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賦‧類書‧譜錄：漢賦的《詩》學知識系譜與宋代荔枝辭賦

一、緒論：宋代辭賦與譜錄共舞的漢賦《詩》學系譜解讀

　　有關漢賦作為中國文學重要文體特色的經典論述，時代較早者誠以劉勰《文心雕龍》最具代表性，其中〈辨騷〉固為「文之樞紐」，而繼踵接武作為兩漢一代文學宗主的漢賦，則以〈詮賦〉展開作者「論文敘筆」的文體論述，其中「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等四大旨趣， 〈詮賦〉開宗明義揭櫫「賦者，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正是他藉由「釋名以章義」論述漢賦源起古詩系譜，並進一步引領開拓的文體版圖：

　　　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總其歸塗，實相枝幹。劉向云明不歌而頌，班固稱古詩之流也。……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也。於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遂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

　　《文心雕龍‧詮賦》成為後世論述中國賦體文學基本定義的重要依據，例如明代吳訥《文章辯體序說》、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等文體詮釋，皆深受劉勰此書的啟迪， 至於〈詮賦〉如是的辭賦觀照，誠然彰顯「體物寫志」正是源自《詩》學傳統的文化系譜，所以〈詮賦〉篇末亦復標舉立賦要旨，乃在「原夫登高之旨，蓋覩物興情，……麗詞雅義，符采相勝，……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其宗旨在賦體雖於漢代文苑蔚為大國，從而踵事增華於「鋪采摛文」、「極聲貌以窮文」、「詞必巧麗」等等，攸關賦體語言藝術開發與拓展的書寫版圖，然則重視回歸《詩》學系譜的賦體名義詮釋取向，顯然才是劉勰賦體論述的終極關懷：

　　　賦自詩出，分歧異派。寫物圖貌，蔚似雕畫。沜（抑）滯必揚，言庸（曠）無隘。風歸麗則，辭剪美稗。

　　由此觀之，「詩人之賦麗以則」的創作旨諦，或者藉由劉勰〈辨騷〉中詩賦流變，從而指陳「固知楚辭者，體慢（憲）於三代」，風雅（雜）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從而引領漢賦代表作家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甚至「衣被詞人，非一代也。」例如「才高者苑其鴻載，中巧者獵其艷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 上述劉勰有關《楚辭》對於漢賦以下後代文學創作的論述，實則攸關賦體語言藝術的淵源及其流變問題，其中賦體「體物寫志」背後，則為詩學系譜的歷史性觀照，其中「體物是方法，寫志是目的，詩寫志，賦也寫志，所以賦是古詩之流，但詩偏重心靈的發抒，賦卻偏重外在事物的描述」 ，因此從無論賦體作品語言特徵，抑或表現動機、方法等，其實正如清代紀昀所論「鋪采摛文，盡賦之體；體物寫志，盡賦之旨」的評論。 由此觀之，有關賦體學的基本寫作特徵的《詩》學系譜觀照，適為劉勰〈詮賦〉中「賦者，鋪采摛文，體物寫志」的終極論述旨歸。

　　其次，若就賦體書寫的傳統《詩》學文化觀照，如《論語》所揭：「《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中孔子這段《詩》學功能觀照的重要論述，強調閱讀《詩經》攸關藝術審美及其社會功能，乃至於深具家國的政教意涵，誠然與《文心雕龍》中「睹物興情」、「貴風軌」、「益勸戒」的〈詮賦〉旨歸，甚或〈辨騷〉所揭示「規諷之旨」、「比興之義」、「忠怨之辭」等等重要經典綱領互為表裡，前後輝映，其中「固本於性情，感物比興，臻至抒情鬱表怨，抑或用以諷喻譎諫，從而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感悟功能」 ，本是〈辨騷〉與〈詮賦〉所體現的詩學宗旨及其續衍論述，亦為中國文學抒情系譜的首要淵藪及其精神歸依；然則這段由孔子所揭櫫闡揚的《詩》學觀照，實則涵蓋攸關古典文學與文化體系中的抒情系譜與知識系譜重要命題，並且如是二元一體的文化意涵，依然在楚騷與漢賦所代表的文體論述裡承傳與變創。若從漢代以來文體流變史觀之，其中詩歌書寫系譜顯然以抒情為主，而以知識為輔，相形之下，辭賦書寫系譜，則以名物知識為主，而以情志比興為輔，二者各有所重，在漢代以下的文體書寫流變史上，展開詩歌與辭賦兩大文體各擅勝場，卻又彼此競合的文體重要網絡關係。因此劉勰以楚騷為其轉捩關鍵，故〈辨騷〉開宗明義，標舉其「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其中誠然體現劉勰祖法孔子《詩》學的〈宗經〉觀照，亦復攸關辭賦書寫繼承《詩》學系譜，卻又在書寫策略及其語言藝術的取向上，展開其在原來「覩物興情」之詩學基礎上，益形拓展其攸關博學名物的知識版圖，以達成所謂由「體物寫志」走向「鋪采摛文」，同時又由「窮變聲貌」步入「據事類義」的賦體語言歷時性變創取向， 繼而體現賦家逞才示學的「體物寫志」特色及其文體藝術取向的歷史嬗變。

　　以「體物寫志」為漢賦文體的基本論述，固然由六朝《文心雕龍》正式揭櫫，從而成為賦體書寫及其論述的首要中心旨諦，其中深具為漢賦正名的文化儀典意義，同時也是為賦體書寫之歷史流變中，何以「六義附庸，蔚為大國」的文體變遷加以深入考察與審視的結論，其中既呈顯賦體「古詩之流亞」的《詩》學系譜承傳，亦復映現賦體由抒情系譜向名物博學為大纛的知識系譜，漸次挪移或靠攏的新《詩》體轉換及其書寫變創。

　　至於魏晉六朝迄至唐代賦學流變，雖然藉由隸事用典與類書風氣的綿延不輟，始終與賦家的寫作聲氣相應，質實言之，未嘗停止漢賦傳統中知識系譜的承載與重現，然而整體而言，此一賦體書寫歷史階段仍以抒情寫志為其主流，並非以矜尚博學為其「體物寫志」的首要文體正鵠，此與宋代以賦為學，甚至像吳淑、徐晉卿等出現以類書為賦的創作現象，深具濃厚知識系譜意涵的書寫取向殊異其趣，因此就賦體「體物寫志」的傳統宗旨而論，兩者在寫作精神上則依然體現出本末輕重之間的彼我異趨性。宋代賦學之重視知識系譜取向，其中重要關鍵則主要繫乎由抒情為基調的《詩》學旨趣，向以博學名物等知識取向的挪移與擺盪，從而映現賦體文學，在漢賦以後，由抒情系譜為主的書寫取向，在六朝隋唐以詩化為主流的賦體流變過程中，重新復歸漢賦類書化及其知識系譜取向的「體物寫志」特質，因此賦體文學臻至宋代如是以學為賦，甚至以類書為賦的書寫脈動，質實言之，應可視為一種以復古為新變的文體與文化思潮，也與北宋以來方興未艾的古文運動精神旨趣彼此深契呼應。

　　宋代賦學以學為高的新變又復古取向，其中誠然映現由古《詩》抒情系譜重新向知識系譜移動的賦體創作精神意涵，然則其中另一值得關注者，則為宋代辭賦與譜錄共舞的文體與文化世變現象，按北宋以來譜錄之學漸次蔚為風尚，從而成為兩宋文士尚學的重要文化見證，並且進一步亦復展現與宋賦交集與互涉的另一側面，此一特殊賦學新變風貌，固然適與前述吳淑、徐晉卿等以類書為賦之取向相映成趣，卻又彼此分流競合，從而體現宋人以學為賦的另一書寫門徑。因此兩者間的賦學進路，固然存在交集與異趨的二元特性，卻也呈顯以學為賦的宋代賦學思潮流變下，彼我競合的書寫策略，及其同質異構下的「體物寫志」賦體詮釋。

本論文基於上述觀照，並藉由《文心雕龍‧詮賦》開宗明義的漢賦「體物寫志」宗旨，上溯班固以賦乃「古詩之流亞」的《詩》學論述，分析其中以抒情為主，以知識為輔的儒家傳統詩學觀照取向，如何在兩漢賦學的上述天秤上，漸次以主客易位之姿，由抒情系譜向知識系譜擺渡或靠攏的文體書寫轉換，及其經由六朝隋唐的游移及擺盪，臻至宋代以學為賦，以復古為新變的賦學文體及文化脈動，並且在吳淑、徐晉卿為代表的以類書為賦之外，重新綰合北宋新興蔚盛的譜錄之學，開展宋代辭賦與譜錄共舞的另類「以學為賦」書寫，及其如何在如北宋賦學崇尚知識學問的知識系譜風向裡，重新詮釋與體現源自漢賦「體物寫志」的此一賦體主題及其宗旨大義。本文即基於上述觀照，藉由唐宋荔枝書寫系譜中，由辭賦與譜錄彼此合體共舞的考察，論述其中攸關宋代「以學為賦」的賦學文化現象，及其對漢賦「體物寫志」的傳統《詩》學觀照，也攸關宋代文體與文化視域之當代回應。

二、情志系譜與知識系譜：漢賦「體物寫志」與宋前辭賦、類書互涉之審視

　　《文心雕龍‧詮賦》以「鋪采摛文，體物寫志」的文體大纛，實際上仍然源自孔子詩學，以抒情為主，以知識為輔的《詩》學論述旨歸，並且經由劉勰「宗經」的「文之樞紐」觀照，展開其「寫物圖貌，蔚似雕畫」的賦家能事之論述，從而在貴遊文學與能文之士相互激盪的歷史流變裡，展開其隸事與類書的賦家語言變造；也由於踵事增華及其新變代雄的創作心理，從漢賦的名物堆砌，及其近似於後代類書特質的書寫取向，迄至六朝隸事與類書之風的共體合流，並且此一文學流變現象，基本上應可視為魏晉南北朝文體辭賦化的重要體現， 質實而言之，正是從《詩》學傳統中以抒情為主，以知識為輔的《詩》學文體及其文化傳統，承傳且變創為兩漢以下辭賦文體，以體物為主，以情志為輔的書寫轉換取向，因此就「體物寫志」的基本旨諦而言，固然承傳古代《詩》學系譜，然而從另一面向而言，以逞才示學為宗的賦家，更汲汲於知識系譜及其語言材料之變創運用，此一轉捩實際上更成為賦家「與詩畫境」，並且以「六義附庸，蔚成大國」的漢代新詩人自居姿態，展現其「極聲貌以窮文」為中心的「體物」能事，也才會有後來諸如揚雄所謂「雕蟲小技，壯夫不為」，以及「欲諷反勸」之論，甚或攸關「曲終奏雅」的各種漢賦文體省思及其得失商榷諸多問題，其中誠然映現漢賦「體物寫志」宗旨，漸次由《詩》學抒情系譜出發，轉而趨向反客為主的知識名物取向，及其濃厚涉及知識系譜的書寫嬗變。

　　漢賦「體物寫志」的《詩》學論述及其相關文體系譜（情志與學識），漢代賦家實以帝國新詩人的創作姿態，展現其承傳《詩》學，而又新變代雄的「能文」風采，於是將抒發情志為主，嶄露學識為輔的《詩》學論述，寖漸轉換為以學識名物的鋪陳與炫耀為重，情志的抒發及諷喻為輕的語言藝術嬗變，從而形塑賦體，日益以「寫物圖貌，蔚似雕畫」為主的「體物」取向，而《詩》學首要的「寫志」旨諦，相形之下反倒退居為作品二線地位，點綴其中，甚至退居幕後，寓託所謂諷喻之志，於是源自傳統《詩》學的情志與學識兩大文化系譜，基本上遂在兩漢以下的詩歌文體與辭賦文體書寫流變中，以競合的姿態分庭抗禮，各擅勝場，其中攸關博學意義的知識系譜，則在東漢辭賦的用典示學傾向裡，清晰體現， 臻至六朝文學史上出現隸事與類書互為表裡的文風取向，因此後世賦體評論遂有漢賦與類書二者互涉之相關論述，例如清人袁枚謂：

　　　古無類書、無志書、又無字彙，《三都》、《兩京賦》，言木則若干，言鳥則若干，必待搜輯群書，廣采風土，然後成文，果能才藻富麗，便傾動一時，洛陽所以紙貴者，直是家置一本，當類書字彙讀耳。

　　由是觀之，作為賦家展現才麗學博身姿的文體書寫場域，攸關知識系譜之風的續衍變創，其間從用典隸事與類書編纂蔚為風尚的出現，應皆可視為賦體文學，淵源《詩》抒情系譜並將孔子「多識於鳥獸草本之名」的知識系譜觀照，大肆鋪陳並發皇光大的新變《詩》學體現，從而更加具體而微地深化劉勰〈詮賦〉所謂「與詩畫境」、「蔚為大國」的文體邊界，其中關鍵正是漢賦「體物寫志」大纛下，《詩》學傳統中抒情系譜與知識系識二者的主客易位，及其競合代雄。

　　漢賦以「體物寫志」的文體旨諦，固然基本上源自《詩》學要義，但在重視「鋪采摛文」的語言藝術新變過程中，以逞才炫學的能文之士自許的賦家，實際上益形向賦體「體物」天秤另端傾斜，因此相對的「寫志」彼端，往往成為賦家最後的精神象徵，至於是否可以真正達成以情志為本的古《詩》旨諦，誠然見仁見智，因此漢賦以下，熱衷以隸事相競，而又汲汲於類書編纂的六朝文壇，儘管賦體已經日趨詩化書寫的語言形式取向，但與抒情寫志為主的《詩》學旨要，不免呈現漸行漸遠之勢，正如祝堯《古賦辨體》論述三國六朝賦體流變：

　　　辭之所為，罄矣而愈求，妍矣而愈飾，彼其於情直外焉而已矣。蓋西漢之賦，其辭工於楚辭；東漢之賦，其辭又工於西漢；以至三國六朝之賦，一代工於一代。辭愈工而情愈短，情愈短則味愈淺，味愈淺則體愈下。

　　這正是由《詩》學吟詠情性的抒情傳統出發，從而評論後代賦體的流變；至於漢代賦家往往「捃摭經史，華實布濩」 的隸事方式，迄至六朝以下深受貴遊文風中「為文而造情」取向，以至於《詩品》所揭「雖謝天才，且表學問」的炫學逞才，這些都與當時類書之編纂具有難以切割的密切關聯，基本上亦皆體現當時無論「事類」或「辭類」的類書，在隸事用典上，日益步向「文章殆同書鈔」的書櫥式現象，從而競相以博學為高的書寫取向， 誠然就其文體所承載知識系譜的文化意涵，與以體情寫志為旨的古詩之義，所體現的抒情系譜文化觀照漸行漸遠，因此從劉勰與祝堯對於漢魏六朝賦體變遷的論述觀之，顯然其間已由以「體情言志」為主，轉換為「體物寫志」的書寫嬗變，因此從漢魏六朝的賦體變遷加以審視，源自古《詩》流亞的賦體書寫，實際上已然進行一場由抒情系譜向知識系譜傾斜靠攏的書寫轉換，從而也牽動後世文論家對於賦體文學的商榷與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