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燈。破地獄。火〉
我媽的臥房，除了貼滿她去阿姆斯特丹探我時拍的照片，和她與偶像蓋鳴暉的合照外，我最記得的，是那一盞小小的小小的床頭燈。
她怕黑。所以睡的時候，必須有一盞亮著的燈陪著。
從前，也有我和我姊陪著她的，在不到一百平方呎（編按：一百平方呎約為二．八坪。）既是客廳也是臥房的空間裡，我們一家三口睡在一起。我忘了當時有沒有床頭燈，忘不了的是床越來越小，後來買了一塊長長的木板，晚上就把它放在兩張木凳上，貼著床，床因此就大了，還夠我們三個一起睡。
那是六十年代香港開始替窮人建的徙置區。我兩歲的時候從山坡上的小屋搬過來，一直住到大學畢業才有能力買房子。我在二十一歲的時候才有了自己的臥房。
當然，我在更早的時候已經自己睡了，有時在我們叫做「碌架床」（編按：即上下鋪）的上層上，有時在階磚（編按：方塊磚。）地板上。我不肯定我是不是也怕黑；我怕黑暗中會出現的老鼠。有一次，我醒過來，覺得甚麼東西在我臉上，很快就跑了。我摸摸我的臉，有血。應該是老鼠吧，牠嚇了我一跳，我也嚇了牠一跳。
我媽怕黑，我不知道她怕的是甚麼，可一定不是老鼠。
也是在徙置區住的時候，鄰居聽到床下吱吱喳喳的，原來多了一群剛出生的小老鼠，一手把牠們抓起來再放在瓶裡釀酒的，是我媽。用初生老鼠釀的酒，很補身的。我媽如此相信。她喜歡喝酒，有錢時會買來喝的叫虎骨木瓜酒，深黑色，我嚐過，苦得很。後來，她血壓高，醫生說不能喝了，她就不喝，直到最後這幾年，大概也不想太委屈自己，每次看到我喝啤酒，我媽就說，給我喝一口。
我和我姊長大之後，我媽一個人睡了。
我懷疑，孩子不再跟媽媽一起睡，是他們之間第二次割斷臍帶。忽然失去了屬於身體的，我呼氣你吸氣的，一起度過黑暗的親近，那是怎麼樣的失去？不過，做孩子的都忙著建立自己的世界，建立自己，當然沒空想到媽媽的世界因為我離開而出現的變化，和害怕。我渴望光明，我媽怕黑。
到我姊第一個孩子出生了，陪我媽睡的就是她，陪我媽到阿姆斯特丹探我的也是她。大概，和我媽一起睡得最長久的不是她的丈夫，是我這個外甥女，和我。
那一年，我媽病重了我趕回香港，一踏出機場便打電話給我姊，她說，媽走了，外甥來接你。以往，來接我的送我的都是我姊，有時還有姊夫和他們的兩個女兒。我媽從來不送我也不接我。送我，她說，太難了，接你嘛，雖然開心，但一想到總要再離開，心就沉下來。
所以我媽從來不送我也不接我。我相信，她以自己的方式經營著一種若無其事。
我走出接機大堂見到我的外甥女，在人家團聚當中我們更像一對遊魂野鬼，更親近。我們都在晚上呼吸過我媽她阿婆的呼吸。我們緊緊的擁抱著，哭著，她不斷的跟我說，我對不起阿婆我對不起阿婆。
回家的路上，我們說著我們的內疚，而作為舅父的我，只能努力安慰外甥女說阿婆明白的阿婆明白的阿婆不會怪你的阿婆不會怪你的。其實，我很想跟她說，我懷疑阿婆同樣覺得對不起我，和她。我所經歷的世界總是蔓延著內疚，總是覺得自己做得不足不夠。我想跟外甥女說，我們不能如此支撐世界的殘缺。
有一年，我替自己許了一個新年願望：從今以後，盡力不要令任何人內疚。
在我媽離世之後，我們常常談到的是她和阿婆在阿姆斯特丹的日子：在博物館裡坐著輪椅看林布蘭看維梅爾（你睇，畫到真嘅一樣／「你看，畫得像真的一樣」），在公園草地上野餐吃得津津有味（諗唔到呢度啲雞翼都幾好食／「沒想到這裡的雞翅那麼好吃」），在露天咖啡館裡不耐煩於是自己撐著拐杖跑去旁邊土耳其人開的小店成功買了一袋二袋回來（使咩識講，識指咪得囉／「語言不通也沒關係，用手指就行了」）
然後，在我們三代同堂的一個下午，我忽然想到我對我媽一直以來的負擔，希望我的外甥女對未來少一點憂慮，便說：我的人壽保險寫了你們兩姊妹做受益人。我媽大概也想到未來了，說：我死了，千萬不要土葬，我怕黑，火葬吧。
其實，這個下午，我完全忘了。幸虧外甥女記住了，讓我們多了一點把握去辦一場符合我媽意願的葬禮。多年來，我都想問我媽關於她的身後事，始終，不敢。
火葬吧。
載著棺材慢慢慢慢進入火裡的，像工廠裡的輸送帶，像眾生眾死的臍帶。這是我和我媽第幾次割斷臍帶了。在幫我們辦理殯儀的長生店裡，老闆向我們介紹兩款棺材，一款非常簡單，一款多些裝飾。我姊馬上說，裝飾多些那款吧，她一定喜歡。我沒有異議，是不能。雖然我媽重男偏心於我，但過去幾十年，跟她住在一起的是我姊。在我媽還可以行走的時候，她們兩母女一個早上走兩個街市，為了找最好的最便宜的。
明白我媽喜歡哪款棺材的，怎會是我？
幫我們辦理殯儀的老闆，就稱她娟姊吧，我姊的舞伴。她們是在社區跳舞班認識的，自從我姊的女兒長大了，丈夫退休了，她也越來越活躍，跳舞，瑜伽，卡拉OK，打麻將。不是說我媽偏心嗎，我跑東跑西最後跑到荷蘭去，她都可以。但我姊，連與同學旅行也不准。也許，我姊在過著錯過的。
在跳舞班裡，絕大部分學生都是女的，中年吧，娟姊跳女的，我姊跳男的。我邊聽著娟姊解釋殯儀的事情邊想著她們跳舞的情景。最後，娟姊要寫收據了，她說，朋友嘛，算便宜的，因此不把數目寫下來了，免人閒言。然後，她在該寫定金的地方寫了一個字：信。
我姊說，起初，也不知道舞伴是做殯儀的，問她，她就答，我的工作很冷門。後來，熟了，才敢說出來。做長生店老闆不是她的原意，是丈夫的生意，他突然走了，為了生活，只好繼續。但殯儀行業特別多顧忌，偏偏所謂中國傳統裡女的又特別多顧忌，女的做這行業，特別難，娟姊跟我姊說。
而我這男的，就按著長子的本分披麻帶孝擔幡買水，彷彿一家之首了。但其實當時我只想退回母親的懷中。在慌亂裡，我依靠著一身白袍的堂倌。他拖著我，以一種不重非輕的力量，與速度，進行很多很多我不明白的儀式。他不許我停下來，卻又從來沒有催我走。
他換了便服是個怎樣的男子，他有愛人嗎？有人愛他嗎？一個做堂倌的男子。
他拖著我，前面是喃嘸師傅踏著奇怪的步伐替我媽開路，兜兜轉轉，最後一手打破瓦片。後來，我才知道師傅踏的叫魚貫躡步，和穿走花紋步，儀式叫破地獄。據說源自出家人目蓮破地獄打救已經變了餓鬼的母親，讓她得以轉世投胎，不再受地獄之苦。
變了餓鬼的母親。是因為做母親的生前總是活得不夠嗎？
在跟著喃嘸師傅破地獄的時候，我詭異的想到我媽喜歡看電影，尤其是恐怖片。從小，她便帶著我，我姊，和一群小鄰居去看比較便宜的工餘場（編按：或作「公餘場」，票價較一般場次便宜），而工餘場剛好在我放學前開始的，我媽居然跑到小學去把戲票交給老師再交給我。她帶我看過了所有的吸血殭屍。
我媽怕黑，卻愛看恐怖片。她可以在暗暗的電影院裡看著鬼鬼怪怪，卻必須在睡覺的時候亮著床頭燈。大概所謂矛盾，只是另一種比較有詩意的邏輯。
最後，我們把一切紙紮的東西拿到外面去，燒。有人說，你們叫先人接收吧。我聽到，阿媽，收嘢喇，阿婆，收嘢喇（編按：「收東西啦」）。
我喊不出來。我怕我一呼喊我媽在那邊收東西，她就真的在那邊。
第二天，我們在火葬場，再次看到火，我才知道，我其實想說：阿媽，你看，火燒得多亮，那是我們送給你的床頭燈。
（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巴士上，九龍城）
我媽的臥房，除了貼滿她去阿姆斯特丹探我時拍的照片，和她與偶像蓋鳴暉的合照外，我最記得的，是那一盞小小的小小的床頭燈。
她怕黑。所以睡的時候，必須有一盞亮著的燈陪著。
從前，也有我和我姊陪著她的，在不到一百平方呎（編按：一百平方呎約為二．八坪。）既是客廳也是臥房的空間裡，我們一家三口睡在一起。我忘了當時有沒有床頭燈，忘不了的是床越來越小，後來買了一塊長長的木板，晚上就把它放在兩張木凳上，貼著床，床因此就大了，還夠我們三個一起睡。
那是六十年代香港開始替窮人建的徙置區。我兩歲的時候從山坡上的小屋搬過來，一直住到大學畢業才有能力買房子。我在二十一歲的時候才有了自己的臥房。
當然，我在更早的時候已經自己睡了，有時在我們叫做「碌架床」（編按：即上下鋪）的上層上，有時在階磚（編按：方塊磚。）地板上。我不肯定我是不是也怕黑；我怕黑暗中會出現的老鼠。有一次，我醒過來，覺得甚麼東西在我臉上，很快就跑了。我摸摸我的臉，有血。應該是老鼠吧，牠嚇了我一跳，我也嚇了牠一跳。
我媽怕黑，我不知道她怕的是甚麼，可一定不是老鼠。
也是在徙置區住的時候，鄰居聽到床下吱吱喳喳的，原來多了一群剛出生的小老鼠，一手把牠們抓起來再放在瓶裡釀酒的，是我媽。用初生老鼠釀的酒，很補身的。我媽如此相信。她喜歡喝酒，有錢時會買來喝的叫虎骨木瓜酒，深黑色，我嚐過，苦得很。後來，她血壓高，醫生說不能喝了，她就不喝，直到最後這幾年，大概也不想太委屈自己，每次看到我喝啤酒，我媽就說，給我喝一口。
我和我姊長大之後，我媽一個人睡了。
我懷疑，孩子不再跟媽媽一起睡，是他們之間第二次割斷臍帶。忽然失去了屬於身體的，我呼氣你吸氣的，一起度過黑暗的親近，那是怎麼樣的失去？不過，做孩子的都忙著建立自己的世界，建立自己，當然沒空想到媽媽的世界因為我離開而出現的變化，和害怕。我渴望光明，我媽怕黑。
到我姊第一個孩子出生了，陪我媽睡的就是她，陪我媽到阿姆斯特丹探我的也是她。大概，和我媽一起睡得最長久的不是她的丈夫，是我這個外甥女，和我。
那一年，我媽病重了我趕回香港，一踏出機場便打電話給我姊，她說，媽走了，外甥來接你。以往，來接我的送我的都是我姊，有時還有姊夫和他們的兩個女兒。我媽從來不送我也不接我。送我，她說，太難了，接你嘛，雖然開心，但一想到總要再離開，心就沉下來。
所以我媽從來不送我也不接我。我相信，她以自己的方式經營著一種若無其事。
我走出接機大堂見到我的外甥女，在人家團聚當中我們更像一對遊魂野鬼，更親近。我們都在晚上呼吸過我媽她阿婆的呼吸。我們緊緊的擁抱著，哭著，她不斷的跟我說，我對不起阿婆我對不起阿婆。
回家的路上，我們說著我們的內疚，而作為舅父的我，只能努力安慰外甥女說阿婆明白的阿婆明白的阿婆不會怪你的阿婆不會怪你的。其實，我很想跟她說，我懷疑阿婆同樣覺得對不起我，和她。我所經歷的世界總是蔓延著內疚，總是覺得自己做得不足不夠。我想跟外甥女說，我們不能如此支撐世界的殘缺。
有一年，我替自己許了一個新年願望：從今以後，盡力不要令任何人內疚。
在我媽離世之後，我們常常談到的是她和阿婆在阿姆斯特丹的日子：在博物館裡坐著輪椅看林布蘭看維梅爾（你睇，畫到真嘅一樣／「你看，畫得像真的一樣」），在公園草地上野餐吃得津津有味（諗唔到呢度啲雞翼都幾好食／「沒想到這裡的雞翅那麼好吃」），在露天咖啡館裡不耐煩於是自己撐著拐杖跑去旁邊土耳其人開的小店成功買了一袋二袋回來（使咩識講，識指咪得囉／「語言不通也沒關係，用手指就行了」）
然後，在我們三代同堂的一個下午，我忽然想到我對我媽一直以來的負擔，希望我的外甥女對未來少一點憂慮，便說：我的人壽保險寫了你們兩姊妹做受益人。我媽大概也想到未來了，說：我死了，千萬不要土葬，我怕黑，火葬吧。
其實，這個下午，我完全忘了。幸虧外甥女記住了，讓我們多了一點把握去辦一場符合我媽意願的葬禮。多年來，我都想問我媽關於她的身後事，始終，不敢。
火葬吧。
載著棺材慢慢慢慢進入火裡的，像工廠裡的輸送帶，像眾生眾死的臍帶。這是我和我媽第幾次割斷臍帶了。在幫我們辦理殯儀的長生店裡，老闆向我們介紹兩款棺材，一款非常簡單，一款多些裝飾。我姊馬上說，裝飾多些那款吧，她一定喜歡。我沒有異議，是不能。雖然我媽重男偏心於我，但過去幾十年，跟她住在一起的是我姊。在我媽還可以行走的時候，她們兩母女一個早上走兩個街市，為了找最好的最便宜的。
明白我媽喜歡哪款棺材的，怎會是我？
幫我們辦理殯儀的老闆，就稱她娟姊吧，我姊的舞伴。她們是在社區跳舞班認識的，自從我姊的女兒長大了，丈夫退休了，她也越來越活躍，跳舞，瑜伽，卡拉OK，打麻將。不是說我媽偏心嗎，我跑東跑西最後跑到荷蘭去，她都可以。但我姊，連與同學旅行也不准。也許，我姊在過著錯過的。
在跳舞班裡，絕大部分學生都是女的，中年吧，娟姊跳女的，我姊跳男的。我邊聽著娟姊解釋殯儀的事情邊想著她們跳舞的情景。最後，娟姊要寫收據了，她說，朋友嘛，算便宜的，因此不把數目寫下來了，免人閒言。然後，她在該寫定金的地方寫了一個字：信。
我姊說，起初，也不知道舞伴是做殯儀的，問她，她就答，我的工作很冷門。後來，熟了，才敢說出來。做長生店老闆不是她的原意，是丈夫的生意，他突然走了，為了生活，只好繼續。但殯儀行業特別多顧忌，偏偏所謂中國傳統裡女的又特別多顧忌，女的做這行業，特別難，娟姊跟我姊說。
而我這男的，就按著長子的本分披麻帶孝擔幡買水，彷彿一家之首了。但其實當時我只想退回母親的懷中。在慌亂裡，我依靠著一身白袍的堂倌。他拖著我，以一種不重非輕的力量，與速度，進行很多很多我不明白的儀式。他不許我停下來，卻又從來沒有催我走。
他換了便服是個怎樣的男子，他有愛人嗎？有人愛他嗎？一個做堂倌的男子。
他拖著我，前面是喃嘸師傅踏著奇怪的步伐替我媽開路，兜兜轉轉，最後一手打破瓦片。後來，我才知道師傅踏的叫魚貫躡步，和穿走花紋步，儀式叫破地獄。據說源自出家人目蓮破地獄打救已經變了餓鬼的母親，讓她得以轉世投胎，不再受地獄之苦。
變了餓鬼的母親。是因為做母親的生前總是活得不夠嗎？
在跟著喃嘸師傅破地獄的時候，我詭異的想到我媽喜歡看電影，尤其是恐怖片。從小，她便帶著我，我姊，和一群小鄰居去看比較便宜的工餘場（編按：或作「公餘場」，票價較一般場次便宜），而工餘場剛好在我放學前開始的，我媽居然跑到小學去把戲票交給老師再交給我。她帶我看過了所有的吸血殭屍。
我媽怕黑，卻愛看恐怖片。她可以在暗暗的電影院裡看著鬼鬼怪怪，卻必須在睡覺的時候亮著床頭燈。大概所謂矛盾，只是另一種比較有詩意的邏輯。
最後，我們把一切紙紮的東西拿到外面去，燒。有人說，你們叫先人接收吧。我聽到，阿媽，收嘢喇，阿婆，收嘢喇（編按：「收東西啦」）。
我喊不出來。我怕我一呼喊我媽在那邊收東西，她就真的在那邊。
第二天，我們在火葬場，再次看到火，我才知道，我其實想說：阿媽，你看，火燒得多亮，那是我們送給你的床頭燈。
（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巴士上，九龍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