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回到藍墨水的上游／張錦忠
壹
在余光中教授去世前半年左右，蘇其康老師發起籌編一本論余光中作品的文集，預計二〇一八年出版，既為詩人重九九十華誕祝壽，也為余學累積研究彙編。這個心意顯然因余光中於去年底辭世而落空了一半。不過，我們幾位編者覺得原本的心意還有一半可以實現，如果原先答允撰稿邀稿的文友與學界同人多數能夠如期供稿，編一本研究余光中的人無法繞過的論文集還是很值得做的事。
世人所知道的余光中，當然是當代中文文學世界的重要詩人與散文家。在戰後臺灣文壇開啓「現代詩紀」的一九五〇年代初期，詩人們像崛起的星群，在文學的夜空中競相放光，到了五〇年代中葉，藍星、現代詩社、創世紀三分詩壇天下，爾後才有笠詩社冒現，三分變成四方，於是臺灣現代詩風從超現實到鄉土，都有所表現，各自展顏。現代詩能在彼時成為臺灣文學的主要能動力量，余光中、覃子豪、紀弦、洛夫等前行者為現代詩搖旗，在寫詩，交出作品之外，編詩刊、釋詩、譯詩、論詩，乃至論戰，為當時的現代詩運動推波助瀾，居功至偉，余光中更是其中的重要代言人。余光中以其外文系背景，熟悉西方現代文學，詩尤其是他的「第一興趣」，一方面取法英美詩歌以鍛鍊詩藝，另一方面向英詩傳統與演變取經以論述中文現代詩的表現與語言，頗多建樹，可謂詩與詩論左右開弓，阿波羅與繆思分別在他雙掌上呼風喚雨，各顯神通。
可是這不表示余光中乃全盤西化的擁護者。他寫新詩， 認為「新詩是反傳統的」、「新詩應該大量吸收西洋的影響」，但也認為新詩「事實上也未與傳統脫節」，西化的新詩「仍是中國人寫的新詩」（1968:123）。傳統與反傳統乃五四以降新詩運動乃至新文學史的重要議題，新詩的求變求新（龐德[Ezra Pound]所說的“make it new”），總已是從傳統出發又反傳統的，同時也是傳統與個人才力之間的拔河。用這個觀點來看余光中的新詩志業，應該也是合宜的。余光中投入新詩的長河，早在一九五〇年夏天經香港橫渡臺灣海峽在「美麗的島」上吟唱望鄉牧神之歌之前，當他還是廈門大學外文系大二學生時，就已在廈門的報紙發表詩作了。
一九五〇年代的中文新詩，格律派的高峰或見諸力匡在香港-南洋的表現，但更有詩學實驗野心的吳興華早在四〇年代就踐行了，雖然夏濟安主編的《文學雜誌》要到五〇年代中葉才發表他署名梁文星的〈致伊娃〉及〈現在的新詩〉等詩文。余光中在那個時代起步寫詩，難免要經過這場格律風雨的洗禮（他彼時所讀的卞之琳與馮至也寫格律詩）。這可以從他早期的幾本詩集見出端倪。在余光中的詩路旅程中，從格律新詩過度到現代主義感性並不成問題，甚至是順著新詩運動之必然趨勢。而這時的余光中所反的是那個五四的白話新詩傳統，先是降下五四的半旗，然後「升起現代文藝的大蠹」，翻開現代文學史的第二章。
我所謂順詩運之勢指的是一九五〇年代中葉的臺灣現代詩潮流向，尤其是余光中在一九五八年留美返國、發表長詩（或組詩）〈天狼星〉、引發論戰那期間臺灣現代詩那幾年的表現。我們不妨從余光中形容為 「那正是臺灣現代詩反傳統的高潮」（1976:153）的一九六一年往前回顧那五年間的大事記：一九五六年，紀弦的現代派成立，主張「新詩乃是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一九五七年，藍星與現代二詩社展開「現代主義／新現代主義」論戰；一九五九年，蘇雪林發表〈新詩壇象徵派創始者李金髮〉指象徵詩幽靈來臺、言曦發表〈新詩閒話〉指責新詩晦澀，遂掀起一場新詩筆戰；同年四月《創世紀》（第十一期）改版，提倡詩的世界性與超現實性，第十二期（七月號）發表洛夫長詩《石室之死亡》；一九六一年，張默與瘂弦主編《六十年代詩選》（高雄：大業書店）出版；同年《現代文學》先後刊出的余光中的〈天狼星〉與洛夫的長篇評文〈《天狼星》論〉，引發余洛二人筆戰，余光中後來發表〈再見，虛無〉回應。那段期間，一九五八年秋至翌年夏，余光中赴美留學，新大陸的生命經驗與美學感知顯然有助與他闊步邁向現代主義，但是在論戰衝鋒陷陣之餘，也令他反思臺灣現代詩以及他自己的詩志業的出路。那出路就是轉進「新古典主義」；於是便有了一九六四年出版的詩集《蓮的聯想》，以及細究古典詩藝的長文〈象牙塔到白玉樓〉。《蓮的聯想》詩題很難不令人聯想到漢詩樂府的「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何況文星版詩集序一開頭就是「身為一半的江南人⋯⋯」（2007:17）。蓮固然是古典的象徵（「古典留我」[2007:44]），也是東方的意象（「是以東方甚遠，東方甚近」[2007:52]、「東方/有一支蓮[2007:130]」），四十多年後他回顧那年夏天的靈光一現（epiphany），自承彼時他「正倦於西方現代主義之飛揚跋扈，並苦於東歸古典之無門。天啓一般，忽有蓮影亭亭，荷香細細，引我踏上歸途」（2007:9）。「拒絕〔向西方〕遠行」的詩人找到了他的「比特麗絲」（Beatrice）（「甄甄／真真」），於是《蓮的聯想》類似但丁的「新生於焉開始」， 然而這卷詩集並非但丁的《新生》那樣的愛情絮語，而是一卷以「新古典主義」對抗現代主義的寓言（allegory）之作，寫的是「詩情，而非「情詩」。因此，新古典主義在勢必也只是過渡。這也是為甚麽在集中的〈燭光中〉有「現代和古典猶未定邊疆」（2007:152）這樣的句子，以及〈第七度〉裏的「這裏 / 是現代的邊境，⋯⋯//⋯⋯現代 / 狹窄的現代能不能收容我們？」（2007:136-138）。換句話說，那年夏天在臺北植物園小蓮池畔第一次看見蓮的詩人，雖然不是打江南走過，很可能跟鄭愁予詩中的說話者一樣「不是歸人，是個過客⋯⋯」（鄭愁予 115），儘管他自己認為那是「歸人心情」（2007:9）。
這麼說其實合乎「正反合」的辯證思維：現代（現代主義）為「正」，古典（新古典主義）為「反」，「合」是彼時隔霧的未來（「古代隔煙，未來隔霧⋯⋯」[2007:137]）。余光中的詩文背後的思維其實相當符合辯證法，我們甚至不妨說其詩文的機智趣味也是辯證思維的產物。這一點當年熊秉明（1966）論余光中的《蓮的聯想》中的三聯句時也曾指出。至於那隔霧的未來，余光中自己也在九歌版的新序上說，《蓮的聯想》出版三個月後，同年九月我便二度去了美國，對李賀與李商隱的耽溺也就在新大陸漸漸「解魅」了。等到一九六六年回臺前夕，〈敲打樂〉的重金屬響起，我的詩情已因現實的壓力而進入了《在冷戰的年代》，場景全換了，⋯⋯。 （2007a:10）
一九六〇年代中葉，美蘇冷戰對峙，美越戰爭如火如荼，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正鋪天蓋地展開，美國民權運動方興未艾，彼時人在美國的余光中「獨在異鄉為異客」，難免要「感時憂國」一番。與此同時，余光中也見證了現代詩在美國的典範轉移，維廉．凱樂士．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 已取代艾略特（一九六四年過世）成為詩壇要角，余光中在一九五九年首度赴美時見到的佛洛斯特（Robert Frost）重新受肯定，痞世代（Beat Generation）詩人的冒現，在在代表明朗、口語、主感才是王道。對某些文學史家來說，那正是美國後現代主義詩潮的臨界點。
如果我們同意余光中自己說的，寫完〈天狼星〉，他「已經暢所欲言，且已生完了現代詩的痲疹，總之〔他〕已經免疫了。〔他〕再也不怕達達和超現實的細菌了」（1968:184），那麼，寫完《蓮的聯想》，他也告別了他所自詡的新古典主義，從江南回到南國鯤島──「走下新生南路，在冷戰的年代」（1970:106）或走在「廈門街的那邊有一些蠢蠢的記憶的那邊」（1970:46）。《在冷戰的年代》開啓了余光中的「中期」詩路，此後他果真「暢所欲言」，儘管詩觀繼續變化。在詩集出版後接下來四十七年的歲月裏，他出版了從《白玉苦瓜》到《太陽點名》十一部詩集，交出了〈白玉苦瓜〉、〈九廣鐵路〉、〈蜀人贈扇記〉、〈五行無阻〉、〈大衛雕像〉等無數名篇，其詩力的續航能耐不可謂不強大。
夏志清曾說，余光中自承其詩成就高於散文，但他卻認為「後世讀者可能歡迎他〔余光中〕的抒情散文，有甚於他的詩」（156）。余光中在散文上的努力有三個方向：即他名之曰「自傳性的抒情散文」（2008:116）的抒情散文、評論散文（或文藝批評）與專欄隨筆及雜文。在為現代詩搖旗吶喊的同時，他就鼓吹散文革命了。 當年在《文星》刊出的那篇〈剪掉散文的辮子〉今天仍為人所津津樂道。 他指出彼時「學者」、「花花公子」、「浣衣服」三款散文類外的第四款散文才是「新散文」──「現代散文」。這種現代散文──於他其實就是他的抒情散文──「講究彈性、密度、和質料」（2000:56）。寫現代散文的余光中，顯然是將自己視為文字的煉金術士，就像他自己說的：「我倒真想在中國文字的風火爐中，煉出一顆丹來。⋯⋯我嘗試把中國的文字壓縮，搥扁，拉長，磨利，把它拆開又拼攏，摺來且疊去」（2000:262）。後面這句話早已成為他的散文論述名言。這類「字字計較」的抒情散文的典型例子有〈鬼雨〉、〈逍遙遊〉、〈萬里長城〉、〈聽聽那冷雨〉、〈登樓賦〉、〈地圖〉、〈我的四個假想敵〉、〈記憶像鐵軌一樣長〉等，名篇繁多不及備載。這些抒情散文的題材或感性也許多是「陰柔」的，但卻以陽剛的文體展現，可以說是余光中的「陰陽並濟」獨家散文風格，頗能反映他自己說的「心裏有猛虎在細嗅薔薇」（203）。
余光中早期的散文集多是抒情散文與評論散文兼收。他的首三本散文集中，第一本《左手的繆思》出版於一九六三年，裏頭的〈記佛洛斯特〉、〈石城之行〉與〈塔阿爾湖〉應屬自傳性抒情散文（〈猛虎和薔薇〉算是初試美文身手），但其他的大都可歸入批評文章類。第二本《掌上雨》，卻是一本評論與雜文集，並沒有收入抒情散文。其實，余光中認為他的抒情散文與詩頗為接近，「就連論評的散文也不時呈現詩的想像」（2008:116）。他的評論散文多涉及現代詩與當代詩人，以其批評文字之犀利，堪稱當年文壇第一健筆，在那烽火連天的年代，為現代詩開疆闢土立功不小。就臺灣現代詩史而言，他的詩論散文，尤其是析論方旗、方莘、方娥真的「三方論」，以及重新勘繪現代詩版圖的〈新現代詩的起點〉等篇或序，既有伯樂之先見與洞見，復為臺灣現代詩把脈，點出七〇年代現代詩論戰之後的路向，可以說已是建立現代詩典律的文獻。這類評論散文包括他的藝評文字，以及他為其他作家所作的序，甚至是他的自序文。不過，他的評論散文論述對象除了現代詩人外，古典詩人與歐美詩人也在他的視野裏。他的古典論述之作中，〈象牙塔到白玉樓〉與〈龔自珍與雪萊〉尤為重要篇什，後者也屬比較文學研究。歐美詩人評介則是他《左手的繆思》時期的主要關注，那些年他也在如火如荼譯介英美詩人。
回到藍墨水的上游／張錦忠
壹
在余光中教授去世前半年左右，蘇其康老師發起籌編一本論余光中作品的文集，預計二〇一八年出版，既為詩人重九九十華誕祝壽，也為余學累積研究彙編。這個心意顯然因余光中於去年底辭世而落空了一半。不過，我們幾位編者覺得原本的心意還有一半可以實現，如果原先答允撰稿邀稿的文友與學界同人多數能夠如期供稿，編一本研究余光中的人無法繞過的論文集還是很值得做的事。
世人所知道的余光中，當然是當代中文文學世界的重要詩人與散文家。在戰後臺灣文壇開啓「現代詩紀」的一九五〇年代初期，詩人們像崛起的星群，在文學的夜空中競相放光，到了五〇年代中葉，藍星、現代詩社、創世紀三分詩壇天下，爾後才有笠詩社冒現，三分變成四方，於是臺灣現代詩風從超現實到鄉土，都有所表現，各自展顏。現代詩能在彼時成為臺灣文學的主要能動力量，余光中、覃子豪、紀弦、洛夫等前行者為現代詩搖旗，在寫詩，交出作品之外，編詩刊、釋詩、譯詩、論詩，乃至論戰，為當時的現代詩運動推波助瀾，居功至偉，余光中更是其中的重要代言人。余光中以其外文系背景，熟悉西方現代文學，詩尤其是他的「第一興趣」，一方面取法英美詩歌以鍛鍊詩藝，另一方面向英詩傳統與演變取經以論述中文現代詩的表現與語言，頗多建樹，可謂詩與詩論左右開弓，阿波羅與繆思分別在他雙掌上呼風喚雨，各顯神通。
可是這不表示余光中乃全盤西化的擁護者。他寫新詩， 認為「新詩是反傳統的」、「新詩應該大量吸收西洋的影響」，但也認為新詩「事實上也未與傳統脫節」，西化的新詩「仍是中國人寫的新詩」（1968:123）。傳統與反傳統乃五四以降新詩運動乃至新文學史的重要議題，新詩的求變求新（龐德[Ezra Pound]所說的“make it new”），總已是從傳統出發又反傳統的，同時也是傳統與個人才力之間的拔河。用這個觀點來看余光中的新詩志業，應該也是合宜的。余光中投入新詩的長河，早在一九五〇年夏天經香港橫渡臺灣海峽在「美麗的島」上吟唱望鄉牧神之歌之前，當他還是廈門大學外文系大二學生時，就已在廈門的報紙發表詩作了。
一九五〇年代的中文新詩，格律派的高峰或見諸力匡在香港-南洋的表現，但更有詩學實驗野心的吳興華早在四〇年代就踐行了，雖然夏濟安主編的《文學雜誌》要到五〇年代中葉才發表他署名梁文星的〈致伊娃〉及〈現在的新詩〉等詩文。余光中在那個時代起步寫詩，難免要經過這場格律風雨的洗禮（他彼時所讀的卞之琳與馮至也寫格律詩）。這可以從他早期的幾本詩集見出端倪。在余光中的詩路旅程中，從格律新詩過度到現代主義感性並不成問題，甚至是順著新詩運動之必然趨勢。而這時的余光中所反的是那個五四的白話新詩傳統，先是降下五四的半旗，然後「升起現代文藝的大蠹」，翻開現代文學史的第二章。
我所謂順詩運之勢指的是一九五〇年代中葉的臺灣現代詩潮流向，尤其是余光中在一九五八年留美返國、發表長詩（或組詩）〈天狼星〉、引發論戰那期間臺灣現代詩那幾年的表現。我們不妨從余光中形容為 「那正是臺灣現代詩反傳統的高潮」（1976:153）的一九六一年往前回顧那五年間的大事記：一九五六年，紀弦的現代派成立，主張「新詩乃是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一九五七年，藍星與現代二詩社展開「現代主義／新現代主義」論戰；一九五九年，蘇雪林發表〈新詩壇象徵派創始者李金髮〉指象徵詩幽靈來臺、言曦發表〈新詩閒話〉指責新詩晦澀，遂掀起一場新詩筆戰；同年四月《創世紀》（第十一期）改版，提倡詩的世界性與超現實性，第十二期（七月號）發表洛夫長詩《石室之死亡》；一九六一年，張默與瘂弦主編《六十年代詩選》（高雄：大業書店）出版；同年《現代文學》先後刊出的余光中的〈天狼星〉與洛夫的長篇評文〈《天狼星》論〉，引發余洛二人筆戰，余光中後來發表〈再見，虛無〉回應。那段期間，一九五八年秋至翌年夏，余光中赴美留學，新大陸的生命經驗與美學感知顯然有助與他闊步邁向現代主義，但是在論戰衝鋒陷陣之餘，也令他反思臺灣現代詩以及他自己的詩志業的出路。那出路就是轉進「新古典主義」；於是便有了一九六四年出版的詩集《蓮的聯想》，以及細究古典詩藝的長文〈象牙塔到白玉樓〉。《蓮的聯想》詩題很難不令人聯想到漢詩樂府的「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何況文星版詩集序一開頭就是「身為一半的江南人⋯⋯」（2007:17）。蓮固然是古典的象徵（「古典留我」[2007:44]），也是東方的意象（「是以東方甚遠，東方甚近」[2007:52]、「東方/有一支蓮[2007:130]」），四十多年後他回顧那年夏天的靈光一現（epiphany），自承彼時他「正倦於西方現代主義之飛揚跋扈，並苦於東歸古典之無門。天啓一般，忽有蓮影亭亭，荷香細細，引我踏上歸途」（2007:9）。「拒絕〔向西方〕遠行」的詩人找到了他的「比特麗絲」（Beatrice）（「甄甄／真真」），於是《蓮的聯想》類似但丁的「新生於焉開始」， 然而這卷詩集並非但丁的《新生》那樣的愛情絮語，而是一卷以「新古典主義」對抗現代主義的寓言（allegory）之作，寫的是「詩情，而非「情詩」。因此，新古典主義在勢必也只是過渡。這也是為甚麽在集中的〈燭光中〉有「現代和古典猶未定邊疆」（2007:152）這樣的句子，以及〈第七度〉裏的「這裏 / 是現代的邊境，⋯⋯//⋯⋯現代 / 狹窄的現代能不能收容我們？」（2007:136-138）。換句話說，那年夏天在臺北植物園小蓮池畔第一次看見蓮的詩人，雖然不是打江南走過，很可能跟鄭愁予詩中的說話者一樣「不是歸人，是個過客⋯⋯」（鄭愁予 115），儘管他自己認為那是「歸人心情」（2007:9）。
這麼說其實合乎「正反合」的辯證思維：現代（現代主義）為「正」，古典（新古典主義）為「反」，「合」是彼時隔霧的未來（「古代隔煙，未來隔霧⋯⋯」[2007:137]）。余光中的詩文背後的思維其實相當符合辯證法，我們甚至不妨說其詩文的機智趣味也是辯證思維的產物。這一點當年熊秉明（1966）論余光中的《蓮的聯想》中的三聯句時也曾指出。至於那隔霧的未來，余光中自己也在九歌版的新序上說，《蓮的聯想》出版三個月後，同年九月我便二度去了美國，對李賀與李商隱的耽溺也就在新大陸漸漸「解魅」了。等到一九六六年回臺前夕，〈敲打樂〉的重金屬響起，我的詩情已因現實的壓力而進入了《在冷戰的年代》，場景全換了，⋯⋯。 （2007a:10）
一九六〇年代中葉，美蘇冷戰對峙，美越戰爭如火如荼，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正鋪天蓋地展開，美國民權運動方興未艾，彼時人在美國的余光中「獨在異鄉為異客」，難免要「感時憂國」一番。與此同時，余光中也見證了現代詩在美國的典範轉移，維廉．凱樂士．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 已取代艾略特（一九六四年過世）成為詩壇要角，余光中在一九五九年首度赴美時見到的佛洛斯特（Robert Frost）重新受肯定，痞世代（Beat Generation）詩人的冒現，在在代表明朗、口語、主感才是王道。對某些文學史家來說，那正是美國後現代主義詩潮的臨界點。
如果我們同意余光中自己說的，寫完〈天狼星〉，他「已經暢所欲言，且已生完了現代詩的痲疹，總之〔他〕已經免疫了。〔他〕再也不怕達達和超現實的細菌了」（1968:184），那麼，寫完《蓮的聯想》，他也告別了他所自詡的新古典主義，從江南回到南國鯤島──「走下新生南路，在冷戰的年代」（1970:106）或走在「廈門街的那邊有一些蠢蠢的記憶的那邊」（1970:46）。《在冷戰的年代》開啓了余光中的「中期」詩路，此後他果真「暢所欲言」，儘管詩觀繼續變化。在詩集出版後接下來四十七年的歲月裏，他出版了從《白玉苦瓜》到《太陽點名》十一部詩集，交出了〈白玉苦瓜〉、〈九廣鐵路〉、〈蜀人贈扇記〉、〈五行無阻〉、〈大衛雕像〉等無數名篇，其詩力的續航能耐不可謂不強大。
夏志清曾說，余光中自承其詩成就高於散文，但他卻認為「後世讀者可能歡迎他〔余光中〕的抒情散文，有甚於他的詩」（156）。余光中在散文上的努力有三個方向：即他名之曰「自傳性的抒情散文」（2008:116）的抒情散文、評論散文（或文藝批評）與專欄隨筆及雜文。在為現代詩搖旗吶喊的同時，他就鼓吹散文革命了。 當年在《文星》刊出的那篇〈剪掉散文的辮子〉今天仍為人所津津樂道。 他指出彼時「學者」、「花花公子」、「浣衣服」三款散文類外的第四款散文才是「新散文」──「現代散文」。這種現代散文──於他其實就是他的抒情散文──「講究彈性、密度、和質料」（2000:56）。寫現代散文的余光中，顯然是將自己視為文字的煉金術士，就像他自己說的：「我倒真想在中國文字的風火爐中，煉出一顆丹來。⋯⋯我嘗試把中國的文字壓縮，搥扁，拉長，磨利，把它拆開又拼攏，摺來且疊去」（2000:262）。後面這句話早已成為他的散文論述名言。這類「字字計較」的抒情散文的典型例子有〈鬼雨〉、〈逍遙遊〉、〈萬里長城〉、〈聽聽那冷雨〉、〈登樓賦〉、〈地圖〉、〈我的四個假想敵〉、〈記憶像鐵軌一樣長〉等，名篇繁多不及備載。這些抒情散文的題材或感性也許多是「陰柔」的，但卻以陽剛的文體展現，可以說是余光中的「陰陽並濟」獨家散文風格，頗能反映他自己說的「心裏有猛虎在細嗅薔薇」（203）。
余光中早期的散文集多是抒情散文與評論散文兼收。他的首三本散文集中，第一本《左手的繆思》出版於一九六三年，裏頭的〈記佛洛斯特〉、〈石城之行〉與〈塔阿爾湖〉應屬自傳性抒情散文（〈猛虎和薔薇〉算是初試美文身手），但其他的大都可歸入批評文章類。第二本《掌上雨》，卻是一本評論與雜文集，並沒有收入抒情散文。其實，余光中認為他的抒情散文與詩頗為接近，「就連論評的散文也不時呈現詩的想像」（2008:116）。他的評論散文多涉及現代詩與當代詩人，以其批評文字之犀利，堪稱當年文壇第一健筆，在那烽火連天的年代，為現代詩開疆闢土立功不小。就臺灣現代詩史而言，他的詩論散文，尤其是析論方旗、方莘、方娥真的「三方論」，以及重新勘繪現代詩版圖的〈新現代詩的起點〉等篇或序，既有伯樂之先見與洞見，復為臺灣現代詩把脈，點出七〇年代現代詩論戰之後的路向，可以說已是建立現代詩典律的文獻。這類評論散文包括他的藝評文字，以及他為其他作家所作的序，甚至是他的自序文。不過，他的評論散文論述對象除了現代詩人外，古典詩人與歐美詩人也在他的視野裏。他的古典論述之作中，〈象牙塔到白玉樓〉與〈龔自珍與雪萊〉尤為重要篇什，後者也屬比較文學研究。歐美詩人評介則是他《左手的繆思》時期的主要關注，那些年他也在如火如荼譯介英美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