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金閨翰苑到避地流亡——韓偓生平及其詩作評述
一
韓偓（八四二—九二三），字致堯，小字冬郎，京兆萬年（今西安市）人。其父韓瞻，字畏之，與李商隱既為同年，又是連襟，兩人一先一後，迎娶了涇原節度使王茂元的女兒為妻。唐宣宗大中五年辛未（八五一），李商隱離長安赴任柳仲郢東川節度使掌書記，十歲的冬郎隨父前往餞行，曾即席賦詩，有「連宵侍座徘徊久」之句。李商隱盛讚冬郎「句有老成之風」，他事後回憶此事，「因成二絕寄酬」冬郎。其一曰：「十歲裁詩走馬成，冷灰殘燭動離情。桐花萬里丹山路，雛鳳清於老鳳聲。」其二末兩句曰：「為憑何遜休聯句，瘦盡東陽姓沈人」，把令他面臨挑戰的冬郎與神童何遜相比。五年後李商隱從東川返回長安，在〈留贈畏之〉一詩中，再次讚賞十五歲的冬郎曰：「郎君下筆驚鸚鵡」，把冬郎的文思敏捷與禰衡作〈鸚鵡賦〉文不加點相比。
由上述軼事不難想見韓偓穎悟早熟，自幼即嫻習詩文。孫棨《北里志》云：「大中皇帝好儒術，特種科舉……故進士自此尤盛，曠世無儔。」韓偓生逢其時，正當進士科極盛之日。因進士科特種詩賦，應試舉子自幼便以習作詩賦為功課。杜甫教育兒子云：「詩是吾家事」，他同時也自詡「七歲思即壯，開口詠鳳凰。」白居易告訴元稹，他「五六歲，便學為詩」。諸如此類的習作均以功名為主，與現代人純屬個人興趣的愛好文學並非同一層次。就冬郎「十歲裁詩走馬成」的下筆敏捷來看，應該話，他從小即練就了趕考進士科的基本功夫。
然而一個人的詩才和學識未必與他能否順利中舉成正比。「文章憎命達」，像杜甫那樣的大詩人，始終都未能中舉，後來還是靠走捷徑向皇帝獻三大禮賦，才蒙恩謀得一低等官職。韓偓的舉業並不順利，不知他投考過多少次，只知他直到三十來歲的年紀，仍在艱難的應考長途上苦苦掙扎。試讀他早年的一首七律〈夏課成感懷〉：
別離終日心忉忉，五湖煙波歸夢勞。淒涼身事夏課畢，濩落生涯秋風高。居世無媒多困躓，昔賢因此亦號咷。誰憐愁苦多衰改，未到潘年有二毛。
李肇《唐國史補》曰：「退而肄業，謂之過夏；執業而出，謂之夏課。」《南部新書》乙卷云：「七月後，投獻新課。」所謂投獻，即應考前的行卷。韓偓家住長安，從該詩首聯可想見，詩人當時尚遠遊江南，似乎正準備返回長安投獻新課。「槐花黃，舉子忙」，每年秋天，正是天下舉子雲集長安，行卷於名流之際。此時正當懷抱奇才者脫穎而出的機會，行卷者都在爭取各自的運氣，若能得到大人物賞識，經他們推薦給主考官，來年正月應考關試，容或可幸運及第。否則文戰不利，難免名落孫山。早在唐武宗時代，宰相李德裕就厭棄出身寒門的士人，斥他們為浮華之徒，主張朝廷顯要應由公卿子弟出任。（參看《舊唐書•武宗本紀》）《北里志》作者曾就出身不同的舉子及第的比率，揭示了其中的不公平現象話：「然率多膏粱子弟，平進歲不及三數人。」由此即可想見，一個人若無顯要的背景，又缺乏名流引薦，僅憑自己的詩文投考進士，未必能順利中舉。頷聯和頸聯四句表明，詩人因拜託無門，對前途滿懷悲觀，傾訴了他自己的，也是大多數久困科場者的困境。所謂「居世無媒多困躓」，正如王冷然〈上燕相國書〉所云：「僕竊謂今之得舉著，不以親，則以勢；不以賄，則以交；未必能鳴鼓四科而裹糧四道。其不得舉者，無媒無黨，有行有才，處卑位之間，仄陋之下，吞聲飲氣，何足算哉！」（《唐摭言》卷六）潘岳〈秋興賦〉云：「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詩人自歎苦於應考，還不到三十二歲，便早生華髮。在此後寫給同年吳融的一首詩中，韓偓也曾提到他「二紀計偕勞筆硯」的苦況，可見他拼搏科場，至少長達二十四年之久。
久困科場可謂韓偓早年經歷中一片罩頂的烏雲，但在那片烏雲背後，卻別有一段燦爛的景致。據他寫於晚年的〈香奩集序〉所述，從唐懿宗咸通元年庚辰（八六○）到唐僖宗廣明元年庚子（八八○），也就是詩人十八歲到三十八歲尚未及第的那二十年間，他「所著歌詩，不啻千首。其間以綺麗得意者，亦數百篇，往往在士大夫口，或樂工配入聲律。粉牆椒壁，斜行小字，竊詠者不可勝紀。」需要點明的是，這近千首詩應與上述夏課行卷中的詩文有所區別，韓偓稱其為「歌詩」，即可供配樂吟唱的詩作，特別是其中「以綺麗得意」的數百首艷詩曾傳唱酒筵，享譽同好。韓偓因此而文名鵲起，更在風月場上贏得佳人眷顧。
〈唐國史補〉曰：「元和以後，詩章學淺切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名元和體。」元白的此類「新艷小律」和鋪敘冶遊的五言排律流行一時，對此後的香艷文風有一定的影響。但從兩位開創者的公開言論來看，他們更看重其諷喻詩淑世教化的功能，而對世俗所讚賞的那些香艷篇什，則故作較為輕視的姿態。比較《北里志》所述新進士詠歎狎妓行為的盛況來看，晚唐的香艷詩風更盛於元和體流行之日。所以韓偓的表白遠比元白態度開放，他的〈香奩集序〉開篇即聲言：「余溺於章句，信有年矣。誠知非士大夫所為，不能忘情，天所賦也。」這段自白十分坦率，開宗明義即排除了《香奩集發微》的作者震鈞等後世評論者政治隱喻話的曲解，所以本文此後也就無需花費筆墨，駁斥那些「香草美人」之話的解釋了。
廣明元年，黃巢亂軍攻佔長安，唐僖宗君臣逃往四川，長安城慘遭燒殺劫掠，城內外滿目「內府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韋莊〈秦婦吟〉）的恐怖景象。韓偓此時亦隨家人逃出長安，他所寫的近千首詩篇多在逃難途中丟失。唐王朝從此一蹶不振，江河日下。三十多年後，韓偓剛趕上入仕的末班車，在昭宗朝中恩遇不久即遭貶謫。自序中描述他倉促南下，輾轉東去途中的經歷話：「或天涯逢舊識，或避地遇故人，醉詠之暇，時及拙唱。自爾鴆集，復得百篇。不忍棄捐，隨即編錄。」這失而復得的百餘篇艷詩即收入流傳至今的《香奩集》中。
關於集中詩作的體裁和內容，韓偓的自序明確界定話：「遐思宮體，未解稱庾信工文；卻誚玉臺，何必使徐陵作序。」他把集中的詩作與《玉台新詠》中的宮體閨情詩相比，從而闡明其傳承，界定其歸類。但緊接著「未解」句一轉，再加上「何必」句一收，那委婉的語氣便顯示了他集中的艷詩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品位。接下來「粗得捧心之態，幸無折齒之慚」兩句，則以自謙的語氣定位他的艷詩，強調他工於傳神佳人的情致意態，與流俗的粗鄙猥褻之作劃清了界線。
序言最後以「金閨繡戶，始預風流」兩句定義了他筆下佳人的歸屬。至於「柳巷青樓，未嘗糠秕」兩句，我反覆玩味，竊以為未必如《韓偓集繫年校注》的編者吳在慶所話：「意為未嘗與柳巷青樓之女交遊。」（該書頁一○六○。以下簡稱《韓偓集》）韓偓這兩句話頗有些撇清的意思，《香奩集》中明顯有寫妖艷歌妓的篇章，所謂「未嘗糠秕」，只是辯解話集中艷詩未嘗觸及花街柳巷中低級猥瑣的場景，而是把他所寫的青樓佳人置於「金閨繡戶」的背景中，重在渲染他所俊賞的風流情調而已。集中題曰〈自負〉的這首七絕即可作證：
人許風流自負才，偷桃三度到瑤臺。至今衣領胭脂在，曾被謫仙痛咬來。
韓偓晚年避地閩中，之所以不忍捨棄他那些香艷篇什，特意搜羅，匯為一集，不過藉以回味早年的風流經歷和詩才而已。白居易和元稹的艷詩慣於把平康冶遊艷化為遊仙，上引詩中的瑤臺仙境即柳巷青樓的代稱，而「謫仙」則是對妓女慣用的美稱。留在詩人衣領上的胭脂痕與寫在紙上的艷詩在此相映成趣，互為印證，象徵了「此情可待成追憶」的逝水年華。自序以狂喜和誇張的語調收尾，回應了篇首所謂「不能忘情，天所賦也」的告白：
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咽三危之瑞露，美動七情。如有責其不經，亦望以功掩過。
一
韓偓（八四二—九二三），字致堯，小字冬郎，京兆萬年（今西安市）人。其父韓瞻，字畏之，與李商隱既為同年，又是連襟，兩人一先一後，迎娶了涇原節度使王茂元的女兒為妻。唐宣宗大中五年辛未（八五一），李商隱離長安赴任柳仲郢東川節度使掌書記，十歲的冬郎隨父前往餞行，曾即席賦詩，有「連宵侍座徘徊久」之句。李商隱盛讚冬郎「句有老成之風」，他事後回憶此事，「因成二絕寄酬」冬郎。其一曰：「十歲裁詩走馬成，冷灰殘燭動離情。桐花萬里丹山路，雛鳳清於老鳳聲。」其二末兩句曰：「為憑何遜休聯句，瘦盡東陽姓沈人」，把令他面臨挑戰的冬郎與神童何遜相比。五年後李商隱從東川返回長安，在〈留贈畏之〉一詩中，再次讚賞十五歲的冬郎曰：「郎君下筆驚鸚鵡」，把冬郎的文思敏捷與禰衡作〈鸚鵡賦〉文不加點相比。
由上述軼事不難想見韓偓穎悟早熟，自幼即嫻習詩文。孫棨《北里志》云：「大中皇帝好儒術，特種科舉……故進士自此尤盛，曠世無儔。」韓偓生逢其時，正當進士科極盛之日。因進士科特種詩賦，應試舉子自幼便以習作詩賦為功課。杜甫教育兒子云：「詩是吾家事」，他同時也自詡「七歲思即壯，開口詠鳳凰。」白居易告訴元稹，他「五六歲，便學為詩」。諸如此類的習作均以功名為主，與現代人純屬個人興趣的愛好文學並非同一層次。就冬郎「十歲裁詩走馬成」的下筆敏捷來看，應該話，他從小即練就了趕考進士科的基本功夫。
然而一個人的詩才和學識未必與他能否順利中舉成正比。「文章憎命達」，像杜甫那樣的大詩人，始終都未能中舉，後來還是靠走捷徑向皇帝獻三大禮賦，才蒙恩謀得一低等官職。韓偓的舉業並不順利，不知他投考過多少次，只知他直到三十來歲的年紀，仍在艱難的應考長途上苦苦掙扎。試讀他早年的一首七律〈夏課成感懷〉：
別離終日心忉忉，五湖煙波歸夢勞。淒涼身事夏課畢，濩落生涯秋風高。居世無媒多困躓，昔賢因此亦號咷。誰憐愁苦多衰改，未到潘年有二毛。
李肇《唐國史補》曰：「退而肄業，謂之過夏；執業而出，謂之夏課。」《南部新書》乙卷云：「七月後，投獻新課。」所謂投獻，即應考前的行卷。韓偓家住長安，從該詩首聯可想見，詩人當時尚遠遊江南，似乎正準備返回長安投獻新課。「槐花黃，舉子忙」，每年秋天，正是天下舉子雲集長安，行卷於名流之際。此時正當懷抱奇才者脫穎而出的機會，行卷者都在爭取各自的運氣，若能得到大人物賞識，經他們推薦給主考官，來年正月應考關試，容或可幸運及第。否則文戰不利，難免名落孫山。早在唐武宗時代，宰相李德裕就厭棄出身寒門的士人，斥他們為浮華之徒，主張朝廷顯要應由公卿子弟出任。（參看《舊唐書•武宗本紀》）《北里志》作者曾就出身不同的舉子及第的比率，揭示了其中的不公平現象話：「然率多膏粱子弟，平進歲不及三數人。」由此即可想見，一個人若無顯要的背景，又缺乏名流引薦，僅憑自己的詩文投考進士，未必能順利中舉。頷聯和頸聯四句表明，詩人因拜託無門，對前途滿懷悲觀，傾訴了他自己的，也是大多數久困科場者的困境。所謂「居世無媒多困躓」，正如王冷然〈上燕相國書〉所云：「僕竊謂今之得舉著，不以親，則以勢；不以賄，則以交；未必能鳴鼓四科而裹糧四道。其不得舉者，無媒無黨，有行有才，處卑位之間，仄陋之下，吞聲飲氣，何足算哉！」（《唐摭言》卷六）潘岳〈秋興賦〉云：「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詩人自歎苦於應考，還不到三十二歲，便早生華髮。在此後寫給同年吳融的一首詩中，韓偓也曾提到他「二紀計偕勞筆硯」的苦況，可見他拼搏科場，至少長達二十四年之久。
久困科場可謂韓偓早年經歷中一片罩頂的烏雲，但在那片烏雲背後，卻別有一段燦爛的景致。據他寫於晚年的〈香奩集序〉所述，從唐懿宗咸通元年庚辰（八六○）到唐僖宗廣明元年庚子（八八○），也就是詩人十八歲到三十八歲尚未及第的那二十年間，他「所著歌詩，不啻千首。其間以綺麗得意者，亦數百篇，往往在士大夫口，或樂工配入聲律。粉牆椒壁，斜行小字，竊詠者不可勝紀。」需要點明的是，這近千首詩應與上述夏課行卷中的詩文有所區別，韓偓稱其為「歌詩」，即可供配樂吟唱的詩作，特別是其中「以綺麗得意」的數百首艷詩曾傳唱酒筵，享譽同好。韓偓因此而文名鵲起，更在風月場上贏得佳人眷顧。
〈唐國史補〉曰：「元和以後，詩章學淺切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名元和體。」元白的此類「新艷小律」和鋪敘冶遊的五言排律流行一時，對此後的香艷文風有一定的影響。但從兩位開創者的公開言論來看，他們更看重其諷喻詩淑世教化的功能，而對世俗所讚賞的那些香艷篇什，則故作較為輕視的姿態。比較《北里志》所述新進士詠歎狎妓行為的盛況來看，晚唐的香艷詩風更盛於元和體流行之日。所以韓偓的表白遠比元白態度開放，他的〈香奩集序〉開篇即聲言：「余溺於章句，信有年矣。誠知非士大夫所為，不能忘情，天所賦也。」這段自白十分坦率，開宗明義即排除了《香奩集發微》的作者震鈞等後世評論者政治隱喻話的曲解，所以本文此後也就無需花費筆墨，駁斥那些「香草美人」之話的解釋了。
廣明元年，黃巢亂軍攻佔長安，唐僖宗君臣逃往四川，長安城慘遭燒殺劫掠，城內外滿目「內府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韋莊〈秦婦吟〉）的恐怖景象。韓偓此時亦隨家人逃出長安，他所寫的近千首詩篇多在逃難途中丟失。唐王朝從此一蹶不振，江河日下。三十多年後，韓偓剛趕上入仕的末班車，在昭宗朝中恩遇不久即遭貶謫。自序中描述他倉促南下，輾轉東去途中的經歷話：「或天涯逢舊識，或避地遇故人，醉詠之暇，時及拙唱。自爾鴆集，復得百篇。不忍棄捐，隨即編錄。」這失而復得的百餘篇艷詩即收入流傳至今的《香奩集》中。
關於集中詩作的體裁和內容，韓偓的自序明確界定話：「遐思宮體，未解稱庾信工文；卻誚玉臺，何必使徐陵作序。」他把集中的詩作與《玉台新詠》中的宮體閨情詩相比，從而闡明其傳承，界定其歸類。但緊接著「未解」句一轉，再加上「何必」句一收，那委婉的語氣便顯示了他集中的艷詩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品位。接下來「粗得捧心之態，幸無折齒之慚」兩句，則以自謙的語氣定位他的艷詩，強調他工於傳神佳人的情致意態，與流俗的粗鄙猥褻之作劃清了界線。
序言最後以「金閨繡戶，始預風流」兩句定義了他筆下佳人的歸屬。至於「柳巷青樓，未嘗糠秕」兩句，我反覆玩味，竊以為未必如《韓偓集繫年校注》的編者吳在慶所話：「意為未嘗與柳巷青樓之女交遊。」（該書頁一○六○。以下簡稱《韓偓集》）韓偓這兩句話頗有些撇清的意思，《香奩集》中明顯有寫妖艷歌妓的篇章，所謂「未嘗糠秕」，只是辯解話集中艷詩未嘗觸及花街柳巷中低級猥瑣的場景，而是把他所寫的青樓佳人置於「金閨繡戶」的背景中，重在渲染他所俊賞的風流情調而已。集中題曰〈自負〉的這首七絕即可作證：
人許風流自負才，偷桃三度到瑤臺。至今衣領胭脂在，曾被謫仙痛咬來。
韓偓晚年避地閩中，之所以不忍捨棄他那些香艷篇什，特意搜羅，匯為一集，不過藉以回味早年的風流經歷和詩才而已。白居易和元稹的艷詩慣於把平康冶遊艷化為遊仙，上引詩中的瑤臺仙境即柳巷青樓的代稱，而「謫仙」則是對妓女慣用的美稱。留在詩人衣領上的胭脂痕與寫在紙上的艷詩在此相映成趣，互為印證，象徵了「此情可待成追憶」的逝水年華。自序以狂喜和誇張的語調收尾，回應了篇首所謂「不能忘情，天所賦也」的告白：
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咽三危之瑞露，美動七情。如有責其不經，亦望以功掩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