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他們的時代
我急著離開位在土城半山腰的裝訂廠，要把剛裝訂成冊的書送到作者的手上，作者下了通牒︰今晚一定要拿到書，不管多晚。門口守衛幫我呼叫無線電計程車行，但這說深不深的夜裡，說偏僻又不真偏僻的城郊，最快也要半小時才有車子載客，我面有難色：「可是我趕時間……。」騎著摩托車正準備離開的裝訂廠老闆看到我還在廠區徘徊，笑了笑說：「跳上來吧，我載你到山下去攔計程車。」很久沒坐在摩托車後座了，安靜的夜，沁涼的山風，好像回到學生時代。到了山下，剛好有一輛正在調頭的計程車，我眼明手快地攔下了，來不及向他說謝，很快地又鑽進車廂，告訴司機目的地。
作者住在萬華的一棟舊公寓，在大馬路邊上，很容易就找到了。路燈黯滅，路邊還沒關門的店家，透出的燈光，成了稀微的光源。我依著地址，按了對講機，作者尚未就寢，請我在大門口等，他找人下來取書。我繼續透過對講機和他談明天發表會的流程。取書的人下來了，又很快上樓了，連臉也沒看清楚，只剩腳步聲在盤旋而上的樓梯間傳盪。沒有人請我上去坐一會兒，喝口茶，也許是太晚了。真是晚了，我對著鐵門和對講機，向作者辭別。
那扇沒有進去的鐵門背後，像個私密的禁區，清楚地顯示一種距離。站在一片漆黑的街道上，好像才剛從夢中醒來，一時不知身在何處。萬華的這一帶，我比較熟悉的是再遠些的華中橋和果菜市場。街上幾無行人車聲，彷彿有個時空的磁場在夜晚運行著，把一切吸入黑暗之中，闃寂無聲。糟糕的是，我分不清東西南北。我甚至也弄不清楚剛剛是如何從土城來到這裡，夜晚，讓人意識飄忽。斜行的街道轉角處有公車站牌，但哪一側才是我要離開的方向？在連幢的舊公寓間隙，可以看見遠方一○一大樓閃爍著橘黃色的燈光，那邊是東方吧，我應該要朝西走才是。夜晚的城市像海洋，高樓成了指引的燈塔，而飄動的垂榕樹影則是隨時會絆住船隻水手的海草。我得先找出往台北車站的方向，不然會迷失在更深的夜裡和更陌生的城區。駛來了一部公車，我坐上去，車上沒有幾個乘客。很高興這一天終於結束了，書，有驚無險地趕在發表會之前裝好。不過依照書頁在裝訂機上流動的速度，到了明天中午，也只剛好應付發表會的所需數量。我回想剛剛的過程，作者保持著一種距離的應對，似乎還有著某種戒心，也許不是偶然，而是和他長期以來的遭遇有關。其實離開他的寓所時，我下意識地四下張望了一下。記得他曾說過，那時，馬路對面的公寓頂端也都有人監視著。但是路燈未亮，我什麼也看不到。
我第一次聽到作者的名字是從父親口中，說他曾是加油站工人，那已是很多年前，父親還說了些什麼？不記得了。父親應該是一邊喝著酒，一邊指著電視機的螢幕說著。他們是同時代的人。像大多數過小日子的人一樣，父輩的日子中只有柴米油鹽，在那凝重沉默的時代，什麼也不多想。他後來中風，話就更少了，我從沒問父親他的時代記憶，和他青春的夢想，我但願能及早多聊一些。作者第一次到辦公室來的時候，年輕的同事多半不知道這位聲音沙啞卻中氣十足，自有一派威嚴的歐吉桑是誰。從路口到騎樓，他施然而行，眉梢眼角總掛著淺笑。不管認不認識，他和遇到的每個人都聊上幾句，是習慣嗎？我很好奇。在路上行走時，我通常快步走過人群，不是傲慢，而是不知要聊什麼。當我告訴幾位朋友要出版這位傳奇人物的回憶錄時，大部份的反應都顯得很吃驚︰咦！他還在嗎？好像這個人應該不在了。對於這種一致性，讓我驚訝。我從沒對作者說起這事。當他打電話來說要出版他的回憶錄時，我同感不可置信︰為什麼找我？雖然早在五、六年前，我就知道他著手進行回憶錄的撰寫，他也曾向我探詢一些出版的作業流程。他的回憶錄是值得的，詩人的名字寫在水上，而他的名字會在台灣的歷史記上一筆。
對我來說，回憶錄最容易看的部份是第一章，像牧歌似的，青春氣息洋溢的艋舺堀江町生活，充滿著時代懷舊的氣味，然後進入人生的覺醒和奮起期，調子就開始沉重，越來越沉重，向一個命定的悲劇走去。編輯的過程中，我有時希望可以跳過這段，好像這樣，後來的悲劇就不會發生。不知他書寫時有沒有參照交響曲樂章的曲式，但整本書開展起來就是一闋壯烈的時代進行曲，這種因草根而來的生猛力道加深了敘述的悲劇性，壓抑在時代底層的，是那一代人對民主的追求，那也是父親和叔叔們的時代。我有時感覺是一個後輩在書中追尋彼時父叔輩的青年背影，意識到此時便覺得揪心。看到書中出現萬華車站、圓環、中華商場，和復興橋的老照片，我忍不住多看幾眼，這都是童年時走過的地方，烙印著記憶，尤其是圓環。於我，那簡直就是當時台北城繁華的中心，而現在的圓環，就算不是路障，也像座環形紀念碑，雖用現代感的玻璃帷幕和霓虹燈裝飾著，但沒有生氣，也抹去庶民的氣味，好像在舊圓環被怪手剷平時，也把記憶連根刨除了。
我其實不認識過去的他，也不知道真正的他，一起工作時，只是提供簡單的茶水或便當，他沒有架子，總是和氣地聽著我說話。我佩服他的，是他的準時守信和那一口生動漂亮的台語。他對新事物也保持著興趣，我安排他在國際書展中進行一場演講，他爽快地答應了。第一次走進台北國際書展的會場時，他不動聲色，只說：「嗯！這和我們龍山寺的夜市差不多嘛。」我們那時正穿過直銷書區。我曾和他約在國賓飯店喝咖啡，我提早在大門口等他，時間到了還沒看到人，不像他的作風，於是我到咖啡廳裏去找人：第一次沒找到，又找了一次，這次，我看到了，他早就坐在角落裡等我。那個位置是有學問的：背靠著牆，看得到進來的人，但剛進來的人，卻不容易看到。每個作者在有意無意間都在幫我上課，調整我的視野。他的人生中，也充滿著良師益友，其中一位是文化界的前輩王詩琅先生。他說，王詩琅先生的書房和他家的廚房只隔著一個僅一人寬的巷子，他隨時可以向他請益，有時半夜起來上廁
所，看到老先生的書房還亮著燈，他會忍不住探頭看，視力已弱的老先生拿著放大鏡，一個字一個字地在燈下讀書。長年如此。
編輯的生涯中，如果有一本書要獻給我的父親一讀，那就是這本回憶錄了，他沒有辦法說出的時代故事和感懷，都在書裡。這不單只是一個個人的回憶，同時也意味著一個世代的人物身影，和公義追求。當然父親不會出現在街頭，他躲在騎樓裡或門縫間隙，看著時代從他面前轟然而過，就像看著一部有著雪花光斑的黑白電影，嘩啦嘩啦地搬演著，一個模糊而又眾聲喧譁的年代。他沒被捲入歷史的抗爭中，只是無言的旁觀者。我應該在發表會的現場留一個座位給父親，一張空座椅，他一定希望和他那一輩的人，坐在一起，聽著台上慷慨激昂的演講，感動著、激動著，重新回想著他們的青春歲月，而後，默默地流著說不出是什麼滋味的淚來。
二○一四年五月十五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我急著離開位在土城半山腰的裝訂廠，要把剛裝訂成冊的書送到作者的手上，作者下了通牒︰今晚一定要拿到書，不管多晚。門口守衛幫我呼叫無線電計程車行，但這說深不深的夜裡，說偏僻又不真偏僻的城郊，最快也要半小時才有車子載客，我面有難色：「可是我趕時間……。」騎著摩托車正準備離開的裝訂廠老闆看到我還在廠區徘徊，笑了笑說：「跳上來吧，我載你到山下去攔計程車。」很久沒坐在摩托車後座了，安靜的夜，沁涼的山風，好像回到學生時代。到了山下，剛好有一輛正在調頭的計程車，我眼明手快地攔下了，來不及向他說謝，很快地又鑽進車廂，告訴司機目的地。
作者住在萬華的一棟舊公寓，在大馬路邊上，很容易就找到了。路燈黯滅，路邊還沒關門的店家，透出的燈光，成了稀微的光源。我依著地址，按了對講機，作者尚未就寢，請我在大門口等，他找人下來取書。我繼續透過對講機和他談明天發表會的流程。取書的人下來了，又很快上樓了，連臉也沒看清楚，只剩腳步聲在盤旋而上的樓梯間傳盪。沒有人請我上去坐一會兒，喝口茶，也許是太晚了。真是晚了，我對著鐵門和對講機，向作者辭別。
那扇沒有進去的鐵門背後，像個私密的禁區，清楚地顯示一種距離。站在一片漆黑的街道上，好像才剛從夢中醒來，一時不知身在何處。萬華的這一帶，我比較熟悉的是再遠些的華中橋和果菜市場。街上幾無行人車聲，彷彿有個時空的磁場在夜晚運行著，把一切吸入黑暗之中，闃寂無聲。糟糕的是，我分不清東西南北。我甚至也弄不清楚剛剛是如何從土城來到這裡，夜晚，讓人意識飄忽。斜行的街道轉角處有公車站牌，但哪一側才是我要離開的方向？在連幢的舊公寓間隙，可以看見遠方一○一大樓閃爍著橘黃色的燈光，那邊是東方吧，我應該要朝西走才是。夜晚的城市像海洋，高樓成了指引的燈塔，而飄動的垂榕樹影則是隨時會絆住船隻水手的海草。我得先找出往台北車站的方向，不然會迷失在更深的夜裡和更陌生的城區。駛來了一部公車，我坐上去，車上沒有幾個乘客。很高興這一天終於結束了，書，有驚無險地趕在發表會之前裝好。不過依照書頁在裝訂機上流動的速度，到了明天中午，也只剛好應付發表會的所需數量。我回想剛剛的過程，作者保持著一種距離的應對，似乎還有著某種戒心，也許不是偶然，而是和他長期以來的遭遇有關。其實離開他的寓所時，我下意識地四下張望了一下。記得他曾說過，那時，馬路對面的公寓頂端也都有人監視著。但是路燈未亮，我什麼也看不到。
我第一次聽到作者的名字是從父親口中，說他曾是加油站工人，那已是很多年前，父親還說了些什麼？不記得了。父親應該是一邊喝著酒，一邊指著電視機的螢幕說著。他們是同時代的人。像大多數過小日子的人一樣，父輩的日子中只有柴米油鹽，在那凝重沉默的時代，什麼也不多想。他後來中風，話就更少了，我從沒問父親他的時代記憶，和他青春的夢想，我但願能及早多聊一些。作者第一次到辦公室來的時候，年輕的同事多半不知道這位聲音沙啞卻中氣十足，自有一派威嚴的歐吉桑是誰。從路口到騎樓，他施然而行，眉梢眼角總掛著淺笑。不管認不認識，他和遇到的每個人都聊上幾句，是習慣嗎？我很好奇。在路上行走時，我通常快步走過人群，不是傲慢，而是不知要聊什麼。當我告訴幾位朋友要出版這位傳奇人物的回憶錄時，大部份的反應都顯得很吃驚︰咦！他還在嗎？好像這個人應該不在了。對於這種一致性，讓我驚訝。我從沒對作者說起這事。當他打電話來說要出版他的回憶錄時，我同感不可置信︰為什麼找我？雖然早在五、六年前，我就知道他著手進行回憶錄的撰寫，他也曾向我探詢一些出版的作業流程。他的回憶錄是值得的，詩人的名字寫在水上，而他的名字會在台灣的歷史記上一筆。
對我來說，回憶錄最容易看的部份是第一章，像牧歌似的，青春氣息洋溢的艋舺堀江町生活，充滿著時代懷舊的氣味，然後進入人生的覺醒和奮起期，調子就開始沉重，越來越沉重，向一個命定的悲劇走去。編輯的過程中，我有時希望可以跳過這段，好像這樣，後來的悲劇就不會發生。不知他書寫時有沒有參照交響曲樂章的曲式，但整本書開展起來就是一闋壯烈的時代進行曲，這種因草根而來的生猛力道加深了敘述的悲劇性，壓抑在時代底層的，是那一代人對民主的追求，那也是父親和叔叔們的時代。我有時感覺是一個後輩在書中追尋彼時父叔輩的青年背影，意識到此時便覺得揪心。看到書中出現萬華車站、圓環、中華商場，和復興橋的老照片，我忍不住多看幾眼，這都是童年時走過的地方，烙印著記憶，尤其是圓環。於我，那簡直就是當時台北城繁華的中心，而現在的圓環，就算不是路障，也像座環形紀念碑，雖用現代感的玻璃帷幕和霓虹燈裝飾著，但沒有生氣，也抹去庶民的氣味，好像在舊圓環被怪手剷平時，也把記憶連根刨除了。
我其實不認識過去的他，也不知道真正的他，一起工作時，只是提供簡單的茶水或便當，他沒有架子，總是和氣地聽著我說話。我佩服他的，是他的準時守信和那一口生動漂亮的台語。他對新事物也保持著興趣，我安排他在國際書展中進行一場演講，他爽快地答應了。第一次走進台北國際書展的會場時，他不動聲色，只說：「嗯！這和我們龍山寺的夜市差不多嘛。」我們那時正穿過直銷書區。我曾和他約在國賓飯店喝咖啡，我提早在大門口等他，時間到了還沒看到人，不像他的作風，於是我到咖啡廳裏去找人：第一次沒找到，又找了一次，這次，我看到了，他早就坐在角落裡等我。那個位置是有學問的：背靠著牆，看得到進來的人，但剛進來的人，卻不容易看到。每個作者在有意無意間都在幫我上課，調整我的視野。他的人生中，也充滿著良師益友，其中一位是文化界的前輩王詩琅先生。他說，王詩琅先生的書房和他家的廚房只隔著一個僅一人寬的巷子，他隨時可以向他請益，有時半夜起來上廁
所，看到老先生的書房還亮著燈，他會忍不住探頭看，視力已弱的老先生拿著放大鏡，一個字一個字地在燈下讀書。長年如此。
編輯的生涯中，如果有一本書要獻給我的父親一讀，那就是這本回憶錄了，他沒有辦法說出的時代故事和感懷，都在書裡。這不單只是一個個人的回憶，同時也意味著一個世代的人物身影，和公義追求。當然父親不會出現在街頭，他躲在騎樓裡或門縫間隙，看著時代從他面前轟然而過，就像看著一部有著雪花光斑的黑白電影，嘩啦嘩啦地搬演著，一個模糊而又眾聲喧譁的年代。他沒被捲入歷史的抗爭中，只是無言的旁觀者。我應該在發表會的現場留一個座位給父親，一張空座椅，他一定希望和他那一輩的人，坐在一起，聽著台上慷慨激昂的演講，感動著、激動著，重新回想著他們的青春歲月，而後，默默地流著說不出是什麼滋味的淚來。
二○一四年五月十五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