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菌不病」的實驗和「精神改造肉體」的破滅
……也許是Koch博士發見了虎列拉菌時，Pfeffer博士以為不是真病菌，當面吞下去了，後來病得幾乎要死。總之，無論如何，這一條絕不能作「精神能改造肉體」的例證。——《熱風．隨感錄三十三》
江蘇武進的蔣維喬先生（1873–1958）是一位相當有成就的教育家。早在上個世紀初，全國的書院陸續改成學堂後，他發現舊的教材已經不再適用於現代的學校了，即投身「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傾注心血，歷時兩年，編成《最新初小國文教科書》。這項具有首創意義的工作，出版後風行一時，獲得一致的好評。此後他又陸續編輯出版了《高等小學教科書》、《簡明國文教科書》、《女子初小國文教科書》、《簡明初小中國歷史教科書》等，這套新式教材，內容由淺入深、文字由簡到繁，加上形象生動的插圖，普遍受到師生的歡迎，為各地學校所廣泛採用，影響巨大。此外，他還曾在1910年編著出《學校管理法》，後又主持擬定《中華民國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和《普通教育暫行課程標準》。另外，蔣維喬在哲學和佛學上也有一定程度的研究。
蔣維喬青少年時期體弱多病，醫治服藥均無明顯療效。後來，他自行以呼吸與靜坐為主的方式，堅持進行鍛練，感到病體有所好轉，體魄也日益健康，便覺得可以將自己這一鍛練的方法介紹給他人，幫助與他一樣體弱多病的人。於是，他把自己這一稱為「呼吸靜坐養生法」的方式，以自己的名號「因是子」，寫成《因是子靜坐法》一書出版發行。此書連續重印6次，暢銷海內外。
《因是子靜坐法》的受歡迎程度鼓舞了蔣維喬，讓他深信，像他這樣患病之後，與其請醫生診治、服藥，還不如呼吸靜坐有所奇效。於是便猜想，既然呼吸靜坐得靠肚臍，即中醫所說的「丹田」，可見臍／丹田對於一個人來說，是何等的重要。於是，他不但在《因是子靜坐法》中肯定「吾人初生之一點，實自臍始，故人之根本在臍」；甚至由此推而論之，認為像他這樣，雖然患病，但只要靠自身的精神力量，就可以戰勝肉體的疾病，不再需要醫治了。他堅信自己的這個想法不會錯，何況此前也已有先例可作證明。於是他在翻譯日本鈴木美山所著的《長壽哲學》（商務印書館，1918年出版）時，在書中「病之原因」一節中十分肯定地加註寫道：「精神能影響於血液，昔日德國科布博士發明霍亂（虎列拉）病菌，有某某二博士反對之，取其所培養之病菌，一口吞入，而竟不病。」由此表明，儘管有霍亂這樣的「黴菌進入人身，而（人）精神正確時，絕不成病。」
蔣維喬所說的「昔日德國科布博士發明霍亂……一口吞入，而竟不病。」除「發明」應該說成是「發現」外，所述之事大致沒有錯，但得出的結論，認為儘管有病菌「進入人身，而精神正確時，絕不成病」，且更進而誇張到極點，說是由此可知「精神能影響於血液」、「精神能改造肉體」，可謂荒謬至極。
霍亂是一種急性細菌性傳染病，發病的特點是劇烈的腹瀉，伴有嚴重的體液鹽類迅速流失。患者往往都突然發病，出現水瀉，大便量每日可多達15至20升，並隨之發生嘔吐。於是病人迅速脫水，同時血壓下降，脈搏細弱，可能有嚴重的肌肉痙攣。之後病人漸漸呈現木僵狀態，乃至昏迷，最後在半個月內甚至一週內死亡；而且病死率極高。霍亂這種發病的劇烈性、預後的嚴重性和高死亡率，令人談之色變，以致早期翻譯cholera（霍亂）這一名稱時，帶有情緒，將它音譯為「虎列拉」。
醫學史家探究出，霍亂的孳生地是古印度。在古代，由於交通限制，印度與世界各國隔絕，此病傳播較慢，「霍亂騎著駱駝旅行」，疫情主要局限在當地一帶。從19世紀起，世界經濟貿易的發展切斷了霍亂封鎖線。於是，100多年來，出現了1817–1823年、1826–1827年、1846–1853年、1865–1875年、1883–1896年和1910–1926年這麼6次世界性大流行。
1883年6月，霍亂越過海洋和沙漠來到埃及，使首都亞歷山大港突然間開始第5次世界性霍亂大流行。埃及政府完全被嚇壞了，立即向在微生物學和細菌學研究方面占世界領導地位的法國和德國求救。醫學人道主義是沒有國界的，兩國立即派了醫療團隊。德國的團隊是由著名的細菌學家、帝國衛生局正府官員羅伯．柯霍（Robert Koch，1843–1910）所領導。法國也派出幾位傑出的微生物學家前往支援。
柯霍的小組於8月14日到達亞歷山大港，幾個小時後便展開工作。他們冒著被感染的危險，對死者和病人進行屍體解剖和細菌學研究，發現死者的腸黏膜上都有一種特別的細菌，卻又與腹瀉病人體內的細菌不同。一年前，柯霍就曾在霍亂死者的腸中觀察到大量的這種細菌，當時只認為是一般病人腸內所常有的。此刻，回憶起那次發現，他想，也許這正是自己所要找的、與霍亂有關的致病菌。可惜這一想法無法予以驗證，因為他不能拿人的生命來冒險做實驗，而在實驗動物身上進行的試驗又都沒有生效，況且隨著天氣轉熱，霍亂的流行在埃及也慢慢平息下去了。11月13日，經柏林同意，團隊離開埃及。後於12月11日他40歲生日那天，來到霍亂仍在流行的印度首都加爾各答。
在加爾各答，除了繼續屍體檢查和對動物做進一步的細菌學實驗研究外，柯霍還研究了土質、用水、空氣、流行區的環境和居民的特性等問題。最後，他在1884年1月7日宣稱，引發霍亂的桿菌純種培養獲得成功，屍解中的發現與在埃及時見到的完全一樣，而在健康的印度人身上卻總是找不到。於是柯霍相信，這種桿菌是無法在非霍亂病人體內發現的。到了2月2日，柯霍報告說，這種桿菌不像別的桿菌那麼長而直，它有點彎曲，有如一個「逗號」；其他方面的特性是，能在潮溼汙染的亞麻布上或溼潤的土壤中繁殖，對乾燥和弱酸溶液明顯敏感。柯霍還說到，霍亂初期時，它們在排泄物中比較少，而當糞便成為淘米水樣的時候，桿菌就幾乎像是純粹培養出來似的。等這些病人恢復後，桿菌又逐漸從排泄物中消失。柯霍特別提到，這種獨特的有機物總見於霍亂患者，從不見於其他症狀類似的病人，也不能使動物感染此病。
柯霍的這一發現，讓他在回國的時候，受到民族英雄一般的款待，王太子授予他二級加星皇冠勛章。他向同行作了學術報告，結論是：霍亂的發生絕不是沒有起因的，沒有一個健康的人會染上霍亂，除非他吞下了霍亂弧菌，而這種細菌只能從同類產生，不能由他類產生，或者無中生有；它只能在人的腸裡或者在印度那種十分汙濁的水裡繁殖。
柯霍相信自己發現的「逗號」桿菌，即正式命名的「霍亂弧菌」是霍亂的致病菌。但在當時，遠不是所有的人都這樣認為。
半個多世紀來，很多人都相信，大批的人遭霍亂襲擊，是因為大氣、氣候、地面狀況和不利健康的廢物這四種因素同時引起的作用。
……也許是Koch博士發見了虎列拉菌時，Pfeffer博士以為不是真病菌，當面吞下去了，後來病得幾乎要死。總之，無論如何，這一條絕不能作「精神能改造肉體」的例證。——《熱風．隨感錄三十三》
江蘇武進的蔣維喬先生（1873–1958）是一位相當有成就的教育家。早在上個世紀初，全國的書院陸續改成學堂後，他發現舊的教材已經不再適用於現代的學校了，即投身「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傾注心血，歷時兩年，編成《最新初小國文教科書》。這項具有首創意義的工作，出版後風行一時，獲得一致的好評。此後他又陸續編輯出版了《高等小學教科書》、《簡明國文教科書》、《女子初小國文教科書》、《簡明初小中國歷史教科書》等，這套新式教材，內容由淺入深、文字由簡到繁，加上形象生動的插圖，普遍受到師生的歡迎，為各地學校所廣泛採用，影響巨大。此外，他還曾在1910年編著出《學校管理法》，後又主持擬定《中華民國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和《普通教育暫行課程標準》。另外，蔣維喬在哲學和佛學上也有一定程度的研究。
蔣維喬青少年時期體弱多病，醫治服藥均無明顯療效。後來，他自行以呼吸與靜坐為主的方式，堅持進行鍛練，感到病體有所好轉，體魄也日益健康，便覺得可以將自己這一鍛練的方法介紹給他人，幫助與他一樣體弱多病的人。於是，他把自己這一稱為「呼吸靜坐養生法」的方式，以自己的名號「因是子」，寫成《因是子靜坐法》一書出版發行。此書連續重印6次，暢銷海內外。
《因是子靜坐法》的受歡迎程度鼓舞了蔣維喬，讓他深信，像他這樣患病之後，與其請醫生診治、服藥，還不如呼吸靜坐有所奇效。於是便猜想，既然呼吸靜坐得靠肚臍，即中醫所說的「丹田」，可見臍／丹田對於一個人來說，是何等的重要。於是，他不但在《因是子靜坐法》中肯定「吾人初生之一點，實自臍始，故人之根本在臍」；甚至由此推而論之，認為像他這樣，雖然患病，但只要靠自身的精神力量，就可以戰勝肉體的疾病，不再需要醫治了。他堅信自己的這個想法不會錯，何況此前也已有先例可作證明。於是他在翻譯日本鈴木美山所著的《長壽哲學》（商務印書館，1918年出版）時，在書中「病之原因」一節中十分肯定地加註寫道：「精神能影響於血液，昔日德國科布博士發明霍亂（虎列拉）病菌，有某某二博士反對之，取其所培養之病菌，一口吞入，而竟不病。」由此表明，儘管有霍亂這樣的「黴菌進入人身，而（人）精神正確時，絕不成病。」
蔣維喬所說的「昔日德國科布博士發明霍亂……一口吞入，而竟不病。」除「發明」應該說成是「發現」外，所述之事大致沒有錯，但得出的結論，認為儘管有病菌「進入人身，而精神正確時，絕不成病」，且更進而誇張到極點，說是由此可知「精神能影響於血液」、「精神能改造肉體」，可謂荒謬至極。
霍亂是一種急性細菌性傳染病，發病的特點是劇烈的腹瀉，伴有嚴重的體液鹽類迅速流失。患者往往都突然發病，出現水瀉，大便量每日可多達15至20升，並隨之發生嘔吐。於是病人迅速脫水，同時血壓下降，脈搏細弱，可能有嚴重的肌肉痙攣。之後病人漸漸呈現木僵狀態，乃至昏迷，最後在半個月內甚至一週內死亡；而且病死率極高。霍亂這種發病的劇烈性、預後的嚴重性和高死亡率，令人談之色變，以致早期翻譯cholera（霍亂）這一名稱時，帶有情緒，將它音譯為「虎列拉」。
醫學史家探究出，霍亂的孳生地是古印度。在古代，由於交通限制，印度與世界各國隔絕，此病傳播較慢，「霍亂騎著駱駝旅行」，疫情主要局限在當地一帶。從19世紀起，世界經濟貿易的發展切斷了霍亂封鎖線。於是，100多年來，出現了1817–1823年、1826–1827年、1846–1853年、1865–1875年、1883–1896年和1910–1926年這麼6次世界性大流行。
1883年6月，霍亂越過海洋和沙漠來到埃及，使首都亞歷山大港突然間開始第5次世界性霍亂大流行。埃及政府完全被嚇壞了，立即向在微生物學和細菌學研究方面占世界領導地位的法國和德國求救。醫學人道主義是沒有國界的，兩國立即派了醫療團隊。德國的團隊是由著名的細菌學家、帝國衛生局正府官員羅伯．柯霍（Robert Koch，1843–1910）所領導。法國也派出幾位傑出的微生物學家前往支援。
柯霍的小組於8月14日到達亞歷山大港，幾個小時後便展開工作。他們冒著被感染的危險，對死者和病人進行屍體解剖和細菌學研究，發現死者的腸黏膜上都有一種特別的細菌，卻又與腹瀉病人體內的細菌不同。一年前，柯霍就曾在霍亂死者的腸中觀察到大量的這種細菌，當時只認為是一般病人腸內所常有的。此刻，回憶起那次發現，他想，也許這正是自己所要找的、與霍亂有關的致病菌。可惜這一想法無法予以驗證，因為他不能拿人的生命來冒險做實驗，而在實驗動物身上進行的試驗又都沒有生效，況且隨著天氣轉熱，霍亂的流行在埃及也慢慢平息下去了。11月13日，經柏林同意，團隊離開埃及。後於12月11日他40歲生日那天，來到霍亂仍在流行的印度首都加爾各答。
在加爾各答，除了繼續屍體檢查和對動物做進一步的細菌學實驗研究外，柯霍還研究了土質、用水、空氣、流行區的環境和居民的特性等問題。最後，他在1884年1月7日宣稱，引發霍亂的桿菌純種培養獲得成功，屍解中的發現與在埃及時見到的完全一樣，而在健康的印度人身上卻總是找不到。於是柯霍相信，這種桿菌是無法在非霍亂病人體內發現的。到了2月2日，柯霍報告說，這種桿菌不像別的桿菌那麼長而直，它有點彎曲，有如一個「逗號」；其他方面的特性是，能在潮溼汙染的亞麻布上或溼潤的土壤中繁殖，對乾燥和弱酸溶液明顯敏感。柯霍還說到，霍亂初期時，它們在排泄物中比較少，而當糞便成為淘米水樣的時候，桿菌就幾乎像是純粹培養出來似的。等這些病人恢復後，桿菌又逐漸從排泄物中消失。柯霍特別提到，這種獨特的有機物總見於霍亂患者，從不見於其他症狀類似的病人，也不能使動物感染此病。
柯霍的這一發現，讓他在回國的時候，受到民族英雄一般的款待，王太子授予他二級加星皇冠勛章。他向同行作了學術報告，結論是：霍亂的發生絕不是沒有起因的，沒有一個健康的人會染上霍亂，除非他吞下了霍亂弧菌，而這種細菌只能從同類產生，不能由他類產生，或者無中生有；它只能在人的腸裡或者在印度那種十分汙濁的水裡繁殖。
柯霍相信自己發現的「逗號」桿菌，即正式命名的「霍亂弧菌」是霍亂的致病菌。但在當時，遠不是所有的人都這樣認為。
半個多世紀來，很多人都相信，大批的人遭霍亂襲擊，是因為大氣、氣候、地面狀況和不利健康的廢物這四種因素同時引起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