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哲學文本的互文性詩學演化

──從《周易》到《二十四詩品》

一、何謂互文性？

在過去這近一個世紀以來，「互文性」（l’intertextualité）這個術語被不斷地使用與濫用──並非由於這個字眼的新穎，而是由於它本身的歧義。和所有的概念性用語一樣，此字的來源「文本」（text） 經歷了從具體到抽象的一段漫長過程。拉丁文字源和發展出來的隱喻「紡織」暫且不論，這個概念在現代學術界的變形歷史可以由傳統的版本學家、美國新批評學者，以及法國「如是」（Tel Quel）派成員所使用的情形略見端倪。現代文學批評史所見證到的文本變形進程可粗分為三個階段。一、最初指具體的「版本」，版本學（“textual criticism”）處理版本的探源、考證、校勘。二、形式主義（如美國新批評【New Criticism】）興起後， 文本不再和作品的物質性掛鉤，而代表「作品意義整體」的抽象概念。作品自成「本體」（“ontology”），而文本解析（textual analysis）則順理成章地從事細膩的語意分析。三、結構／後結構主義者則聲稱文本為符碼結構的系統、某種說話及言談的創造力，或者符號鏡象式的無窮倒影。1960年代中期，由朱莉亞．克莉絲特娃（Julia Kristeva）等人發起的「如是」（Tel Quel）學派視文本為開放、不穩定、自我解構的創造力，某種生產力量的演出場域。同樣的，現代批評史也讓我們看到「文本性」（textuality）與「文本間性」（“intertextuality” 的另一種中譯）──乃至本書關注的「跨文本性」（transtextuality）──的易位，以及互文概念的全覆蓋性與普及化。

筆者此處無意澄清關於「互文性」的某些通俗化偏見，而企圖聚焦於二種閱讀策略，分別由克莉絲特娃和法裔美籍前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麥寇．李法德（Michael [Michel] Riffaterre, 1924-2006）提出。學界普遍認為克莉絲特娃為 “intertextualité” 一詞的原始創議人 。但若干年後，為了匡正互文性和影響的混淆，她強調：「互文性是一種符號系統轉換成另一種或多種符號系統的過程。」李法德去世之前的半個世紀，不斷地重申互文的物質性。因此他把抽象的互文性截肢，變成一個更為具體的「互文本」。他認為系統和系統轉換時應有一可判定的「符號路標」（signpost）作觸媒，他稱之為 “intertext”（互文點）。至於互文是否能透過某些特殊的符號標幟被指明，在此暫不討論。本文將探討的是三件上古及中古文本之間的符號系統轉換現象。這三部文本《易經》、《文心雕龍》、《二十四詩品》性質迥異，但是透過互文得以匯通。

二、三部古典文獻的互文性：從《周易》說起

筆者認為文本是符號啟動「表意作用」【表義作用】（signification），但同時也是表意作用的產物 ，有賴語碼和訊息的互動。然而，符號在符碼結構中的位置與功能如何，必須先獲得語用社會成員的共識，亦即由表意作用移位到話語交流作用（communication）。即使沒有共識存在，人們仍然不斷、不自覺地在使用符號，因而習焉不察。符號的成分遵循「分布」（distributional）原則，但是也可結合（integrate）成階層系統（hierarchy 或global structure）。文本可能會由不同的符碼構成，例如語文的（verbal）與非語文的（non-verbal）。在這種情況下，這些符碼必然產生複雜的文本內的互文關係。當同樣的結構原則發生在二個、二個以上，或無限的文本內的時候，我們面對的就是互文性現象。符碼的轉換關係分別存在於「表達層」與「內容層」次上，或者是說，在語法與語意層次上。如本章所用的材料《周易》，就屬於多元文本。筆者將進一步分析從《周易》到《文心雕龍》的符號演化，以及《周易》與《二十四詩品》的符號系統對應關係。這種做法並不代表這三部作品之間有任何歷史的承繼關係。縱然有之，也與本文的立論無關。

我的基本假設是《周易》的「卦」並非是由語文符號系統所構成的 。這個系統權充了惹內特（見前註2）的「源文」（architext）、李法德的互文點，或普爾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1914）的「詮釋原則」（interpretant）。由於此系統非語文性但高度抽象與變通的特色，因而它能夠接受無窮的語意挹注（semantic investments）。劉勰對「文」、「體」的起源，以及「變」的討論，就是顯例。這種符號系統的轉變，從最早的《易辭》作者開始，一直到今天持續不斷。一旦非語文的「卦」被語文干擾並取代，新的符號系統便會轉換成其他系統。其原因便是語言的音、義雙重表達作用（double articulation），以及文學的第二度規模系統（secondary modelling system）作用，包括文類及形式上的制約 。這種第二階段的符號轉換可由司空圖的《詩品》得到明證。

眾所周知，《周易》不是一本書，而是一些注解的歷史累積，在所謂的儒家經典中，《周易》是唯一運用多重符碼來建構的典籍。就構成訊息（message）的書寫符碼（graphemics）而言，《周易》至少包含了二種截然不同的系統：一、非語文符碼的卦，包括本卦及別卦；二、由語文符碼書寫的「辭」及「傳」。辭與傳可以根據語意／義作用的不同，而分為不同的範疇。按照耶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 1899-1965）的古典區分，我們可以說第一種非語文系統屬於表達層（expression-level），是語意空虛的（cenemic），即缺乏語義的。第二個系統屬內容層（content-level），是語意充實的（pleremic），有意義的。從空虛系統轉化為充實系統，要透過語文化作用。這種語文化作用，根據洛杭．夏尼（Laurent Jenny）的說法，是一種典型的互文化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