙先生，談話中他補充了一些情況，見本文之末的後記。
我名叫趙文立，正式名字是趙肇商，文立是我讀書時取的名字。家鄉是新會古井霞露鄉，1933年在鄉下出生。
我父親名趙厚和，屬於我家庭「和」字輩，母親名黃月桂，長樂村人氏。我父親讀書很少，可能只讀過一、兩年。我大伯即我父親的哥哥先來古巴，他有些少生意做(按：廣東話「些少」即「一點」之意)，在1922年辦手續讓我父親來古巴，將生意交托給他，自己回去鄉下，之後再沒有回到古巴。
我父親是1904年出生的，來古巴時約十八歲，已經結婚，我是在他第一次從古巴回到鄉下，停留一年多兩年期間出生的。我還有兩個弟弟，但二弟出生三個月便病死了，三弟沒有來古巴，一直在中國，三弟出生時父親已經離開鄉下回去了古巴，所以他小時沒有見過父親。我父親回到古巴不足一年，我母親就在鄉下病死，我當時十一、十二歲，我弟弟由婆婆照顧，我婆婆是紮腳的。我和弟弟相差十一歲。後來我父親年老了，1989年11月從古巴回去中國三弟處生活，住在江門市，直至1990年9月逝世，他逝世後三弟來信告訴我，我才知道*。我三弟現在還在江門市，做些出口買賣生意，常常到外地辦採購。
打仗時( 按：指抗戰)鄉下常被賊劫，我母親和我去了香港避難，不久父親從古巴到香港和我們聚合，然後一起回鄉。當時我大約六歲，父親將金錢塞在我衣袋中，路上遇到一夥賊人，我走在前面，因為是小孩子，沒有受到注意，沒有搜我身，賊人只是搜我父母親，沒有搜到錢。後來我父親在鄉下用這些錢買了點田地，等到我弟弟出生，父親就回來古巴了( 按：約在1944年) 。我母親去世後，我父親沒有再娶。我小時候因為有父親從外面匯錢回來，生活比一般人稍好。當時一般人生活極之困難，很多人要吃番薯葉、龍眼核，吃得腳也腫了，錢常常貶值，又換來換去(按：指貨幣轉換)，做小買賣的很困難。
我在鄉下讀完小學，考上了在江門市的新會一中。我父親在古巴買了紙張(按：即「證件」)，寄回來給我辦手續來古巴，即是用假紙張辦理，紙張上的人已經死去，是一個姓黃( 音，或為「王」) 的。我1952年來古巴，當時十七、八歲，假名叫「供邦」，沒有「黃」( 音) 字。當時用假紙張來古巴很普遍，曾經有三個人共用一張姓李的假紙張一起來古巴的情況，古巴政府對此也是知道的，但貪污厲害，有錢就可以辦到，當時買假紙張要花800〔古巴〕元，我父親因為有生意，可以負擔。我是在古巴革命勝利後，大約在1961年才恢復原來的姓名趙肇商，是得到古巴革命政府支持才改名的，沒有付錢，請兩個人作為見證，買了士擔(按：即印花)，辦理改名手續。我抵達古巴時，父親有兩間雜貨店，我就在雜貨店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