蒼山雲海
I love you.
我只能用英文寫幾句話，寫了最後這句，在海拔一千五百米的山城小網吧裡，沒有中文，而英文的表達能力就這麼一點，心裡有點酸楚。我剛換了一點印度盧比，先找晚飯吃，也不敢亂吃，餐館旁邊就是一個網吧，上機開Skype 叫傅莉，她沒應。我便順手查查郵件，這時她出現了，第一句就是：
「你吃藥了嗎？」
我早忘得一乾二淨。她說聽到呼叫趕來還是沒趕上，她要推著一個助行器走路，我把一個還沒有自理能力的妻子扔在家裡，自己飛躍北極圈、冰島、英格蘭，再從芬蘭進入俄國，一路向東南，大約在黑海一帶穿越阿富汗、巴基斯坦進入印度。她在萬里之遙向我報告，昨晚她自己煮了十五顆餃子，今晨沖了杯即溶咖啡。我們相差十五個小時。網路真神奇，萬里霄壤瞬間消失，網吧收費不過二十盧比。隔壁餐館的一碗雞肉炒米粉還要一百盧比呢，因為食物都是一擔擔從山下挑上來的。
這次留傅莉一人在家，我並不牽腸掛肚，只覺得自己封閉一二十年，已然於長途跋涉中頗感受罪，神經、腸胃、精力、反應皆不能適應，貓在家中的生活太安靜了。飛機落地德里，地面溫度已攝氏三十度，這裡是初夏了。一出機場就見識了印度交通之瘋狂，摩托車、小三輪、自行車、畜力車，皆可夾雜在狂奔的汽車、卡車之間任意穿行，卻很少發生擦撞、爭吵、堵塞，此間若非通行的遊戲規則是躲閃、忍讓、得過且過，定然亂作一團，那大概恰是印度文化的底蘊？我們入住舊德里的西藏村，一條狹窄小巷，出門就有幾家網吧，被譏為「第三世界」的印度網際網路普及率極高，資訊分享可謂「第一世界」，什麼是現代化？來印度又怎可不訪古？古印度多雕塑、廟宇，跟印度教有關，但是生出佛教來以後雕琢更甚、廟宇更大，傳到中國卻只有石窟林立，不知為何？
當晚我們乘火車赴北部的達蘭薩拉，一夜臥鋪很辛苦，彷彿回到文革大串聯；清晨抵達喜馬拉雅山腳下一小站，再乘汽車兩小時盤旋上山，「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達蘭薩拉讓我想起王維的名句。小鎮的中心廣場，前院是「大乘經院」，後院即達賴喇嘛尊者官邸，第二天中午我們有幸到此拜見了尊者，輪到我們進去，他就在門廳裡等著，永遠穿著那著名的絳紅色僧袍，我上一次近距離見到他，是二十年前，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這次他紅堂堂相貌依舊，聲如洪鐘，幽默如故，而且一如既往地期待中共再次出現「改革奇蹟」，這次他問「溫家寶屢言政治改革」該作何估計？我說他怕歷史留惡名而「作秀」，或也孤掌難鳴，尊者聽罷默然。
其間尊者提起一件舊事：「我給毛主席寫過兩次信，第一次他給我回了信，第二次我再去信，就沒有下文了。我知道他不會再回信給我了。」此言自有話外音，作何解讀？我不敢妄言。但我懂得尊者的大思路，既然佛家不殺生、既然西藏不能「獨立」只能「自治」，那麼漢藏只有「和解」一途，達賴喇嘛也只有這麼一個立場，永遠不變，選擇都留給你們漢人了。這是「空靈」的境界，我只覺得，當今汙濁的世道與這境界實在太不相稱，枉負了他一世的苦心。
拜謁尊者之前，我在小鎮琳瑯滿目的藏人店鋪裡，挑了一副珠子手鍊，待覲見結束時，懇請尊者予以加持，回美國套在傅莉的手腕上，以為大福，這甚至是我千里迢迢來達蘭薩拉的第二個心願。
清晨雲霧未散，如海如濤，山頂竟有一座藏傳佛教寺廟，隱隱傳出鐘聲，優美無以言喻。進寺歇息，只見一個喇嘛，逕自誦經擊鐘，旁若無人。山頂一寺一喇嘛，還有比這裡更香格里拉的嗎？
況且這既不在西藏，也不在印度，而是在歐洲的心臟日內瓦。二○一一年底我飛到歐洲日內瓦，因我參與的一個人權組織，在那裡辦培訓班。
「你不留一個電話號碼，我能找你？」
臨行前傅莉嘟囔了一句。我哪裡會有日內瓦的一個號碼？可是在她，我可能真的會一去不復返，叫她上哪兒找我去？我在費城機場，起飛前就用iPad 上網，再安慰她一番。她很緊張，不願意我走，最後還是放手了。我只去五天，飛躍大西洋抵達倫敦希斯洛機場，不能上網聯絡她，很焦急，好在一個小時就飛抵日內瓦，趕到旅館就上網叫她，叫了好一陣子，她才上來，說美國已是早晨，她要去弄早飯了。
日內瓦瀕臨一湖，素有歐洲「西湖」之稱，晚飯後大家一道散步到湖濱，夜色裡湖畔很有西湖的味道。白天我也儘可能在附近遛遛。拜謁日內瓦，應是我們這種流亡者的分內之事，過去沒有機緣。我特別找到國際難民總署，一棟藍色大廈，讓我倍感親切，我是「國家級」通緝犯，後半輩子就是靠它的政策而延續，沒有它我大概還在中國坐牢。還有國際人權服務中心（ISHR），它在聯合國附近，其廣場上有一尊巨型雕塑，是一把三隻腿的椅子，其隱喻雖關乎觸雷而斷肢，更廣泛的則是「傷殘的尊嚴」，我面對它暗暗垂淚，後悔沒帶傅莉一道來此。平時他們培訓，我也心不在焉，要溜回住宿的旅館，上網查一下傅莉可好。有時叫不應她，我就給鄰居發個電郵，央求他們打個電話給她……。
那天禮拜，日內瓦培訓班放假，我隨眾人去北郊爬山，那是與法國交界處，有一纜車可吊至山頂。學員都是來自中國的「人權捍衛者」，召集他們來這裡，可以方便去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旁聽其作業流程，我也隨他們去聽過一次「反酷刑委員會」審查白俄羅斯報告，荒誕者中共竟是該委員會成員之一，而他們酷刑異議者可稱世界之最。聯合國各機構設計一套程序來監督各國執行狀況，確係一種精緻文化，只是世界紛擾野蠻不堪，其效果堪憂。
我在日內瓦遇到的這群人，都很年輕，大家說說笑笑，氣氛頗好。他們是中國第一代「人權捍衛者」，我們需要組織西方資源來培訓他們，以育苗培植人權意識於中國貧瘠土壤，這是前人沒有做過的一件事情。我對他們說：
大家都知道方勵之吧？八九之前他曾在北京被警察圍追堵截，後來他跟我描繪他們當時的感覺「就像在荒野裡被一群狼圍追」。這個形容，給我印象深極了，這其實是對八十年代的另一種寫照，通常的說法是「開放」；這種感覺今天可以擴展到國內的無數維權律師、異見知識分子、訪民，無後台的民營老闆，甚至主張復辟文革的左派們。
那天爬山，有個西南來的小夥子，一路上跟我聊天，他剛從牢裡出來，還留著光頭，他在國內不僅熱心人權救助，還跟隨一位西藏禪師信過喇嘛教，所以給人印象樸質而堅韌。他跟我說，中國下一步的抗爭群體是所謂「貧二代」，農民工子弟，這一代人已經拒絕再做父母那樣的奴隸勞動(（廉價勞力），也對教育、就業等多方面的歧視身分憤怒已極，這代人聚居大城市周邊，一有風吹草動便群起暴動，焚燒一切，最近的廣東增城、浙江湖州兩地騷亂皆他們所為，已成體制的心頭大患。
「我要到這個群體中去生活！」他說。
我很喜歡這個男孩，他比我的兒子不長幾歲，所以我也很擔心他回去的處境，雖然我很清楚他的看法太簡單，卻也不忍心潑他冷水。他提到的這一代農民工，在中國有兩三千萬之巨，乃是塑造出一個「全球化」的廉價勞力，而剝削壓榨他們的是兩頭巨獸，中國權貴和西方資本，不要說中國，整個世界也沒有一絲力量來替他們討公道。
我從日內瓦回來不幾天，威斯康辛的林毓生教授就來電話：「我跟余英時說，共產黨弄到今天這步田地還不垮台，那麼我讀過的所有書都算白讀了！余先生說他同意我這個說法！」他大概是聽到最近關於中國局勢分析才給我電話的。我則跟他說了一點不一樣的分析：如今中共裡頭有危機感的，反而是所謂「紅二代」，也只有他們有「變」的能力，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都是無聲的、麻木的，底層和貧苦大眾則是「碎片化」，每年雖有幾十萬起抗議，但是「星星之火」不能「燎原」，除了表達憤怒之外，其他的政治意義不大。
我也提到，「紅二代」只有回到毛澤東，無論是薄熙來的「唱紅打黑」，還是習近平的「中國式現代化」，因為從鄧小平開始搞「資本主義大躍進」，中國被貧富撕裂，而至今只有毛澤東這麼一個「思想資源」，在中國管用。我沒有說的是，其實林先生他們一代所讀的書裡面，沒有關於今日中國的答案。他並沒有白讀。他所學到的政治判斷是：暴政只能維持於一時，經濟比較好的時候，恰好是最容易爆發革命之際。那是從法國大革命總結出來的歷史經驗，或者說「歐洲中心」的一種看法，跟今日亞洲尤其發達之後的中國，不大相干了。林先生最後說「恐怕也只能慢慢來」，我說開放了三十年，也「西化」了三十年，毛澤東那一套還管用，這一點外面的人不懂。
I love you.
我只能用英文寫幾句話，寫了最後這句，在海拔一千五百米的山城小網吧裡，沒有中文，而英文的表達能力就這麼一點，心裡有點酸楚。我剛換了一點印度盧比，先找晚飯吃，也不敢亂吃，餐館旁邊就是一個網吧，上機開Skype 叫傅莉，她沒應。我便順手查查郵件，這時她出現了，第一句就是：
「你吃藥了嗎？」
我早忘得一乾二淨。她說聽到呼叫趕來還是沒趕上，她要推著一個助行器走路，我把一個還沒有自理能力的妻子扔在家裡，自己飛躍北極圈、冰島、英格蘭，再從芬蘭進入俄國，一路向東南，大約在黑海一帶穿越阿富汗、巴基斯坦進入印度。她在萬里之遙向我報告，昨晚她自己煮了十五顆餃子，今晨沖了杯即溶咖啡。我們相差十五個小時。網路真神奇，萬里霄壤瞬間消失，網吧收費不過二十盧比。隔壁餐館的一碗雞肉炒米粉還要一百盧比呢，因為食物都是一擔擔從山下挑上來的。
這次留傅莉一人在家，我並不牽腸掛肚，只覺得自己封閉一二十年，已然於長途跋涉中頗感受罪，神經、腸胃、精力、反應皆不能適應，貓在家中的生活太安靜了。飛機落地德里，地面溫度已攝氏三十度，這裡是初夏了。一出機場就見識了印度交通之瘋狂，摩托車、小三輪、自行車、畜力車，皆可夾雜在狂奔的汽車、卡車之間任意穿行，卻很少發生擦撞、爭吵、堵塞，此間若非通行的遊戲規則是躲閃、忍讓、得過且過，定然亂作一團，那大概恰是印度文化的底蘊？我們入住舊德里的西藏村，一條狹窄小巷，出門就有幾家網吧，被譏為「第三世界」的印度網際網路普及率極高，資訊分享可謂「第一世界」，什麼是現代化？來印度又怎可不訪古？古印度多雕塑、廟宇，跟印度教有關，但是生出佛教來以後雕琢更甚、廟宇更大，傳到中國卻只有石窟林立，不知為何？
當晚我們乘火車赴北部的達蘭薩拉，一夜臥鋪很辛苦，彷彿回到文革大串聯；清晨抵達喜馬拉雅山腳下一小站，再乘汽車兩小時盤旋上山，「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達蘭薩拉讓我想起王維的名句。小鎮的中心廣場，前院是「大乘經院」，後院即達賴喇嘛尊者官邸，第二天中午我們有幸到此拜見了尊者，輪到我們進去，他就在門廳裡等著，永遠穿著那著名的絳紅色僧袍，我上一次近距離見到他，是二十年前，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這次他紅堂堂相貌依舊，聲如洪鐘，幽默如故，而且一如既往地期待中共再次出現「改革奇蹟」，這次他問「溫家寶屢言政治改革」該作何估計？我說他怕歷史留惡名而「作秀」，或也孤掌難鳴，尊者聽罷默然。
其間尊者提起一件舊事：「我給毛主席寫過兩次信，第一次他給我回了信，第二次我再去信，就沒有下文了。我知道他不會再回信給我了。」此言自有話外音，作何解讀？我不敢妄言。但我懂得尊者的大思路，既然佛家不殺生、既然西藏不能「獨立」只能「自治」，那麼漢藏只有「和解」一途，達賴喇嘛也只有這麼一個立場，永遠不變，選擇都留給你們漢人了。這是「空靈」的境界，我只覺得，當今汙濁的世道與這境界實在太不相稱，枉負了他一世的苦心。
拜謁尊者之前，我在小鎮琳瑯滿目的藏人店鋪裡，挑了一副珠子手鍊，待覲見結束時，懇請尊者予以加持，回美國套在傅莉的手腕上，以為大福，這甚至是我千里迢迢來達蘭薩拉的第二個心願。
清晨雲霧未散，如海如濤，山頂竟有一座藏傳佛教寺廟，隱隱傳出鐘聲，優美無以言喻。進寺歇息，只見一個喇嘛，逕自誦經擊鐘，旁若無人。山頂一寺一喇嘛，還有比這裡更香格里拉的嗎？
況且這既不在西藏，也不在印度，而是在歐洲的心臟日內瓦。二○一一年底我飛到歐洲日內瓦，因我參與的一個人權組織，在那裡辦培訓班。
「你不留一個電話號碼，我能找你？」
臨行前傅莉嘟囔了一句。我哪裡會有日內瓦的一個號碼？可是在她，我可能真的會一去不復返，叫她上哪兒找我去？我在費城機場，起飛前就用iPad 上網，再安慰她一番。她很緊張，不願意我走，最後還是放手了。我只去五天，飛躍大西洋抵達倫敦希斯洛機場，不能上網聯絡她，很焦急，好在一個小時就飛抵日內瓦，趕到旅館就上網叫她，叫了好一陣子，她才上來，說美國已是早晨，她要去弄早飯了。
日內瓦瀕臨一湖，素有歐洲「西湖」之稱，晚飯後大家一道散步到湖濱，夜色裡湖畔很有西湖的味道。白天我也儘可能在附近遛遛。拜謁日內瓦，應是我們這種流亡者的分內之事，過去沒有機緣。我特別找到國際難民總署，一棟藍色大廈，讓我倍感親切，我是「國家級」通緝犯，後半輩子就是靠它的政策而延續，沒有它我大概還在中國坐牢。還有國際人權服務中心（ISHR），它在聯合國附近，其廣場上有一尊巨型雕塑，是一把三隻腿的椅子，其隱喻雖關乎觸雷而斷肢，更廣泛的則是「傷殘的尊嚴」，我面對它暗暗垂淚，後悔沒帶傅莉一道來此。平時他們培訓，我也心不在焉，要溜回住宿的旅館，上網查一下傅莉可好。有時叫不應她，我就給鄰居發個電郵，央求他們打個電話給她……。
那天禮拜，日內瓦培訓班放假，我隨眾人去北郊爬山，那是與法國交界處，有一纜車可吊至山頂。學員都是來自中國的「人權捍衛者」，召集他們來這裡，可以方便去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旁聽其作業流程，我也隨他們去聽過一次「反酷刑委員會」審查白俄羅斯報告，荒誕者中共竟是該委員會成員之一，而他們酷刑異議者可稱世界之最。聯合國各機構設計一套程序來監督各國執行狀況，確係一種精緻文化，只是世界紛擾野蠻不堪，其效果堪憂。
我在日內瓦遇到的這群人，都很年輕，大家說說笑笑，氣氛頗好。他們是中國第一代「人權捍衛者」，我們需要組織西方資源來培訓他們，以育苗培植人權意識於中國貧瘠土壤，這是前人沒有做過的一件事情。我對他們說：
大家都知道方勵之吧？八九之前他曾在北京被警察圍追堵截，後來他跟我描繪他們當時的感覺「就像在荒野裡被一群狼圍追」。這個形容，給我印象深極了，這其實是對八十年代的另一種寫照，通常的說法是「開放」；這種感覺今天可以擴展到國內的無數維權律師、異見知識分子、訪民，無後台的民營老闆，甚至主張復辟文革的左派們。
那天爬山，有個西南來的小夥子，一路上跟我聊天，他剛從牢裡出來，還留著光頭，他在國內不僅熱心人權救助，還跟隨一位西藏禪師信過喇嘛教，所以給人印象樸質而堅韌。他跟我說，中國下一步的抗爭群體是所謂「貧二代」，農民工子弟，這一代人已經拒絕再做父母那樣的奴隸勞動(（廉價勞力），也對教育、就業等多方面的歧視身分憤怒已極，這代人聚居大城市周邊，一有風吹草動便群起暴動，焚燒一切，最近的廣東增城、浙江湖州兩地騷亂皆他們所為，已成體制的心頭大患。
「我要到這個群體中去生活！」他說。
我很喜歡這個男孩，他比我的兒子不長幾歲，所以我也很擔心他回去的處境，雖然我很清楚他的看法太簡單，卻也不忍心潑他冷水。他提到的這一代農民工，在中國有兩三千萬之巨，乃是塑造出一個「全球化」的廉價勞力，而剝削壓榨他們的是兩頭巨獸，中國權貴和西方資本，不要說中國，整個世界也沒有一絲力量來替他們討公道。
我從日內瓦回來不幾天，威斯康辛的林毓生教授就來電話：「我跟余英時說，共產黨弄到今天這步田地還不垮台，那麼我讀過的所有書都算白讀了！余先生說他同意我這個說法！」他大概是聽到最近關於中國局勢分析才給我電話的。我則跟他說了一點不一樣的分析：如今中共裡頭有危機感的，反而是所謂「紅二代」，也只有他們有「變」的能力，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都是無聲的、麻木的，底層和貧苦大眾則是「碎片化」，每年雖有幾十萬起抗議，但是「星星之火」不能「燎原」，除了表達憤怒之外，其他的政治意義不大。
我也提到，「紅二代」只有回到毛澤東，無論是薄熙來的「唱紅打黑」，還是習近平的「中國式現代化」，因為從鄧小平開始搞「資本主義大躍進」，中國被貧富撕裂，而至今只有毛澤東這麼一個「思想資源」，在中國管用。我沒有說的是，其實林先生他們一代所讀的書裡面，沒有關於今日中國的答案。他並沒有白讀。他所學到的政治判斷是：暴政只能維持於一時，經濟比較好的時候，恰好是最容易爆發革命之際。那是從法國大革命總結出來的歷史經驗，或者說「歐洲中心」的一種看法，跟今日亞洲尤其發達之後的中國，不大相干了。林先生最後說「恐怕也只能慢慢來」，我說開放了三十年，也「西化」了三十年，毛澤東那一套還管用，這一點外面的人不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