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文精摘
〔姓名篇〕
禮物
◎《同名之人》，鍾芭．拉希莉著，彭玲嫻譯，天培，二○○四
◎《姓司武的都得死》，譚劍著，蓋亞，二○二三
二○二一年，台灣某間連鎖壽司店推出限時優惠方案，若名字與鮭魚同音即可享有折扣，名為「鮭魚」則全桌免費招待。業者顯然預期一般人不會以鮭魚為名，免費僅是招徠顧客與製造話題的行銷手法，不料卻有三百多名消費者前往戶政事務所改名，一時之間各種姓氏的鮭魚盡出，還有高價鮭魚、大口吃鮭魚、同鮭魚盡、鮭魚之夢等創意姓名，命名彷彿成了一場「鮭魚遊戲」。此一被稱為「鮭魚之亂」的事件不只登上國際新聞版面，後續也引發了對命名權、改名權的討論。
有些人可能會認為，我們既然擁有自己的姓名，那麼姓名的「使用方式」自然也應該完全操之在我，「鮭魚之亂」中動輒將名字改為四、五十個字，字數多到身分證幾乎塞不下的案例，想必抱著這樣的態度。改名對他們而言，形同在網路世界的不同平台取暱稱。然而，我們可以擁有無數個代號來維護自己的網路匿名性，現實世界卻無法如此，否則法律也無須對改名次數進行規範。至於利用免費吃到飽的福利，以數百元的價格組團用餐再收取餐費的少數「鮭魚」，將改名一事轉化為商業行為，名字在此模式中形同可以獲利的「商品」。從這個角度來看，「鮭魚之亂」不僅僅是一場令廠商始料未及的風波，或茶餘飯後的有趣話題，而是隱含著我們看待姓名的態度，以及一個深層的提問：我們的名字，屬於我們自己嗎？
無論法律如何規定改名的次數與程序，或是不同國家對姓名看法的文化差異，一個跨文化的事實是，我們日後想幫自己取多少筆名、藝名、小名都好，人生的第一個名字必然是被決定的。因此，它是一份禮物，而且是生命中第一份禮物。名字承載著命名者對新生兒的期盼與祝福，但它也一如所有的禮物，送禮者與收受者之間，對價值的認知、喜好與感受都未必相同。與其他禮物唯一的差異，或許在於就算不喜歡，它也無法轉贈。鍾芭．拉希莉（Jhumpa Lahiri）的《同名之人》（The Namesake）與譚劍《姓司武的都得死》儘管在故事風格與小說類型上都大相逕庭，卻同樣能帶我們看到姓名在生命中，作為一份禮物（或負資產？）的角色與意義。
——
●名字是一道咒語或一個祝福
「這世上最短的咒正是『名』。所謂咒，簡單說來就是束縛。要知道，名稱正是束縛事物本質的一種東西。」《同名之人》裡的主角果戈理，若是讀到夢枕獏在《陰陽師》中透過安倍晴明之口說出的這段話，想必深有同感。這部處理兩代印裔美籍移民人生的小說，深刻細膩地透過一個糾結一生的名字，突顯出姓名作為符號，在自我認同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可能遠比我們意識到的更重要。
果戈理這個名字，原是一場文化衝擊下的意外產物。年輕的移民夫婦阿碩可與愛希瑪依照傳統，將新生兒的命名權交託給愛希瑪的外婆。在那個仍然依賴電報與信件往返的年代，寫上小嬰兒名字的信，卻未能及時在他出生前抵達。儘管如此，他們並不焦慮，因為根據孟加拉的命名規則，每個人都有兩個名字，一個乳名，一個學名。學名是長大之後在正式場合使用，對於襁褓中的嬰兒來說，他只需要父母長輩表達親暱與祝福的乳名。問題是，在美國，嬰兒若沒有名字，就無法開立出生證明，也無法出院。
情急之下，阿碩可想起一個無懈可擊的名字——在火車事故時，從他緊握的手中掉落，讓他得以被搜救人員發現，救了他一命的那本小說，作者的名字，果戈理。愛希瑪同意了，因為她知道，「這名字代表的不只是她兒子的生命，也是她丈夫的生命。」那是一個父親送給兒子的第一份禮物。
對於這份禮物，年幼的果戈理並非一開始就感受到它的特別之處，卻也並不排斥。儘管他從來不曾在那些印著名字的紀念品上找到自己的名字，但他會在路牌上看到GO LEFT、GO RIGHT，遇見這些「Gogol 的片段」是種樂趣，也讓他得以指認自己的一部分。名字所帶來的種種認同困惑與困擾，是從進入學校這個小型社會才出現的。
好不容易選定了一個完美的孟加拉學名「倪克熙爾」，果戈理的父母卻再次在命名這件事情上，意識到移民生活是一場永恆的，文化與文化之間折衝磨合的過程。幼稚園無法理解父母為何要使用一個不存在於出生證明上，既非中間名也不是暱稱的名字。愛希瑪與阿碩可只能無奈接受父母的意願被學校無視的現實。至於果戈理，那卻是他與這個名字磨合的真正起點。他不明白人為何需要兩個名字，因此在幼稚園校長詢問時，斷然放棄了陌生的「倪克熙爾」之名，但慢慢地，他發現除了自己之外，沒有人叫做果戈理。他討厭老師點名時對自己名字的遲疑，更無法想像追求女孩時在浪漫氛圍中說出「嗨，我是果戈理。」名字這個沒有形體的東西甚至「會對他的身體造成不適，像襯衫上扎著皮膚的標籤，永恆不能褪下。」
●藉以指認「我是誰」與「我不是誰」
對於許多動輒「撞名」的人來說，果戈理的煩惱看似「奢侈」，更何況，獨一無二的名字，不是更能滿足我們期待與眾不同的心理需求？但自我認同其實是不斷在獨特性與歸屬感的天平間擺盪挪移、尋找位置的過程。果戈理這個過度特別的名字，反而令他在同儕中感到格格不入。更困擾的是，為此他必須不斷解釋：這個字在印度文中沒有任何意義，而是與他毫無關係的俄文。相對於那些連結著美好語意的傳統名字，姓名對他的意義與其說指認了「我是誰」，不如說是「我不是誰」——不是印度人，也不是美國人，當然更不可能是俄國人。甚至連他的姓名來源，那位同名之人，作家果戈理，也不叫果戈理——那是他的姓而非名。
身為移民後裔的認同困惑與孤獨感，被果戈理這個獨一無二的名字，徹底地具象化了。果戈理決定成為他童年時拒絕的那個名字，倪克熙爾。這並未讓他的生活顯得比較輕易，他依然在旁人討論姓名時感到不自在，更諷刺的是，他最後選擇的婚姻對象，是從小就認識，因此知道他本名的茉淑蜜——一個同樣苦於自己名字既罕見又難以發音的女孩。
鍾芭．拉希莉既未簡化，也未誇大姓名的重要性。果戈理的婚姻當然不只是基於名字的相似性，但他確實在某次朋友聚會後，意識到「吸引他倆結合的奇特情愫」，與這孤單的，未能輕易找到同名之人的認同感有關，一如他童年時總會留意墓園裡那些古怪又古老的名字，並且被那些擁有「過時的，無法想像的名字的人」深深吸引。他所依附的認同對象，從來不是印度人或美國人這樣的族群劃分，而是那些與他一樣，落單的、無法被妥善安放在群體中的，畸零者。
這世界上並不存在「完美的名字」，認同自己的姓名，當然也不至於就能擁有「完美的人生」。當父親終於告訴果戈里命名的源由，同樣不會讓彆扭、厭棄了一輩子的名字，搖身一變成為帶著光圈的名牌。果戈理三個字依然如同某個應該被隱藏的汙點，一場災難的分身與見證，但他對這個被自己放棄的名字，從此多了一份歉疚感。
當歉疚感悄悄萌芽，當他明白了這個在印度文與英文裡都沒有任何意義的名字，在父親的字典裡，卻意味著重生與祝福，他看待自己、看待父親、看待果戈理三個字的眼光都已不同。禮物之為禮物，也唯有在收禮者意識到那作為一份禮物時，意義才得以被指認。
●標誌著我們與他人之間的關係
進一步來說，姓名這個符號，可能是所有身分標籤中，最複雜的一種。在公開與隱匿之間，它以全稱、敬稱、暱稱、化名等各式各樣的形式，標誌著我們與他人之間的關係。因此，名字作為禮物的意義，不僅止於命名者與被命名的關係，在某些文化或情境中，分享自己的名字，亦具有託付信任與交出一部分自己的象徵意義。韓劇《魷魚遊戲》裡，在殘酷的生存遊戲中一步步踏入死亡陷阱的參賽者，就被剝奪了姓名，只以去人性化的編號受到掌控。女主角姜曉與她編號240的同伴智英，在死亡面前，最後唯一能交換的珍貴物事，僅僅剩下彼此的姓名。這令人動容的一幕，可說是姓名作為禮物的最好彰顯。
至於村上春樹《東京奇譚集》裡那隻愛偷名字的「品川猴」，更說出「在這同時，也把附著在名字上的負面要素，多少也帶走一些」的話，同樣暗示名字既是「身分」，也作為某種「分身」的意義。
〈品川猴〉裡另一個有趣的細節，是主角婚後覺得一一向客戶通知自己改姓太麻煩了，在職場上仍保留婚前的姓名，發現有時會突如其來地遺忘姓名之後，她去珠寶店訂購了一個刻上「安藤（大澤）美月」的銀手鐲來提醒自己，就像寵物項圈的概念一樣。「安藤（大澤）」的身分，突顯出婚後冠上夫姓的情況，讓女性需要經歷一段重新適應自己新姓名的過程。儘管未必每個人都會為此困擾，卻提醒我們鑲嵌在身分符號之中的姓氏，作為「家庭／家族單位」的意義遠大於代表「個人」。這是何以傳統婚宴場合，餐廳往往會掛上「X府喜宴」或「XX聯姻」標語，而非新人的名字，隱然標誌著婚姻作為兩個家族而非兩個個體結合的現實。
正因姓氏作為一個集體符號，雖說同姓三分親，但除了罕見姓氏，一般人對於「同姓之人」通常不會產生特別親近的感受。姓氏帶來的苦惱除非特殊狀況（例如傳統社會對同姓婚姻的反對），否則不會像名字這種更具個別性的符號一般讓人念茲在茲。但譚劍《姓司武的都得死》這部小說，卻透過一個虛構的滅族式謀殺案，對姓氏背後所連結的，「家」與「家族」的概念進行了反思。
●姓氏是斬斷不了的親緣束縛
「姓司武的都得死」是個奇特的謀殺委託案，雖然不少人在結怨時會以對方全家作為咒罵的對象，但真要實際執行，即使以「全世界加起來只有五十多個成員」來說，也是一個規模相當龐大的暗殺任務。但譚劍賦予這個虛構姓氏一個「香港限定」的獨特設定——他們是居住在大嶼山圍村的原居民。四散的家族成員有一個合理與必要的聚集契機，就是三年一次的家祭。這讓職業殺手的「工作難度」瞬間減輕不少。一場大規模的集體毒殺案，就成為小說驚人的開場序曲。
香港的圍村有其非常獨特的歷史背景與文化傳統，相對也更父權中心。根據「丁屋政策」，新界原居民的男丁只要年滿十八歲，即可申請建造一間三層以下、每層七百平方呎的丁屋，無須向政府繳付地價。小說裡的司武家族成員，單是這被動收入已可不愁吃穿，每個月都有豐厚的生活津貼。姓氏對他們來說，確實如同一份權利與禮物，尤其是男性成員。當然，對那些只因同姓就莫名枉死的人來說，司武這個姓氏卻是不折不扣的負資產。
既然是推理小說，故事最後自然解釋了兇手要殺掉整個家族的動機，但謎團的設計並非本文要討論的重點，這部小說最吸引人之處，事實上也不在於那關鍵的動機與解謎的趣味，而是作者在〈後記〉提到的，「活在一個丁權家族裡各成員的感受。」幾位倖存者多半在情感上或生活上與家族疏離，卻又在經濟上或心理上被這個姓氏束縛著。
活得像個浪子的志義，自嘲名字中英夾雜、不中不西：「志」來自族譜輩分，「義」是家族天主教信仰的影響，「justice」、「faith」、「charity」這些單字被直接當成正式英文名，印在身分證上。但當他說出：「名字取得亂七八糟，反映那些人的想法也亂七八糟。有時我懷疑我這種人生過得亂七八糟的基因也是遺傳。」卻又隱然在自棄的情緒中流露出無法斬斷親緣的體悟。表妹志愛身為女性，對封建保守的家族從無好感，集體毒殺案發生後，她甚至覺得他們死了也不可惜，因為，「那些人包括雙親就算沒死，活下去也是行屍走肉，除了消費以外，對社會沒有任何貢獻。」但她同樣清楚自己「一輩子不必出來工作的人生，是司武家賜與的。」他們的處境，就如同與司武家早已斷絕往來，卻因為案情重新被捲入家族糾葛，並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不得不積極參與查案的私家偵探志信形容的，是一個開放式監獄，囚友每個月都可以領到生活費，靈魂卻被禁錮著。
●家也可能如怪物般吞噬成員
在推理小說的框架下，血緣關係的感受與思考，並不只是感性的惆悵，更是務實的「誰會是加害者／受害者」之考量。外嫁的女兒不姓司武，卻同樣被納入謀殺名單，因為無論父系或母系，他們都擁有司武家的基因。但基因作為看似科學又可靠的線索，除了外貌上的相似特徵、隱藏的遺傳疾病，甚至志義形容的，性格與生活方式，足以作為辨識「一家人」的條件，那接受骨髓移植而擁有受贈者基因的人，也算是一家人嗎？當事者顯然並不這麼認為。於是，血緣、法律、同居，再加上「把事情變複雜」的科技，沒有一個能充分回答「什麼是家人？」這個問題。
對志愛和志信來說，更能給他們「家人」感受的，從來不是形同陌路的原生家庭。相較於親生父親，志愛覺得指導教授給她的關懷和啟發，更足以勝任父親這個角色，「即使教授是為天主教不容的同性戀者。誰說同性戀者不會給人父愛？」至於志信，更在警方質疑他「寧願陪狗也不去和家人共聚」時，理直氣壯地回覆：「家人的定義並不限於人，只要一起生活又有感情交流就是家人。我的狗當然是我家人，而且比姓司武的親近得多。」在釐清案情的過程中，這些司武家的成員們，無非也在澄清家與家人的定義。
每個人都需要一個「可以視為家的地方」，但即使身處同一屋簷下，對家的樣貌也未必有共識。其中的歧異既受到世代觀念遞嬗的影響，自然也有個別差異。儘管司武這個姓氏是虛構的，圍村家族的處境即使對應在現實香港社會也屬少數，幾位司武家族成員對原生家庭的感受，卻足以讓我們看到姓氏作為「家」這個單位的辨識符號，可以是凝聚認同感的來源，也可能是「如怪物般吞噬成員」的深淵。原生家庭給予的是禮物還是負資產，儘管全憑運氣，但我們仍然擁有以自由意志去動搖無形禁錮的力量。如何找出那個可以視為家的所在，重新描摩自己心中家的形貌，或許才是小說留待讀者破譯的，真正謎團。
（未完待續）
〔姓名篇〕
禮物
◎《同名之人》，鍾芭．拉希莉著，彭玲嫻譯，天培，二○○四
◎《姓司武的都得死》，譚劍著，蓋亞，二○二三
二○二一年，台灣某間連鎖壽司店推出限時優惠方案，若名字與鮭魚同音即可享有折扣，名為「鮭魚」則全桌免費招待。業者顯然預期一般人不會以鮭魚為名，免費僅是招徠顧客與製造話題的行銷手法，不料卻有三百多名消費者前往戶政事務所改名，一時之間各種姓氏的鮭魚盡出，還有高價鮭魚、大口吃鮭魚、同鮭魚盡、鮭魚之夢等創意姓名，命名彷彿成了一場「鮭魚遊戲」。此一被稱為「鮭魚之亂」的事件不只登上國際新聞版面，後續也引發了對命名權、改名權的討論。
有些人可能會認為，我們既然擁有自己的姓名，那麼姓名的「使用方式」自然也應該完全操之在我，「鮭魚之亂」中動輒將名字改為四、五十個字，字數多到身分證幾乎塞不下的案例，想必抱著這樣的態度。改名對他們而言，形同在網路世界的不同平台取暱稱。然而，我們可以擁有無數個代號來維護自己的網路匿名性，現實世界卻無法如此，否則法律也無須對改名次數進行規範。至於利用免費吃到飽的福利，以數百元的價格組團用餐再收取餐費的少數「鮭魚」，將改名一事轉化為商業行為，名字在此模式中形同可以獲利的「商品」。從這個角度來看，「鮭魚之亂」不僅僅是一場令廠商始料未及的風波，或茶餘飯後的有趣話題，而是隱含著我們看待姓名的態度，以及一個深層的提問：我們的名字，屬於我們自己嗎？
無論法律如何規定改名的次數與程序，或是不同國家對姓名看法的文化差異，一個跨文化的事實是，我們日後想幫自己取多少筆名、藝名、小名都好，人生的第一個名字必然是被決定的。因此，它是一份禮物，而且是生命中第一份禮物。名字承載著命名者對新生兒的期盼與祝福，但它也一如所有的禮物，送禮者與收受者之間，對價值的認知、喜好與感受都未必相同。與其他禮物唯一的差異，或許在於就算不喜歡，它也無法轉贈。鍾芭．拉希莉（Jhumpa Lahiri）的《同名之人》（The Namesake）與譚劍《姓司武的都得死》儘管在故事風格與小說類型上都大相逕庭，卻同樣能帶我們看到姓名在生命中，作為一份禮物（或負資產？）的角色與意義。
——
●名字是一道咒語或一個祝福
「這世上最短的咒正是『名』。所謂咒，簡單說來就是束縛。要知道，名稱正是束縛事物本質的一種東西。」《同名之人》裡的主角果戈理，若是讀到夢枕獏在《陰陽師》中透過安倍晴明之口說出的這段話，想必深有同感。這部處理兩代印裔美籍移民人生的小說，深刻細膩地透過一個糾結一生的名字，突顯出姓名作為符號，在自我認同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可能遠比我們意識到的更重要。
果戈理這個名字，原是一場文化衝擊下的意外產物。年輕的移民夫婦阿碩可與愛希瑪依照傳統，將新生兒的命名權交託給愛希瑪的外婆。在那個仍然依賴電報與信件往返的年代，寫上小嬰兒名字的信，卻未能及時在他出生前抵達。儘管如此，他們並不焦慮，因為根據孟加拉的命名規則，每個人都有兩個名字，一個乳名，一個學名。學名是長大之後在正式場合使用，對於襁褓中的嬰兒來說，他只需要父母長輩表達親暱與祝福的乳名。問題是，在美國，嬰兒若沒有名字，就無法開立出生證明，也無法出院。
情急之下，阿碩可想起一個無懈可擊的名字——在火車事故時，從他緊握的手中掉落，讓他得以被搜救人員發現，救了他一命的那本小說，作者的名字，果戈理。愛希瑪同意了，因為她知道，「這名字代表的不只是她兒子的生命，也是她丈夫的生命。」那是一個父親送給兒子的第一份禮物。
對於這份禮物，年幼的果戈理並非一開始就感受到它的特別之處，卻也並不排斥。儘管他從來不曾在那些印著名字的紀念品上找到自己的名字，但他會在路牌上看到GO LEFT、GO RIGHT，遇見這些「Gogol 的片段」是種樂趣，也讓他得以指認自己的一部分。名字所帶來的種種認同困惑與困擾，是從進入學校這個小型社會才出現的。
好不容易選定了一個完美的孟加拉學名「倪克熙爾」，果戈理的父母卻再次在命名這件事情上，意識到移民生活是一場永恆的，文化與文化之間折衝磨合的過程。幼稚園無法理解父母為何要使用一個不存在於出生證明上，既非中間名也不是暱稱的名字。愛希瑪與阿碩可只能無奈接受父母的意願被學校無視的現實。至於果戈理，那卻是他與這個名字磨合的真正起點。他不明白人為何需要兩個名字，因此在幼稚園校長詢問時，斷然放棄了陌生的「倪克熙爾」之名，但慢慢地，他發現除了自己之外，沒有人叫做果戈理。他討厭老師點名時對自己名字的遲疑，更無法想像追求女孩時在浪漫氛圍中說出「嗨，我是果戈理。」名字這個沒有形體的東西甚至「會對他的身體造成不適，像襯衫上扎著皮膚的標籤，永恆不能褪下。」
●藉以指認「我是誰」與「我不是誰」
對於許多動輒「撞名」的人來說，果戈理的煩惱看似「奢侈」，更何況，獨一無二的名字，不是更能滿足我們期待與眾不同的心理需求？但自我認同其實是不斷在獨特性與歸屬感的天平間擺盪挪移、尋找位置的過程。果戈理這個過度特別的名字，反而令他在同儕中感到格格不入。更困擾的是，為此他必須不斷解釋：這個字在印度文中沒有任何意義，而是與他毫無關係的俄文。相對於那些連結著美好語意的傳統名字，姓名對他的意義與其說指認了「我是誰」，不如說是「我不是誰」——不是印度人，也不是美國人，當然更不可能是俄國人。甚至連他的姓名來源，那位同名之人，作家果戈理，也不叫果戈理——那是他的姓而非名。
身為移民後裔的認同困惑與孤獨感，被果戈理這個獨一無二的名字，徹底地具象化了。果戈理決定成為他童年時拒絕的那個名字，倪克熙爾。這並未讓他的生活顯得比較輕易，他依然在旁人討論姓名時感到不自在，更諷刺的是，他最後選擇的婚姻對象，是從小就認識，因此知道他本名的茉淑蜜——一個同樣苦於自己名字既罕見又難以發音的女孩。
鍾芭．拉希莉既未簡化，也未誇大姓名的重要性。果戈理的婚姻當然不只是基於名字的相似性，但他確實在某次朋友聚會後，意識到「吸引他倆結合的奇特情愫」，與這孤單的，未能輕易找到同名之人的認同感有關，一如他童年時總會留意墓園裡那些古怪又古老的名字，並且被那些擁有「過時的，無法想像的名字的人」深深吸引。他所依附的認同對象，從來不是印度人或美國人這樣的族群劃分，而是那些與他一樣，落單的、無法被妥善安放在群體中的，畸零者。
這世界上並不存在「完美的名字」，認同自己的姓名，當然也不至於就能擁有「完美的人生」。當父親終於告訴果戈里命名的源由，同樣不會讓彆扭、厭棄了一輩子的名字，搖身一變成為帶著光圈的名牌。果戈理三個字依然如同某個應該被隱藏的汙點，一場災難的分身與見證，但他對這個被自己放棄的名字，從此多了一份歉疚感。
當歉疚感悄悄萌芽，當他明白了這個在印度文與英文裡都沒有任何意義的名字，在父親的字典裡，卻意味著重生與祝福，他看待自己、看待父親、看待果戈理三個字的眼光都已不同。禮物之為禮物，也唯有在收禮者意識到那作為一份禮物時，意義才得以被指認。
●標誌著我們與他人之間的關係
進一步來說，姓名這個符號，可能是所有身分標籤中，最複雜的一種。在公開與隱匿之間，它以全稱、敬稱、暱稱、化名等各式各樣的形式，標誌著我們與他人之間的關係。因此，名字作為禮物的意義，不僅止於命名者與被命名的關係，在某些文化或情境中，分享自己的名字，亦具有託付信任與交出一部分自己的象徵意義。韓劇《魷魚遊戲》裡，在殘酷的生存遊戲中一步步踏入死亡陷阱的參賽者，就被剝奪了姓名，只以去人性化的編號受到掌控。女主角姜曉與她編號240的同伴智英，在死亡面前，最後唯一能交換的珍貴物事，僅僅剩下彼此的姓名。這令人動容的一幕，可說是姓名作為禮物的最好彰顯。
至於村上春樹《東京奇譚集》裡那隻愛偷名字的「品川猴」，更說出「在這同時，也把附著在名字上的負面要素，多少也帶走一些」的話，同樣暗示名字既是「身分」，也作為某種「分身」的意義。
〈品川猴〉裡另一個有趣的細節，是主角婚後覺得一一向客戶通知自己改姓太麻煩了，在職場上仍保留婚前的姓名，發現有時會突如其來地遺忘姓名之後，她去珠寶店訂購了一個刻上「安藤（大澤）美月」的銀手鐲來提醒自己，就像寵物項圈的概念一樣。「安藤（大澤）」的身分，突顯出婚後冠上夫姓的情況，讓女性需要經歷一段重新適應自己新姓名的過程。儘管未必每個人都會為此困擾，卻提醒我們鑲嵌在身分符號之中的姓氏，作為「家庭／家族單位」的意義遠大於代表「個人」。這是何以傳統婚宴場合，餐廳往往會掛上「X府喜宴」或「XX聯姻」標語，而非新人的名字，隱然標誌著婚姻作為兩個家族而非兩個個體結合的現實。
正因姓氏作為一個集體符號，雖說同姓三分親，但除了罕見姓氏，一般人對於「同姓之人」通常不會產生特別親近的感受。姓氏帶來的苦惱除非特殊狀況（例如傳統社會對同姓婚姻的反對），否則不會像名字這種更具個別性的符號一般讓人念茲在茲。但譚劍《姓司武的都得死》這部小說，卻透過一個虛構的滅族式謀殺案，對姓氏背後所連結的，「家」與「家族」的概念進行了反思。
●姓氏是斬斷不了的親緣束縛
「姓司武的都得死」是個奇特的謀殺委託案，雖然不少人在結怨時會以對方全家作為咒罵的對象，但真要實際執行，即使以「全世界加起來只有五十多個成員」來說，也是一個規模相當龐大的暗殺任務。但譚劍賦予這個虛構姓氏一個「香港限定」的獨特設定——他們是居住在大嶼山圍村的原居民。四散的家族成員有一個合理與必要的聚集契機，就是三年一次的家祭。這讓職業殺手的「工作難度」瞬間減輕不少。一場大規模的集體毒殺案，就成為小說驚人的開場序曲。
香港的圍村有其非常獨特的歷史背景與文化傳統，相對也更父權中心。根據「丁屋政策」，新界原居民的男丁只要年滿十八歲，即可申請建造一間三層以下、每層七百平方呎的丁屋，無須向政府繳付地價。小說裡的司武家族成員，單是這被動收入已可不愁吃穿，每個月都有豐厚的生活津貼。姓氏對他們來說，確實如同一份權利與禮物，尤其是男性成員。當然，對那些只因同姓就莫名枉死的人來說，司武這個姓氏卻是不折不扣的負資產。
既然是推理小說，故事最後自然解釋了兇手要殺掉整個家族的動機，但謎團的設計並非本文要討論的重點，這部小說最吸引人之處，事實上也不在於那關鍵的動機與解謎的趣味，而是作者在〈後記〉提到的，「活在一個丁權家族裡各成員的感受。」幾位倖存者多半在情感上或生活上與家族疏離，卻又在經濟上或心理上被這個姓氏束縛著。
活得像個浪子的志義，自嘲名字中英夾雜、不中不西：「志」來自族譜輩分，「義」是家族天主教信仰的影響，「justice」、「faith」、「charity」這些單字被直接當成正式英文名，印在身分證上。但當他說出：「名字取得亂七八糟，反映那些人的想法也亂七八糟。有時我懷疑我這種人生過得亂七八糟的基因也是遺傳。」卻又隱然在自棄的情緒中流露出無法斬斷親緣的體悟。表妹志愛身為女性，對封建保守的家族從無好感，集體毒殺案發生後，她甚至覺得他們死了也不可惜，因為，「那些人包括雙親就算沒死，活下去也是行屍走肉，除了消費以外，對社會沒有任何貢獻。」但她同樣清楚自己「一輩子不必出來工作的人生，是司武家賜與的。」他們的處境，就如同與司武家早已斷絕往來，卻因為案情重新被捲入家族糾葛，並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不得不積極參與查案的私家偵探志信形容的，是一個開放式監獄，囚友每個月都可以領到生活費，靈魂卻被禁錮著。
●家也可能如怪物般吞噬成員
在推理小說的框架下，血緣關係的感受與思考，並不只是感性的惆悵，更是務實的「誰會是加害者／受害者」之考量。外嫁的女兒不姓司武，卻同樣被納入謀殺名單，因為無論父系或母系，他們都擁有司武家的基因。但基因作為看似科學又可靠的線索，除了外貌上的相似特徵、隱藏的遺傳疾病，甚至志義形容的，性格與生活方式，足以作為辨識「一家人」的條件，那接受骨髓移植而擁有受贈者基因的人，也算是一家人嗎？當事者顯然並不這麼認為。於是，血緣、法律、同居，再加上「把事情變複雜」的科技，沒有一個能充分回答「什麼是家人？」這個問題。
對志愛和志信來說，更能給他們「家人」感受的，從來不是形同陌路的原生家庭。相較於親生父親，志愛覺得指導教授給她的關懷和啟發，更足以勝任父親這個角色，「即使教授是為天主教不容的同性戀者。誰說同性戀者不會給人父愛？」至於志信，更在警方質疑他「寧願陪狗也不去和家人共聚」時，理直氣壯地回覆：「家人的定義並不限於人，只要一起生活又有感情交流就是家人。我的狗當然是我家人，而且比姓司武的親近得多。」在釐清案情的過程中，這些司武家的成員們，無非也在澄清家與家人的定義。
每個人都需要一個「可以視為家的地方」，但即使身處同一屋簷下，對家的樣貌也未必有共識。其中的歧異既受到世代觀念遞嬗的影響，自然也有個別差異。儘管司武這個姓氏是虛構的，圍村家族的處境即使對應在現實香港社會也屬少數，幾位司武家族成員對原生家庭的感受，卻足以讓我們看到姓氏作為「家」這個單位的辨識符號，可以是凝聚認同感的來源，也可能是「如怪物般吞噬成員」的深淵。原生家庭給予的是禮物還是負資產，儘管全憑運氣，但我們仍然擁有以自由意志去動搖無形禁錮的力量。如何找出那個可以視為家的所在，重新描摩自己心中家的形貌，或許才是小說留待讀者破譯的，真正謎團。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