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台大四年
從淡江到台大
十三年前我以“懋常”為筆名撰寫長文，題為《旅台十年雜憶》，已敘及我在臺灣大學那四年。今年三月二十日我重遊闊別二十四年的台大，不巧碰到星期天，無法走進我當年常去的文學院，乃獨坐門前悵吟蘇曼殊“我再來時人已去”之句，返美後竟不時想起台大四年，且趁記憶猶新追敘之。
一九五五年臺灣各大專才正式舉辦聯合招生，那年九月我入讀台大外文系時，可真特別興奮，因為一九五四年我只考取淡江英專和行政專科學校而選讀淡江英專，其實當時英專是易進難讀，那年英專大一有六班（我給分派到A班），到大一上學期結束時淘汰了許多學生而只剩下四班。那兩個學期我都拿第一，哀兵必勝也。五五年我重新投考台大外文系而終償夙願，當然喜不自勝。若就大一英文的教法和設備來說，台大外文系還不如淡江英專，台大外文系當時根本不用視聽教材來改良學生的英語發音。我在台大時經常跑到別的系去旁聽，沈剛伯（教歷史）、戴君仁（教唐詩）、鄭騫（教宋詞）諸師都知我是“文系的逃兵”。
沈剛伯的頭髮
文學院長沈剛伯先生博聞強記、飽學深思，是一位博而後約的史學家，他講課涉論甚廣，旁徵博引，口若懸河，深入淺出，我不但欣賞他那豪放傑出的頭髮和才氣，也愛上了他那帶有濃重鼻音的湖北話。我還記得二十四年前我跑到文學院頂樓他的辦公室辭行的一段對話：“這行政工作我真想脫手！你看這件頭痛公事吧，今天下午就得交卷。我只愛教書！”
“那為什麼老不讓你辭？”
“誰知道！”
我依依不捨拜別時，剛伯師振筆疾書數字送我：“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篤行之。”寫完之後他說忘了原文一小句；他望一望天花板，馬上又補上“明辨之”三字。
殷海光啟迪學生思想
最啟發我思考明辨的是殷海光老師的課和他那幾本問答體裁的入門書。十四年前九月他去世時，受過他思想指引的人都很傷心。大家都知道殷海光先生非常推崇中國古來缺乏的現代邏輯、分析哲學和語意學，都知道他見微而多新意，都知道他注重縝密思考、理性分析，都知道他擇善固執、嫉惡如仇；但比較少人知道他溫柔敦厚，且憂以天下（不囿於顧亭林、范仲淹之“天下”）。殷先生非常賣力教書、著書，以期大家“訓練嚴格的推論力，甚至於到達森嚴的邏輯官殿”。每當下課鈴響時，師生均意猶未足，大家便在教室前面圍著他不放，爭相發問；性情很急的殷老師，在傳道解惑時可最熱心、最耐心。
師友濟濟一堂
戴君仁、鄭騫兩位老師，都用自己編的《詩選》和《詞選》來分別教唐詩和宋詞，每堂只教兩三首，大家莫不凝神諦聽，覺得津津有味。鄭先生對宋詞的析述及各家的比較分析，實已至爐火純青；其引人入勝，一時無出其右者。一九六一、六二年我負笈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時，還繼續旁聽他的課，那年杜光塤、夏濟安均接踵而至，再加上華大那幾位中國教授（蕭公權、李濟、李方桂、施友忠、嚴倚雲），真是熱鬧極了。那時跟我一起念政治的張旭成一時找不到房子，光塤伯便叫旭成跟我一起住。
我的狡兔三窟
狡兔三窟，何況人乎！台大四年期間我也有三窟：一為台大學生第八宿舍，另一棲身處是臺北市中正路一八一一號“七洋大樓”（即“立法院宿舍”），週末則下榻新竹市公園路六十五號郝更生先生租讓的房子。當年我每天走路或騎腳踏車從第八宿舍穿過第七宿舍和行政大樓到文學院去上課。第八宿舍是一棟兩層的簡陋而破舊的大樓房，我住在樓下，朱維信、包奕民、張尚德他們住在樓上。夜深常有小販到第八宿舍賣豬蹄麵，大家便圍著那一鍋豬蹄麵站著邊吃邊聊天，野趣十足。我還記得有一回張尚德子夜未眠，心血來潮，而朗誦唐詩達旦，妙不可言！比起專供僑生居住的第十一、第十二宿舍，第七、第八宿舍一無好處，既無會客室、閱覽室及個人浴室，也無鳥語花香，而早晚大家趕往公浴室、大飯堂時木屐聲此起彼落，準叫人不感寂寞。於是我常跑到“七洋大樓”去靜讀或小睡。“七洋大樓”那棟兩層大樓在當時可說是位居要津，右邊是監察院，再過去是火車站，左邊不遠處就是中央日報社。
今年三月我重遊該處，路名改了，監察院和“七洋大樓”也不見了，當年跟我住在“七洋大樓”的王廣慶（前河南大學校長）、李慶麐（當年台中農學院研究所所長）、朱延豐（東海大學歷史教授）、榮照（蒙古籍立委）均已先後作古，“欲尋陳跡悵人非”！當年在新竹租讓房子給我的體育界老兵郝更生先生之墓木已拱，真是“舊遊如夢空斷腸”！
當年文學院同學
當年台大文學院一年級新生的中、英文班，是以入學考的成績（而不以系別）來分組的。當年跟我上國文第一組（學的是《史記》和《四書》）的同學，除了外文系的叢掖滋（叢甦）、劉欽智、崔以寬（文瑜）、周小平外，還有歷史系的李敖（記得他第一篇佳作是《臺北街頭》，那是葉慶炳先生給我們出的第一個作文題目）、石縵儀、朱維信以及哲學系的劉福增。跟我一起念英文第一組的同學有葉維廉、王裕珩、陳競傑、陳錦芳、楊敏京、俞潤珠、王光程等。當年外文系同屆的同學多達一百五十人之譜，包括：金戴熹（七年前我到法國時他正在巴黎大學教中文）、景新漢（聽說他早在二十年前便從紐約跑回中國大陸教英文。記得台大畢業那年，我跟他以及劉平鄰、齊錫生、黃書津一起考取“國防部”第八期編譯官）、孫智燊（他曾一度回台大當哲學系主任）、陳伯榕、曾燕山。
英千里和夏濟安
台大外文系最叫座的老師，就是系主任英千里老師（英千里先生為中國著名戲劇家英若誠之父）。別系跑來旁聽他的英國文學史那門課的人很多，文學院大樓最大的教室也容納不下，所以他改到最大的“臨時教室”去教。英老師的課極有分量和趣味，不懂事只以為他在講故事，其實幾乎每句話都是英老師數十載苦學困思之結晶。英老師寫的英文嚴謹無誤，最受當年外文系師生的讚賞，但他總必再三修改才定稿。可惜英老師體弱多病，記得他一度臥病數月時曾請夏濟安先生代課。
夏濟安先生才華橫溢，豁達灑脫，而復饒新意創見。在台大時，我常在課餘跑到他房間聊天或一起推敲字句。夏先生寫的英文跟葉公超先生一樣，是文人的英文：才氣縱橫，清新雋永；但夏先生的中、英文，總是意在筆先，而且從不以辭害意。我記得他曾用整個學期來教簡•奧斯丁的《傲慢與偏見》，把達西的傲慢和伊莉莎白的偏見分析得淋漓盡致。在當年一群年輕的同學眼中，夏濟安先生對現代文學批評的啟發之功，可媲美殷海光先生之推動現代邏輯和自由民主。夏、殷兩位都是性情中人，都善思考分析，也都喜歡跟學生打成一片，所以當夏濟安先生和殷海光先生先後在十八年前和十四年前突然去世之時，大家都極傷心。如果夏、殷兩位多活幾年，必然有更大的貢獻。
曾約農對我的影響
當年教我翻譯的是曾約農老師。他老人家學貫中西，滿腹經綸，但非常平易近人，虛懷若谷。我每次到他家裡，總是碰到他在讀多方面的中、英文書。假期我回新竹時，他常寫信逐句修改我的譯詩，信末只以“約”一字自稱，我則稱他“約公”。二十二年前我到華大兼修政治、遠東二系時，約公還函囑我搜寄美蘇軍事競賽的最新資料，他涉獵之廣真使我心折。一九五八年他辭掉東海大學校長職而尚未返台大執教時，曾在臺北市和平東路寓所賦閑了一陣子，有一天我騎腳踏車到他家裡，以台大英語學會會長名義，敦請他到台大文學院給大家來個公開的英語演講，他馬上俯允，並當場定了“幽默感”這個題目。當時恰巧在座的蘇雪林教授也不禁跳起來讚道：“真爽快呀！”每次我憶念曾約農老師，我總必同時想起同具儒者溫厚篤實之風的蕭公權老師（在華大教我東方政治思想分析）和黎烈文老師（教我法國文學史）。他們三位給我的深遠影響，不僅在做事、做學問那兩方面。如今黎、蕭二師已先後歸道山，曾老師也久病無起色，思之不勝唏噓也！
我在今年三月十二日深夜從美國飛抵我闊別二十二年的臺灣，應邀參加一個學術性的圖書館學研討會，一直到三月二十日下午我才得空重遊我二十四年不見的臺灣大學，杜鵑花、岩桂、椰子樹、龍柏以及千層、鳳凰、相思、針松等喬木仍在，傅園、校鐘、圖書館依然無恙，但當年的老師、同學以及當年的畫眉、百靈鳥何處去了？當年跟同學的切磋、歡笑以及從老師處得到的身教、言教，將永不淡忘！
一九八三年七月於美國德州
從淡江到台大
十三年前我以“懋常”為筆名撰寫長文，題為《旅台十年雜憶》，已敘及我在臺灣大學那四年。今年三月二十日我重遊闊別二十四年的台大，不巧碰到星期天，無法走進我當年常去的文學院，乃獨坐門前悵吟蘇曼殊“我再來時人已去”之句，返美後竟不時想起台大四年，且趁記憶猶新追敘之。
一九五五年臺灣各大專才正式舉辦聯合招生，那年九月我入讀台大外文系時，可真特別興奮，因為一九五四年我只考取淡江英專和行政專科學校而選讀淡江英專，其實當時英專是易進難讀，那年英專大一有六班（我給分派到A班），到大一上學期結束時淘汰了許多學生而只剩下四班。那兩個學期我都拿第一，哀兵必勝也。五五年我重新投考台大外文系而終償夙願，當然喜不自勝。若就大一英文的教法和設備來說，台大外文系還不如淡江英專，台大外文系當時根本不用視聽教材來改良學生的英語發音。我在台大時經常跑到別的系去旁聽，沈剛伯（教歷史）、戴君仁（教唐詩）、鄭騫（教宋詞）諸師都知我是“文系的逃兵”。
沈剛伯的頭髮
文學院長沈剛伯先生博聞強記、飽學深思，是一位博而後約的史學家，他講課涉論甚廣，旁徵博引，口若懸河，深入淺出，我不但欣賞他那豪放傑出的頭髮和才氣，也愛上了他那帶有濃重鼻音的湖北話。我還記得二十四年前我跑到文學院頂樓他的辦公室辭行的一段對話：“這行政工作我真想脫手！你看這件頭痛公事吧，今天下午就得交卷。我只愛教書！”
“那為什麼老不讓你辭？”
“誰知道！”
我依依不捨拜別時，剛伯師振筆疾書數字送我：“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篤行之。”寫完之後他說忘了原文一小句；他望一望天花板，馬上又補上“明辨之”三字。
殷海光啟迪學生思想
最啟發我思考明辨的是殷海光老師的課和他那幾本問答體裁的入門書。十四年前九月他去世時，受過他思想指引的人都很傷心。大家都知道殷海光先生非常推崇中國古來缺乏的現代邏輯、分析哲學和語意學，都知道他見微而多新意，都知道他注重縝密思考、理性分析，都知道他擇善固執、嫉惡如仇；但比較少人知道他溫柔敦厚，且憂以天下（不囿於顧亭林、范仲淹之“天下”）。殷先生非常賣力教書、著書，以期大家“訓練嚴格的推論力，甚至於到達森嚴的邏輯官殿”。每當下課鈴響時，師生均意猶未足，大家便在教室前面圍著他不放，爭相發問；性情很急的殷老師，在傳道解惑時可最熱心、最耐心。
師友濟濟一堂
戴君仁、鄭騫兩位老師，都用自己編的《詩選》和《詞選》來分別教唐詩和宋詞，每堂只教兩三首，大家莫不凝神諦聽，覺得津津有味。鄭先生對宋詞的析述及各家的比較分析，實已至爐火純青；其引人入勝，一時無出其右者。一九六一、六二年我負笈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時，還繼續旁聽他的課，那年杜光塤、夏濟安均接踵而至，再加上華大那幾位中國教授（蕭公權、李濟、李方桂、施友忠、嚴倚雲），真是熱鬧極了。那時跟我一起念政治的張旭成一時找不到房子，光塤伯便叫旭成跟我一起住。
我的狡兔三窟
狡兔三窟，何況人乎！台大四年期間我也有三窟：一為台大學生第八宿舍，另一棲身處是臺北市中正路一八一一號“七洋大樓”（即“立法院宿舍”），週末則下榻新竹市公園路六十五號郝更生先生租讓的房子。當年我每天走路或騎腳踏車從第八宿舍穿過第七宿舍和行政大樓到文學院去上課。第八宿舍是一棟兩層的簡陋而破舊的大樓房，我住在樓下，朱維信、包奕民、張尚德他們住在樓上。夜深常有小販到第八宿舍賣豬蹄麵，大家便圍著那一鍋豬蹄麵站著邊吃邊聊天，野趣十足。我還記得有一回張尚德子夜未眠，心血來潮，而朗誦唐詩達旦，妙不可言！比起專供僑生居住的第十一、第十二宿舍，第七、第八宿舍一無好處，既無會客室、閱覽室及個人浴室，也無鳥語花香，而早晚大家趕往公浴室、大飯堂時木屐聲此起彼落，準叫人不感寂寞。於是我常跑到“七洋大樓”去靜讀或小睡。“七洋大樓”那棟兩層大樓在當時可說是位居要津，右邊是監察院，再過去是火車站，左邊不遠處就是中央日報社。
今年三月我重遊該處，路名改了，監察院和“七洋大樓”也不見了，當年跟我住在“七洋大樓”的王廣慶（前河南大學校長）、李慶麐（當年台中農學院研究所所長）、朱延豐（東海大學歷史教授）、榮照（蒙古籍立委）均已先後作古，“欲尋陳跡悵人非”！當年在新竹租讓房子給我的體育界老兵郝更生先生之墓木已拱，真是“舊遊如夢空斷腸”！
當年文學院同學
當年台大文學院一年級新生的中、英文班，是以入學考的成績（而不以系別）來分組的。當年跟我上國文第一組（學的是《史記》和《四書》）的同學，除了外文系的叢掖滋（叢甦）、劉欽智、崔以寬（文瑜）、周小平外，還有歷史系的李敖（記得他第一篇佳作是《臺北街頭》，那是葉慶炳先生給我們出的第一個作文題目）、石縵儀、朱維信以及哲學系的劉福增。跟我一起念英文第一組的同學有葉維廉、王裕珩、陳競傑、陳錦芳、楊敏京、俞潤珠、王光程等。當年外文系同屆的同學多達一百五十人之譜，包括：金戴熹（七年前我到法國時他正在巴黎大學教中文）、景新漢（聽說他早在二十年前便從紐約跑回中國大陸教英文。記得台大畢業那年，我跟他以及劉平鄰、齊錫生、黃書津一起考取“國防部”第八期編譯官）、孫智燊（他曾一度回台大當哲學系主任）、陳伯榕、曾燕山。
英千里和夏濟安
台大外文系最叫座的老師，就是系主任英千里老師（英千里先生為中國著名戲劇家英若誠之父）。別系跑來旁聽他的英國文學史那門課的人很多，文學院大樓最大的教室也容納不下，所以他改到最大的“臨時教室”去教。英老師的課極有分量和趣味，不懂事只以為他在講故事，其實幾乎每句話都是英老師數十載苦學困思之結晶。英老師寫的英文嚴謹無誤，最受當年外文系師生的讚賞，但他總必再三修改才定稿。可惜英老師體弱多病，記得他一度臥病數月時曾請夏濟安先生代課。
夏濟安先生才華橫溢，豁達灑脫，而復饒新意創見。在台大時，我常在課餘跑到他房間聊天或一起推敲字句。夏先生寫的英文跟葉公超先生一樣，是文人的英文：才氣縱橫，清新雋永；但夏先生的中、英文，總是意在筆先，而且從不以辭害意。我記得他曾用整個學期來教簡•奧斯丁的《傲慢與偏見》，把達西的傲慢和伊莉莎白的偏見分析得淋漓盡致。在當年一群年輕的同學眼中，夏濟安先生對現代文學批評的啟發之功，可媲美殷海光先生之推動現代邏輯和自由民主。夏、殷兩位都是性情中人，都善思考分析，也都喜歡跟學生打成一片，所以當夏濟安先生和殷海光先生先後在十八年前和十四年前突然去世之時，大家都極傷心。如果夏、殷兩位多活幾年，必然有更大的貢獻。
曾約農對我的影響
當年教我翻譯的是曾約農老師。他老人家學貫中西，滿腹經綸，但非常平易近人，虛懷若谷。我每次到他家裡，總是碰到他在讀多方面的中、英文書。假期我回新竹時，他常寫信逐句修改我的譯詩，信末只以“約”一字自稱，我則稱他“約公”。二十二年前我到華大兼修政治、遠東二系時，約公還函囑我搜寄美蘇軍事競賽的最新資料，他涉獵之廣真使我心折。一九五八年他辭掉東海大學校長職而尚未返台大執教時，曾在臺北市和平東路寓所賦閑了一陣子，有一天我騎腳踏車到他家裡，以台大英語學會會長名義，敦請他到台大文學院給大家來個公開的英語演講，他馬上俯允，並當場定了“幽默感”這個題目。當時恰巧在座的蘇雪林教授也不禁跳起來讚道：“真爽快呀！”每次我憶念曾約農老師，我總必同時想起同具儒者溫厚篤實之風的蕭公權老師（在華大教我東方政治思想分析）和黎烈文老師（教我法國文學史）。他們三位給我的深遠影響，不僅在做事、做學問那兩方面。如今黎、蕭二師已先後歸道山，曾老師也久病無起色，思之不勝唏噓也！
我在今年三月十二日深夜從美國飛抵我闊別二十二年的臺灣，應邀參加一個學術性的圖書館學研討會，一直到三月二十日下午我才得空重遊我二十四年不見的臺灣大學，杜鵑花、岩桂、椰子樹、龍柏以及千層、鳳凰、相思、針松等喬木仍在，傅園、校鐘、圖書館依然無恙，但當年的老師、同學以及當年的畫眉、百靈鳥何處去了？當年跟同學的切磋、歡笑以及從老師處得到的身教、言教，將永不淡忘！
一九八三年七月於美國德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