飢餓的記憶
那一年，在外地工作的遠房叔叔，來到了村裏，給我們每個小孩發了一塊糖。我在此前只是用舌頭舔過白砂糖，從沒有吃過塊糖，我們山村裏的供銷社也沒有供應過這稀罕的東西。不小心，也是沒有經驗，我把這塊糖吃到了氣管裏去了。據後來大人說當時我憋得全身發紫，再後來不知大人用什麽辦法取出了這塊糖。這一年對我很重要，如果這塊糖不能及時地取出來，我今後的哪一年就都沒有了。糖果對鄉下的孩子是很誘人的奢侈品，尤其是棒棒糖。我在今年之前從來沒有吃過棒棒糖，今年，也就是我四十歲的年份，兩個兒子要吃棒棒糖，我買了三個，給自己也買了一個，四十歲第一次吃棒棒糖，真甜。
那一年的一天傍晚，村口土坡上一隊年輕人又是敲鑼打鼓，又是喊叫。我的父母急忙從屋裏跑出去聽，回來說是“九大勝利閉幕了”，媽媽對爸爸說，主席還是毛主席。爸爸沒有表情地說，那當然。我在納悶這樣大的會，沒有召開，怎麽就閉幕了。沒過多長時間，我們村裏有了大喇叭，代替了人的喊聲。但大喇叭裏講的話我聽不懂。父親告訴我，我們講的是土話，大喇叭裏講的是普通話。聽得多了，慢慢就聽懂了。村裏有了大喇叭是件很新鮮的事，他們天天在放。這一年很重要，我從此有機會聽普通話了，也是轉折性的一年，如果這村裏的大喇叭要晚安幾年，我的普通話會更差。我工作後積累的第一筆錢，就是給家裏買了一台電視機。媽媽長年癱瘓在床，電視對她太重要了。三大件中的電冰箱和洗衣機是很後來的事了，沒有多少食物要保存，也沒有多少衣服要洗。從那以後，我的過年標誌就是回到老家，在西北的熱炕上看中央電視台的春節聯歡晚會，一年都沒有落下。
到了一九九○年，那一年，我在海口，沒有路費回家。海島上很淒涼，內地人基本上都回大陸了。臘月三十快到吃晚飯的時間了，街上的餐館都早早關門回家準備自家的年夜飯去了。我與當時我的同事和朋友祝軍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大排檔，我們倆一邊吃著河粉，一邊盤算著這年怎麽過。祝軍問我有錢沒有，我說，沒有錢了。問他，他說，自從放出來後就從來都沒有過錢。祝軍建議說，乾脆我們倆扒火車，不花一分錢，看能不能到我們各自的老家，天水和南京。我沒有同意，我想北方的天氣太冷了，這沒把握的事要搞不好，會凍死在貨車廂裏。祝軍最後說要去儋縣的熱帶作物學院去看他的女朋友，因爲她暈車不能來海口。晚上祝軍騎上自行車走了，從海口到儋縣的距離是一百七十多里，當時還沒有高速公路。
送走了祝軍，我想要把自己的除夕夜安排好，最重要的是晚上能看到中央台的春節聯歡晚會，這時家裏的人也一定都在看這個節目，如果能看到這個節目，就像和自己家人在一起過年一樣。我與我住的招待所二層的女服務員談好，晚上在她的值班室看那台黑白電視。但看節目看到晚上九點多，服務員說她要睡覺，不讓我看了。我只好出來，自己一個人過了一個最孤獨的除夕夜。
過了這孤獨的除夕夜，時間到了一九九一年，這是我最難忘的一年。海南省的建設熱潮過去了，經濟停擺了，湊熱鬧的那撥人基本都返回大陸了。我當時管理著一個磚廠，磚是一塊也賣不出去。磚廠的民工走得不到一百人了，他們都是拿計件工資，沒有活幹，他們也就沒有任何收入。過完春節，我去了磚廠，留下的近一百人中大部分是四川人，也有一部分山東人，都沒有飯吃。四川人餓得受不了就捉老鼠吃，山東人說，老鼠有毒不能吃。看到這種情景，我回想起半年前，我們還情緒激昂地要辯個是非出來，而如今眼前一切都變得平靜，變得死一樣的平靜，可怕的平靜。我走到民工的工棚裏，問他們上頓飯是什麽時候吃的，有人說是昨天，有人說是前天。餓著肚子的民工，也是一樣的平靜，靜靜地躺在那裏。這是我度過的最低潮的一年，在這一年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和生機。
也是這一年，經易小迪的推薦，我當上了海南省佛學會的秘書長，在一個無聊的年份，清談一些有聊的話題和閒事。一次開清談會，我叫上祝軍和我一起去。因爲自從認識祝軍後，我們倆就經常一起切磋《易經》，他的頭腦裏有許多形而上的想法。開會時，祝軍說，我不懂佛的事，但我想我的老祖宗是幹這事的，你們看我的姓就知道了。會後大家埋怨我叫了這外行來胡說八道。這一年，就這樣無聊地度過，像一粒種子在冬天等待春天一樣的安靜。
接下來的幾年，就是偉人的南巡、房地産的泡沫等等，我在匆忙和熱鬧中度過了幾年。突然，有一天想起祝軍，從朋友那裏打聽到，他已出家了。隨後的幾年中，我常常想起與祝軍在海島上共同度過那困難的歲月，也想正是因爲有一批像祝軍這樣的朋友，精神上才感到很充實。又過了幾年，突然，有一天接到祝軍的電話，說要來看我，我很高興。見面後，祝軍告訴我，不出家了，現在在搞IT。並告訴我他的孩子已經和我的辦公桌一樣高了。
我的被壓迫被奴役的角色
商人和商人之間有友誼嗎？很多網友在我和任志強“雞蛋換糧票”的時候問我，我和他到底是朋友還是對手？有了錢以後，同性的友誼，和以前同學的友誼是不是還能維持得好？我現在經常回蘭州參加同學聚會，公司裏有老員工離開，我也會主動關照一下行政部開個歡送會，這些對於我來說，是情感，而不是關係。
現實社會中有很多種關係，同事關係、上下級關係、朋友關係、夫妻關係……人在一起時間久了很容易産生情感，但是情感跟關係是兩回事，工作了一段時間，相互之間有了一些默契，有了一些共識，這是一種很美好的東西，也很神聖。可是一旦把它固定化了，就會出現問題。
固定關係包括像夫妻關係、朋友關係都是。如果說兩個人是好朋友，好到不管對方發生了什麽事，周圍怎麽改變，永遠是好朋友，那麽這兩個人當中一定存在一個奴役和被奴役的關係。孔子說，“君子之交淡如水”，而任何關係一旦被固定化，就變成了奴役和被奴役的關係。有的時候你覺得跟這個人聊天挺有意思，那就在一起聊聊；過上一段時間，我覺得我的思想境界跟不上他了，可能就不聊了；或者再過一段時間他成了大俗人了，我也不願意和他聊了，之後又會在其他人、其他事情上發現新的精神寄託。所以我不加入任何組織，不加入任何黨派，只有兩個例外，也是沒有辦法的，一個是公司，一個是家庭。公司是工商局發了營業執照，家庭是政府發了結婚證。
關係應該是完全發自內心的，這和是不是商人沒有關係，也和是不是一個行業內的人，是不是一個階層的人沒有關係，重要的是不要把關係固定下來。全世界任何一種固定的關係，一定是一種壓迫和被壓迫、奴役和被奴役的關係。
這一點，不論是我個人的經歷，還是別人的經歷得出的都是相同的結論，所有的關係，可能不一定是用奴役和壓迫來形容，至少是主動和被動——因爲關係一定是出現了主動和被動之後，才能夠固定的。
最近，我身邊朋友離家出走的比較多，留心一下就能發現，只要關係能維持比較好的都是一個被動、一個主動，這樣，兩個人在一起生活才會覺得很有默契。凡是兩個人在關係的問題上，誰被動、誰主動沒有搞明白的，一著急就離家出走，要不就是整天鬧矛盾。
我曾經講過人有三種狀態，第一種人是駱駝，這是大多數人的狀態，像駱駝一樣瞎著眼走路，所以他需要依靠，需要扶持；第二種人是獅子，獅子比較強大，也比較緊張；第三種人是嬰兒，嬰兒是一個自然的狀態。駱駝需要關係，找一個獅子帶著他走；獅子也需要關係，找一個人讓他帶著走；而人，只有到了嬰兒狀態的時候，才不需要關係，才開始真正享受當下。
如果總想著要平衡和平等，就不可能形成固定的關係。事實上，固定的關係也不需要去平衡。在一個家庭裏，你得想明白，要不是大男人主義讓老婆怕，要不就是“妻管嚴”怕老婆。想結婚的人要先把這件事情想清楚了。現代人提倡自由、平等、博愛，多少人想反抗，最終的結果不是離家出走就是一拍兩散。我一開始結婚的時候也沒想明白，張欣就離家出走了。
固定的關係不自然，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上都說不好，但固定的關係對社會穩定和發展有利，在現實生活當中要做成一件事情就得把關係固定下來，比如爲了蓋房子就得成立公司；在公司裏就要聽我的，不聽我的，否則這個房子就蓋不起來；在家庭裏，要生兒育女，要撫養孩子，沒有夫妻關係，生一大堆小孩怎麽辦？柏拉圖當年提出來說大人生了孩子父母都不能見，直接送到學校去，由社會公共撫養。這個提法直到現在也沒實現，甚至在當時就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評。柏拉圖爲的是打破這種固定關係，但這是滅絕人性的，人家生的孩子，憑什麽讓你抱走？所以，把事情想清楚了再去結婚，想不清楚，就別去結婚。我想清楚了，我結婚了，我就是被壓迫的、被奴役的角色。反過來說，被奴役有什麽不好？這個世界有主動就有被動，沒有什麽好壞之分。
第三種生活方式
談到第三種生活方式，到目前爲止，我還真是沒有搞清楚到底它是什麽。我想可能第一種生活方式就是我小時候過的，吃不上、穿不上，特別艱苦。第二種就是最近幾年，社會發展得很快，科技也發展得很快，原來糧食都不夠吃，現在多得不知道怎麽辦。我小的時候根本就沒吃過蘋果，現在家裏買的都是幾箱幾箱的蘋果。這可能就是第二種生活方式。然後第三種呢？原來沒東西的狀態是第一種，有東西、東西豐富了是第二種，然後呢就是吃飽了撐的，這可能就是第三種。現在肚子吃飽了，天天就要琢磨事情，琢磨看看要到什麽地方去。
爲了說這第三種生活方式，我想先回顧一下第一種生活方式。第一種生活方式對我們這一代有著一輩子的影響。在中國像我這樣歲數的人，他們吃苦，缺吃少穿是一種普遍現象，可能大多數四十來歲的人都有這種經歷。我記得小時候經常吃不上飯，大家關心的都是糧食的問題，沒人關心這吃飽了撐著的事情。在我們老家一年十二個月有七個月的糧食就是最好的情況了，所以能不能活下去就是首要的問題。那個時候我們家裏好幾個小孩，生活十分地艱難，實在過不下去了，爸爸就勸服媽媽把剛剛出生幾個月的三妹送人了，因爲在當時活下去是最根本的事情。我想這個時期的生活對我的性格也有很大的影響，在農村的日子養成了我開朗的性格。後來到了南京上學的時候，我就突然變得不怎麽說話了。我就一直在想啊，而且我最近也在看這方面的書，這人的性格到底是什麽造成的。佛洛依德說，人的性格和人的經歷有關。於是我回想初到南京的時候，我隨身就帶了兩條藍色的棉褲，都穿了很久了，還有兩條做得很大的內褲。當時班上有四十個學生，其中三十一個都是女生。所以我就特別擔心褲子磨破給人家笑話。於是我經常摸摸褲子後面，看看有沒有磨破，每次摸的時候都會感覺，哎呀，又薄了。當時頂著這樣一種壓力生活、學習。我想這可能也就造成了我當時的那種性格。這就是第一種生活方式。
記得我大學畢業參加工作的時候，領四十六塊錢的工資，加上八塊的野外補助。而就在那一年，我兩個妹妹相繼考上大學了。我當時的工資一分爲三，把其中的兩份寄給她們。可是這怎麽生活呢？我說過，活下去是最基本的要求，所以我就只有跑到深圳去。因爲我工作十分勤奮，所以也掙了比較多的錢。緊接著中國很快富裕起來，然後就有了很多的東西，多得都不知道該怎麽辦了。記得我有一次去廣州，見到一個新世界大廈。他們說這個大樓裏面的房子全都貼著金紙。我當時就在琢磨，這錢再多，也不能往牆上貼金紙啊！可這是爲什麽呢？因爲吃飽了撐著了，都不知道該幹什麽了。我們經常會看到，身邊的很多有錢人追求的都是住一個多大的房啊，開一個多靚的車啊，開的是賓士啥型號或者BMW哪一款啊，他們追求的是這樣的東西。
所以我就老是在想，物質生活得到滿足之後，我們應該追求什麽樣的生存狀態呢？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別人不舒服的時候，我們應該盡量去幫助他們幸福、快樂。但是，首先我們必須使自己快樂起來。如果你自己都不快樂，老是板著一張臉，你怎麽樣讓人家快樂起來呢？我想這二者之間是沒有衝突的。此外我認爲我們的生活應該達到一種簡單化。簡單是一個非常本質的東西，禪宗思想也是最強調這一點。自古到今，禪宗對中國的影響是巨大的。所謂“見性成佛，直至人心”，也就是這個道理，心裏面怎麽想，就直接表露出來。我想這應該是我們談的第三種生活方式。
世界是圓的還是扁平的
五百年前，哥倫布帶著三隻船，一百多人，從歐洲大陸出發，向西航行，目的是去找到印度，找那裏的寶石、絲綢和香料。但哥倫布沒有找到印度。一四九二年十月十二日，他發現了美洲大陸，回去他告訴西班牙女王伊莎貝拉說世界是圓的。五百年後，有一位美國人叫Thomas L.Friedman，他也是向西走，到了印度的矽谷，見到了印度最大的軟體公司Infosys的CEO Nandan Nilekani，這位CEO告訴他，今天的世界是扁平的。爲此，Thomas寫了一本書，書的題目就是《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這本書已經成爲了世界最暢銷的書。
網路的出現確實把這個世界變小、變扁平的速度大大地加快了，這就是全球一體化。
從五百年前的哥倫布開始到十九世紀末。在全球一體化的過程中，主要的角色是“國家”，國家在往外走。他們以傳播宗教、傳播文明爲他們的指導思想，比的是誰的槍更厲害，誰的船可以行得更遠，這就是當時的殖民主義運動。
十九世紀末以來到二十世紀結束。扮演全球一體化的主角是跨國公司，雖然有兩次世界大戰和一次全球性的經濟大危機，對這種全球化的進程有了一些影響，但並沒有從根本上阻止跨國公司在全球的發展。
從二十一世紀開始，個人又成爲了全球化的主角。個人開始走向世界的每個地方，並扮演著各個角色。出現了“超級個人”挑戰“超級大國”的世界。個人在不斷地挑戰著權威，再讓世界變得更小、更扁平。
賓‧拉登可以挑戰超級大國的美國；在中國也出現了胡戈的《饅頭》，可以挑戰傳統權威製造出來的《無極》；而平民的代表李宇春可以挑戰有高度權威的大的電視台。今天的網路大大地加快了全球一體化的進程，今天一天的變化可能要相當於五百年前幾年、甚至幾十年的變化。
個人開始走向世界的每個地方，並扮演著各個角色。出現了「超級個人」挑戰「超級大國」的世界。個人在不斷地挑戰著權威，再讓世界變得更小、更扁平。到了今天全球一體化的時代，這個時代的特徵是什麽？當然是更多的合作，更多的競爭，更多的機會。
照鏡子
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日，就是“現代城”六號樓要抽籤認購的前一天下午，現代城的四位銷售副總監與鄧智仁先生領導的中國第一商城簽訂了合同，分別用一次性十八萬元至二十五萬元不等的補償被挖跑了。合同規定：如果不去中國第一商城，將處以十八萬元至二十五萬元兩倍的數額處罰。並要求帶部下的銷售人員一起“起義”。
我剛從珠穆朗瑪峰營地下來，經歷了人生從未有過的缺氧引起的頭痛，痛到了抱頭，學豬一樣哼哼的地步。沒有隔幾天，在海拔不足一百公尺的北京，又來一次頭痛。我們得知此事，徹夜未眠，組織全公司部門經理以上的員工與“起義銷售隊伍”談話。金錢的誘惑力還是有力的，也是巨大的。其中一位銷售副總監說：“先拿到這筆錢，寧可幾個月後回家抱孩子。”談話以我們失敗結束。
勝利的他們據說是吃魚翅、喝酒慶祝去了。失敗的我們十幾個也聚在一起，買了一些“肯德基”，但大家都說心裏面堵得慌，吃不下去。
不斷有電話告訴我不好的消息：“起義”的銷售人員如何在客戶面前講現代城的壞話了；勝利者如何得意忘形，他們還要挖更多的人，出更高的價；我們的隊伍一時不知所措，常來電話請示。
我逃到了山裏，躲開了這些電磁波對我的干擾。
現代城那時比較引人注目，設計、施工、銷售都比較好，設計獲北京建築設計一等獎；施工與周圍專案相比，它明顯長得快、長得健康；銷售近千套，也在京城房地産界遙遙領先。現代城採用過的材料和設備身價也不斷上漲，用北京萬科老總林少洲的話講：“現代城爲北京房地産市場建立了一個材料和設備的平台。現代城的員工身價也在上升，一個二十歲出頭的銷售人員挖成功後，一次性補償費就是十八萬元到二十五萬元。”
現代城取得這樣的成績是我個人才能，個人成績嗎？不是。
主要是我們充分運用了市場的法則。從設計、裝修、施工、監理到銷售；從每一塊瓷磚、每一塊玻璃到物業管理、銀行貸款、廣告創意，都是採用多家競爭，優勝劣汰的法則。當然，也離不開人，離不開幾千名工人的辛勤勞動，也離不開現代城的管理人員、銷售人員，他們爲現代城今天的成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貢獻。包括離開現代城，被鄧智仁先生用高薪挖走的銷售人員。
在我們現代城某些銷售人員被別人挖走的沮喪中，我也悟出了一個道理：只要我們走市場化的道路，就能成功，就能把事情辦好。據說有個別銷售人員離開現代城後，大力批判這無情的制度，有點像我們當年批判萬惡的資本主義一樣。經過多年實踐，我們終於走出了一條市場經濟道路，讓我們吃飽了、穿好了，有人還是對這條路不滿，“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但到了今天，沒有退路了，也退不回去了，我們也只能順著這條路走下去，罵現代城採用市場競爭制度的朋友應該想一想，你一年前進入現代城還是一個剛邁入社會，尋找就業機會的年輕人，一年後的今天通過現代城的這種制度和各種培訓，你們提高了，已是一名別人願意一次性補償十八萬元至二十五萬元的專業人士，我們大家都應該感謝這個制度。這樣的制度，讓我們變勤快了，效率提高了，成本降低了，房子質量更好了。任何一個制度都不是十全十美的，讓我們一起去改進它，完善它。你們的離開使我們痛苦、受到損失之後，我們也會不斷完善制度。但制度的核心競爭、優勝劣汰的原則不能變。
小時候，總愛看打仗的電影，如《地道戰》、《地雷戰》、《南征北戰》等，電影中的許多情節至今
那一年，在外地工作的遠房叔叔，來到了村裏，給我們每個小孩發了一塊糖。我在此前只是用舌頭舔過白砂糖，從沒有吃過塊糖，我們山村裏的供銷社也沒有供應過這稀罕的東西。不小心，也是沒有經驗，我把這塊糖吃到了氣管裏去了。據後來大人說當時我憋得全身發紫，再後來不知大人用什麽辦法取出了這塊糖。這一年對我很重要，如果這塊糖不能及時地取出來，我今後的哪一年就都沒有了。糖果對鄉下的孩子是很誘人的奢侈品，尤其是棒棒糖。我在今年之前從來沒有吃過棒棒糖，今年，也就是我四十歲的年份，兩個兒子要吃棒棒糖，我買了三個，給自己也買了一個，四十歲第一次吃棒棒糖，真甜。
那一年的一天傍晚，村口土坡上一隊年輕人又是敲鑼打鼓，又是喊叫。我的父母急忙從屋裏跑出去聽，回來說是“九大勝利閉幕了”，媽媽對爸爸說，主席還是毛主席。爸爸沒有表情地說，那當然。我在納悶這樣大的會，沒有召開，怎麽就閉幕了。沒過多長時間，我們村裏有了大喇叭，代替了人的喊聲。但大喇叭裏講的話我聽不懂。父親告訴我，我們講的是土話，大喇叭裏講的是普通話。聽得多了，慢慢就聽懂了。村裏有了大喇叭是件很新鮮的事，他們天天在放。這一年很重要，我從此有機會聽普通話了，也是轉折性的一年，如果這村裏的大喇叭要晚安幾年，我的普通話會更差。我工作後積累的第一筆錢，就是給家裏買了一台電視機。媽媽長年癱瘓在床，電視對她太重要了。三大件中的電冰箱和洗衣機是很後來的事了，沒有多少食物要保存，也沒有多少衣服要洗。從那以後，我的過年標誌就是回到老家，在西北的熱炕上看中央電視台的春節聯歡晚會，一年都沒有落下。
到了一九九○年，那一年，我在海口，沒有路費回家。海島上很淒涼，內地人基本上都回大陸了。臘月三十快到吃晚飯的時間了，街上的餐館都早早關門回家準備自家的年夜飯去了。我與當時我的同事和朋友祝軍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大排檔，我們倆一邊吃著河粉，一邊盤算著這年怎麽過。祝軍問我有錢沒有，我說，沒有錢了。問他，他說，自從放出來後就從來都沒有過錢。祝軍建議說，乾脆我們倆扒火車，不花一分錢，看能不能到我們各自的老家，天水和南京。我沒有同意，我想北方的天氣太冷了，這沒把握的事要搞不好，會凍死在貨車廂裏。祝軍最後說要去儋縣的熱帶作物學院去看他的女朋友，因爲她暈車不能來海口。晚上祝軍騎上自行車走了，從海口到儋縣的距離是一百七十多里，當時還沒有高速公路。
送走了祝軍，我想要把自己的除夕夜安排好，最重要的是晚上能看到中央台的春節聯歡晚會，這時家裏的人也一定都在看這個節目，如果能看到這個節目，就像和自己家人在一起過年一樣。我與我住的招待所二層的女服務員談好，晚上在她的值班室看那台黑白電視。但看節目看到晚上九點多，服務員說她要睡覺，不讓我看了。我只好出來，自己一個人過了一個最孤獨的除夕夜。
過了這孤獨的除夕夜，時間到了一九九一年，這是我最難忘的一年。海南省的建設熱潮過去了，經濟停擺了，湊熱鬧的那撥人基本都返回大陸了。我當時管理著一個磚廠，磚是一塊也賣不出去。磚廠的民工走得不到一百人了，他們都是拿計件工資，沒有活幹，他們也就沒有任何收入。過完春節，我去了磚廠，留下的近一百人中大部分是四川人，也有一部分山東人，都沒有飯吃。四川人餓得受不了就捉老鼠吃，山東人說，老鼠有毒不能吃。看到這種情景，我回想起半年前，我們還情緒激昂地要辯個是非出來，而如今眼前一切都變得平靜，變得死一樣的平靜，可怕的平靜。我走到民工的工棚裏，問他們上頓飯是什麽時候吃的，有人說是昨天，有人說是前天。餓著肚子的民工，也是一樣的平靜，靜靜地躺在那裏。這是我度過的最低潮的一年，在這一年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和生機。
也是這一年，經易小迪的推薦，我當上了海南省佛學會的秘書長，在一個無聊的年份，清談一些有聊的話題和閒事。一次開清談會，我叫上祝軍和我一起去。因爲自從認識祝軍後，我們倆就經常一起切磋《易經》，他的頭腦裏有許多形而上的想法。開會時，祝軍說，我不懂佛的事，但我想我的老祖宗是幹這事的，你們看我的姓就知道了。會後大家埋怨我叫了這外行來胡說八道。這一年，就這樣無聊地度過，像一粒種子在冬天等待春天一樣的安靜。
接下來的幾年，就是偉人的南巡、房地産的泡沫等等，我在匆忙和熱鬧中度過了幾年。突然，有一天想起祝軍，從朋友那裏打聽到，他已出家了。隨後的幾年中，我常常想起與祝軍在海島上共同度過那困難的歲月，也想正是因爲有一批像祝軍這樣的朋友，精神上才感到很充實。又過了幾年，突然，有一天接到祝軍的電話，說要來看我，我很高興。見面後，祝軍告訴我，不出家了，現在在搞IT。並告訴我他的孩子已經和我的辦公桌一樣高了。
我的被壓迫被奴役的角色
商人和商人之間有友誼嗎？很多網友在我和任志強“雞蛋換糧票”的時候問我，我和他到底是朋友還是對手？有了錢以後，同性的友誼，和以前同學的友誼是不是還能維持得好？我現在經常回蘭州參加同學聚會，公司裏有老員工離開，我也會主動關照一下行政部開個歡送會，這些對於我來說，是情感，而不是關係。
現實社會中有很多種關係，同事關係、上下級關係、朋友關係、夫妻關係……人在一起時間久了很容易産生情感，但是情感跟關係是兩回事，工作了一段時間，相互之間有了一些默契，有了一些共識，這是一種很美好的東西，也很神聖。可是一旦把它固定化了，就會出現問題。
固定關係包括像夫妻關係、朋友關係都是。如果說兩個人是好朋友，好到不管對方發生了什麽事，周圍怎麽改變，永遠是好朋友，那麽這兩個人當中一定存在一個奴役和被奴役的關係。孔子說，“君子之交淡如水”，而任何關係一旦被固定化，就變成了奴役和被奴役的關係。有的時候你覺得跟這個人聊天挺有意思，那就在一起聊聊；過上一段時間，我覺得我的思想境界跟不上他了，可能就不聊了；或者再過一段時間他成了大俗人了，我也不願意和他聊了，之後又會在其他人、其他事情上發現新的精神寄託。所以我不加入任何組織，不加入任何黨派，只有兩個例外，也是沒有辦法的，一個是公司，一個是家庭。公司是工商局發了營業執照，家庭是政府發了結婚證。
關係應該是完全發自內心的，這和是不是商人沒有關係，也和是不是一個行業內的人，是不是一個階層的人沒有關係，重要的是不要把關係固定下來。全世界任何一種固定的關係，一定是一種壓迫和被壓迫、奴役和被奴役的關係。
這一點，不論是我個人的經歷，還是別人的經歷得出的都是相同的結論，所有的關係，可能不一定是用奴役和壓迫來形容，至少是主動和被動——因爲關係一定是出現了主動和被動之後，才能夠固定的。
最近，我身邊朋友離家出走的比較多，留心一下就能發現，只要關係能維持比較好的都是一個被動、一個主動，這樣，兩個人在一起生活才會覺得很有默契。凡是兩個人在關係的問題上，誰被動、誰主動沒有搞明白的，一著急就離家出走，要不就是整天鬧矛盾。
我曾經講過人有三種狀態，第一種人是駱駝，這是大多數人的狀態，像駱駝一樣瞎著眼走路，所以他需要依靠，需要扶持；第二種人是獅子，獅子比較強大，也比較緊張；第三種人是嬰兒，嬰兒是一個自然的狀態。駱駝需要關係，找一個獅子帶著他走；獅子也需要關係，找一個人讓他帶著走；而人，只有到了嬰兒狀態的時候，才不需要關係，才開始真正享受當下。
如果總想著要平衡和平等，就不可能形成固定的關係。事實上，固定的關係也不需要去平衡。在一個家庭裏，你得想明白，要不是大男人主義讓老婆怕，要不就是“妻管嚴”怕老婆。想結婚的人要先把這件事情想清楚了。現代人提倡自由、平等、博愛，多少人想反抗，最終的結果不是離家出走就是一拍兩散。我一開始結婚的時候也沒想明白，張欣就離家出走了。
固定的關係不自然，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上都說不好，但固定的關係對社會穩定和發展有利，在現實生活當中要做成一件事情就得把關係固定下來，比如爲了蓋房子就得成立公司；在公司裏就要聽我的，不聽我的，否則這個房子就蓋不起來；在家庭裏，要生兒育女，要撫養孩子，沒有夫妻關係，生一大堆小孩怎麽辦？柏拉圖當年提出來說大人生了孩子父母都不能見，直接送到學校去，由社會公共撫養。這個提法直到現在也沒實現，甚至在當時就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評。柏拉圖爲的是打破這種固定關係，但這是滅絕人性的，人家生的孩子，憑什麽讓你抱走？所以，把事情想清楚了再去結婚，想不清楚，就別去結婚。我想清楚了，我結婚了，我就是被壓迫的、被奴役的角色。反過來說，被奴役有什麽不好？這個世界有主動就有被動，沒有什麽好壞之分。
第三種生活方式
談到第三種生活方式，到目前爲止，我還真是沒有搞清楚到底它是什麽。我想可能第一種生活方式就是我小時候過的，吃不上、穿不上，特別艱苦。第二種就是最近幾年，社會發展得很快，科技也發展得很快，原來糧食都不夠吃，現在多得不知道怎麽辦。我小的時候根本就沒吃過蘋果，現在家裏買的都是幾箱幾箱的蘋果。這可能就是第二種生活方式。然後第三種呢？原來沒東西的狀態是第一種，有東西、東西豐富了是第二種，然後呢就是吃飽了撐的，這可能就是第三種。現在肚子吃飽了，天天就要琢磨事情，琢磨看看要到什麽地方去。
爲了說這第三種生活方式，我想先回顧一下第一種生活方式。第一種生活方式對我們這一代有著一輩子的影響。在中國像我這樣歲數的人，他們吃苦，缺吃少穿是一種普遍現象，可能大多數四十來歲的人都有這種經歷。我記得小時候經常吃不上飯，大家關心的都是糧食的問題，沒人關心這吃飽了撐著的事情。在我們老家一年十二個月有七個月的糧食就是最好的情況了，所以能不能活下去就是首要的問題。那個時候我們家裏好幾個小孩，生活十分地艱難，實在過不下去了，爸爸就勸服媽媽把剛剛出生幾個月的三妹送人了，因爲在當時活下去是最根本的事情。我想這個時期的生活對我的性格也有很大的影響，在農村的日子養成了我開朗的性格。後來到了南京上學的時候，我就突然變得不怎麽說話了。我就一直在想啊，而且我最近也在看這方面的書，這人的性格到底是什麽造成的。佛洛依德說，人的性格和人的經歷有關。於是我回想初到南京的時候，我隨身就帶了兩條藍色的棉褲，都穿了很久了，還有兩條做得很大的內褲。當時班上有四十個學生，其中三十一個都是女生。所以我就特別擔心褲子磨破給人家笑話。於是我經常摸摸褲子後面，看看有沒有磨破，每次摸的時候都會感覺，哎呀，又薄了。當時頂著這樣一種壓力生活、學習。我想這可能也就造成了我當時的那種性格。這就是第一種生活方式。
記得我大學畢業參加工作的時候，領四十六塊錢的工資，加上八塊的野外補助。而就在那一年，我兩個妹妹相繼考上大學了。我當時的工資一分爲三，把其中的兩份寄給她們。可是這怎麽生活呢？我說過，活下去是最基本的要求，所以我就只有跑到深圳去。因爲我工作十分勤奮，所以也掙了比較多的錢。緊接著中國很快富裕起來，然後就有了很多的東西，多得都不知道該怎麽辦了。記得我有一次去廣州，見到一個新世界大廈。他們說這個大樓裏面的房子全都貼著金紙。我當時就在琢磨，這錢再多，也不能往牆上貼金紙啊！可這是爲什麽呢？因爲吃飽了撐著了，都不知道該幹什麽了。我們經常會看到，身邊的很多有錢人追求的都是住一個多大的房啊，開一個多靚的車啊，開的是賓士啥型號或者BMW哪一款啊，他們追求的是這樣的東西。
所以我就老是在想，物質生活得到滿足之後，我們應該追求什麽樣的生存狀態呢？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別人不舒服的時候，我們應該盡量去幫助他們幸福、快樂。但是，首先我們必須使自己快樂起來。如果你自己都不快樂，老是板著一張臉，你怎麽樣讓人家快樂起來呢？我想這二者之間是沒有衝突的。此外我認爲我們的生活應該達到一種簡單化。簡單是一個非常本質的東西，禪宗思想也是最強調這一點。自古到今，禪宗對中國的影響是巨大的。所謂“見性成佛，直至人心”，也就是這個道理，心裏面怎麽想，就直接表露出來。我想這應該是我們談的第三種生活方式。
世界是圓的還是扁平的
五百年前，哥倫布帶著三隻船，一百多人，從歐洲大陸出發，向西航行，目的是去找到印度，找那裏的寶石、絲綢和香料。但哥倫布沒有找到印度。一四九二年十月十二日，他發現了美洲大陸，回去他告訴西班牙女王伊莎貝拉說世界是圓的。五百年後，有一位美國人叫Thomas L.Friedman，他也是向西走，到了印度的矽谷，見到了印度最大的軟體公司Infosys的CEO Nandan Nilekani，這位CEO告訴他，今天的世界是扁平的。爲此，Thomas寫了一本書，書的題目就是《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這本書已經成爲了世界最暢銷的書。
網路的出現確實把這個世界變小、變扁平的速度大大地加快了，這就是全球一體化。
從五百年前的哥倫布開始到十九世紀末。在全球一體化的過程中，主要的角色是“國家”，國家在往外走。他們以傳播宗教、傳播文明爲他們的指導思想，比的是誰的槍更厲害，誰的船可以行得更遠，這就是當時的殖民主義運動。
十九世紀末以來到二十世紀結束。扮演全球一體化的主角是跨國公司，雖然有兩次世界大戰和一次全球性的經濟大危機，對這種全球化的進程有了一些影響，但並沒有從根本上阻止跨國公司在全球的發展。
從二十一世紀開始，個人又成爲了全球化的主角。個人開始走向世界的每個地方，並扮演著各個角色。出現了“超級個人”挑戰“超級大國”的世界。個人在不斷地挑戰著權威，再讓世界變得更小、更扁平。
賓‧拉登可以挑戰超級大國的美國；在中國也出現了胡戈的《饅頭》，可以挑戰傳統權威製造出來的《無極》；而平民的代表李宇春可以挑戰有高度權威的大的電視台。今天的網路大大地加快了全球一體化的進程，今天一天的變化可能要相當於五百年前幾年、甚至幾十年的變化。
個人開始走向世界的每個地方，並扮演著各個角色。出現了「超級個人」挑戰「超級大國」的世界。個人在不斷地挑戰著權威，再讓世界變得更小、更扁平。到了今天全球一體化的時代，這個時代的特徵是什麽？當然是更多的合作，更多的競爭，更多的機會。
照鏡子
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日，就是“現代城”六號樓要抽籤認購的前一天下午，現代城的四位銷售副總監與鄧智仁先生領導的中國第一商城簽訂了合同，分別用一次性十八萬元至二十五萬元不等的補償被挖跑了。合同規定：如果不去中國第一商城，將處以十八萬元至二十五萬元兩倍的數額處罰。並要求帶部下的銷售人員一起“起義”。
我剛從珠穆朗瑪峰營地下來，經歷了人生從未有過的缺氧引起的頭痛，痛到了抱頭，學豬一樣哼哼的地步。沒有隔幾天，在海拔不足一百公尺的北京，又來一次頭痛。我們得知此事，徹夜未眠，組織全公司部門經理以上的員工與“起義銷售隊伍”談話。金錢的誘惑力還是有力的，也是巨大的。其中一位銷售副總監說：“先拿到這筆錢，寧可幾個月後回家抱孩子。”談話以我們失敗結束。
勝利的他們據說是吃魚翅、喝酒慶祝去了。失敗的我們十幾個也聚在一起，買了一些“肯德基”，但大家都說心裏面堵得慌，吃不下去。
不斷有電話告訴我不好的消息：“起義”的銷售人員如何在客戶面前講現代城的壞話了；勝利者如何得意忘形，他們還要挖更多的人，出更高的價；我們的隊伍一時不知所措，常來電話請示。
我逃到了山裏，躲開了這些電磁波對我的干擾。
現代城那時比較引人注目，設計、施工、銷售都比較好，設計獲北京建築設計一等獎；施工與周圍專案相比，它明顯長得快、長得健康；銷售近千套，也在京城房地産界遙遙領先。現代城採用過的材料和設備身價也不斷上漲，用北京萬科老總林少洲的話講：“現代城爲北京房地産市場建立了一個材料和設備的平台。現代城的員工身價也在上升，一個二十歲出頭的銷售人員挖成功後，一次性補償費就是十八萬元到二十五萬元。”
現代城取得這樣的成績是我個人才能，個人成績嗎？不是。
主要是我們充分運用了市場的法則。從設計、裝修、施工、監理到銷售；從每一塊瓷磚、每一塊玻璃到物業管理、銀行貸款、廣告創意，都是採用多家競爭，優勝劣汰的法則。當然，也離不開人，離不開幾千名工人的辛勤勞動，也離不開現代城的管理人員、銷售人員，他們爲現代城今天的成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貢獻。包括離開現代城，被鄧智仁先生用高薪挖走的銷售人員。
在我們現代城某些銷售人員被別人挖走的沮喪中，我也悟出了一個道理：只要我們走市場化的道路，就能成功，就能把事情辦好。據說有個別銷售人員離開現代城後，大力批判這無情的制度，有點像我們當年批判萬惡的資本主義一樣。經過多年實踐，我們終於走出了一條市場經濟道路，讓我們吃飽了、穿好了，有人還是對這條路不滿，“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但到了今天，沒有退路了，也退不回去了，我們也只能順著這條路走下去，罵現代城採用市場競爭制度的朋友應該想一想，你一年前進入現代城還是一個剛邁入社會，尋找就業機會的年輕人，一年後的今天通過現代城的這種制度和各種培訓，你們提高了，已是一名別人願意一次性補償十八萬元至二十五萬元的專業人士，我們大家都應該感謝這個制度。這樣的制度，讓我們變勤快了，效率提高了，成本降低了，房子質量更好了。任何一個制度都不是十全十美的，讓我們一起去改進它，完善它。你們的離開使我們痛苦、受到損失之後，我們也會不斷完善制度。但制度的核心競爭、優勝劣汰的原則不能變。
小時候，總愛看打仗的電影，如《地道戰》、《地雷戰》、《南征北戰》等，電影中的許多情節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