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論—不好說，說不好，不得不說
一、個人歷史是個人寫就，時代風潮的推波助瀾及約束遮蔽卻也至深至遠
古今中外歷史上，多有父子並稱、兄弟齊名的人物。中國有「三曹」、「二王」、「二晏」、「三蘇」、「三袁」等，國外有「格林兄弟」、「大小仲馬」、「龔古爾兄弟」等，不勝枚舉。周氏兄弟正是這樣的人物。與上述人物相比，周氏兄弟在關係、性情、成就、思想、處世、結局等方面又差異巨大。他們早年兄弟情深，中年兄弟失和，晚年聲望境遇天地懸殊，生前身後遭遇大相徑庭，評價也是各趨一端。對魯迅是讚譽者居多，甚至一度神化，回歸常態後，批評之詞始終不佔主流，卻也言辭犀利，其中既有卓見，也有偏見；對周作人則是從肯定為主流，到批判為主流，再到肯定為主流，功過區分明確，愛之者卻也多有過分崇拜回護之舉。
周作人聲名鵲起後，思想及文采都高出同時代人物一籌，尤其是20世紀20年代，他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一度還在乃兄魯迅之上—起碼也是各擅勝場、不分軒輊的。周作人躲進「苦雨齋」後，世人多有不滿之詞，對他的成就仍然給予高度評價。而做出這種評價的，既有被視為與周作人趣味相投、份屬同道的右翼人物（如胡適、林語堂等），也有與周作人思想上格格不入，又能超脫於派別成見之外的左翼人物（如郭沫若、鄭振鐸等）。周作人以聲望卓絕的社會精英淪落為漢奸後，遭到社會各界嚴厲斥責，處境艱難、聲名狼藉，如此結局純屬咎由自取。此後，即便世人多有惋惜之情，對他的評價不能不受到相當的影響。儘管如此，不少人始終強調需要重視周作人的創作成就和思想觀點。舒蕪即認為：「周作人的身上，就有中國新文學史和新文化運動史的一半，不了解周作人，就不可能了解一部完整的中國新文學史和新文化運動史。」
周氏兄弟不像某些作家那樣局限於某一領域或某一體裁，而是在多個領域、多種體裁都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並且取得了至高的成就。更重要的是，他們既是成就斐然的文學家，更是對歷史及現實鞭辟入裏的思想家。他們在中國近代史上是獨一無二的巨大存在。正如鄭振鐸所說的：「假如我們說，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有甚麼成就，無疑的，我們應該說，魯迅先生和他（指周作人—引者）是兩個顛撲不破的巨石重鎮；沒有了他們，新文學史上便要黯然失光。」從某種角度而言，周作人是少有的在思想層面足以與魯迅匹敵對話的人物。
周氏兄弟一母同胞，這就先天性地在他們之間建立了難以割捨的關聯。而他們在文學、思想方面超越時代的成就及影響，藝術風格的各異其趣，尤其是兄弟失和後大相徑庭的遭遇，始終讓人們對他們高度關注，並且不斷將他們置於同一平臺加以比較。周氏兄弟，一個早逝，一個長壽；一個激昂，一個平和；一個生前深受敬仰，死後備享哀榮，一個生前淪落為漢奸，後半生卑微困頓。早逝者，以積極抗爭的思想風範、對國民性的深刻洞察，以及對深陷苦難泥潭的國人的深廣熾熱情懷，譽滿中外；長壽者，以消極淡漠的處世作風，對國家苦難置身事外，甚至將個人慾求置於國家利益之上，賣身投靠。因此，對魯迅和周作人的評價，基本的事實就是，無論是魯迅的「生榮死哀」，還是周作人的卑微困頓，都是他們的生平行事及思想變動的「前因」種下的「後果」。
然而，個人歷史固然是個人寫就，身後遭遇卻絕非個人意志所能掌控。周氏兄弟身後，一個被尊為「導師」、「民族魂」，一度被塑造為接近真理化身的「神」，另一個被指斥為喪失氣節、為虎作倀的「漢奸」、「敗類」，一度被描繪為無惡不作的「鬼」。如此局面的形成，不僅取決於他們的生平行事及思想變動（這無疑是基礎條件），時代風潮的推波助瀾及約束遮蔽卻也至深至遠。時代風潮塑造的人物形象違背個人意志、甚至顛覆歷史事實的事例也是屢見不鮮。
因此，周氏兄弟生前身後遭遇固然大相徑庭，卻都有無法掌握命運的成分在內。被尊為「導師」、「民族魂」的，與特定的時代風潮相得益彰，風光無限，卻未必完全反映真實，未必是他樂意看到的；被指斥為「漢奸」、「敗類」的，並非污衊之詞，指斥也並非僅僅因為政治污點，還在於他的思想與特定的時代風潮格格不入。周作人多次說過「壽則多辱」的話。壽與榮辱未必有直接的關聯，周氏兄弟的一榮一辱，卻與他們的壽有着某種難以明言的關聯。而不同時代對周氏兄弟的不同評價，不僅是人們觀察視角、認知深度的變化帶來的，還取決於現實生活中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這樣，即便人們對魯迅和周作人的認知日益充分、全面、客觀，對他們的解讀仍然不能不包含着不同時期的現實生活的投影。
二、當前評價周氏兄弟環境的寬容不可以道里計，歷史資料的差異不可忽視
當前，社會環境的寬容不可以道里計。隨着歷史資料的搜集整理及諸多研究著作的陸續出版，關於周氏兄弟的許多基本事實已經大致清楚，以往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狀況已經明顯改變。然而，想要對周氏兄弟做出充分、全面、客觀的評價仍然是頗為困難的。這不僅因為他們思想的博深和生平的複雜，也不僅在於歷史資料仍然有所匱乏，以至於對他們的生平及思想中的空白點和疑點問題難以完全釐清。評價周作人的困難和以往主要出於政治因素不同，更多的是出於解讀的分歧和差異。對魯迅和周作人的解讀的分歧和差異，甚至讓人恍然覺得不同人面對的不是同一對象。將他們置於同一平臺加以比較時尤其如此—肯定一個往往被認為暗含着否定另一個。反之亦然。
然而，評價魯迅和周作人，首先要做的就是必須將他們當成平等、獨立的個體，再置於同一平臺。這樣的觀點，道理極為淺顯，想要做到卻並不容易。很長時間裏，周作人研究在相當程度上都是依附於魯迅研究的（許多涉足周作人研究的學者，往往也是從事魯迅研究的學者）。在特殊的歷史時期，周作人研究依附於魯迅研究，反倒是名正言順地開展研究的保護屏障。而這樣的情形畢竟是非正常的狀態。周作人研究成熟的標誌，除了從文集出版、資料建設、研究著作等方面衡量之外，更為根本的一點，就是需要擺脫依附於魯迅研究的狀態，擺脫以魯迅的標準評價周作人、評價是非的狀態。也就是說，需要將周作人作為研究主體，基於周作人的獨特性作出評判。
毫無疑問，揭示歷史真相的基礎是歷史資料。對於歷史人物而言，尤其是對於魯迅和周作人這樣主要以著述影響人心、揚名後世的文學家、思想家，他們各自的著作自然是展現真實形象的首選歷史資料。除此之外，當時的報紙、雜誌、相關著作等載體對他們的報道和介紹，以及親友和接觸者對他們的回憶，都是構建他們的真實形象的重要歷史資料。由於魯迅和周作人生前身後的遭遇大相徑庭，他們的文集出版、研究著作暫且不論，歷史資料的差異不可忽視。
關於周氏兄弟（尤其是魯迅）的歷史資料，都有過相當程度的整理出版。然而，作為當事人的魯迅和周作人，出於利害考量，有意對一些涉及隱私的史實加以迴避，不願對外人道及，即便知道會給後人帶來不便，卻不以為意，甚至毀棄歷史資料，留下難解的謎團；周氏兄弟也不像胡適等人那樣，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現實作為必然佔有歷史地位，後人必然對他的歷史加以研究，對歷史資料精心地加以整理、保存。因此，周氏兄弟的歷史資料仍然存在許多不盡人意之處。
20世紀20年代起，周氏兄弟聲望日著，直至成為享有崇高聲望的「雙子星座」。對於他們的創作及思想，即便左翼人物對周作人多有批評，右翼人物對魯迅多有批評，社會各界多從正面角度看待，對他們的成就的肯定始終是主流看法。魯迅逝世後，被稱譽為「民族魂」，評價越來越高，對他的評價逐漸不再是單純的對個人的評價，甚至出現了許多背離實際的論調。周作人淪落為漢奸後，對他嚴厲批判並無不可，社會各界又不可避免地帶着苛刻的有色眼光，對他的成就多有貶低或抹殺，對他的罪行、錯誤和不足多有放大。尤其是1949年後，對魯迅和周作人的評價更是差異巨大，由此造成的局面是，前半生成就一度不分軒輊的周氏兄弟以差異巨大的形象示人，以魯迅成「神」，周作人成「鬼」稱之並不為過。這顯然不是真實的形象。過度的溢美和過度的貶損同樣不可取，「神」不是真實的，「鬼」也未必總是真實的。
魯迅生前預言般地寫道：「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兩亡，於是無聊之徒，謬託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的。」即便如此，他絕對料想不到自己身後竟然被讚譽到了幾乎無以復加的程度。這些讚譽中有些是發自內心、名實相副的真知灼見，有些則是見風使舵、言不由衷的謬論諛詞。周作人對淪落為漢奸堅持「不辯解」的態度，晚年的他在政治上低人一等、飽受冷落和歧視，生活上既受到一定優待，又有諸多限制，他根本無力改變處境。然而，他看到關於自己和魯迅天地懸殊的評價，即便心有不忿，也應該知道如此遭遇雖說超乎常理，卻又是事出有因，更何況，怨天尤人絕非明智之舉。
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當事人留下的歷史資料不能不烙下深刻的時代印記。由此帶來的結果是，關於魯迅的歷史資料，寬容、拔高，乃至面壁虛構的神化相當之多；關於周作人的歷史資料，苛刻、貶低，乃至無中生有的醜化相當不少。這對於揭示他們的真實形象帶來了許多干擾。關於魯迅和周作人的歷史資料，孫郁、黃喬生評估道：「我們有一個基本的判斷，即：回憶周作人的文字較為可信一些，或者說，虛假的成分要少一些。因為，解放後他的地位非常低，與魯迅的享有盛譽形成極大反差。讚頌的文字幾乎沒有，大部分回憶文字用的是冷靜觀察，客觀敘述的筆調。然而，只講事實，卻正是回憶文字應當遵循的原則。我們看20世紀80年代以後的回憶文字，倒要稍稍注意另一種偏向，即對周作人的過分貶低。例如，有些文章以先入之見為主導，一開始就把漢奸的帽子給他戴上，那麼再去敘述和分析他的言行，形象就差得多了。」魯迅和周作人的歷史資料先天不足的狀況，自然會對他們的評價產生或明或暗的影響。因此，對歷史資料的梳理和辨析，是構建魯迅和周作人的真實形象的前提工作。
三、「文」與「人」既有關聯，「文」與「人」也需剝離，偏倚一端難說公正
「風格即人」是基於法國博物學家、作家布封1753年的演講《論風格》的觀點形成的一個命題。這樣的命題廣為人知、流傳久遠自有其合理性。
考之古今中外歷史上相關人物的「文」與「人」，文章風格鮮明、為人端正坦蕩的人物不可勝數。東晉陶淵明以出仕做官為苦，退而隱逸田園，被稱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歸去來兮辭》、《五柳先生傳》等，文采境界非比尋常，「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正是「質性自然」性情和追求的寫照。北宋范仲淹憂國憂民，處世主張「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腹中有數萬甲兵，鎮守西北邊防，讓西夏深為忌憚，主持「慶曆新政」功敗垂成，其積極入世、造福萬民的胸懷卻引得後世敬仰，《岳陽樓記》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更是成為激勵後人的錚錚名言。這些「人」言行一致，堪為楷模，在相當程度上體現了「人」決定「文」。
才氣縱橫、人品飽受非議之人，也如過江之鯽。西晉文學家潘岳（字安仁），相貌俊美，「貌若潘安」的成語由此而來，《悼亡詩》開悼亡題材之先河，《秋興賦》、《閒居賦》等文辭優美，稱得上是才貌雙全；且兼事母至孝，對結髮妻子一往情深。其又追名逐利，投靠把持朝政的外戚賈謐，奴顏婢膝之態讓人不齒。二十四史之一《魏書》作者魏收，史才過人，當時即受到諸多大家名流稱讚，本人也以文史之才自負，並且狂言道：「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其出使南朝期間，又大肆採買女子為婢妾，同時大收財物，貪贓枉法。「人稱其才，而鄙其行。」以此而論，「文」又在相當程度上不能反映「人」。
肯定或否定「風格即人」的觀點，都能找到有力例證。
魯迅和周作人的「文」，非同凡品，雖然難有一致定論，卻譽之者多，貶之者少。學識方面，他們都是博覽群書之士，尤其重視野史雜書，學養充沛，典故史實信手拈來，對歷史、人事的見解犀利獨到，後世不斷驗證其洞察先機之明。對於魯迅和周作人的「人」，卻是爭議甚大，甚至截然對立。尤其是周作人，鄙薄其為人的不在少數，反對「風格即人」的人自然要多於贊同的人。縱觀周氏兄弟的「文」和「人」，具有相當的複雜性，既有大體一致的一面，也有並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的一面，很難以「風格即人」的命題簡單論定。
「文」和「人」固然不能一概而論，「文」和「人」終究難以一刀兩斷。魯迅寫道：「人以文傳，文以人傳。」對於周氏兄弟，如果魯迅沒有數百萬言的煌煌大論，他的「人」是否還有讓後人持續追蹤的魅力？如果周作人不是淪落為漢奸，做人有愧，人們論及他的「文」又何需瞻前顧後，難以放言暢論？
有人喜歡魯迅，反感周作人，包括「文」和「人」。增田涉寫道：「和想到魯迅同時浮現的，決不是教訓說教的、可怕的、講客氣的人，而是和藹可親，完全可以信賴的，因此能夠坦白地說話，毫不感到威嚴之類的重壓。作為朋友，年齡相差頗大，要說是老師，又不覺得那麼敬畏，總之，顯得是個慣於得到人信任的人。」他對周作人的印象完全相反：「我對於周作人無論如何也沒有好感，儘管他寫作多麼有名的隨筆說着漂亮話，但在為人上我是不喜歡的。」李澤厚同樣「厚魯」而「薄周」：「魯迅一直是我最崇敬的人物。我是頑固的挺魯派……魯迅不僅思想好、人品好，文章也最好。一些人極力拔高周作人、張愛玲等人，用以壓倒或貶低魯迅，用文學技巧來壓倒思想內容。學界也流行以『知識』、『學問』來壓倒和貶低思想。其實，嚴復當年就說過，中國學人崇博雅，『誇多識』；而西方學人重見解，『尚新知』。愛因斯坦的新知、見解，難道不勝過一座圖書館嗎？」「他的巨大思想深度，他把這深度融化為情感力量和文體創造等等，形成了一種其他現代作家難以比擬的境界。」「我不喜歡周作人，特別對現在有些研究者把周作人捧得那麼高很反感。魯迅那麼多作品讓我留下那麼深刻的印象，周作人則沒有一篇。」「（周作人）本想以個人反抗社會、反抗國家，但發覺社會、國家的強大和個人的無力，因此，很快找到與社會隔絕的渺小園地，自己在這園地裏遊戲，娛樂，談龍談虎，品茶聊天，實際是麻醉自己，自欺欺人。……好些人把周作人捧得很高，我很反感。我很不喜歡這種假隱士式的可憐的『個人主義』（如果還可以叫『個人主義』的話）。」
有人讚賞周作人，甚至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廢名（馮文炳）寫道：「我們常不免是抒情的，知堂先生總是合禮，這個態度在以前我尚不懂得。十年以來，他寫給我輩的信札，從未有一句教訓的調子，未有一句情熱的話，後來將今日偶然所保存者再拿起來一看，字裏行間，溫良恭儉，我是一旦豁然貫通之，其樂等於所學也。在事過情遷之後，私人信札有如此耐觀者，此非先生之大德乎。」他對魯迅（尤其是對成為左翼「盟主」的魯迅）又多有不敬之語：「『前驅』與『落伍』如果都成了群眾給你的一個『楮冠』，一則要戴，一則不樂意，那你的生命跑到那裏去了？即是你丟掉了自己！……我總覺得是很可惜似的。」和周氏兄弟有過筆墨爭論的「現代評論派」的陳源對周氏兄弟也是區別看待的：「魯迅，即教育部僉事周樹人先生的名字。……豈明先生……與他的令兄比較起來，真是小巫遇見了大巫。有人說，他們兄弟倆都有他們貴鄉紹興的刑名師爺的脾氣。這話，豈明先生自己也好像曾有部分的承認。不過，我們得分別，一位是沒有做過官的刑名師爺，一位是做了十幾年官的刑名師爺。」
四、時代主題的轉變是理解周氏兄弟的限定條件，事實是評價的核心要素
周氏兄弟出生、生活於戰亂不斷的時代，更有日本等外敵虎視眈眈、圖謀吞併，毫無疑義是「亂世」。當前雖然不能人人衣食無憂、逍遙自在，卻再無受戰爭牽連而性命不保之劫難，國人甚至對戰亂印象淡薄、理解膚淺，是難得的「治世」。時代主題的轉變是理解周氏兄弟的限定條件，許多人忽略的正是這樣的限定條件。將周氏兄弟和他們的時代加以剝離，孤立地評價其「文」與「人」，得出的結論即便不是謬誤叢生，也與事實相差甚遠。
當前社會環境下，許多人更欣賞周作人那些不食人間煙火的文章，平心靜氣，沖淡閒適；許多人對魯迅那些火藥味甚濃的文章多有隔膜，甚至心生反感。這絕非周作人的文章質量高於魯迅，而是許多人欣賞的周作人的文章，多以談論日常生活為主題，談文學，談翻譯，談飲食，談喝茶，談風俗，談舊事，談老友……，外患的消除和經濟的發展，使得人們的危機感日益淡薄，關注家國大事的情懷日益淡薄。日常生活中，許多人關注的多是切身事務，如何提高生活，如何得名獲利，如何休閒放鬆……。周作人的許多文章恰好涉及這些方面，高度契合了人們的心理。以此而論，「周作人熱」（類似的還有「張愛玲熱」等）的出現，更多的是時代原因造成的，並不能反映他的真正形象和價值。實際上，周作人就說過，他心裏住着「兩個鬼」，一是「紳士鬼」，二是「流氓鬼」。他生平又以戈爾特堡評論藹理斯的「叛徒」和「隱士」自許。既然內在心理具有多面性、複雜性，外化為文章，自然不會只有一副面孔。甚至可以說，許多人欣賞的沖淡閒適的文章，根本不是周作人文章的主體。
之所以如此，緣於許多人對周作人的選擇具有相當的狹隘性，對他的理解具有相當的偏頗性。所謂的選擇的狹隘性，是指集中於沖淡閒適的文章，這樣的文章確實是周作人作品中的上品，並且佔有相當的分量，卻只是他的作品的一個側面。周作人的作品，以體裁論，有散文、雜文、詩歌、翻譯、學術等；以內容論，有生活、歷史、時事、文學、自傳、兒童、民俗等；以風格論，有拍案而起之作，有窗下閒談之作；有高頭講章之作，有詼諧玩笑之作。魯迅評價陶淵明時寫道：「除論客所佩服的『悠然見南山』之外，也還有『精衛啣微木，將以填滄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類的『金剛怒目』式，在證明着他並非整天整夜的飄飄然。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見南山』的是一個人，倘有取捨，即非全人，再加抑揚，更離真實。」這才是完整的陶淵明。周作人亦是如此。所謂的理解的偏頗性，是許多對周作人沖淡閒適的文章讚譽有加的人，往往情緒過於狂熱，對他的認知缺乏理性的態度和對比的眼光，往往過度拔高，以至於難以基於廣闊的視野將其置於歷史長河中加以評價，甚至於「只看見局部，不看見全體，只看見樹木，不看見森林。」就像20世紀30年代周作人、林語堂鼓吹晚明小品文那樣，小品文具有相當的價值，本身並無罪過，但過度拔高的評價和過於狂熱的癡迷，既與事實相悖，也導致人們對小品文心生反感。周作人亦是如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如果周作人只有沖淡閒適的文章，根本就沒有留下厚重深刻的歷史印記的資格。
周氏兄弟生活在「亂世」，魯迅持續關注時事，抨擊醜惡，關愛青年，為大眾發聲，致力於「為人生」，「改良這人生」，即便對自己的所作所為究竟效力如何心懷猶疑，卻始終是悲觀、失望而不絕望；周作人對現實多有不滿，自知無力改變現狀，以至於心灰意冷，漸漸遠離時事，躲進「苦雨齋」，沉浸於個人閒適生活，對於天下蒼生的困苦和生死漠然無謂，甚至在危難關頭跨過國家民族的底線。試想，是魯迅的堅持和吶喊有益於國人、國家，還是周作人的心態和選擇有益於國人、國家？周作人落水前的心態和選擇，是許多人在「亂世」的選擇，不宜苛求，甚至可以說，這一選擇正是源於對現實的深沉愛意以及失望後的心冷。然而，人們對於知名人物顯然期望更高，期望他們做出與身份相匹的貢獻—只有他們才能做出普通人無法做出的貢獻。因此，無論對魯迅和周作人如何評價，魯迅「心繫蒼生」的人間情懷無疑境界、格局更高，即便並不視為楷模、亦步亦趨，也應該表示相當的理解和敬意。
每個歷史人物的生平由他們在特定的時代風潮中寫就，在他們逝去後，書寫歷史的過程即宣告結束，此後即是後人解讀的過程。在後人解讀的過程中，每個時代的特定背景會對人們的視角和認知具有相當深刻的約束和影響。每個人都不能脫離自己的時代，每個時代的人們解讀歷史人物的視角自然各有不同，甚至大為不同，得出的結論也是各有不同，甚至大為不同。從周氏兄弟（尤其是魯迅）在不同時代如過山車般讓人眼花繚亂的不同評價，即可看出時代風潮約束和影響人們視角和認知的程度之一斑。然而，無論時代風潮如何變幻莫測、如何影響對周氏兄弟的評價，歷史事實既是解讀的核心要素，也是評價的前提條件。因此，只有不斷地搜集、解讀歷史資料，才能夠逐漸拼接出接近歷史真實的圖像。也可以說，只有基於歷史事實的解讀，才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儘管歷史事實不可能窮盡，對於相同的歷史事實，不同的人完全能夠解讀出大相徑庭的結論。
五、多元化的理性社會氛圍中，評價周氏兄弟並非非此即彼的對立關係
時至今日，從歷史資料的搜集整理角度而論，關於周氏兄弟的新的歷史資料的出現還有相當的空間，新的歷史資料的出現，自然有助於他們的形象的豐富，甚至足以顛覆人們的一些認知。然而，因為重大歷史資料的出現而重塑他們某一階段的歷史和形象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了。後人所要做的，就是更加充分、全面、客觀地對他們的生平及思想進行解讀，並且不可避免地持續爭論。
郁達夫寫道：「魯迅，周作人……同生在浙江紹興的一家破落的舊家，同是在窮苦裏受了他們的私塾啟蒙的教育。二十歲以前，同到南京去進水師學堂學習海軍，後來同到日本去留學，到這裏為止，兩人的經歷完全是相同的。」即便是「兩人的經歷完全是相同的」前半生，人們也很容易找到明顯的差異。至於他們失和後的後半生，差異更是一目了然。與此同時，即便是他們差異一目了然的後半生，仍然有許多相同點。作為知名人物，他們的相同或不同不僅是同胞兄弟的相同或不同，更是不同思想流派的代表。周氏兄弟的後半生，主動或被動選擇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尤其是魯迅逝世後，各自榮辱褒貶大有不同。隨着時代風潮不斷變化，人們不斷重塑着周氏兄弟的形象。這樣，儘管涉及的話題和評價屢屢變化，他們（尤其是魯迅）卻在有意無意間總是成為時代風潮的風向標。
將魯迅和周作人置於同一平臺加以比較，並非單純地為了褒揚哪一個或是為了貶損哪一個。魯迅和周作人都是知名人物，是「譽滿天下，謗亦隨之」，他們生前身後從不缺少單純的褒揚或貶損，他們的價值更多的還是體現為他們的文章、思想對後人的影響。因此，後人對他們的生平及思想進行解讀時，自然需要對前人報以「瞭解之同情」的態度，庶幾更能接近充分、全面、客觀。儘管需要警惕、排除「以論代史」、「影射史學」的影響，而無論如何追求客觀公正，後人對歷史的追蹤和撰述，都不可能不受到時代風潮的約束和影響，同時也不可能不服務於汲取可資借鑒的經驗的目的。與此同時，魯迅和周作人的巨大差異毋庸諱言。如果始終堅持一元化的評價標準，其導向必然是需要在他們之間作出非此即彼的判斷和選擇。而這樣的判斷和選擇以往已經做的太多了。事實表明，這樣的判斷和選擇在很大程度上沖淡了魯迅和周作人的真正價值。
今天是和平之世，也是一個多元化的理性社會氛圍逐漸形成的時代。這個時代的重要特點，就是人們對許多事物的看法不再動輒落入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狀態。因此，對於魯迅和周作人而言，他們既是獨立的個體，也是可以共存的個體，自然可以置於同一平臺加以比較。基於這樣的立場，他們的關係，顯然不必再是褒揚哪一個就必須貶損另一個的非此即彼的對立關係。
對魯迅而言，「魯迅熱」自然有過。相比那種大轟大鳴、轉瞬即逝的「熱」，「魯迅熱」顯然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即便因為政治的非正常干擾造成負面影響，他的影響始終是深刻廣泛的。僅以著作出版而論，就沒有一個現代作家的關注度足以與魯迅媲美。可以說，從魯迅晚年就興起了從未衰歇的「魯迅熱」—儘管與「周作人熱」的內涵和形態並不相同。周作人的文章、思想都具有獨特的審美價值，值得高度重視。他對大眾的淡漠，對魯迅的非正常態度，對這些加以指責都是合乎情理的，他的漢奸罪名更是不可能翻案。如果說周作人從慷慨凌厲轉向沖淡閒適是重大轉折的話，賣身投靠則是萬劫不復。無論如何煞費苦心地為他的落水辯護，都注定是徒勞無功的。然而，周作人的生平污點需要譴責和強調，他與一般漢奸的不同之處在於，除了譴責，更多的還是惋惜。抗日戰爭期間的漢奸群體中，政治人物汪精衛，文化人物周作人，都是讓人痛恨而惋惜的—以他們的地位、身份、才幹、成就，原本應是領導抗戰或為抗戰「鼓與吹」的國之英傑。他們卻枉顧社會各界的呼籲和警告，利令智昏，選擇了一條無可回頭的可恥道路。國民黨元老吳稚暉痛斥賣身投靠的汪精衛：「卿本佳人，奈何作賊？」寥寥八字，堪稱千載名罵。這引用在周作人身上也是妥帖的。
對於魯迅，尤其是對於周作人，爭論永遠不可能消除，而肆意漫罵解決不了問題，視而不見解決不了問題。今天的社會，既需要魯迅，也需要周作人。儘管他們的生平及思想不好說，說不好，人們又不得不說，甚至樂此不疲地說。
一、個人歷史是個人寫就，時代風潮的推波助瀾及約束遮蔽卻也至深至遠
古今中外歷史上，多有父子並稱、兄弟齊名的人物。中國有「三曹」、「二王」、「二晏」、「三蘇」、「三袁」等，國外有「格林兄弟」、「大小仲馬」、「龔古爾兄弟」等，不勝枚舉。周氏兄弟正是這樣的人物。與上述人物相比，周氏兄弟在關係、性情、成就、思想、處世、結局等方面又差異巨大。他們早年兄弟情深，中年兄弟失和，晚年聲望境遇天地懸殊，生前身後遭遇大相徑庭，評價也是各趨一端。對魯迅是讚譽者居多，甚至一度神化，回歸常態後，批評之詞始終不佔主流，卻也言辭犀利，其中既有卓見，也有偏見；對周作人則是從肯定為主流，到批判為主流，再到肯定為主流，功過區分明確，愛之者卻也多有過分崇拜回護之舉。
周作人聲名鵲起後，思想及文采都高出同時代人物一籌，尤其是20世紀20年代，他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一度還在乃兄魯迅之上—起碼也是各擅勝場、不分軒輊的。周作人躲進「苦雨齋」後，世人多有不滿之詞，對他的成就仍然給予高度評價。而做出這種評價的，既有被視為與周作人趣味相投、份屬同道的右翼人物（如胡適、林語堂等），也有與周作人思想上格格不入，又能超脫於派別成見之外的左翼人物（如郭沫若、鄭振鐸等）。周作人以聲望卓絕的社會精英淪落為漢奸後，遭到社會各界嚴厲斥責，處境艱難、聲名狼藉，如此結局純屬咎由自取。此後，即便世人多有惋惜之情，對他的評價不能不受到相當的影響。儘管如此，不少人始終強調需要重視周作人的創作成就和思想觀點。舒蕪即認為：「周作人的身上，就有中國新文學史和新文化運動史的一半，不了解周作人，就不可能了解一部完整的中國新文學史和新文化運動史。」
周氏兄弟不像某些作家那樣局限於某一領域或某一體裁，而是在多個領域、多種體裁都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並且取得了至高的成就。更重要的是，他們既是成就斐然的文學家，更是對歷史及現實鞭辟入裏的思想家。他們在中國近代史上是獨一無二的巨大存在。正如鄭振鐸所說的：「假如我們說，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有甚麼成就，無疑的，我們應該說，魯迅先生和他（指周作人—引者）是兩個顛撲不破的巨石重鎮；沒有了他們，新文學史上便要黯然失光。」從某種角度而言，周作人是少有的在思想層面足以與魯迅匹敵對話的人物。
周氏兄弟一母同胞，這就先天性地在他們之間建立了難以割捨的關聯。而他們在文學、思想方面超越時代的成就及影響，藝術風格的各異其趣，尤其是兄弟失和後大相徑庭的遭遇，始終讓人們對他們高度關注，並且不斷將他們置於同一平臺加以比較。周氏兄弟，一個早逝，一個長壽；一個激昂，一個平和；一個生前深受敬仰，死後備享哀榮，一個生前淪落為漢奸，後半生卑微困頓。早逝者，以積極抗爭的思想風範、對國民性的深刻洞察，以及對深陷苦難泥潭的國人的深廣熾熱情懷，譽滿中外；長壽者，以消極淡漠的處世作風，對國家苦難置身事外，甚至將個人慾求置於國家利益之上，賣身投靠。因此，對魯迅和周作人的評價，基本的事實就是，無論是魯迅的「生榮死哀」，還是周作人的卑微困頓，都是他們的生平行事及思想變動的「前因」種下的「後果」。
然而，個人歷史固然是個人寫就，身後遭遇卻絕非個人意志所能掌控。周氏兄弟身後，一個被尊為「導師」、「民族魂」，一度被塑造為接近真理化身的「神」，另一個被指斥為喪失氣節、為虎作倀的「漢奸」、「敗類」，一度被描繪為無惡不作的「鬼」。如此局面的形成，不僅取決於他們的生平行事及思想變動（這無疑是基礎條件），時代風潮的推波助瀾及約束遮蔽卻也至深至遠。時代風潮塑造的人物形象違背個人意志、甚至顛覆歷史事實的事例也是屢見不鮮。
因此，周氏兄弟生前身後遭遇固然大相徑庭，卻都有無法掌握命運的成分在內。被尊為「導師」、「民族魂」的，與特定的時代風潮相得益彰，風光無限，卻未必完全反映真實，未必是他樂意看到的；被指斥為「漢奸」、「敗類」的，並非污衊之詞，指斥也並非僅僅因為政治污點，還在於他的思想與特定的時代風潮格格不入。周作人多次說過「壽則多辱」的話。壽與榮辱未必有直接的關聯，周氏兄弟的一榮一辱，卻與他們的壽有着某種難以明言的關聯。而不同時代對周氏兄弟的不同評價，不僅是人們觀察視角、認知深度的變化帶來的，還取決於現實生活中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這樣，即便人們對魯迅和周作人的認知日益充分、全面、客觀，對他們的解讀仍然不能不包含着不同時期的現實生活的投影。
二、當前評價周氏兄弟環境的寬容不可以道里計，歷史資料的差異不可忽視
當前，社會環境的寬容不可以道里計。隨着歷史資料的搜集整理及諸多研究著作的陸續出版，關於周氏兄弟的許多基本事實已經大致清楚，以往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狀況已經明顯改變。然而，想要對周氏兄弟做出充分、全面、客觀的評價仍然是頗為困難的。這不僅因為他們思想的博深和生平的複雜，也不僅在於歷史資料仍然有所匱乏，以至於對他們的生平及思想中的空白點和疑點問題難以完全釐清。評價周作人的困難和以往主要出於政治因素不同，更多的是出於解讀的分歧和差異。對魯迅和周作人的解讀的分歧和差異，甚至讓人恍然覺得不同人面對的不是同一對象。將他們置於同一平臺加以比較時尤其如此—肯定一個往往被認為暗含着否定另一個。反之亦然。
然而，評價魯迅和周作人，首先要做的就是必須將他們當成平等、獨立的個體，再置於同一平臺。這樣的觀點，道理極為淺顯，想要做到卻並不容易。很長時間裏，周作人研究在相當程度上都是依附於魯迅研究的（許多涉足周作人研究的學者，往往也是從事魯迅研究的學者）。在特殊的歷史時期，周作人研究依附於魯迅研究，反倒是名正言順地開展研究的保護屏障。而這樣的情形畢竟是非正常的狀態。周作人研究成熟的標誌，除了從文集出版、資料建設、研究著作等方面衡量之外，更為根本的一點，就是需要擺脫依附於魯迅研究的狀態，擺脫以魯迅的標準評價周作人、評價是非的狀態。也就是說，需要將周作人作為研究主體，基於周作人的獨特性作出評判。
毫無疑問，揭示歷史真相的基礎是歷史資料。對於歷史人物而言，尤其是對於魯迅和周作人這樣主要以著述影響人心、揚名後世的文學家、思想家，他們各自的著作自然是展現真實形象的首選歷史資料。除此之外，當時的報紙、雜誌、相關著作等載體對他們的報道和介紹，以及親友和接觸者對他們的回憶，都是構建他們的真實形象的重要歷史資料。由於魯迅和周作人生前身後的遭遇大相徑庭，他們的文集出版、研究著作暫且不論，歷史資料的差異不可忽視。
關於周氏兄弟（尤其是魯迅）的歷史資料，都有過相當程度的整理出版。然而，作為當事人的魯迅和周作人，出於利害考量，有意對一些涉及隱私的史實加以迴避，不願對外人道及，即便知道會給後人帶來不便，卻不以為意，甚至毀棄歷史資料，留下難解的謎團；周氏兄弟也不像胡適等人那樣，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現實作為必然佔有歷史地位，後人必然對他的歷史加以研究，對歷史資料精心地加以整理、保存。因此，周氏兄弟的歷史資料仍然存在許多不盡人意之處。
20世紀20年代起，周氏兄弟聲望日著，直至成為享有崇高聲望的「雙子星座」。對於他們的創作及思想，即便左翼人物對周作人多有批評，右翼人物對魯迅多有批評，社會各界多從正面角度看待，對他們的成就的肯定始終是主流看法。魯迅逝世後，被稱譽為「民族魂」，評價越來越高，對他的評價逐漸不再是單純的對個人的評價，甚至出現了許多背離實際的論調。周作人淪落為漢奸後，對他嚴厲批判並無不可，社會各界又不可避免地帶着苛刻的有色眼光，對他的成就多有貶低或抹殺，對他的罪行、錯誤和不足多有放大。尤其是1949年後，對魯迅和周作人的評價更是差異巨大，由此造成的局面是，前半生成就一度不分軒輊的周氏兄弟以差異巨大的形象示人，以魯迅成「神」，周作人成「鬼」稱之並不為過。這顯然不是真實的形象。過度的溢美和過度的貶損同樣不可取，「神」不是真實的，「鬼」也未必總是真實的。
魯迅生前預言般地寫道：「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兩亡，於是無聊之徒，謬託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的。」即便如此，他絕對料想不到自己身後竟然被讚譽到了幾乎無以復加的程度。這些讚譽中有些是發自內心、名實相副的真知灼見，有些則是見風使舵、言不由衷的謬論諛詞。周作人對淪落為漢奸堅持「不辯解」的態度，晚年的他在政治上低人一等、飽受冷落和歧視，生活上既受到一定優待，又有諸多限制，他根本無力改變處境。然而，他看到關於自己和魯迅天地懸殊的評價，即便心有不忿，也應該知道如此遭遇雖說超乎常理，卻又是事出有因，更何況，怨天尤人絕非明智之舉。
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當事人留下的歷史資料不能不烙下深刻的時代印記。由此帶來的結果是，關於魯迅的歷史資料，寬容、拔高，乃至面壁虛構的神化相當之多；關於周作人的歷史資料，苛刻、貶低，乃至無中生有的醜化相當不少。這對於揭示他們的真實形象帶來了許多干擾。關於魯迅和周作人的歷史資料，孫郁、黃喬生評估道：「我們有一個基本的判斷，即：回憶周作人的文字較為可信一些，或者說，虛假的成分要少一些。因為，解放後他的地位非常低，與魯迅的享有盛譽形成極大反差。讚頌的文字幾乎沒有，大部分回憶文字用的是冷靜觀察，客觀敘述的筆調。然而，只講事實，卻正是回憶文字應當遵循的原則。我們看20世紀80年代以後的回憶文字，倒要稍稍注意另一種偏向，即對周作人的過分貶低。例如，有些文章以先入之見為主導，一開始就把漢奸的帽子給他戴上，那麼再去敘述和分析他的言行，形象就差得多了。」魯迅和周作人的歷史資料先天不足的狀況，自然會對他們的評價產生或明或暗的影響。因此，對歷史資料的梳理和辨析，是構建魯迅和周作人的真實形象的前提工作。
三、「文」與「人」既有關聯，「文」與「人」也需剝離，偏倚一端難說公正
「風格即人」是基於法國博物學家、作家布封1753年的演講《論風格》的觀點形成的一個命題。這樣的命題廣為人知、流傳久遠自有其合理性。
考之古今中外歷史上相關人物的「文」與「人」，文章風格鮮明、為人端正坦蕩的人物不可勝數。東晉陶淵明以出仕做官為苦，退而隱逸田園，被稱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歸去來兮辭》、《五柳先生傳》等，文采境界非比尋常，「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正是「質性自然」性情和追求的寫照。北宋范仲淹憂國憂民，處世主張「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腹中有數萬甲兵，鎮守西北邊防，讓西夏深為忌憚，主持「慶曆新政」功敗垂成，其積極入世、造福萬民的胸懷卻引得後世敬仰，《岳陽樓記》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更是成為激勵後人的錚錚名言。這些「人」言行一致，堪為楷模，在相當程度上體現了「人」決定「文」。
才氣縱橫、人品飽受非議之人，也如過江之鯽。西晉文學家潘岳（字安仁），相貌俊美，「貌若潘安」的成語由此而來，《悼亡詩》開悼亡題材之先河，《秋興賦》、《閒居賦》等文辭優美，稱得上是才貌雙全；且兼事母至孝，對結髮妻子一往情深。其又追名逐利，投靠把持朝政的外戚賈謐，奴顏婢膝之態讓人不齒。二十四史之一《魏書》作者魏收，史才過人，當時即受到諸多大家名流稱讚，本人也以文史之才自負，並且狂言道：「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其出使南朝期間，又大肆採買女子為婢妾，同時大收財物，貪贓枉法。「人稱其才，而鄙其行。」以此而論，「文」又在相當程度上不能反映「人」。
肯定或否定「風格即人」的觀點，都能找到有力例證。
魯迅和周作人的「文」，非同凡品，雖然難有一致定論，卻譽之者多，貶之者少。學識方面，他們都是博覽群書之士，尤其重視野史雜書，學養充沛，典故史實信手拈來，對歷史、人事的見解犀利獨到，後世不斷驗證其洞察先機之明。對於魯迅和周作人的「人」，卻是爭議甚大，甚至截然對立。尤其是周作人，鄙薄其為人的不在少數，反對「風格即人」的人自然要多於贊同的人。縱觀周氏兄弟的「文」和「人」，具有相當的複雜性，既有大體一致的一面，也有並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的一面，很難以「風格即人」的命題簡單論定。
「文」和「人」固然不能一概而論，「文」和「人」終究難以一刀兩斷。魯迅寫道：「人以文傳，文以人傳。」對於周氏兄弟，如果魯迅沒有數百萬言的煌煌大論，他的「人」是否還有讓後人持續追蹤的魅力？如果周作人不是淪落為漢奸，做人有愧，人們論及他的「文」又何需瞻前顧後，難以放言暢論？
有人喜歡魯迅，反感周作人，包括「文」和「人」。增田涉寫道：「和想到魯迅同時浮現的，決不是教訓說教的、可怕的、講客氣的人，而是和藹可親，完全可以信賴的，因此能夠坦白地說話，毫不感到威嚴之類的重壓。作為朋友，年齡相差頗大，要說是老師，又不覺得那麼敬畏，總之，顯得是個慣於得到人信任的人。」他對周作人的印象完全相反：「我對於周作人無論如何也沒有好感，儘管他寫作多麼有名的隨筆說着漂亮話，但在為人上我是不喜歡的。」李澤厚同樣「厚魯」而「薄周」：「魯迅一直是我最崇敬的人物。我是頑固的挺魯派……魯迅不僅思想好、人品好，文章也最好。一些人極力拔高周作人、張愛玲等人，用以壓倒或貶低魯迅，用文學技巧來壓倒思想內容。學界也流行以『知識』、『學問』來壓倒和貶低思想。其實，嚴復當年就說過，中國學人崇博雅，『誇多識』；而西方學人重見解，『尚新知』。愛因斯坦的新知、見解，難道不勝過一座圖書館嗎？」「他的巨大思想深度，他把這深度融化為情感力量和文體創造等等，形成了一種其他現代作家難以比擬的境界。」「我不喜歡周作人，特別對現在有些研究者把周作人捧得那麼高很反感。魯迅那麼多作品讓我留下那麼深刻的印象，周作人則沒有一篇。」「（周作人）本想以個人反抗社會、反抗國家，但發覺社會、國家的強大和個人的無力，因此，很快找到與社會隔絕的渺小園地，自己在這園地裏遊戲，娛樂，談龍談虎，品茶聊天，實際是麻醉自己，自欺欺人。……好些人把周作人捧得很高，我很反感。我很不喜歡這種假隱士式的可憐的『個人主義』（如果還可以叫『個人主義』的話）。」
有人讚賞周作人，甚至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廢名（馮文炳）寫道：「我們常不免是抒情的，知堂先生總是合禮，這個態度在以前我尚不懂得。十年以來，他寫給我輩的信札，從未有一句教訓的調子，未有一句情熱的話，後來將今日偶然所保存者再拿起來一看，字裏行間，溫良恭儉，我是一旦豁然貫通之，其樂等於所學也。在事過情遷之後，私人信札有如此耐觀者，此非先生之大德乎。」他對魯迅（尤其是對成為左翼「盟主」的魯迅）又多有不敬之語：「『前驅』與『落伍』如果都成了群眾給你的一個『楮冠』，一則要戴，一則不樂意，那你的生命跑到那裏去了？即是你丟掉了自己！……我總覺得是很可惜似的。」和周氏兄弟有過筆墨爭論的「現代評論派」的陳源對周氏兄弟也是區別看待的：「魯迅，即教育部僉事周樹人先生的名字。……豈明先生……與他的令兄比較起來，真是小巫遇見了大巫。有人說，他們兄弟倆都有他們貴鄉紹興的刑名師爺的脾氣。這話，豈明先生自己也好像曾有部分的承認。不過，我們得分別，一位是沒有做過官的刑名師爺，一位是做了十幾年官的刑名師爺。」
四、時代主題的轉變是理解周氏兄弟的限定條件，事實是評價的核心要素
周氏兄弟出生、生活於戰亂不斷的時代，更有日本等外敵虎視眈眈、圖謀吞併，毫無疑義是「亂世」。當前雖然不能人人衣食無憂、逍遙自在，卻再無受戰爭牽連而性命不保之劫難，國人甚至對戰亂印象淡薄、理解膚淺，是難得的「治世」。時代主題的轉變是理解周氏兄弟的限定條件，許多人忽略的正是這樣的限定條件。將周氏兄弟和他們的時代加以剝離，孤立地評價其「文」與「人」，得出的結論即便不是謬誤叢生，也與事實相差甚遠。
當前社會環境下，許多人更欣賞周作人那些不食人間煙火的文章，平心靜氣，沖淡閒適；許多人對魯迅那些火藥味甚濃的文章多有隔膜，甚至心生反感。這絕非周作人的文章質量高於魯迅，而是許多人欣賞的周作人的文章，多以談論日常生活為主題，談文學，談翻譯，談飲食，談喝茶，談風俗，談舊事，談老友……，外患的消除和經濟的發展，使得人們的危機感日益淡薄，關注家國大事的情懷日益淡薄。日常生活中，許多人關注的多是切身事務，如何提高生活，如何得名獲利，如何休閒放鬆……。周作人的許多文章恰好涉及這些方面，高度契合了人們的心理。以此而論，「周作人熱」（類似的還有「張愛玲熱」等）的出現，更多的是時代原因造成的，並不能反映他的真正形象和價值。實際上，周作人就說過，他心裏住着「兩個鬼」，一是「紳士鬼」，二是「流氓鬼」。他生平又以戈爾特堡評論藹理斯的「叛徒」和「隱士」自許。既然內在心理具有多面性、複雜性，外化為文章，自然不會只有一副面孔。甚至可以說，許多人欣賞的沖淡閒適的文章，根本不是周作人文章的主體。
之所以如此，緣於許多人對周作人的選擇具有相當的狹隘性，對他的理解具有相當的偏頗性。所謂的選擇的狹隘性，是指集中於沖淡閒適的文章，這樣的文章確實是周作人作品中的上品，並且佔有相當的分量，卻只是他的作品的一個側面。周作人的作品，以體裁論，有散文、雜文、詩歌、翻譯、學術等；以內容論，有生活、歷史、時事、文學、自傳、兒童、民俗等；以風格論，有拍案而起之作，有窗下閒談之作；有高頭講章之作，有詼諧玩笑之作。魯迅評價陶淵明時寫道：「除論客所佩服的『悠然見南山』之外，也還有『精衛啣微木，將以填滄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類的『金剛怒目』式，在證明着他並非整天整夜的飄飄然。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見南山』的是一個人，倘有取捨，即非全人，再加抑揚，更離真實。」這才是完整的陶淵明。周作人亦是如此。所謂的理解的偏頗性，是許多對周作人沖淡閒適的文章讚譽有加的人，往往情緒過於狂熱，對他的認知缺乏理性的態度和對比的眼光，往往過度拔高，以至於難以基於廣闊的視野將其置於歷史長河中加以評價，甚至於「只看見局部，不看見全體，只看見樹木，不看見森林。」就像20世紀30年代周作人、林語堂鼓吹晚明小品文那樣，小品文具有相當的價值，本身並無罪過，但過度拔高的評價和過於狂熱的癡迷，既與事實相悖，也導致人們對小品文心生反感。周作人亦是如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如果周作人只有沖淡閒適的文章，根本就沒有留下厚重深刻的歷史印記的資格。
周氏兄弟生活在「亂世」，魯迅持續關注時事，抨擊醜惡，關愛青年，為大眾發聲，致力於「為人生」，「改良這人生」，即便對自己的所作所為究竟效力如何心懷猶疑，卻始終是悲觀、失望而不絕望；周作人對現實多有不滿，自知無力改變現狀，以至於心灰意冷，漸漸遠離時事，躲進「苦雨齋」，沉浸於個人閒適生活，對於天下蒼生的困苦和生死漠然無謂，甚至在危難關頭跨過國家民族的底線。試想，是魯迅的堅持和吶喊有益於國人、國家，還是周作人的心態和選擇有益於國人、國家？周作人落水前的心態和選擇，是許多人在「亂世」的選擇，不宜苛求，甚至可以說，這一選擇正是源於對現實的深沉愛意以及失望後的心冷。然而，人們對於知名人物顯然期望更高，期望他們做出與身份相匹的貢獻—只有他們才能做出普通人無法做出的貢獻。因此，無論對魯迅和周作人如何評價，魯迅「心繫蒼生」的人間情懷無疑境界、格局更高，即便並不視為楷模、亦步亦趨，也應該表示相當的理解和敬意。
每個歷史人物的生平由他們在特定的時代風潮中寫就，在他們逝去後，書寫歷史的過程即宣告結束，此後即是後人解讀的過程。在後人解讀的過程中，每個時代的特定背景會對人們的視角和認知具有相當深刻的約束和影響。每個人都不能脫離自己的時代，每個時代的人們解讀歷史人物的視角自然各有不同，甚至大為不同，得出的結論也是各有不同，甚至大為不同。從周氏兄弟（尤其是魯迅）在不同時代如過山車般讓人眼花繚亂的不同評價，即可看出時代風潮約束和影響人們視角和認知的程度之一斑。然而，無論時代風潮如何變幻莫測、如何影響對周氏兄弟的評價，歷史事實既是解讀的核心要素，也是評價的前提條件。因此，只有不斷地搜集、解讀歷史資料，才能夠逐漸拼接出接近歷史真實的圖像。也可以說，只有基於歷史事實的解讀，才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儘管歷史事實不可能窮盡，對於相同的歷史事實，不同的人完全能夠解讀出大相徑庭的結論。
五、多元化的理性社會氛圍中，評價周氏兄弟並非非此即彼的對立關係
時至今日，從歷史資料的搜集整理角度而論，關於周氏兄弟的新的歷史資料的出現還有相當的空間，新的歷史資料的出現，自然有助於他們的形象的豐富，甚至足以顛覆人們的一些認知。然而，因為重大歷史資料的出現而重塑他們某一階段的歷史和形象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了。後人所要做的，就是更加充分、全面、客觀地對他們的生平及思想進行解讀，並且不可避免地持續爭論。
郁達夫寫道：「魯迅，周作人……同生在浙江紹興的一家破落的舊家，同是在窮苦裏受了他們的私塾啟蒙的教育。二十歲以前，同到南京去進水師學堂學習海軍，後來同到日本去留學，到這裏為止，兩人的經歷完全是相同的。」即便是「兩人的經歷完全是相同的」前半生，人們也很容易找到明顯的差異。至於他們失和後的後半生，差異更是一目了然。與此同時，即便是他們差異一目了然的後半生，仍然有許多相同點。作為知名人物，他們的相同或不同不僅是同胞兄弟的相同或不同，更是不同思想流派的代表。周氏兄弟的後半生，主動或被動選擇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尤其是魯迅逝世後，各自榮辱褒貶大有不同。隨着時代風潮不斷變化，人們不斷重塑着周氏兄弟的形象。這樣，儘管涉及的話題和評價屢屢變化，他們（尤其是魯迅）卻在有意無意間總是成為時代風潮的風向標。
將魯迅和周作人置於同一平臺加以比較，並非單純地為了褒揚哪一個或是為了貶損哪一個。魯迅和周作人都是知名人物，是「譽滿天下，謗亦隨之」，他們生前身後從不缺少單純的褒揚或貶損，他們的價值更多的還是體現為他們的文章、思想對後人的影響。因此，後人對他們的生平及思想進行解讀時，自然需要對前人報以「瞭解之同情」的態度，庶幾更能接近充分、全面、客觀。儘管需要警惕、排除「以論代史」、「影射史學」的影響，而無論如何追求客觀公正，後人對歷史的追蹤和撰述，都不可能不受到時代風潮的約束和影響，同時也不可能不服務於汲取可資借鑒的經驗的目的。與此同時，魯迅和周作人的巨大差異毋庸諱言。如果始終堅持一元化的評價標準，其導向必然是需要在他們之間作出非此即彼的判斷和選擇。而這樣的判斷和選擇以往已經做的太多了。事實表明，這樣的判斷和選擇在很大程度上沖淡了魯迅和周作人的真正價值。
今天是和平之世，也是一個多元化的理性社會氛圍逐漸形成的時代。這個時代的重要特點，就是人們對許多事物的看法不再動輒落入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狀態。因此，對於魯迅和周作人而言，他們既是獨立的個體，也是可以共存的個體，自然可以置於同一平臺加以比較。基於這樣的立場，他們的關係，顯然不必再是褒揚哪一個就必須貶損另一個的非此即彼的對立關係。
對魯迅而言，「魯迅熱」自然有過。相比那種大轟大鳴、轉瞬即逝的「熱」，「魯迅熱」顯然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即便因為政治的非正常干擾造成負面影響，他的影響始終是深刻廣泛的。僅以著作出版而論，就沒有一個現代作家的關注度足以與魯迅媲美。可以說，從魯迅晚年就興起了從未衰歇的「魯迅熱」—儘管與「周作人熱」的內涵和形態並不相同。周作人的文章、思想都具有獨特的審美價值，值得高度重視。他對大眾的淡漠，對魯迅的非正常態度，對這些加以指責都是合乎情理的，他的漢奸罪名更是不可能翻案。如果說周作人從慷慨凌厲轉向沖淡閒適是重大轉折的話，賣身投靠則是萬劫不復。無論如何煞費苦心地為他的落水辯護，都注定是徒勞無功的。然而，周作人的生平污點需要譴責和強調，他與一般漢奸的不同之處在於，除了譴責，更多的還是惋惜。抗日戰爭期間的漢奸群體中，政治人物汪精衛，文化人物周作人，都是讓人痛恨而惋惜的—以他們的地位、身份、才幹、成就，原本應是領導抗戰或為抗戰「鼓與吹」的國之英傑。他們卻枉顧社會各界的呼籲和警告，利令智昏，選擇了一條無可回頭的可恥道路。國民黨元老吳稚暉痛斥賣身投靠的汪精衛：「卿本佳人，奈何作賊？」寥寥八字，堪稱千載名罵。這引用在周作人身上也是妥帖的。
對於魯迅，尤其是對於周作人，爭論永遠不可能消除，而肆意漫罵解決不了問題，視而不見解決不了問題。今天的社會，既需要魯迅，也需要周作人。儘管他們的生平及思想不好說，說不好，人們又不得不說，甚至樂此不疲地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