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程路——追懷攝影家馮建中與電影美指朴若木〉
「那些離去之人,是多麼更容易地被愛!因為那火焰,在遠方消隱之人的身上,燃燒得更加純粹,如同從船或火車窗中逸出的飄動的碎棄之物,為其那焰光添柴加薪。離別如同顏料般滲入那即奄奄逝滅之身影,浸潤他於溫柔的光華。」
前引段落,出自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散文篇章〈單程路〉。想起這篇文章的原因很簡單,此書的封面設計借用了亡友攝影家馮建中JohnFung 照片的截圖,似乎來自上世紀七〇年代末或八〇年代初的香港,應該是連接中上環的荷李活道。
人生人世都只是一條或勇往直前,或依依不捨的「單程路」!照片內,可以見到街上有一間「世界書局」的牌匾,那是香港中文還是從右往左橫寫的年代,展示了另一種,文化習俗遷改的單程路。
1892 年於柏林出生,後來長居巴黎的猶太文豪班雅明,二次大戰時,因為在巴黎「還有許多要堅守的立場」,以致要逃離納粹佔據的法國之時已經太遲。本來已經心臟衰弱,結果於法國與西班牙的邊境,發現出境被封。班雅明頓時心力交瘁,終而在小酒店中自盡。但這悲劇震動了西班牙方的護衛,他們翌日把邊境重開。
班雅明非常慘烈的一條名句是:「只有那些全無希望的人,才會被給予希望。」
是否張愛玲的說法溫婉一點?她說:「將來的平安,來到的時候已經不是我們的了!」
班雅明自殺的悲劇,帶給了後來者的一點平安!人誰無死,或「流芳」或「遺臭」百年萬年。但這些都不是絕大部分世人可曾夢想,或能達致的衝擊。相信大部分人只曾卑微冀盼:為還活著的親朋後代,帶來多一點的安隱。
然而誰能否認,此刻的人間現世,千千萬萬人於水深火熱,天災人禍之中僅存活命!張愛玲曾經形容昔年上海孤島的日據時期為「亂世」。而以1989翌年,香港移民潮為背景的我的首部電影,名叫《浮世戀曲》!
那時那地的香港是「浮世」,然後終有一天,彷彿陷入亂世。
那之間的三十多年,我飄蕩於紐約和香港之間,生活工作,自覺是「苟全活命於浮世」!
然而「苟存活命」是因為我是個在紐約出入地鐵的小市民——曾經被西班牙語的拉丁裔男子恐嚇搶錢;被白人及黑人於地鐵中恐嚇;於哈林區被乞丐追趕,逃入地鐵;近年在布碌崙的Pratt Institute大學教書時,常用的地鐵站內,曾有人被槍殺!
我告訴朋友,因為此生沒有甚麼遺憾,隨時可以「大去」。他們覺得我灰色,消極。我其實只是非常現實,對此刻存活的環境,沒有太多幻想而已!
但三十多年前,離港赴紐,是隱隱地有一分直覺——要拯救自己。
大學畢業前,在《電影雙周刊》每期通宵不眠,趕出一篇文章,又為《號外》每月寫一篇書評。畢業後,又於日間到英文報館上班辦工。當時並不知悉自己患有睡眠窒息症,於是日夜抽煙,刺激精力,致身心極度疲累。我覺得自己可能隨時崩潰自殺。
但為甚麼會去紐約?
大學生時,常到尖沙咀現已關閉的晨衝(Swindon)書局打書釘,偶爾展讀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後來她聲稱這是她自己偏愛的著作——《過去與未來之間》(Between Past and Future)。書中諸文從希臘羅馬哲學引申,討論「歷史」,剖析(西方)傳統,因現代產業革命及二戰等而崩潰,而導致政治與文化的深剖析重危機。這是影響我一生的一本書。
時至今天,鄂蘭的聲譽已然逾越學界。她歿後四十載的 2016年,竟然導致她於六十五年完成的《極權主義起源論》(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字體密麻麻,厚達五百多頁,令她於逃離納粹德國在美國揚名立的政論鉅著——躍升為全美暢銷書。觸動公眾神經的原因當然是,特朗普第一次當上總統,把威權主義的雛形扶植美國。
當年到美國留學的華語生是台灣人居多,香港來的很少,中國來的更少。是最近幾年,我才有機會認識一些香港來的研究生。因為環境不同,到美國留學也不容易,他們問我:曾經怎樣申請,申請了多少間大學?
其實,我只選了一間。
鄂蘭於1976 年逝世,數年之後,《對這世界的愛》(For the Love of the World)一書面世。我在港買來了這本鄂蘭傳記。書中提及她曾經在紐約的社會研究新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大學任教,而她最後的一位助教,傑羅姆. 科恩(Jerome Kohn)仍在主持一個哲學碩士課程。
於是我去信科恩,並附寄了我的一些英文稿件給他,探問頗難的到紐約升學的可能性。我不存厚望,但卻收到回信。科恩說從我的文字,看到鄂蘭的影響。高興發現鄂蘭著作已經找到一位華人讀者,他希望我到他的學系就讀,並提供了收生信。
被取錄只帶來另外一層的徬徨。因為家境清貧,過領事絕對會有困難。父親絞盡腦汁,終於成功地向朋友借了足夠的錢,儲放在他的銀行戶口,作為赴美生活升學的擔保。
但作小文員的父親,及在衣廠工作的母親,絕對沒有能力支持我在紐約的花費。惶惑苦惱之時,一位香港朋友卻慷慨解困,願意借款,支持了我年多的生活。在紐約,我找到一分報館工作。這報館進而贊助我申請入籍。從此定居三十多年了——這彈指即逝的單程路。
回談班雅明——他生前沒沒無聞;申請大學教席的博士論文,後來成書出版的《德意志悲苦劇的起源》(Trauerspiels),因為太前衛艱澀,被學界否決,只能捉襟見肘地賣文維生。
於他歿後廿載,生前好友,法蘭克福學派的名宿,西奥多.阿多諾(Theodor Adorno)把他的全集在德國出版。然而令他的聲譽在國際上更上層樓的功臣卻是他移民美國的另一位好友——鄂蘭。她親自撰寫長序,於1968年全力推介出版第一本英譯的班雅明文集《光照》(Illuminations,啟迪)。書內的文章都由鄂蘭親自挑選。裡面談卡夫卡和普魯斯特的文章都是難忘的經典。而那篇〈複製時代的藝術〉日後一度成為人文學界最被廣泛討論引述的文章。
此刻我手上這本《單程路》的英譯文集,包納了班雅明的文藝創作,出版於1979 年。寫序的是蘇珊.桑塔格。序文名叫〈土星座下〉(“Under the Sign of Saturn”)。後來她用了此文之名,並而收錄成書。
我於大學時期發現桑塔格。某天於老師林年同教授的書架上,我見到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零度寫作》(Le degré zéro de l’écriture)的英譯本。借來一讀,看到桑塔格的序文,立刻為她廣博、帶點偏執,但又音韻鏗鏘,引人入勝的文辭吸引。
當時並不知道這位早熟,於三十歲時,以一篇〈假仙手記〉(“Notes on ‘Camp,’” 1963)在美國文藝界聲名鵲起。我開始追看她的作品,並且中譯出她那篇宏文——〈迷人的法西斯〉(“Fascinating Fascism”)。文章批評希特拉御用導演蘭妮.萊芬斯坦(Leni Riefenstahl) 帶毒的宣傳美學。拙譯文分三期於《電影雙周刊》連載,似乎吸引到不少讀者。
赴美後,在紐約與這位不斷出入影院、音樂聽、歌劇院、舞蹈表演場地的天后有數面之緣。可能是因為我曾經把此文譯出,令桑塔格於2000年,很爽快地應允我的訪談。我先以英文發表的〈反後現代主義及其他〉成為她晚年頗受重視的文獻。同時我被王德威兄邀請,把桑塔格的作品——包括《土星座下》(編譯,於台灣出版)。
由鄂蘭啓迪,科恩引領,終而是桑塔格成為了我從香港前往紐約的單程路上的重要標記,凝聚為一份難得的紐約緣。
這本《單程路》我是在香港買的,第一次閱書是在赴美之前,我把書帶到美國,在2021年,變賣香港物業之後,又再帶回紐約,有點迂迴的單程路!
(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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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印象.重印前記〉
今年(2026)五月林懷民來紐約的亞洲協會出席一個台上訪談。他沒空見面,只能在他談話之後,到台上與他閒聊幾句,熊抱一下。當時拍下了一點他在舞台上放映《水月》的視頻,貼在Instagram,之後我給他傳了貼文,以下是中譯:
這是雲門舞集/林懷民的代表作《水月》的片段。懷民是多年好友。他是世界大師級的編舞家,而獨一無二地把中國美學精妙地融入動作、節奏以及深廣的時空。(片段中並非拍攝或剪接的慢鏡頭,而是受太極和書法啟發的連綿動作。)林懷民無與倫比的創作值得全球觀眾反覆欣賞。我希望於我的有生之年至少還能再欣賞《水月》一次,以及發現他九十多部作品中,一些未看過的創作。
其實於懷民抵達之前,我問他有沒有空吃頓晚飯,因為我的鄰居是瑪莎.葛蘭姆( Martha Graham)現代舞團的現任行政總監,希望能與他碰面。葛蘭姆大名鼎鼎,是現代舞的始創人;舞團剛過百歲大壽。
她們一直希望與懷民合作。我曾經與懷民有幾封電郵往還,主要是鼓勵他允許他的早年代表作《白蛇傳》由葛團演出。懷民最近是以退休身份,不可以再動用雲門的資源為由,再次推辭。在電郵中——我們用英語於電郵通訊,所以這些交談都是中譯——懷民續說:到他這年紀,不應該這樣飛來紐約幾天,時差令他幾乎不能張開眼睛。在台灣最近為幾米漫畫馬戲團創作,全是意外,也把他累得出乎意料之外⁉
是否因為我告訴他,終於看了《島的故事》的光碟,令他卻突然心血來潮,傳來了於1996年拍攝紀錄的《白蛇傳》(1975)的連結?
這個作品一直很受歡迎。聽他(或某位雲門舞者?)說,昔日雲門票房轉差之後,他們就迅即重演《白蛇傳》,立刻就會再帶觀眾入場。其實我看過此舞不止一次了。但暌隔多年,欣然再看。回電郵說:
那始終是個引人入勝的魅麗作品 ,是把傳統中國舞轉化為現代舞的一個里程碑創作。舞台設計是有(常與葛藍姆合作的)日裔雕塑家野口勇(Isamu Noguchi)作品的風格,舞者胸腰的抽縮動作,以及重新演繹一個經典神話的敘事性,是有點令人聯想葛蘭姆。但如此緊湊悅目,充滿創意,手筆獨特的舞作,已經是世界級的。
舞中把青蛇的角色擴大——她與白蛇爭戀許仙。應該是曾經影響了李碧華的《青蛇》的詮釋,而舞蹈中表呈的父系文化的毁滅性,也很應時,觸動了很多近代的政治神經。
葛團現時有兩位亞洲女舞者,如果許仙讓黑人演,法海由白人演,可以一反今天美國特朗普當政,大白人至上的威權政治,成為一個很有趣的多元族裔的《白蛇傳》,再與世界觀眾見面。
懷民斷然回覆說:我是過將離去的人,不需要新的朋友,不需多說,忘記葛團吧!我正在把我未能完成的計劃,家中少用的雜物,書本等等正在拋掉。
但當然他頗高興地告訴我,他的《幾米男孩的100次勇敢》馬戲團跨界作品在台灣將有超過二十場演出。(在紐約時,他笑著向觀眾說:馬戲團能夠擁有廣大觀眾,深入民間,比編現代舞過癮。)
看錄像時,忽爾發現拍攝這《白蛇傳》的是已經於2024年大去的台灣著名攝影家張照堂,很有感觸。也是從弔文中發現,昔年唐書璇於電影史上第一部以文革為題材的——用白色恐怖的台灣代為文革神州外景的——《再見中國》,裡面是照堂先生掌機的風格化攝影。當年看這電影的時候,並沒有留意誰是攝影師,只記得鏡頭的歐陸風味——微微的絢美不着痕跡地融入意大利新寫實主義的風格。
〈台北印象〉,是我畢業後第一次到台北採風回來之後,在《電影雙周》刊登的文章。日後才發現,原來《光陰的故事》中我特別欣賞的是楊德昌的短片。但那趟台北行,好客的照堂先生也為李焯桃和我安排了一場特別放映,觀看他的作品。
因為提起張照堂,懷民傳來了他的〈歲月的塵土飛揚——追尋照堂〉一文。內容提到「七〇年代晚期,照堂出版了四本《生活筆記》年曆記事本… …內容包羅萬象:他自己的攝影他收集的照片,他喜歡的世界藝文界名人… …還有眉批式的張式金句。」
我才想起了當年碰面,分手之時,照堂先生就送了我一本1980年的《生活筆記》,裡面他只簽了自己的名字,那是1982年。
我帶回香港,再帶到美國,保存到今天。四十四年之後再翻看。這些是懷民形容的「張式金句」的樣本:
第一,你先看到「一隻猫」,第二,你看到「一張照片」,第三,你才看到那一段人與貓對視的「距離」,攝影的迷人處就在這兒。
真正孤獨的經驗,絕無法在照片中找到。1/125秒的孤獨,與它本身相差十萬八千里。
有時候,攝影也是一種經由對象的哀傷而減低自己悲痛的生活方式。
照堂先生寫的序,名叫〈恩寵與寬容〉,大致的意思是,從他拍攝的臉孔,他找恩寵與寬容,尊嚴與榮耀。
其中有一句提到攝影師艱苦的堅持:
攝影是用腳「走」出來的,不是用手「拍」出來的,是觀察與思索累積出來的,不是興之所至一按即拍產生的。用攝影機去寫生活的筆記,去肯定自己眼睛的經驗,便逐漸成為一種積極的生活方式、一種攝影工作者不能推卸的責任了。我們應該去紀錄那一組一組臉孔與景觀的組合,有關於生活中、從誕生、成長、老邁而後逝去的臉孔痕跡,人生百態,各有其悲苦與樂趣,各有其尊嚴與榮耀。
這句子——「攝影是用腳『走』出來的,不是用手『拍』出來的,是觀察與思索累積出來的,不是興之所至一按即拍產生的」——特別觸動了我。
我想起香港的攝影家朋友John Fung馮建中——他較照堂先生早一年仙遊—— John 的攝影加好友Roy曾經告訴我:John在世的最後的十多年,每天帶着攝影器材,風雨不改地在城市內到處遊蕩,獵取影像。的確,對他們兩者來說,攝影都是用「腳」走出來的,不是用「手」拍出來的。
照堂先生的黑白照片,令我聯想起John年代相近的一些作品。兩人對他們鏡頭下的世界都有一份無言的親切,一份深摯的感情。當然照同先生的作品鄉土一點,John 的都市一點。但他們捕捉的都是昔日港台郊野及都市中,無數面容所曾昭示的——恩寵與寬容,尊嚴與榮耀。
照堂先生的黑白照片,令我聯想起John年代相近的一些作品。兩人對他們鏡頭下的世界都有一份無言的親切,一份深摯的感情。當然照同先生的作品鄉土一點,John 的都市一點。但他們捕捉的都是昔日港台郊野及都市中,無數面容所曾昭示的——恩寵與寬容,尊嚴與榮耀。
閑聊幾句,分手之前,照堂先生忽然對我說:「怎麼穿得像個生意人(businessman)?」但我這個曾經寫過他的人,應該穿得像個「藝術家」。
當然我唯一寫過照堂先生的一次,就是這篇文章,其實也著墨不多。然而文章內以談他的作品作結,依稀是我一生第一次的「台北印象」的某個重點。而他記得,大概還是有點喜歡的吧?
照堂先生今天如果仍然健在的話,碰到他時,他可會覺得我穿戴得像樣一點,像個「藝術家」嗎?(驀然回首,這是不是他曾經的忠告:為藝術堅持下去⁉)
我是以恭敬之心,重印此文,憶念照堂先生的音容光影!
***
赴台之前,雖然名義上是參觀金馬獎電影節和探訪林懷民,心內最希望見的人其實是我眼中廿世紀最重要的中國詩人周夢蝶。從林懷民處得到地址,輾轉間第三日才寄出信,接著國慶及週日,根本不知他可收到信,又可是收到而不打算見我。
週日早場的《綠草悲吟》(Michael Raeburn, Gräset sjunger [Killing Heat], 1981)不是今次金馬獎國際影片部分的熱門電影,但因為是Doris Lessing原著我就趕了去。當年Lessing孑然一身離開南美到倫敦就只帶著這部作品手稿,今天已被譽為「本世紀最佳的十二位英語作家之一」。但影片不算突出,攝影稱職,非洲356背景加上一點D. H. Lawrence的人物穿插,未看原著,不敢置喙。
林懷民新成立的台灣現代舞團要前往巴黎表演,我在他的排演室看到片段的《街景》及新舞《涅槃》。香港的《街景》像劇場,台北舞者的《街景》就舞味盎然。林懷民大聲叱喝舞蹈員不要把《涅槃》跳得懶洋洋睡意昏昏的像《牧神的午後》(德布西名作)。《涅槃》音樂不知是甚麼,但依稀有Xenakis氣息。排演完後,音樂延續。我站於「雲門」辦公室內,看窗外赤紅的天,遙望附近低矮的平房大幅伸展過去,音樂令我聯想今次台北影展剛看過的英瑪.褒曼的《傀儡生命》(Ingmar Bergman, Aus dem Leben der Marionetten [From the Life of the Marionettes], 1980),中產階級隨文化勝利而來的孤寂、疏離、暴力、婚姻制度與愛遭受的侵蝕。老年的褒曼的心理分析電影竟有點像早期的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了。
平房的天台上不可思議地長有許多篙長的蔓草,絞纏著歪斜的電視天線。有一剎那我感到天線彷彿是個荒廢的墳場裡的十字架。台北的天台是象徵——未來死亡的象徵,可曾有台灣超現實畫家繪出我的感覺?中國未有de Chirico,我卻想起台灣畫家陳庭詩——另一個我想見的人。不久前香港的東西畫廊辦三人聯展——莊喆夫婦及陳庭詩。莊喆的畫以前在《文林》看到,配以葉維廉的詩,詭異淒美。但第一次看到陳庭詩,那震撼難以形容,後來才讀到《時代周刊》評論,說這聾畫家創造了一個遺世獨立的「沉默的宇宙」。但到台灣,與人提起都不大有人認識,我也沒精力去搜索他。難忘的是陳庭詩那一組《日與夜》版畫,一大塊有裂痕墨,角落處是一顆金熠熠的太陽。我突然瞭解甚麼叫「金石之聲」:驟然泫然欲涕,一個聾啞的畫家從顏色中英雄地找尋聲音。聾的黑夜裡,他夢想一輪金日冒現 那眾聲之源,盲者之光。
(節錄)
「那些離去之人,是多麼更容易地被愛!因為那火焰,在遠方消隱之人的身上,燃燒得更加純粹,如同從船或火車窗中逸出的飄動的碎棄之物,為其那焰光添柴加薪。離別如同顏料般滲入那即奄奄逝滅之身影,浸潤他於溫柔的光華。」
前引段落,出自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散文篇章〈單程路〉。想起這篇文章的原因很簡單,此書的封面設計借用了亡友攝影家馮建中JohnFung 照片的截圖,似乎來自上世紀七〇年代末或八〇年代初的香港,應該是連接中上環的荷李活道。
人生人世都只是一條或勇往直前,或依依不捨的「單程路」!照片內,可以見到街上有一間「世界書局」的牌匾,那是香港中文還是從右往左橫寫的年代,展示了另一種,文化習俗遷改的單程路。
1892 年於柏林出生,後來長居巴黎的猶太文豪班雅明,二次大戰時,因為在巴黎「還有許多要堅守的立場」,以致要逃離納粹佔據的法國之時已經太遲。本來已經心臟衰弱,結果於法國與西班牙的邊境,發現出境被封。班雅明頓時心力交瘁,終而在小酒店中自盡。但這悲劇震動了西班牙方的護衛,他們翌日把邊境重開。
班雅明非常慘烈的一條名句是:「只有那些全無希望的人,才會被給予希望。」
是否張愛玲的說法溫婉一點?她說:「將來的平安,來到的時候已經不是我們的了!」
班雅明自殺的悲劇,帶給了後來者的一點平安!人誰無死,或「流芳」或「遺臭」百年萬年。但這些都不是絕大部分世人可曾夢想,或能達致的衝擊。相信大部分人只曾卑微冀盼:為還活著的親朋後代,帶來多一點的安隱。
然而誰能否認,此刻的人間現世,千千萬萬人於水深火熱,天災人禍之中僅存活命!張愛玲曾經形容昔年上海孤島的日據時期為「亂世」。而以1989翌年,香港移民潮為背景的我的首部電影,名叫《浮世戀曲》!
那時那地的香港是「浮世」,然後終有一天,彷彿陷入亂世。
那之間的三十多年,我飄蕩於紐約和香港之間,生活工作,自覺是「苟全活命於浮世」!
然而「苟存活命」是因為我是個在紐約出入地鐵的小市民——曾經被西班牙語的拉丁裔男子恐嚇搶錢;被白人及黑人於地鐵中恐嚇;於哈林區被乞丐追趕,逃入地鐵;近年在布碌崙的Pratt Institute大學教書時,常用的地鐵站內,曾有人被槍殺!
我告訴朋友,因為此生沒有甚麼遺憾,隨時可以「大去」。他們覺得我灰色,消極。我其實只是非常現實,對此刻存活的環境,沒有太多幻想而已!
但三十多年前,離港赴紐,是隱隱地有一分直覺——要拯救自己。
大學畢業前,在《電影雙周刊》每期通宵不眠,趕出一篇文章,又為《號外》每月寫一篇書評。畢業後,又於日間到英文報館上班辦工。當時並不知悉自己患有睡眠窒息症,於是日夜抽煙,刺激精力,致身心極度疲累。我覺得自己可能隨時崩潰自殺。
但為甚麼會去紐約?
大學生時,常到尖沙咀現已關閉的晨衝(Swindon)書局打書釘,偶爾展讀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後來她聲稱這是她自己偏愛的著作——《過去與未來之間》(Between Past and Future)。書中諸文從希臘羅馬哲學引申,討論「歷史」,剖析(西方)傳統,因現代產業革命及二戰等而崩潰,而導致政治與文化的深剖析重危機。這是影響我一生的一本書。
時至今天,鄂蘭的聲譽已然逾越學界。她歿後四十載的 2016年,竟然導致她於六十五年完成的《極權主義起源論》(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字體密麻麻,厚達五百多頁,令她於逃離納粹德國在美國揚名立的政論鉅著——躍升為全美暢銷書。觸動公眾神經的原因當然是,特朗普第一次當上總統,把威權主義的雛形扶植美國。
當年到美國留學的華語生是台灣人居多,香港來的很少,中國來的更少。是最近幾年,我才有機會認識一些香港來的研究生。因為環境不同,到美國留學也不容易,他們問我:曾經怎樣申請,申請了多少間大學?
其實,我只選了一間。
鄂蘭於1976 年逝世,數年之後,《對這世界的愛》(For the Love of the World)一書面世。我在港買來了這本鄂蘭傳記。書中提及她曾經在紐約的社會研究新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大學任教,而她最後的一位助教,傑羅姆. 科恩(Jerome Kohn)仍在主持一個哲學碩士課程。
於是我去信科恩,並附寄了我的一些英文稿件給他,探問頗難的到紐約升學的可能性。我不存厚望,但卻收到回信。科恩說從我的文字,看到鄂蘭的影響。高興發現鄂蘭著作已經找到一位華人讀者,他希望我到他的學系就讀,並提供了收生信。
被取錄只帶來另外一層的徬徨。因為家境清貧,過領事絕對會有困難。父親絞盡腦汁,終於成功地向朋友借了足夠的錢,儲放在他的銀行戶口,作為赴美生活升學的擔保。
但作小文員的父親,及在衣廠工作的母親,絕對沒有能力支持我在紐約的花費。惶惑苦惱之時,一位香港朋友卻慷慨解困,願意借款,支持了我年多的生活。在紐約,我找到一分報館工作。這報館進而贊助我申請入籍。從此定居三十多年了——這彈指即逝的單程路。
回談班雅明——他生前沒沒無聞;申請大學教席的博士論文,後來成書出版的《德意志悲苦劇的起源》(Trauerspiels),因為太前衛艱澀,被學界否決,只能捉襟見肘地賣文維生。
於他歿後廿載,生前好友,法蘭克福學派的名宿,西奥多.阿多諾(Theodor Adorno)把他的全集在德國出版。然而令他的聲譽在國際上更上層樓的功臣卻是他移民美國的另一位好友——鄂蘭。她親自撰寫長序,於1968年全力推介出版第一本英譯的班雅明文集《光照》(Illuminations,啟迪)。書內的文章都由鄂蘭親自挑選。裡面談卡夫卡和普魯斯特的文章都是難忘的經典。而那篇〈複製時代的藝術〉日後一度成為人文學界最被廣泛討論引述的文章。
此刻我手上這本《單程路》的英譯文集,包納了班雅明的文藝創作,出版於1979 年。寫序的是蘇珊.桑塔格。序文名叫〈土星座下〉(“Under the Sign of Saturn”)。後來她用了此文之名,並而收錄成書。
我於大學時期發現桑塔格。某天於老師林年同教授的書架上,我見到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零度寫作》(Le degré zéro de l’écriture)的英譯本。借來一讀,看到桑塔格的序文,立刻為她廣博、帶點偏執,但又音韻鏗鏘,引人入勝的文辭吸引。
當時並不知道這位早熟,於三十歲時,以一篇〈假仙手記〉(“Notes on ‘Camp,’” 1963)在美國文藝界聲名鵲起。我開始追看她的作品,並且中譯出她那篇宏文——〈迷人的法西斯〉(“Fascinating Fascism”)。文章批評希特拉御用導演蘭妮.萊芬斯坦(Leni Riefenstahl) 帶毒的宣傳美學。拙譯文分三期於《電影雙周刊》連載,似乎吸引到不少讀者。
赴美後,在紐約與這位不斷出入影院、音樂聽、歌劇院、舞蹈表演場地的天后有數面之緣。可能是因為我曾經把此文譯出,令桑塔格於2000年,很爽快地應允我的訪談。我先以英文發表的〈反後現代主義及其他〉成為她晚年頗受重視的文獻。同時我被王德威兄邀請,把桑塔格的作品——包括《土星座下》(編譯,於台灣出版)。
由鄂蘭啓迪,科恩引領,終而是桑塔格成為了我從香港前往紐約的單程路上的重要標記,凝聚為一份難得的紐約緣。
這本《單程路》我是在香港買的,第一次閱書是在赴美之前,我把書帶到美國,在2021年,變賣香港物業之後,又再帶回紐約,有點迂迴的單程路!
(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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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印象.重印前記〉
今年(2026)五月林懷民來紐約的亞洲協會出席一個台上訪談。他沒空見面,只能在他談話之後,到台上與他閒聊幾句,熊抱一下。當時拍下了一點他在舞台上放映《水月》的視頻,貼在Instagram,之後我給他傳了貼文,以下是中譯:
這是雲門舞集/林懷民的代表作《水月》的片段。懷民是多年好友。他是世界大師級的編舞家,而獨一無二地把中國美學精妙地融入動作、節奏以及深廣的時空。(片段中並非拍攝或剪接的慢鏡頭,而是受太極和書法啟發的連綿動作。)林懷民無與倫比的創作值得全球觀眾反覆欣賞。我希望於我的有生之年至少還能再欣賞《水月》一次,以及發現他九十多部作品中,一些未看過的創作。
其實於懷民抵達之前,我問他有沒有空吃頓晚飯,因為我的鄰居是瑪莎.葛蘭姆( Martha Graham)現代舞團的現任行政總監,希望能與他碰面。葛蘭姆大名鼎鼎,是現代舞的始創人;舞團剛過百歲大壽。
她們一直希望與懷民合作。我曾經與懷民有幾封電郵往還,主要是鼓勵他允許他的早年代表作《白蛇傳》由葛團演出。懷民最近是以退休身份,不可以再動用雲門的資源為由,再次推辭。在電郵中——我們用英語於電郵通訊,所以這些交談都是中譯——懷民續說:到他這年紀,不應該這樣飛來紐約幾天,時差令他幾乎不能張開眼睛。在台灣最近為幾米漫畫馬戲團創作,全是意外,也把他累得出乎意料之外⁉
是否因為我告訴他,終於看了《島的故事》的光碟,令他卻突然心血來潮,傳來了於1996年拍攝紀錄的《白蛇傳》(1975)的連結?
這個作品一直很受歡迎。聽他(或某位雲門舞者?)說,昔日雲門票房轉差之後,他們就迅即重演《白蛇傳》,立刻就會再帶觀眾入場。其實我看過此舞不止一次了。但暌隔多年,欣然再看。回電郵說:
那始終是個引人入勝的魅麗作品 ,是把傳統中國舞轉化為現代舞的一個里程碑創作。舞台設計是有(常與葛藍姆合作的)日裔雕塑家野口勇(Isamu Noguchi)作品的風格,舞者胸腰的抽縮動作,以及重新演繹一個經典神話的敘事性,是有點令人聯想葛蘭姆。但如此緊湊悅目,充滿創意,手筆獨特的舞作,已經是世界級的。
舞中把青蛇的角色擴大——她與白蛇爭戀許仙。應該是曾經影響了李碧華的《青蛇》的詮釋,而舞蹈中表呈的父系文化的毁滅性,也很應時,觸動了很多近代的政治神經。
葛團現時有兩位亞洲女舞者,如果許仙讓黑人演,法海由白人演,可以一反今天美國特朗普當政,大白人至上的威權政治,成為一個很有趣的多元族裔的《白蛇傳》,再與世界觀眾見面。
懷民斷然回覆說:我是過將離去的人,不需要新的朋友,不需多說,忘記葛團吧!我正在把我未能完成的計劃,家中少用的雜物,書本等等正在拋掉。
但當然他頗高興地告訴我,他的《幾米男孩的100次勇敢》馬戲團跨界作品在台灣將有超過二十場演出。(在紐約時,他笑著向觀眾說:馬戲團能夠擁有廣大觀眾,深入民間,比編現代舞過癮。)
看錄像時,忽爾發現拍攝這《白蛇傳》的是已經於2024年大去的台灣著名攝影家張照堂,很有感觸。也是從弔文中發現,昔年唐書璇於電影史上第一部以文革為題材的——用白色恐怖的台灣代為文革神州外景的——《再見中國》,裡面是照堂先生掌機的風格化攝影。當年看這電影的時候,並沒有留意誰是攝影師,只記得鏡頭的歐陸風味——微微的絢美不着痕跡地融入意大利新寫實主義的風格。
〈台北印象〉,是我畢業後第一次到台北採風回來之後,在《電影雙周》刊登的文章。日後才發現,原來《光陰的故事》中我特別欣賞的是楊德昌的短片。但那趟台北行,好客的照堂先生也為李焯桃和我安排了一場特別放映,觀看他的作品。
因為提起張照堂,懷民傳來了他的〈歲月的塵土飛揚——追尋照堂〉一文。內容提到「七〇年代晚期,照堂出版了四本《生活筆記》年曆記事本… …內容包羅萬象:他自己的攝影他收集的照片,他喜歡的世界藝文界名人… …還有眉批式的張式金句。」
我才想起了當年碰面,分手之時,照堂先生就送了我一本1980年的《生活筆記》,裡面他只簽了自己的名字,那是1982年。
我帶回香港,再帶到美國,保存到今天。四十四年之後再翻看。這些是懷民形容的「張式金句」的樣本:
第一,你先看到「一隻猫」,第二,你看到「一張照片」,第三,你才看到那一段人與貓對視的「距離」,攝影的迷人處就在這兒。
真正孤獨的經驗,絕無法在照片中找到。1/125秒的孤獨,與它本身相差十萬八千里。
有時候,攝影也是一種經由對象的哀傷而減低自己悲痛的生活方式。
照堂先生寫的序,名叫〈恩寵與寬容〉,大致的意思是,從他拍攝的臉孔,他找恩寵與寬容,尊嚴與榮耀。
其中有一句提到攝影師艱苦的堅持:
攝影是用腳「走」出來的,不是用手「拍」出來的,是觀察與思索累積出來的,不是興之所至一按即拍產生的。用攝影機去寫生活的筆記,去肯定自己眼睛的經驗,便逐漸成為一種積極的生活方式、一種攝影工作者不能推卸的責任了。我們應該去紀錄那一組一組臉孔與景觀的組合,有關於生活中、從誕生、成長、老邁而後逝去的臉孔痕跡,人生百態,各有其悲苦與樂趣,各有其尊嚴與榮耀。
這句子——「攝影是用腳『走』出來的,不是用手『拍』出來的,是觀察與思索累積出來的,不是興之所至一按即拍產生的」——特別觸動了我。
我想起香港的攝影家朋友John Fung馮建中——他較照堂先生早一年仙遊—— John 的攝影加好友Roy曾經告訴我:John在世的最後的十多年,每天帶着攝影器材,風雨不改地在城市內到處遊蕩,獵取影像。的確,對他們兩者來說,攝影都是用「腳」走出來的,不是用「手」拍出來的。
照堂先生的黑白照片,令我聯想起John年代相近的一些作品。兩人對他們鏡頭下的世界都有一份無言的親切,一份深摯的感情。當然照同先生的作品鄉土一點,John 的都市一點。但他們捕捉的都是昔日港台郊野及都市中,無數面容所曾昭示的——恩寵與寬容,尊嚴與榮耀。
照堂先生的黑白照片,令我聯想起John年代相近的一些作品。兩人對他們鏡頭下的世界都有一份無言的親切,一份深摯的感情。當然照同先生的作品鄉土一點,John 的都市一點。但他們捕捉的都是昔日港台郊野及都市中,無數面容所曾昭示的——恩寵與寬容,尊嚴與榮耀。
閑聊幾句,分手之前,照堂先生忽然對我說:「怎麼穿得像個生意人(businessman)?」但我這個曾經寫過他的人,應該穿得像個「藝術家」。
當然我唯一寫過照堂先生的一次,就是這篇文章,其實也著墨不多。然而文章內以談他的作品作結,依稀是我一生第一次的「台北印象」的某個重點。而他記得,大概還是有點喜歡的吧?
照堂先生今天如果仍然健在的話,碰到他時,他可會覺得我穿戴得像樣一點,像個「藝術家」嗎?(驀然回首,這是不是他曾經的忠告:為藝術堅持下去⁉)
我是以恭敬之心,重印此文,憶念照堂先生的音容光影!
***
赴台之前,雖然名義上是參觀金馬獎電影節和探訪林懷民,心內最希望見的人其實是我眼中廿世紀最重要的中國詩人周夢蝶。從林懷民處得到地址,輾轉間第三日才寄出信,接著國慶及週日,根本不知他可收到信,又可是收到而不打算見我。
週日早場的《綠草悲吟》(Michael Raeburn, Gräset sjunger [Killing Heat], 1981)不是今次金馬獎國際影片部分的熱門電影,但因為是Doris Lessing原著我就趕了去。當年Lessing孑然一身離開南美到倫敦就只帶著這部作品手稿,今天已被譽為「本世紀最佳的十二位英語作家之一」。但影片不算突出,攝影稱職,非洲356背景加上一點D. H. Lawrence的人物穿插,未看原著,不敢置喙。
林懷民新成立的台灣現代舞團要前往巴黎表演,我在他的排演室看到片段的《街景》及新舞《涅槃》。香港的《街景》像劇場,台北舞者的《街景》就舞味盎然。林懷民大聲叱喝舞蹈員不要把《涅槃》跳得懶洋洋睡意昏昏的像《牧神的午後》(德布西名作)。《涅槃》音樂不知是甚麼,但依稀有Xenakis氣息。排演完後,音樂延續。我站於「雲門」辦公室內,看窗外赤紅的天,遙望附近低矮的平房大幅伸展過去,音樂令我聯想今次台北影展剛看過的英瑪.褒曼的《傀儡生命》(Ingmar Bergman, Aus dem Leben der Marionetten [From the Life of the Marionettes], 1980),中產階級隨文化勝利而來的孤寂、疏離、暴力、婚姻制度與愛遭受的侵蝕。老年的褒曼的心理分析電影竟有點像早期的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了。
平房的天台上不可思議地長有許多篙長的蔓草,絞纏著歪斜的電視天線。有一剎那我感到天線彷彿是個荒廢的墳場裡的十字架。台北的天台是象徵——未來死亡的象徵,可曾有台灣超現實畫家繪出我的感覺?中國未有de Chirico,我卻想起台灣畫家陳庭詩——另一個我想見的人。不久前香港的東西畫廊辦三人聯展——莊喆夫婦及陳庭詩。莊喆的畫以前在《文林》看到,配以葉維廉的詩,詭異淒美。但第一次看到陳庭詩,那震撼難以形容,後來才讀到《時代周刊》評論,說這聾畫家創造了一個遺世獨立的「沉默的宇宙」。但到台灣,與人提起都不大有人認識,我也沒精力去搜索他。難忘的是陳庭詩那一組《日與夜》版畫,一大塊有裂痕墨,角落處是一顆金熠熠的太陽。我突然瞭解甚麼叫「金石之聲」:驟然泫然欲涕,一個聾啞的畫家從顏色中英雄地找尋聲音。聾的黑夜裡,他夢想一輪金日冒現 那眾聲之源,盲者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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