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遠的音符
大約在五年前，我覺得有耳鳴的現象而去看醫生，醫生建議我檢查一下聽力，結果很不幸，醫生說我的聽力在高頻上已經損失了一半，低頻也損失了接近三分之一，而耳鳴呢，他說是隨著聽力的衰退而增加的，基本上是老化的現象。我跟他說我平日聽音樂，並不覺得有什麼高音聽不出來，醫生說高頻不見得等於音樂中的高音，聽力喪失是一點一點來的，通常不會馬上察覺，高頻損失後，高音還聽得見，只是覺得單薄一些，像聽慣身歷聲的立體音響後轉聽單聲道的Mono音響。我抗辯說我高低音每個音部都還聽得很清楚啊，醫生笑著臉但用冷冷的語氣說：「也許你幸運，還聽得到很多，也許你聽不到了，你聽到的其實是記憶裡的聲音。」
醫生說的「記憶裡的聲音」，讓我想起一些與音樂或聲音有關的往事。我少年的時候，是沒有聽音樂這類的名詞的，那時台灣一窮二白，哪有餘閒談跟藝術有關的事呢。青年時代在一本書裡看到這樣的句子：「音樂是有感情的聲音。」當時有些困惑，對我們那一代的人而言，如果說「音樂是昂貴的聲音」還比較合理。為什麼聲音必須加上感情才就叫音樂？沒有感情或者不論感情但搭配得很和諧的聲音能夠算音樂嗎？如不能，巴哈的器樂例如鍵盤作品算什麼呢？還有，音樂如非要以感情為重，那指的又是哪樣一種感情呢？憤怒與仇恨能算嗎？慵懶與無聊，有時蹦出喜悅的火花，有時又覺得所有的秩序都不應存在，要把節奏和聲一切打破打碎才甘心的錯亂情緒，也都是感情，能把它們放入音樂中嗎？如果不能，十九世紀末葉以降，巴爾托克、荀白克、魏本乃至於史特拉文斯基所寫的，都還能算是音樂嗎？
話說得太遠了。然而那本書說的也不見得沒有道理，回憶往事時附帶記起的一些聲響，有時只能算片斷的雜音吧，但對回憶者言，因為帶有感情，卻也能夠算是音樂了。我現在說些有關聲音的往事。
我回憶裡的聲音，很多與我母親有關。譬如小學時，不管天氣多冷，母親總會逼我與她一同早起，要我坐在燉煮早餐的爐灶前面背書。母親是寧波人，她喜歡吃「泡飯」，所謂「泡飯」就是把昨晚的剩飯放在水中熬煮一次，其實就是稀飯，但以前吃的「眷糧」全是久煮不爛的在來米，她要我在爐前顧著鍋子，不要讓在煮的泡飯滾出來，她自己一個人到很遠的水井去提水。那時的水桶是洋鐵皮做的，母親很瘦弱，水桶很重，她在提回來的路上須要休息兩次，我聽到她放下水桶時提手鐵環碰擊鐵桶的聲音，連忙衝出去想幫她，但每次都被罵回，說我背書不專心，小心又要挨她打。母親沒受過什麼教育，不懂得運用鼓勵，認為打罵是讓孩子有出息的唯一方法。我黃昏放學回家，總在沒見到母親之前就先聽到她炒菜的聲音，金屬的鏟子與鐵鍋相擊，發出輕脆而綿密的響聲
我少年時代，台灣鄉下還有一些傳統的手藝，是靠獨特聲音來招徠顧客的，其中一種幫人磨菜刀剪刀的，手中拿著一條串著鐵片的串子，沿街甩動，刷刷作響，母親聽到後，常叫我把家裡的刀剪拿去磨。母親有把小剪刀是從大陸帶來的，環狀的把手部分，用細藤纏著，母親對它十分珍惜，一直讓它保持鋒利，那母親縫補衣服、剪鞋樣、衲鞋底都用得到，是母親少有的珍藏。說起母親的珍藏，還有幾塊俗稱「光洋」的民初銀幣，大的叫「袁大頭」，上面是袁世凱的雕像，小一點的叫「孫小頭」，上面雕的是孫中山，當時世面有很多假貨，母親教我辨識的方法是聽它們的聲音，只要用手指托起一片來，在邊緣吹一口氣，放到耳邊聽，就能聽到一陣奇特而拖得很長的「央－－」的聲音，母親說那聲音假的是絕不會有的。還有，用兩片銀幣相擊，也會發出清而亮的響聲，聽來十分悅耳，因為「光洋」是純銀做的，如果摻了假，就沒那麼好聽了……。奇怪的是我對母親的記憶，很多都與金屬的聲音有關，我如是作曲家，一定會用打擊樂器裡的鋼片琴、三角鐵、鈸來表現最溫柔最遙遠的感情，這點恐怕不會被很多懂音樂的人所接受吧。
有些聲音與母親沒什麼關係，但也存在於心的深處，偶爾會悠悠的想起。四五十年前的台灣城市中，有一種專賣早餐佐料的生意人，他會推著擦拭得很乾淨的推車，走遍大街小巷，車上排滿了玻璃做的瓶罐，裡面擺著醬菜豆豉豆腐乳等的食物，也有日式的納豆與醃黃蘿蔔，他停好車，就會拿起搖鈴不停的搖，買他東西的，大多是家庭主婦，小孩也可能跟他買包花生米、筍豆或甜豆來作零食。他搖的鈴跟很多小學搖的鈴一樣，鈴聲輕脆而響亮，鈴響的時候好像背後還有小孩嬉戲的聲音呢，讓人充滿喜悅。還有一種聲音發自扁食擔子，本省人把餛飩叫做扁食，每當夜晚，賣扁食的小販把擔子在路燈下安置好，他會技巧的用一把調羹輕擊空碗，發出獨特的丁丁咚咚的響聲，引人來食，那聲音很小，但燒熱的扁食湯中混著蔥薑芹菜末還帶著胡椒的辣味，想吃的人總聽得到。另外一種聲音也與食物有關，也是夜間才聽得到的，那是賣麵茶的聲音。賣麵茶的總是推著推車，推車中間的煤球爐上有一把銅製的大壺，壺嘴上的哨子被壺水的熱氣頂著，發出高昂又興奮的鳴聲，像高音樂器短笛（piccolo）被驚人的肺活量連續吹著高八度的Mi。滾水是拿來沖麵茶的，也可拿來沖調又稠又有特殊香氣的太白粉、藕粉。你要微甜或是大甜的呢？小販會問你，現沖現吃，趁熱吃，不管夜晚再冷，包你吃了不餓了也不冷了。
晚間街巷之間有另一種聲音，與前面愉快的響聲不同的，那就是按摩師的笛聲了。早期從事按摩的都是盲人，他出來營業須有人攙扶，通常是一個孩子走在前面，盲人把一隻手搭在孩子的肩上，另隻手拿著只有三個孔的特殊笛子，一邊走一邊吹著。盲人舉步維艱，他的笛聲與步伐總是淒楚的慢板。簡單的笛聲在昏暗的街角響起，尤其在下雨的晚上，清越寂寞又帶有一些悲涼，讓人想起人生就算一番平順，但總也有碰上不如意的時候。
我的小學時代大部分在轉學中度過，才剛熟悉的環境，一下子又變得陌生，使我調適起來有些困難，記憶中的聲音，常常也不是那麼單一而真切。我五年級的時候，轉學到一個以外省人居多的被服廠子弟小學就讀，那個簡陋的學校在鐵路與鋸木場之間，排山倒海的噪音把我們弄得成天昏頭轉向。音樂課應該是有的，但怎麼上的，現在已一無印象了。只記得跟我們教室相鄰的一二年級有一位名叫林秀蘭的老師，她帶低年級學生扯著喉嚨唱一首歌名是〈喇叭花〉的歌，那首歌的歌詞是這樣的：
咧咧啦，咧咧啦，叭叭咧咧啦，開了一朵花。
開的什麼花？喇叭花，摘了回去吧！
這首歌沒頭沒腦，劈頭就咧咧啦啦的大叫，歌詞歌曲都粗俗不堪，卻長期縈迴在我記憶中揮之不去，到現在有時還會讓我脫口唱出呢，真令人絕望啊，每想起這粗糙的音樂，我的童年就變得蒼涼起來。還有一首童歌，首句是「我家門前有小河」，後來「我家門前」就成這首歌的歌名了，我也是聽低年級學生唱而會唱的。但我在這首歌詞的關鍵部分完全給弄錯了，歌詞原來是：「小河裡有白鵝，鵝兒戲綠波，戲弄綠波鵝兒快樂，昂首唱清歌。」我卻把「鵝兒戲綠波」唱成「鵝兒洗泥脖」了，「戲弄綠波鵝兒快樂」唱成「洗了泥脖鵝兒快樂」，直到十多年前一位候選人說要把台北建設成環保模範城市，老帶著競選團隊唱這首歌，我看電視上打出的字幕，才知道自己弄錯了，而且一錯就錯了四十年。
我最早「正式」聆聽音樂，是初二時到同班同學陳啟智家裡聽的，他家住在成功國校邊的巷子裡，好像就是國校的宿舍，也許他的父親或祖父是教師吧。陳啟智的家裡有個喇叭與唱盤相連的三十三又三分之一轉唱機，那時唱片從七十八轉的「硬膠」剛改成三十三轉的「軟膠」不久，所以他們家的那個唱機算是個新貨呢。他家有很多張後來稱作LP（Long-Playing）的唱片，大部分是日本流行歌曲，還有是一些由日本歌改編的輕音樂，跟當時電影院在電影開場前放的一樣。我記得陳啟智最喜歡一首名叫作〈愛染桂〉的演奏曲，每次唱到這首時，就把音量旋大些，自己也跟著哼唱起來。
有次陳啟智從一張米色的封套中拿出一張橘色的膠製唱片，輕輕的將它放在旋轉的唱盤上，現在知道那一定是沒有版權的翻版唱片，音質不會很好，但當唱針接觸唱片，一種從未聽過的莊嚴又繁盛的音樂從小小的喇叭裡傾流而出，開始是三個短音一個長音，然後高低音像回音似的相互應答，後來各個樂部，各種樂器都用同樣的方式發音，融入偉大的聲響中，形成沛然莫之能禦的音樂洪流。我無法形容那奇異的經歷，聲音雖然從我的耳朵灌入，卻像火一般的在我身上燃燒起來，終於沸騰了我的血液，原來那就是貝多芬的第五號交響曲《命運》！我當時不知道看唱片封套上印出的演奏樂團，也不知道指揮是誰，只知道這段音樂給了我無與倫比的屬於生命層面的激蕩，它讓我覺得在我身體裡面即使是一些細微末節之處，那些我從來不加顧惜的地方，也都充滿了力道與節奏，我像一張被風漲滿的帆，我從來沒有如此「昂揚」過。唱片的反面還有舒伯特的第八號交響曲《未完成》，《未完成》的旋律輕柔又優美，帶著一些憂傷，有的地方覺得與日本輕音樂有同樣的味道，當然那是不成熟的看法，不過總而言之，《未完成》沒能令我震撼，它在我身上的作用不能與《命運》相比。
這第一次與貝多芬相遇，對我以後的一生影響很大，這要感謝同學陳啟智無意中的引領。達賴喇嘛在一篇講詞中說：「（我們要）回憶過去生命中接受過的恩惠，並對別人的布施感恩，即使別人並不是有心施恩於你。」這段話讓我戚戚於心。初三之後，我與陳啟智不同班，相處的機會就少了。高中的時候他選擇了另個學校，我們就更無機會往來。後來我讀大學，大約在我大三的時候，他考上了我們學校的政治系，在校園我們還短暫交談過。我大學畢業後當兵回來，有一次聽同學說他因參加台獨組織的秘密集會被抓，那時還是要命的戒嚴時代，他在獄中待了些時候，放出來後他政治系有沒念完我不知道，只知道他後來回到家裡，在宜蘭鄉下做販售花粉與健康食品的生意，生意做得不好，過了幾年生病而死了。那次在校園見過之後，我們就再也沒見過面，此後死別而吞聲，想不到人生的際遇就是這樣的深不可測。
耳鳴不斷，一些輕微的聲音已經聽不太到，再加上世間嘈雜，周圍總是噪音不絕，每次聽人說話，總要人家再說一遍，就表示自己老了。醫生說我聽到的是「記憶裡的聲音」，老實說，我記憶中的聲音也是紛亂不堪的。感謝少年時代的陳啟智幫我開啟了一扇聽覺的新門戶，讓我從青年之後，有機會進入音樂的樹林，能在其間從容漫步，有時沉思，有時什麼都不做的只是在那兒單純的歇息。我記得最初的震撼與感動來自貝多芬的《命運》，而最大的啟示也在那兒：生老病死，美麗與衰頹，希望與絕望，三短一長，三短一長，人的一生有誰能真正掙脫「命運」的掌握呢？
母親
母親好像在上海渡過她平生最好的一段歲月。說起來也可憐，她在很小的年紀就跟人從寧波到上海，在一家菸廠做捲菸卷的女工，當時的香菸還是由手工捲製的。兩次婚姻讓她生了十個子女，其中五個死了，只保住五個，子女死了就死了，沒什麼好說的，那是一個離亂處處人命不值錢的年代。
我與三姐與妹妹是她第二次婚姻所生，我的上頭還有個同父同母的哥哥，來不及成長，是在小時候病死的。我父親與我母親結婚時年紀已不小了，我妹妹剛出生半年，父親就過世了，當時我還不滿四歲呢。我剛出生的時候，聽說父親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兒子已在重慶結婚，我一生跟這位大哥從未見過面，雖然我與他共用我們姓名的前面兩個字，倒是少年時在姐姐家看過一張他與嫂嫂的結婚照片，黑白的，嫂嫂戴著圓框眼鏡，而哥哥的容貌長得與我確有幾分神似，當然這都是別人看到照片後說的。
我小時很少聽我母親描述父親，可能她對父親也不是那麼的了解，父親好像是知識份子，曾在上海的商務印書館工作過，其他的她也說不清楚，傳統的夫妻，雖然能生兒育女，但關係並不密切。我唯一一次聽母親描述父親是在我很小的時候，母親說父親信的不是菩薩，而是「野獸」，我問野獸有什麼好信的，母親也答不上來，只說父親信的野獸是好的不是壞的，也跟觀音菩薩一樣的會尋聲救苦。等我長得很大了，連母親也死了很久之後我才憬悟，母親寧波話裡的「野獸」其實是耶穌，原來父親信的是耶穌教。一般人是把這些拜十字架的教都叫做耶穌教的，其實裡面還有天主教與基督教之分，父親信的是舊教或是新教，母親當然更不清楚了。母親死的時候，正是我初二升初三的那年暑假，姐姐翻開她的「遺物」，只有一把小剪刀，兩個她用慣的頂針，幾張鞋樣，兩三片「袁大頭」，還有一幅她青年時代遊普陀山在山寺中買的畫有觀音法像的白布，那塊布，姐姐領著我們當晚就「化」了給她，好讓觀音菩薩陪伴她一路到極樂世界。
說起母親的宗教，她表面信的是佛教，但在她的生活中，真正宗教的成份並不重，她跟那時代一般的中國人一樣，從小時候起心裡面就給安了個菩薩，這個菩薩隨時引領自己去為善去惡。她之為善去惡，說是來自對菩薩的尊敬不如說是來自對地獄及惡鬼的恐懼，菩薩是至善的，距離我們太遠，要管的大事太多了，就不太能管到我們的小事，但城隍廟的小鬼就在身邊，跟學校的糾察隊員一樣，難纏得很，做了壞事以後被拖去上刀山、下油鍋，確實可怕。民間有關天堂的描述很少，但對地獄的描寫則巨細靡遺。母親不准我們子女說謊騙人，也不准我們跟大人頂嘴，說那會進拔舌地獄的，正好我們家裡有本畫著各層地獄猙獰景象的書，也不知道是哪裡弄來的，一天我翻開畫了拔舌地獄的那頁對她說，地獄裡受拔舌之苦的都是女人，好像還輪不到我們「男人」呢，母親聽了很不高興，她山不轉路轉的解釋說，像我這樣造「口業」，下輩子投胎準會被罰做女人，到時就會讓惡鬼來拔舌了。
母親很少說話，她寧波腔的上海話也不好懂。她有時候會說起她當年在上海的時光，好像心中充滿了喜悅，而其實她只是一個小小的捲菸卷工人罷了，小人物也有快樂的時候。她說在香菸廠的好處是抽菸不要用錢買，伸手拿就是，要抽多少就抽多少，她的光輝歲月也為她帶來磨滅不了的痕跡，她右手的食指與中指都被菸薰成臘黃的顏色了，到晚年都沒褪去。來台後由於窮，再加上菸癮大，只抽得起劣質的香蕉牌香菸，香蕉菸是光復初期最便宜的香菸，捲在裡面的，菸梗子比菸葉要多。那時候還有一種名叫樂園牌的香菸，比香蕉菸貴，但據說也嗆人得很，後來新出了一種名叫新樂園的牌子，好像菸質改善了不少，因為叫做新樂團，原來的樂園牌就被叫成老樂園了。老樂園與新樂園她都抽過，我曾問她比上海的菸滋味如何，她連搖頭不說一句話，意思是不能比的。她生命的最後幾年腹水腫得厲害，而且發現患了肝癌，被迫禁絕了吸菸的習慣。
除了偶爾說起菸廠的那一段，母親很少跟我們談起過去，包括親戚、朋友與過去生活的梗概，更不用說是細節了。我後來讀書，知道她在上海的時代，是在抗戰之前，那正是上海最繁華最為紙醉金迷的年代。上海是中國文明的櫥窗，也是個「影都」，許多大名星如阮玲玉、胡蝶等，一顰一笑都引領整個中國的時潮風尚，其他歡場處處，更是不勝枚舉。讀文學作品，更知道上海是「鴛鴦蝴蝶」派的根據地，連張愛玲早期最好的作品描寫的也是上海。但這些氣氛與素材與母親一無關連，我後來試著問她一兩件「耳聞」來的消息，我那時還小，問的當然多是莫名其妙的事，但都與戰前的上海有關，她一點都不知道之外，還怪我為何問這類的問題。更奇怪的是她也從不跟我們談有關親人的事，不論是在寧波老家的或後來散居他處的人，我總有外公外婆吧，但好像從來沒聽她描述過，她是少年時就到了上海的，她獨居異鄉想不想念故鄉的父母呢？一定會想的，但她從來不說，我有沒有阿姨與舅舅呢？也沒聽她提起過。我身份證上母親欄填的母親姓名是「胡仁青」，其實不是她真正的姓名，她死了很久之後二姐告訴我，說胡是母親第一任丈夫的姓，大姐二姐是我同母異父的姐姐，她們本姓胡，後來母親與我父親結婚，她們也改姓周了。我問母親既不姓胡那姓什麼呢？姐姐說是姓「沃」，那是個罕見的姓，至於沃姓後面的名字，姐姐也答不上來，我想那還是個女人沒有名字的時代吧。
母親連她自己的姓名也不關心，她究竟在乎什麼，我真也想不出來。一次母親問我，說甲字出頭是不是要唸作申？我說是，我奇怪她怎麼會問這樣的問題，她說晚上作夢，一個和尚告訴她的。停了一會兒，她悠悠的說：「要是能識字多好！」這是我平生唯一聽到的她的獨白，我那時沒細問，也許其中尚有蹊蹺。又一次，她跟我說，希望我好好讀書，長大後也許可以到銀行上班，她說以前她在上海，看到銀行上班的男人身上穿著白西裝，上午別的行號早已開工了，他們還沒開門，下午人家還在上班呢，他們就關起門來在裡面歇著了，舒服又賺錢多，真是好職業。又說我們家窮，我如果考師範也好，師範學校讀書不要錢，將來做得好也許能當個校長，下面管許多老師也是好的。
我後來檢視我的一生，發現真愧對了我的母親，第一是我沒能穿著白西裝到銀行上班，從事她認為舒服又賺錢的行業，其次我雖做了一輩子的老師，最後是以教授的身分退休，但不要說沒做過校長，連院長、主任都一個也沒當上，無以副老母殷殷之望，真是不孝之至。但母親對某些世事的看法與事實是有段遙遠的距離的，譬如銀行下午關門並不是讓行員「歇著」，裡面還有許多煩瑣的清賬結算業務要忙，萬一短少了錢，還得由自己來貼，每個人都戰戰兢兢緊張得很。還有教師真教得好，不見得會做校長，做校長跟做官一樣，是要耍許多心機與手段的，而且即使做了校長之後，老師也不見得甘心被你「管」，就算所有老師都受你管了，做校長的也沒有什麼神氣可言。
但令我記憶最深的是那次她自言自語的說「要是能識字多好」，那是在說出她認得的一個字之後突發的感慨。她平生只認得申這個字，而且是夢中的和尚告訴她的。其實照她的話，她認得的並不只一個字，因為她說申是甲字出頭，她至少該也認得甲字才對。還有她也認得數字，否則無法打麻將，因為麻將牌上是有數字的。她會打麻將，而且據說是頗精於此道，也會算賬，她不用一般的加減乘除，但一切心裡有數，她沒有賬冊，晚年跟人來「會」，她欠人的、人「該」她的，都記得很清楚，還曉得「以會養會」，從來不曾犯錯，這一點，我就不如母親許多了。
我也曾從知識的層面來比較母親與我的生活，我後來從事的，是有關於知識的行業。韓文公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授業專指知識傳授，而所傳的道與所解的惑，也大抵與知識有關。現代的教師除了教書之外，還要作研究，那是學術的領域，就不只是與知識有關，而直接等於是知識了。我一生都在知識的範疇裡打轉，有時候知識讓我自信滿滿，以為自己因為擁有的知識而能力無限，但有時候知識又使我沮喪，因為像大海一樣，知識越探索就越是深不可測，才知道以蠡測海的困局。我知道我的知識其實有限，母親的知識當然更有限，但相比起來，其實差別不大，我們只不過在有限世界的有限時間中活著罷了。
我所能記得有關母親的事，大致就只這些了。母親確實是個平凡又不起眼的女人，她似乎只活在當下，除了上海菸廠的那一段，她好像沒有任何過去，她的左右也沒有什麼人，當然我用這樣的文辭來判斷母親也不盡公平，我與她相處的時間不長，正在我的生命從少年向青年展開的時候她就死了，我其實沒有足夠的知識來做任何鑑別的工作，生命的意義不見得是自己創造的，大部分生物或人的意義應該併入整個世界、整個時代來計算。
母親死的時候，用中國人的算法也只五十四歲而已，但她在還不到五十歲的時候，周圍眷村的人已喊她老太太了，可見衰老得厲害。她的歷史也許很複雜，但因為沒刻意留下證據，就顯得像直線一樣的簡單。她一生結了兩次婚，可能都不是自主的，第一次也許是父母訂下來的，生了幾個孩子丈夫死了，一個人帶著幾個孩子在上海不好生活，就在別人的勸說與安排下與另一個中年失偶的男人又結婚了。婚前婚後都沒有激烈的感情，那不是亙古以來的一般婚姻嗎？人不可能沒有感情的，但不斷壓擠，或閒置不用，再澎湃的感情也會變成一條廢棄的神經，最後失去了作用，也跟沒有沒什麼兩樣了。與母親再婚的中年失偶的男人就是我的父親，他在我記憶中更是空白一片，假如死去的人也有記憶的話，他對我與妹妹也不會有什麼印象的，他的一生面對中國最大的變局，如果他在意，周圍的事就讓他目不暇給，他怎會記得在他晚年生下的幾個孩子呢？假如他不在意，整天渾噩度日，那就更不用說了。
母親死後火葬，骨灰埋在宜蘭鄉下的墳場裡，那個墳場雖是公立，但管理不善，各家照自己的風水做墳，弄得整體像亂葬崗一樣。八年前的有一天，三姐說她晚上作夢，夢見母親說她住的房子淹水，我們去查看，發現周圍不斷新建的墳墓已把母親的埋骨之所弄成窪地了。我建議把骨灰帶到台北，這可以讓我們祭掃方便，但三姐說母親似乎告訴她不願遷徙太遠，我們就下決心再在附近找塊地做一新墳。我們把舊墳裡的木盒「請」出，還好木盒並不潮濕，裡面包裹骨灰的紅布也完整。我們打開紅布，把骨灰輕輕倒入新置的陶甕中，最後一把，做墳請來的風水師要我這當兒子的用双手捧入。當時母親已死了四十餘年，她灰白的骨粉在陽光下閃著沙子般的光輝，我記得四十多年前，母親的骨灰裝入盒中最後一捧也是由我捧的，那時我只不過是個十三、四歲的孩子。母親輕輕的骨灰從我指隙慢慢流進新甕中，我回憶這四十多年的光陰，就像在不到一分鐘的時間裡完全的流走了，這也幾乎是我的一生呢。
火車夢
我有一位朋友，她說她的男孩在很小的時候就夢想有一天能駕駛垃圾車，她完全想不通孩子為什麼有這樣的志向。她還說，孩子在上幼稚園的時候已經「堅信」垃圾場是所有人的「歸宿」，我問有這麼灰暗嗎？她說不是那麼哲學的啦，她孩子相信人的一生總要在垃圾場做一段工作，如果不是起初，就是結束，譬如他母親現在在學校教書，以後不教了，就會到垃圾場工作了。為什麼有這種思想，作母親的是百般也想不透的。
孩子的事，有時完全在大人想像能力之外。我記得我大女兒小時候，一直夢想自己能成為車掌小姐。當時的公共汽車上還有車掌這個行業，負責剪票及開關車門的工作，除此之外，每當公車右轉，車掌總把頭探出車外，用哨音指揮司機慢轉，公車左轉就不用她管。車掌是個辛苦而單調的工作，想不到卻是我女兒憧憬的目標，每次帶她乘公車，她都要求坐在車掌附近的座位，小眼盯著車掌看，車掌的一舉一動，都讓她醉心不已。一次她生日，她問我能不能幫她買把車掌專用的剪車票剪子當禮物，害得我與她母親都啼笑皆非。
這些出乎意料的想法，不全是無理可循，裡面其實是藏著一些線索的，仔細尋找，不見得找不出答案。我女兒小時的車掌夢，可能源自我們早期生活的單調與一成不變，她也許早就習慣於那種速度是平緩而形式是一再重複的生活，作車掌可以看見世上形形色色的人物，還有車窗外不斷轉移的風景，每次出去，就像在大千世界打了個滾，最後公車又會帶她回到總站，好像回家一樣，女性總是無法拋棄回家的意圖，自幼到老，都是如此。男性則都是面朝向外的，不論男孩與大人，都曾作過類似叛逆的夢，夢中喜歡把自己弄得骯髒邋遢，讓女性嫌惡、家居不容，其實是在做逃離家庭的準備，這是馬克吐溫（Mark Twain,1835-1910）在他的名著《頑童流浪記》（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中說的。我朋友的兒子自小喜歡開垃圾車，可能源自他日後想離開家庭闖蕩世界的野性吧。但是朋友聽我分析後還是不明就裡，問我她為什麼最後也得到垃圾場去工作，我只好說，這一點我也想不出來了。
我想起在我少年的時代，也曾作過類似我朋友兒子的夢的，不過我不是幻想開垃圾車，那時宜蘭鄉下，垃圾車不是獸力的就是人力的，通常是用來清運陰溝或河川裡的淤泥，又髒又臭，就是最反叛的少年，也不會想去拉它。生活中當然會生產垃圾，但數量不大，一般垃圾都是有機物，擱久了就「化」了，殺了雞鴨拔下的羽毛，有人專門來收購，廚餘叫做「氉水」，直接拿來餵豬，瓶子與空罐，更是寶物，都可以拿來賣錢，所以街頭雖設有垃圾箱，但空的時候居多。我們小時沒見過現代的垃圾車，但有一種車比現代垃圾車更大、更威風，發動起來，風掣電馳地動山搖的，那便是火車，很少男孩會不受它的吸引。
我小時曾醉心火車，曾幻想自己有一天成為火車的駕駛。一列長長的火車，令人奪目的其實只在火車頭上，鐵路部門的術語叫它「機關車」，後面掛的各式車箱，只能算是「配件」。令我醉心的不是現代化的柴油或電動的「機關車」，而是黝黑肌腱賁然的蒸汽火車頭。蒸汽火車的燃料是煤，車頭的極大部分其實是鍋爐，鍋爐包括兩個部分，「爐」中燃燒大量的黑煤，把「鍋」中的水燒成蒸汽，蒸汽就是火車的動力。但煤燃燒起來有燃燒完全的與不全的，燃燒完全的已轉化成火車的動力，燃燒不全的，就變成熊熊的濃煙，經煙囪排出車外，形成盛大的氣勢。火車之所以迷人，絕對與它能毫不顧忌的排出大量的濃煙有關，等到後來的柴油、電氣機關車出現，雖然馬力多出原來蒸汽車頭好幾倍，但因不會排煙，在「風姿」上，就不如前者許多了。
蒸汽車頭除了排放黑煙外，也會排放白煙，所謂白煙其實就是水蒸氣。鍋爐的水燒沸騰後就成了蒸氣，用來驅動火車頭兩邊的大型活塞，形成幾萬匹馬力，能把幾十個車箱拉在後面翻山越嶺而行。鍋爐裡的蒸氣有時太多了，司機打開活塞邊的排氣口讓它排出，就成了白煙。蒸汽火車的氣笛，也是由蒸氣「驅動」的，火車鳴叫時，也會在頂端的氣笛口噴出大量的白氣。蒸汽火車的氣笛聲，真好聽極了，遠處的氣笛悠揚如夢境，近處的有如獸吼，一列火車從遠處排山倒海的飛馳過來，加上它一邊走一邊鳴笛，好像在向全世界宣告，所有的阻擋與障礙在它摧枯拉朽的力量前面都是無效的。面對那種強勢的噴煙與震動，所有男孩的腎上腺都會急速的分泌，而他的血也變成隨時會點燃的燃液。
在我童年與少年的時代，母親常帶我到野地採集野菜，我對火車產生莫名的嚮往，可能與之有關。說起野地，並不是那麼普遍，大部分田地被人開墾了，就不算是野地了，只有河堤與鐵路邊緣，是不准開墾的，那裡就成了我們採集菜蔬的地方。從我家走路大約二十分鐘，就可以走到鐵路邊，那裡是通往冬山、蘇澳的火車必經之地，我們在鐵路兩邊「沿線」作業。鐵路兩旁長滿野草，野菜並不好採，因為數量不多，再加上找到的野菜，整株也只有嫩芽的部分可以食用，一個下午，兩人只大約可採一籃罷了。採的野菜以馬齒莧與蕨菜為最多，這些野菜，如果好好料理，加上適宜的佐料，也可能有風味的，但我們當時採食，完全是因為貧窮的緣故，我對那些「野味」，除了厭憎之外，在味覺上不復有太多的記憶了。好在鐵路不時有火車經過，火車在老遠的地方，只要是朝我們駛來，根本還看不見呢，鐵路就會微微的震動，雖然一點聲音都沒有，但絕對能感覺得到。火車近了，轟隆隆的在我前面疾駛而過，它的濃煙與氣笛，還有那鋼鐵相互擊打的喧嘩、鏗鏘有力的節奏，把一旁木然的我帶到一個玄虛又豪壯的世界。當時我心飛到的地方，在我一旁的母親，是全然料想像不到的。
除了摘野菜，我們還到火車站撿拾煤炭。火車燃燒煙煤，一些燃燒不完全的煤塊有時會從鍋爐旁的空隙掉落，掉落的煤塊跟熔鐵一樣的燙，是千萬不能碰的，必須等到它涼透了才能撿。涼透的煤塊外表像是長著一層鐵銹般的結晶，十分堅硬，撿到後須用鐵鎚敲去外層，裡面剩下一點點的煤塊，那便是經過「千錘百鍊」後的焦炭，母親用浙江話叫它「鋼炭」，是最好的廚房燃料，再燃燒時就一點煙都沒了。不像採集野菜是在鐵路邊的坡地，撿拾煤炭須在鐵路上，所以比較危險，車站的地方，因為火車停留的時間較久，「落煤」自然較多，但車站人員不許人接近鐵軌，在那兒撿拾很困難。不過鎮北有個名叫「竹林」的小火車站，是太平山林場運木材小火車的總站，鐵路的分支很多，分支鐵道旁往往有大型的貯木池，火車得停在那兒卸下木頭，火車停久了，當然有落煤可撿。竹林車站距離我家很遠，單程須走四十分鐘，但撿煤的收穫量大，相權之下還是值得。
相較臺鐵的大火車，林場運木材的火車就顯得小多了，但蒸汽車頭，與大型火車組織結構完全一樣。小火車缺少大火車的那分霸氣，因為體積小，站在邊上不會讓人心生畏懼。駕駛小火車的人，也比較有人情味，他們多數不穿制服，只穿件破襯衣，脖子上吊著條拭汗的毛巾，有的鬍子也不刮，隨便得像鄰家的叔叔。他們把火車停在貯木池旁，總喜歡與吊木工人大聲嚷嚷，看到我們撿拾煤炭的孩子，從不呼嚇驅趕，有時還指示我們該到哪條鐵道上去撿，真親切不過。小火車車頭一樣是黝黑的，煙囪在比例上比大型的火車更高，而且有的是漏斗狀，十分特殊。停著的火車頭也在運作不休，隔一段時間，它會把鍋爐內過多的蒸汽排出來，引起車身一陣小震動，好像火車就要啟動了呢。但駕駛它的人不以為意，繼續與工人攀談，他們總是自信滿滿的，認為一切都在他的控制範圍之內。當時我想，能掌控這樣一組龐大有力的機器，就跟能操控整個世界是一樣的神氣。
我小學時的一位同班同學名叫伍朝林，他是個火車迷，常常興奮的與我談論關於火車的事。我們都是五年級的時候從別的學校轉來這所新辦的學校，學校很小，一個年級只有一班，我們那班只有九名學生。從我剛初識他，他就是一副弱不禁風的樣子，面色黑沉沉的，不時乾咳，有人說他得了癆病，是很難治好的一種痼疾。
我們的小學除了小之外，所處的地理環境，也糟得無以復加，學校其實是由一座廢棄的鋸木廠改建的，側面還有座沒歇業的鋸木廠，鋸木聲本身就十分刺耳，再加上廠方要不時用高轉速的電磨磨他們的鏈鋸，發出高頻的聲響更讓人無法忍受，我們被那日以繼夜的噪音弄的幾乎發狂，沒有發狂的就都成了聾子。學校也在鐵路旁邊，學校比鐵路路基要低很多，鐵路等於在學校上方凌空高架而過。火車來時，噪音也是鋪天蓋地的，但火車的噪音較短暫，又充滿著動感與節奏，令人期待又振奮。每天總有十幾班客貨車由蒸汽車頭拖著從我們的頭頂呼嘯而過，有時聲勢實在太大了，老師都得停止上課。有一次我們在上書法課，剛磨好墨，一列火車自遠而來，我看硯池上的墨水在微微震動，細細的波紋中閃著一種神奇的光。每次火車來，總會讓我有朝聖者般的新發現，小小的一陣風、一片迅速流逝的光影，也令人覺得有豐富的啟示意味。
伍朝林有一天說，他以後想要成為火車司機，他身子瘦弱不堪，連背個書包都感到吃力，要把他與這強大的鋼鐵結構連想在一起，從哪個角度說，都不很搭調。他為什麼有這個想法我不知道，但他的這個志願也傳染到我身上，我大約在六年級的時候，也跟他一樣，幻想在一生中的某一天會駕馭那個龐然的風火輪，風馳電掣的在群山之間奔馳。伍朝林有本印有各種蒸汽車頭圖錄的書，不知從哪裡得來，他寶貝得不得了，每次帶來學校，都偷偷摸摸的，刻意藏著不給人看，有次借我看，竟然發現裡面還有張火車蒸汽鍋爐的剖面圖，令我長了不少見識。
有一次伍朝林與我路過平交道，正遇上一列火車要通過。伍朝林聽聲音就知道來的是哪一種「機關車」，也知道後面拖的是客車還是貨車，每次總八九不離十的，結果來的真是他說的那一型車頭，關於火車，他總有說不完的意見，然而我們終止了談話，因為我們的眼光被眼前的一幅駭人景象震懾住了。在火車到達前的一兩秒鐘，一隻雪白的鴨子不知從哪裡飛來，不巧正落在鐵軌的內側，火車疾馳而到，以陵然之勢將鴨子「鎮」在車下，陷在巨輪之間的鴨子如果不動就不會有危險。但牠太緊張了，總想脫逃，牠乘一組車輪的空檔，奮力的向外飛出，不幸是牠沒比火車快，整個身體就應聲被輪子碾過，頭在鐵軌外，後半身還在鐵軌內。這列火車很長，過了半天都還沒過完，我們注視這個慘劇，無力做任何事。被碾過的鴨頭，似乎一點痛覺都沒有的，還是原本的表情，黃顏色的喙部向後咧，像在笑的樣子，眼睛依然光亮明晰。但等火車過了，我們跨越平交道，再看這隻倒楣的鴨子，牠的眼睛就逐漸黯淡下來，終於灰敗得如同牠當時的處境。
我升上初中後就與伍朝林斷了音訊，他身體更為不好，家人沒有讓他升學，等我上初二的時候，聽人說他已經病死了，此後再也沒有人談起他。生命有長有短，每個生命都有自己的段落。與伍朝林的死訊一同到來，我的火車夢與少年，也在那個時候結束了。
大約在五年前，我覺得有耳鳴的現象而去看醫生，醫生建議我檢查一下聽力，結果很不幸，醫生說我的聽力在高頻上已經損失了一半，低頻也損失了接近三分之一，而耳鳴呢，他說是隨著聽力的衰退而增加的，基本上是老化的現象。我跟他說我平日聽音樂，並不覺得有什麼高音聽不出來，醫生說高頻不見得等於音樂中的高音，聽力喪失是一點一點來的，通常不會馬上察覺，高頻損失後，高音還聽得見，只是覺得單薄一些，像聽慣身歷聲的立體音響後轉聽單聲道的Mono音響。我抗辯說我高低音每個音部都還聽得很清楚啊，醫生笑著臉但用冷冷的語氣說：「也許你幸運，還聽得到很多，也許你聽不到了，你聽到的其實是記憶裡的聲音。」
醫生說的「記憶裡的聲音」，讓我想起一些與音樂或聲音有關的往事。我少年的時候，是沒有聽音樂這類的名詞的，那時台灣一窮二白，哪有餘閒談跟藝術有關的事呢。青年時代在一本書裡看到這樣的句子：「音樂是有感情的聲音。」當時有些困惑，對我們那一代的人而言，如果說「音樂是昂貴的聲音」還比較合理。為什麼聲音必須加上感情才就叫音樂？沒有感情或者不論感情但搭配得很和諧的聲音能夠算音樂嗎？如不能，巴哈的器樂例如鍵盤作品算什麼呢？還有，音樂如非要以感情為重，那指的又是哪樣一種感情呢？憤怒與仇恨能算嗎？慵懶與無聊，有時蹦出喜悅的火花，有時又覺得所有的秩序都不應存在，要把節奏和聲一切打破打碎才甘心的錯亂情緒，也都是感情，能把它們放入音樂中嗎？如果不能，十九世紀末葉以降，巴爾托克、荀白克、魏本乃至於史特拉文斯基所寫的，都還能算是音樂嗎？
話說得太遠了。然而那本書說的也不見得沒有道理，回憶往事時附帶記起的一些聲響，有時只能算片斷的雜音吧，但對回憶者言，因為帶有感情，卻也能夠算是音樂了。我現在說些有關聲音的往事。
我回憶裡的聲音，很多與我母親有關。譬如小學時，不管天氣多冷，母親總會逼我與她一同早起，要我坐在燉煮早餐的爐灶前面背書。母親是寧波人，她喜歡吃「泡飯」，所謂「泡飯」就是把昨晚的剩飯放在水中熬煮一次，其實就是稀飯，但以前吃的「眷糧」全是久煮不爛的在來米，她要我在爐前顧著鍋子，不要讓在煮的泡飯滾出來，她自己一個人到很遠的水井去提水。那時的水桶是洋鐵皮做的，母親很瘦弱，水桶很重，她在提回來的路上須要休息兩次，我聽到她放下水桶時提手鐵環碰擊鐵桶的聲音，連忙衝出去想幫她，但每次都被罵回，說我背書不專心，小心又要挨她打。母親沒受過什麼教育，不懂得運用鼓勵，認為打罵是讓孩子有出息的唯一方法。我黃昏放學回家，總在沒見到母親之前就先聽到她炒菜的聲音，金屬的鏟子與鐵鍋相擊，發出輕脆而綿密的響聲
我少年時代，台灣鄉下還有一些傳統的手藝，是靠獨特聲音來招徠顧客的，其中一種幫人磨菜刀剪刀的，手中拿著一條串著鐵片的串子，沿街甩動，刷刷作響，母親聽到後，常叫我把家裡的刀剪拿去磨。母親有把小剪刀是從大陸帶來的，環狀的把手部分，用細藤纏著，母親對它十分珍惜，一直讓它保持鋒利，那母親縫補衣服、剪鞋樣、衲鞋底都用得到，是母親少有的珍藏。說起母親的珍藏，還有幾塊俗稱「光洋」的民初銀幣，大的叫「袁大頭」，上面是袁世凱的雕像，小一點的叫「孫小頭」，上面雕的是孫中山，當時世面有很多假貨，母親教我辨識的方法是聽它們的聲音，只要用手指托起一片來，在邊緣吹一口氣，放到耳邊聽，就能聽到一陣奇特而拖得很長的「央－－」的聲音，母親說那聲音假的是絕不會有的。還有，用兩片銀幣相擊，也會發出清而亮的響聲，聽來十分悅耳，因為「光洋」是純銀做的，如果摻了假，就沒那麼好聽了……。奇怪的是我對母親的記憶，很多都與金屬的聲音有關，我如是作曲家，一定會用打擊樂器裡的鋼片琴、三角鐵、鈸來表現最溫柔最遙遠的感情，這點恐怕不會被很多懂音樂的人所接受吧。
有些聲音與母親沒什麼關係，但也存在於心的深處，偶爾會悠悠的想起。四五十年前的台灣城市中，有一種專賣早餐佐料的生意人，他會推著擦拭得很乾淨的推車，走遍大街小巷，車上排滿了玻璃做的瓶罐，裡面擺著醬菜豆豉豆腐乳等的食物，也有日式的納豆與醃黃蘿蔔，他停好車，就會拿起搖鈴不停的搖，買他東西的，大多是家庭主婦，小孩也可能跟他買包花生米、筍豆或甜豆來作零食。他搖的鈴跟很多小學搖的鈴一樣，鈴聲輕脆而響亮，鈴響的時候好像背後還有小孩嬉戲的聲音呢，讓人充滿喜悅。還有一種聲音發自扁食擔子，本省人把餛飩叫做扁食，每當夜晚，賣扁食的小販把擔子在路燈下安置好，他會技巧的用一把調羹輕擊空碗，發出獨特的丁丁咚咚的響聲，引人來食，那聲音很小，但燒熱的扁食湯中混著蔥薑芹菜末還帶著胡椒的辣味，想吃的人總聽得到。另外一種聲音也與食物有關，也是夜間才聽得到的，那是賣麵茶的聲音。賣麵茶的總是推著推車，推車中間的煤球爐上有一把銅製的大壺，壺嘴上的哨子被壺水的熱氣頂著，發出高昂又興奮的鳴聲，像高音樂器短笛（piccolo）被驚人的肺活量連續吹著高八度的Mi。滾水是拿來沖麵茶的，也可拿來沖調又稠又有特殊香氣的太白粉、藕粉。你要微甜或是大甜的呢？小販會問你，現沖現吃，趁熱吃，不管夜晚再冷，包你吃了不餓了也不冷了。
晚間街巷之間有另一種聲音，與前面愉快的響聲不同的，那就是按摩師的笛聲了。早期從事按摩的都是盲人，他出來營業須有人攙扶，通常是一個孩子走在前面，盲人把一隻手搭在孩子的肩上，另隻手拿著只有三個孔的特殊笛子，一邊走一邊吹著。盲人舉步維艱，他的笛聲與步伐總是淒楚的慢板。簡單的笛聲在昏暗的街角響起，尤其在下雨的晚上，清越寂寞又帶有一些悲涼，讓人想起人生就算一番平順，但總也有碰上不如意的時候。
我的小學時代大部分在轉學中度過，才剛熟悉的環境，一下子又變得陌生，使我調適起來有些困難，記憶中的聲音，常常也不是那麼單一而真切。我五年級的時候，轉學到一個以外省人居多的被服廠子弟小學就讀，那個簡陋的學校在鐵路與鋸木場之間，排山倒海的噪音把我們弄得成天昏頭轉向。音樂課應該是有的，但怎麼上的，現在已一無印象了。只記得跟我們教室相鄰的一二年級有一位名叫林秀蘭的老師，她帶低年級學生扯著喉嚨唱一首歌名是〈喇叭花〉的歌，那首歌的歌詞是這樣的：
咧咧啦，咧咧啦，叭叭咧咧啦，開了一朵花。
開的什麼花？喇叭花，摘了回去吧！
這首歌沒頭沒腦，劈頭就咧咧啦啦的大叫，歌詞歌曲都粗俗不堪，卻長期縈迴在我記憶中揮之不去，到現在有時還會讓我脫口唱出呢，真令人絕望啊，每想起這粗糙的音樂，我的童年就變得蒼涼起來。還有一首童歌，首句是「我家門前有小河」，後來「我家門前」就成這首歌的歌名了，我也是聽低年級學生唱而會唱的。但我在這首歌詞的關鍵部分完全給弄錯了，歌詞原來是：「小河裡有白鵝，鵝兒戲綠波，戲弄綠波鵝兒快樂，昂首唱清歌。」我卻把「鵝兒戲綠波」唱成「鵝兒洗泥脖」了，「戲弄綠波鵝兒快樂」唱成「洗了泥脖鵝兒快樂」，直到十多年前一位候選人說要把台北建設成環保模範城市，老帶著競選團隊唱這首歌，我看電視上打出的字幕，才知道自己弄錯了，而且一錯就錯了四十年。
我最早「正式」聆聽音樂，是初二時到同班同學陳啟智家裡聽的，他家住在成功國校邊的巷子裡，好像就是國校的宿舍，也許他的父親或祖父是教師吧。陳啟智的家裡有個喇叭與唱盤相連的三十三又三分之一轉唱機，那時唱片從七十八轉的「硬膠」剛改成三十三轉的「軟膠」不久，所以他們家的那個唱機算是個新貨呢。他家有很多張後來稱作LP（Long-Playing）的唱片，大部分是日本流行歌曲，還有是一些由日本歌改編的輕音樂，跟當時電影院在電影開場前放的一樣。我記得陳啟智最喜歡一首名叫作〈愛染桂〉的演奏曲，每次唱到這首時，就把音量旋大些，自己也跟著哼唱起來。
有次陳啟智從一張米色的封套中拿出一張橘色的膠製唱片，輕輕的將它放在旋轉的唱盤上，現在知道那一定是沒有版權的翻版唱片，音質不會很好，但當唱針接觸唱片，一種從未聽過的莊嚴又繁盛的音樂從小小的喇叭裡傾流而出，開始是三個短音一個長音，然後高低音像回音似的相互應答，後來各個樂部，各種樂器都用同樣的方式發音，融入偉大的聲響中，形成沛然莫之能禦的音樂洪流。我無法形容那奇異的經歷，聲音雖然從我的耳朵灌入，卻像火一般的在我身上燃燒起來，終於沸騰了我的血液，原來那就是貝多芬的第五號交響曲《命運》！我當時不知道看唱片封套上印出的演奏樂團，也不知道指揮是誰，只知道這段音樂給了我無與倫比的屬於生命層面的激蕩，它讓我覺得在我身體裡面即使是一些細微末節之處，那些我從來不加顧惜的地方，也都充滿了力道與節奏，我像一張被風漲滿的帆，我從來沒有如此「昂揚」過。唱片的反面還有舒伯特的第八號交響曲《未完成》，《未完成》的旋律輕柔又優美，帶著一些憂傷，有的地方覺得與日本輕音樂有同樣的味道，當然那是不成熟的看法，不過總而言之，《未完成》沒能令我震撼，它在我身上的作用不能與《命運》相比。
這第一次與貝多芬相遇，對我以後的一生影響很大，這要感謝同學陳啟智無意中的引領。達賴喇嘛在一篇講詞中說：「（我們要）回憶過去生命中接受過的恩惠，並對別人的布施感恩，即使別人並不是有心施恩於你。」這段話讓我戚戚於心。初三之後，我與陳啟智不同班，相處的機會就少了。高中的時候他選擇了另個學校，我們就更無機會往來。後來我讀大學，大約在我大三的時候，他考上了我們學校的政治系，在校園我們還短暫交談過。我大學畢業後當兵回來，有一次聽同學說他因參加台獨組織的秘密集會被抓，那時還是要命的戒嚴時代，他在獄中待了些時候，放出來後他政治系有沒念完我不知道，只知道他後來回到家裡，在宜蘭鄉下做販售花粉與健康食品的生意，生意做得不好，過了幾年生病而死了。那次在校園見過之後，我們就再也沒見過面，此後死別而吞聲，想不到人生的際遇就是這樣的深不可測。
耳鳴不斷，一些輕微的聲音已經聽不太到，再加上世間嘈雜，周圍總是噪音不絕，每次聽人說話，總要人家再說一遍，就表示自己老了。醫生說我聽到的是「記憶裡的聲音」，老實說，我記憶中的聲音也是紛亂不堪的。感謝少年時代的陳啟智幫我開啟了一扇聽覺的新門戶，讓我從青年之後，有機會進入音樂的樹林，能在其間從容漫步，有時沉思，有時什麼都不做的只是在那兒單純的歇息。我記得最初的震撼與感動來自貝多芬的《命運》，而最大的啟示也在那兒：生老病死，美麗與衰頹，希望與絕望，三短一長，三短一長，人的一生有誰能真正掙脫「命運」的掌握呢？
母親
母親好像在上海渡過她平生最好的一段歲月。說起來也可憐，她在很小的年紀就跟人從寧波到上海，在一家菸廠做捲菸卷的女工，當時的香菸還是由手工捲製的。兩次婚姻讓她生了十個子女，其中五個死了，只保住五個，子女死了就死了，沒什麼好說的，那是一個離亂處處人命不值錢的年代。
我與三姐與妹妹是她第二次婚姻所生，我的上頭還有個同父同母的哥哥，來不及成長，是在小時候病死的。我父親與我母親結婚時年紀已不小了，我妹妹剛出生半年，父親就過世了，當時我還不滿四歲呢。我剛出生的時候，聽說父親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兒子已在重慶結婚，我一生跟這位大哥從未見過面，雖然我與他共用我們姓名的前面兩個字，倒是少年時在姐姐家看過一張他與嫂嫂的結婚照片，黑白的，嫂嫂戴著圓框眼鏡，而哥哥的容貌長得與我確有幾分神似，當然這都是別人看到照片後說的。
我小時很少聽我母親描述父親，可能她對父親也不是那麼的了解，父親好像是知識份子，曾在上海的商務印書館工作過，其他的她也說不清楚，傳統的夫妻，雖然能生兒育女，但關係並不密切。我唯一一次聽母親描述父親是在我很小的時候，母親說父親信的不是菩薩，而是「野獸」，我問野獸有什麼好信的，母親也答不上來，只說父親信的野獸是好的不是壞的，也跟觀音菩薩一樣的會尋聲救苦。等我長得很大了，連母親也死了很久之後我才憬悟，母親寧波話裡的「野獸」其實是耶穌，原來父親信的是耶穌教。一般人是把這些拜十字架的教都叫做耶穌教的，其實裡面還有天主教與基督教之分，父親信的是舊教或是新教，母親當然更不清楚了。母親死的時候，正是我初二升初三的那年暑假，姐姐翻開她的「遺物」，只有一把小剪刀，兩個她用慣的頂針，幾張鞋樣，兩三片「袁大頭」，還有一幅她青年時代遊普陀山在山寺中買的畫有觀音法像的白布，那塊布，姐姐領著我們當晚就「化」了給她，好讓觀音菩薩陪伴她一路到極樂世界。
說起母親的宗教，她表面信的是佛教，但在她的生活中，真正宗教的成份並不重，她跟那時代一般的中國人一樣，從小時候起心裡面就給安了個菩薩，這個菩薩隨時引領自己去為善去惡。她之為善去惡，說是來自對菩薩的尊敬不如說是來自對地獄及惡鬼的恐懼，菩薩是至善的，距離我們太遠，要管的大事太多了，就不太能管到我們的小事，但城隍廟的小鬼就在身邊，跟學校的糾察隊員一樣，難纏得很，做了壞事以後被拖去上刀山、下油鍋，確實可怕。民間有關天堂的描述很少，但對地獄的描寫則巨細靡遺。母親不准我們子女說謊騙人，也不准我們跟大人頂嘴，說那會進拔舌地獄的，正好我們家裡有本畫著各層地獄猙獰景象的書，也不知道是哪裡弄來的，一天我翻開畫了拔舌地獄的那頁對她說，地獄裡受拔舌之苦的都是女人，好像還輪不到我們「男人」呢，母親聽了很不高興，她山不轉路轉的解釋說，像我這樣造「口業」，下輩子投胎準會被罰做女人，到時就會讓惡鬼來拔舌了。
母親很少說話，她寧波腔的上海話也不好懂。她有時候會說起她當年在上海的時光，好像心中充滿了喜悅，而其實她只是一個小小的捲菸卷工人罷了，小人物也有快樂的時候。她說在香菸廠的好處是抽菸不要用錢買，伸手拿就是，要抽多少就抽多少，她的光輝歲月也為她帶來磨滅不了的痕跡，她右手的食指與中指都被菸薰成臘黃的顏色了，到晚年都沒褪去。來台後由於窮，再加上菸癮大，只抽得起劣質的香蕉牌香菸，香蕉菸是光復初期最便宜的香菸，捲在裡面的，菸梗子比菸葉要多。那時候還有一種名叫樂園牌的香菸，比香蕉菸貴，但據說也嗆人得很，後來新出了一種名叫新樂園的牌子，好像菸質改善了不少，因為叫做新樂團，原來的樂園牌就被叫成老樂園了。老樂園與新樂園她都抽過，我曾問她比上海的菸滋味如何，她連搖頭不說一句話，意思是不能比的。她生命的最後幾年腹水腫得厲害，而且發現患了肝癌，被迫禁絕了吸菸的習慣。
除了偶爾說起菸廠的那一段，母親很少跟我們談起過去，包括親戚、朋友與過去生活的梗概，更不用說是細節了。我後來讀書，知道她在上海的時代，是在抗戰之前，那正是上海最繁華最為紙醉金迷的年代。上海是中國文明的櫥窗，也是個「影都」，許多大名星如阮玲玉、胡蝶等，一顰一笑都引領整個中國的時潮風尚，其他歡場處處，更是不勝枚舉。讀文學作品，更知道上海是「鴛鴦蝴蝶」派的根據地，連張愛玲早期最好的作品描寫的也是上海。但這些氣氛與素材與母親一無關連，我後來試著問她一兩件「耳聞」來的消息，我那時還小，問的當然多是莫名其妙的事，但都與戰前的上海有關，她一點都不知道之外，還怪我為何問這類的問題。更奇怪的是她也從不跟我們談有關親人的事，不論是在寧波老家的或後來散居他處的人，我總有外公外婆吧，但好像從來沒聽她描述過，她是少年時就到了上海的，她獨居異鄉想不想念故鄉的父母呢？一定會想的，但她從來不說，我有沒有阿姨與舅舅呢？也沒聽她提起過。我身份證上母親欄填的母親姓名是「胡仁青」，其實不是她真正的姓名，她死了很久之後二姐告訴我，說胡是母親第一任丈夫的姓，大姐二姐是我同母異父的姐姐，她們本姓胡，後來母親與我父親結婚，她們也改姓周了。我問母親既不姓胡那姓什麼呢？姐姐說是姓「沃」，那是個罕見的姓，至於沃姓後面的名字，姐姐也答不上來，我想那還是個女人沒有名字的時代吧。
母親連她自己的姓名也不關心，她究竟在乎什麼，我真也想不出來。一次母親問我，說甲字出頭是不是要唸作申？我說是，我奇怪她怎麼會問這樣的問題，她說晚上作夢，一個和尚告訴她的。停了一會兒，她悠悠的說：「要是能識字多好！」這是我平生唯一聽到的她的獨白，我那時沒細問，也許其中尚有蹊蹺。又一次，她跟我說，希望我好好讀書，長大後也許可以到銀行上班，她說以前她在上海，看到銀行上班的男人身上穿著白西裝，上午別的行號早已開工了，他們還沒開門，下午人家還在上班呢，他們就關起門來在裡面歇著了，舒服又賺錢多，真是好職業。又說我們家窮，我如果考師範也好，師範學校讀書不要錢，將來做得好也許能當個校長，下面管許多老師也是好的。
我後來檢視我的一生，發現真愧對了我的母親，第一是我沒能穿著白西裝到銀行上班，從事她認為舒服又賺錢的行業，其次我雖做了一輩子的老師，最後是以教授的身分退休，但不要說沒做過校長，連院長、主任都一個也沒當上，無以副老母殷殷之望，真是不孝之至。但母親對某些世事的看法與事實是有段遙遠的距離的，譬如銀行下午關門並不是讓行員「歇著」，裡面還有許多煩瑣的清賬結算業務要忙，萬一短少了錢，還得由自己來貼，每個人都戰戰兢兢緊張得很。還有教師真教得好，不見得會做校長，做校長跟做官一樣，是要耍許多心機與手段的，而且即使做了校長之後，老師也不見得甘心被你「管」，就算所有老師都受你管了，做校長的也沒有什麼神氣可言。
但令我記憶最深的是那次她自言自語的說「要是能識字多好」，那是在說出她認得的一個字之後突發的感慨。她平生只認得申這個字，而且是夢中的和尚告訴她的。其實照她的話，她認得的並不只一個字，因為她說申是甲字出頭，她至少該也認得甲字才對。還有她也認得數字，否則無法打麻將，因為麻將牌上是有數字的。她會打麻將，而且據說是頗精於此道，也會算賬，她不用一般的加減乘除，但一切心裡有數，她沒有賬冊，晚年跟人來「會」，她欠人的、人「該」她的，都記得很清楚，還曉得「以會養會」，從來不曾犯錯，這一點，我就不如母親許多了。
我也曾從知識的層面來比較母親與我的生活，我後來從事的，是有關於知識的行業。韓文公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授業專指知識傳授，而所傳的道與所解的惑，也大抵與知識有關。現代的教師除了教書之外，還要作研究，那是學術的領域，就不只是與知識有關，而直接等於是知識了。我一生都在知識的範疇裡打轉，有時候知識讓我自信滿滿，以為自己因為擁有的知識而能力無限，但有時候知識又使我沮喪，因為像大海一樣，知識越探索就越是深不可測，才知道以蠡測海的困局。我知道我的知識其實有限，母親的知識當然更有限，但相比起來，其實差別不大，我們只不過在有限世界的有限時間中活著罷了。
我所能記得有關母親的事，大致就只這些了。母親確實是個平凡又不起眼的女人，她似乎只活在當下，除了上海菸廠的那一段，她好像沒有任何過去，她的左右也沒有什麼人，當然我用這樣的文辭來判斷母親也不盡公平，我與她相處的時間不長，正在我的生命從少年向青年展開的時候她就死了，我其實沒有足夠的知識來做任何鑑別的工作，生命的意義不見得是自己創造的，大部分生物或人的意義應該併入整個世界、整個時代來計算。
母親死的時候，用中國人的算法也只五十四歲而已，但她在還不到五十歲的時候，周圍眷村的人已喊她老太太了，可見衰老得厲害。她的歷史也許很複雜，但因為沒刻意留下證據，就顯得像直線一樣的簡單。她一生結了兩次婚，可能都不是自主的，第一次也許是父母訂下來的，生了幾個孩子丈夫死了，一個人帶著幾個孩子在上海不好生活，就在別人的勸說與安排下與另一個中年失偶的男人又結婚了。婚前婚後都沒有激烈的感情，那不是亙古以來的一般婚姻嗎？人不可能沒有感情的，但不斷壓擠，或閒置不用，再澎湃的感情也會變成一條廢棄的神經，最後失去了作用，也跟沒有沒什麼兩樣了。與母親再婚的中年失偶的男人就是我的父親，他在我記憶中更是空白一片，假如死去的人也有記憶的話，他對我與妹妹也不會有什麼印象的，他的一生面對中國最大的變局，如果他在意，周圍的事就讓他目不暇給，他怎會記得在他晚年生下的幾個孩子呢？假如他不在意，整天渾噩度日，那就更不用說了。
母親死後火葬，骨灰埋在宜蘭鄉下的墳場裡，那個墳場雖是公立，但管理不善，各家照自己的風水做墳，弄得整體像亂葬崗一樣。八年前的有一天，三姐說她晚上作夢，夢見母親說她住的房子淹水，我們去查看，發現周圍不斷新建的墳墓已把母親的埋骨之所弄成窪地了。我建議把骨灰帶到台北，這可以讓我們祭掃方便，但三姐說母親似乎告訴她不願遷徙太遠，我們就下決心再在附近找塊地做一新墳。我們把舊墳裡的木盒「請」出，還好木盒並不潮濕，裡面包裹骨灰的紅布也完整。我們打開紅布，把骨灰輕輕倒入新置的陶甕中，最後一把，做墳請來的風水師要我這當兒子的用双手捧入。當時母親已死了四十餘年，她灰白的骨粉在陽光下閃著沙子般的光輝，我記得四十多年前，母親的骨灰裝入盒中最後一捧也是由我捧的，那時我只不過是個十三、四歲的孩子。母親輕輕的骨灰從我指隙慢慢流進新甕中，我回憶這四十多年的光陰，就像在不到一分鐘的時間裡完全的流走了，這也幾乎是我的一生呢。
火車夢
我有一位朋友，她說她的男孩在很小的時候就夢想有一天能駕駛垃圾車，她完全想不通孩子為什麼有這樣的志向。她還說，孩子在上幼稚園的時候已經「堅信」垃圾場是所有人的「歸宿」，我問有這麼灰暗嗎？她說不是那麼哲學的啦，她孩子相信人的一生總要在垃圾場做一段工作，如果不是起初，就是結束，譬如他母親現在在學校教書，以後不教了，就會到垃圾場工作了。為什麼有這種思想，作母親的是百般也想不透的。
孩子的事，有時完全在大人想像能力之外。我記得我大女兒小時候，一直夢想自己能成為車掌小姐。當時的公共汽車上還有車掌這個行業，負責剪票及開關車門的工作，除此之外，每當公車右轉，車掌總把頭探出車外，用哨音指揮司機慢轉，公車左轉就不用她管。車掌是個辛苦而單調的工作，想不到卻是我女兒憧憬的目標，每次帶她乘公車，她都要求坐在車掌附近的座位，小眼盯著車掌看，車掌的一舉一動，都讓她醉心不已。一次她生日，她問我能不能幫她買把車掌專用的剪車票剪子當禮物，害得我與她母親都啼笑皆非。
這些出乎意料的想法，不全是無理可循，裡面其實是藏著一些線索的，仔細尋找，不見得找不出答案。我女兒小時的車掌夢，可能源自我們早期生活的單調與一成不變，她也許早就習慣於那種速度是平緩而形式是一再重複的生活，作車掌可以看見世上形形色色的人物，還有車窗外不斷轉移的風景，每次出去，就像在大千世界打了個滾，最後公車又會帶她回到總站，好像回家一樣，女性總是無法拋棄回家的意圖，自幼到老，都是如此。男性則都是面朝向外的，不論男孩與大人，都曾作過類似叛逆的夢，夢中喜歡把自己弄得骯髒邋遢，讓女性嫌惡、家居不容，其實是在做逃離家庭的準備，這是馬克吐溫（Mark Twain,1835-1910）在他的名著《頑童流浪記》（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中說的。我朋友的兒子自小喜歡開垃圾車，可能源自他日後想離開家庭闖蕩世界的野性吧。但是朋友聽我分析後還是不明就裡，問我她為什麼最後也得到垃圾場去工作，我只好說，這一點我也想不出來了。
我想起在我少年的時代，也曾作過類似我朋友兒子的夢的，不過我不是幻想開垃圾車，那時宜蘭鄉下，垃圾車不是獸力的就是人力的，通常是用來清運陰溝或河川裡的淤泥，又髒又臭，就是最反叛的少年，也不會想去拉它。生活中當然會生產垃圾，但數量不大，一般垃圾都是有機物，擱久了就「化」了，殺了雞鴨拔下的羽毛，有人專門來收購，廚餘叫做「氉水」，直接拿來餵豬，瓶子與空罐，更是寶物，都可以拿來賣錢，所以街頭雖設有垃圾箱，但空的時候居多。我們小時沒見過現代的垃圾車，但有一種車比現代垃圾車更大、更威風，發動起來，風掣電馳地動山搖的，那便是火車，很少男孩會不受它的吸引。
我小時曾醉心火車，曾幻想自己有一天成為火車的駕駛。一列長長的火車，令人奪目的其實只在火車頭上，鐵路部門的術語叫它「機關車」，後面掛的各式車箱，只能算是「配件」。令我醉心的不是現代化的柴油或電動的「機關車」，而是黝黑肌腱賁然的蒸汽火車頭。蒸汽火車的燃料是煤，車頭的極大部分其實是鍋爐，鍋爐包括兩個部分，「爐」中燃燒大量的黑煤，把「鍋」中的水燒成蒸汽，蒸汽就是火車的動力。但煤燃燒起來有燃燒完全的與不全的，燃燒完全的已轉化成火車的動力，燃燒不全的，就變成熊熊的濃煙，經煙囪排出車外，形成盛大的氣勢。火車之所以迷人，絕對與它能毫不顧忌的排出大量的濃煙有關，等到後來的柴油、電氣機關車出現，雖然馬力多出原來蒸汽車頭好幾倍，但因不會排煙，在「風姿」上，就不如前者許多了。
蒸汽車頭除了排放黑煙外，也會排放白煙，所謂白煙其實就是水蒸氣。鍋爐的水燒沸騰後就成了蒸氣，用來驅動火車頭兩邊的大型活塞，形成幾萬匹馬力，能把幾十個車箱拉在後面翻山越嶺而行。鍋爐裡的蒸氣有時太多了，司機打開活塞邊的排氣口讓它排出，就成了白煙。蒸汽火車的氣笛，也是由蒸氣「驅動」的，火車鳴叫時，也會在頂端的氣笛口噴出大量的白氣。蒸汽火車的氣笛聲，真好聽極了，遠處的氣笛悠揚如夢境，近處的有如獸吼，一列火車從遠處排山倒海的飛馳過來，加上它一邊走一邊鳴笛，好像在向全世界宣告，所有的阻擋與障礙在它摧枯拉朽的力量前面都是無效的。面對那種強勢的噴煙與震動，所有男孩的腎上腺都會急速的分泌，而他的血也變成隨時會點燃的燃液。
在我童年與少年的時代，母親常帶我到野地採集野菜，我對火車產生莫名的嚮往，可能與之有關。說起野地，並不是那麼普遍，大部分田地被人開墾了，就不算是野地了，只有河堤與鐵路邊緣，是不准開墾的，那裡就成了我們採集菜蔬的地方。從我家走路大約二十分鐘，就可以走到鐵路邊，那裡是通往冬山、蘇澳的火車必經之地，我們在鐵路兩邊「沿線」作業。鐵路兩旁長滿野草，野菜並不好採，因為數量不多，再加上找到的野菜，整株也只有嫩芽的部分可以食用，一個下午，兩人只大約可採一籃罷了。採的野菜以馬齒莧與蕨菜為最多，這些野菜，如果好好料理，加上適宜的佐料，也可能有風味的，但我們當時採食，完全是因為貧窮的緣故，我對那些「野味」，除了厭憎之外，在味覺上不復有太多的記憶了。好在鐵路不時有火車經過，火車在老遠的地方，只要是朝我們駛來，根本還看不見呢，鐵路就會微微的震動，雖然一點聲音都沒有，但絕對能感覺得到。火車近了，轟隆隆的在我前面疾駛而過，它的濃煙與氣笛，還有那鋼鐵相互擊打的喧嘩、鏗鏘有力的節奏，把一旁木然的我帶到一個玄虛又豪壯的世界。當時我心飛到的地方，在我一旁的母親，是全然料想像不到的。
除了摘野菜，我們還到火車站撿拾煤炭。火車燃燒煙煤，一些燃燒不完全的煤塊有時會從鍋爐旁的空隙掉落，掉落的煤塊跟熔鐵一樣的燙，是千萬不能碰的，必須等到它涼透了才能撿。涼透的煤塊外表像是長著一層鐵銹般的結晶，十分堅硬，撿到後須用鐵鎚敲去外層，裡面剩下一點點的煤塊，那便是經過「千錘百鍊」後的焦炭，母親用浙江話叫它「鋼炭」，是最好的廚房燃料，再燃燒時就一點煙都沒了。不像採集野菜是在鐵路邊的坡地，撿拾煤炭須在鐵路上，所以比較危險，車站的地方，因為火車停留的時間較久，「落煤」自然較多，但車站人員不許人接近鐵軌，在那兒撿拾很困難。不過鎮北有個名叫「竹林」的小火車站，是太平山林場運木材小火車的總站，鐵路的分支很多，分支鐵道旁往往有大型的貯木池，火車得停在那兒卸下木頭，火車停久了，當然有落煤可撿。竹林車站距離我家很遠，單程須走四十分鐘，但撿煤的收穫量大，相權之下還是值得。
相較臺鐵的大火車，林場運木材的火車就顯得小多了，但蒸汽車頭，與大型火車組織結構完全一樣。小火車缺少大火車的那分霸氣，因為體積小，站在邊上不會讓人心生畏懼。駕駛小火車的人，也比較有人情味，他們多數不穿制服，只穿件破襯衣，脖子上吊著條拭汗的毛巾，有的鬍子也不刮，隨便得像鄰家的叔叔。他們把火車停在貯木池旁，總喜歡與吊木工人大聲嚷嚷，看到我們撿拾煤炭的孩子，從不呼嚇驅趕，有時還指示我們該到哪條鐵道上去撿，真親切不過。小火車車頭一樣是黝黑的，煙囪在比例上比大型的火車更高，而且有的是漏斗狀，十分特殊。停著的火車頭也在運作不休，隔一段時間，它會把鍋爐內過多的蒸汽排出來，引起車身一陣小震動，好像火車就要啟動了呢。但駕駛它的人不以為意，繼續與工人攀談，他們總是自信滿滿的，認為一切都在他的控制範圍之內。當時我想，能掌控這樣一組龐大有力的機器，就跟能操控整個世界是一樣的神氣。
我小學時的一位同班同學名叫伍朝林，他是個火車迷，常常興奮的與我談論關於火車的事。我們都是五年級的時候從別的學校轉來這所新辦的學校，學校很小，一個年級只有一班，我們那班只有九名學生。從我剛初識他，他就是一副弱不禁風的樣子，面色黑沉沉的，不時乾咳，有人說他得了癆病，是很難治好的一種痼疾。
我們的小學除了小之外，所處的地理環境，也糟得無以復加，學校其實是由一座廢棄的鋸木廠改建的，側面還有座沒歇業的鋸木廠，鋸木聲本身就十分刺耳，再加上廠方要不時用高轉速的電磨磨他們的鏈鋸，發出高頻的聲響更讓人無法忍受，我們被那日以繼夜的噪音弄的幾乎發狂，沒有發狂的就都成了聾子。學校也在鐵路旁邊，學校比鐵路路基要低很多，鐵路等於在學校上方凌空高架而過。火車來時，噪音也是鋪天蓋地的，但火車的噪音較短暫，又充滿著動感與節奏，令人期待又振奮。每天總有十幾班客貨車由蒸汽車頭拖著從我們的頭頂呼嘯而過，有時聲勢實在太大了，老師都得停止上課。有一次我們在上書法課，剛磨好墨，一列火車自遠而來，我看硯池上的墨水在微微震動，細細的波紋中閃著一種神奇的光。每次火車來，總會讓我有朝聖者般的新發現，小小的一陣風、一片迅速流逝的光影，也令人覺得有豐富的啟示意味。
伍朝林有一天說，他以後想要成為火車司機，他身子瘦弱不堪，連背個書包都感到吃力，要把他與這強大的鋼鐵結構連想在一起，從哪個角度說，都不很搭調。他為什麼有這個想法我不知道，但他的這個志願也傳染到我身上，我大約在六年級的時候，也跟他一樣，幻想在一生中的某一天會駕馭那個龐然的風火輪，風馳電掣的在群山之間奔馳。伍朝林有本印有各種蒸汽車頭圖錄的書，不知從哪裡得來，他寶貝得不得了，每次帶來學校，都偷偷摸摸的，刻意藏著不給人看，有次借我看，竟然發現裡面還有張火車蒸汽鍋爐的剖面圖，令我長了不少見識。
有一次伍朝林與我路過平交道，正遇上一列火車要通過。伍朝林聽聲音就知道來的是哪一種「機關車」，也知道後面拖的是客車還是貨車，每次總八九不離十的，結果來的真是他說的那一型車頭，關於火車，他總有說不完的意見，然而我們終止了談話，因為我們的眼光被眼前的一幅駭人景象震懾住了。在火車到達前的一兩秒鐘，一隻雪白的鴨子不知從哪裡飛來，不巧正落在鐵軌的內側，火車疾馳而到，以陵然之勢將鴨子「鎮」在車下，陷在巨輪之間的鴨子如果不動就不會有危險。但牠太緊張了，總想脫逃，牠乘一組車輪的空檔，奮力的向外飛出，不幸是牠沒比火車快，整個身體就應聲被輪子碾過，頭在鐵軌外，後半身還在鐵軌內。這列火車很長，過了半天都還沒過完，我們注視這個慘劇，無力做任何事。被碾過的鴨頭，似乎一點痛覺都沒有的，還是原本的表情，黃顏色的喙部向後咧，像在笑的樣子，眼睛依然光亮明晰。但等火車過了，我們跨越平交道，再看這隻倒楣的鴨子，牠的眼睛就逐漸黯淡下來，終於灰敗得如同牠當時的處境。
我升上初中後就與伍朝林斷了音訊，他身體更為不好，家人沒有讓他升學，等我上初二的時候，聽人說他已經病死了，此後再也沒有人談起他。生命有長有短，每個生命都有自己的段落。與伍朝林的死訊一同到來，我的火車夢與少年，也在那個時候結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