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莫言：「無用」的文學有什麼用？〉

　　在諾貝爾頒獎典禮結束後的晚宴上，莫言脫稿講話，並且以這樣的結語概括了他自己對文學功能的認識：「文學的最大的用處，也許就是它沒有用處。」這個否定性的修辭或許可以看作莫言小說寫作的秘密，也是我們閱讀莫言的入口。也可以說，莫言不是為了社會教化的目的而寫作，文學寫作是訴諸作家個人心靈的一種方式，是作家以其獨特的視角觀察世界，理解世界的途徑。而作品的社會意義，無非是讀者與作者的心靈碰撞的結果。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才能理解，莫言的小說並不提供絕對正面的價值，而是通過不斷消解主流價值，以否定的姿態批判和諷刺了籠罩在宏大理念下的荒誕現實與歷史。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莫言無疑是批判家魯迅的傳人。
　　即使在早期的「尋根」作品中，莫言的懷舊感就懷有某種不純粹的暗流。《透明的紅蘿蔔》帶有象徵主義的情調，主角黑孩在小說中幾乎一言不發（「莫言」的化身？），而他的純真和幻想總是被生活中的不幸所打斷。到了《紅高粱家族》，莫言的野性風格開始暴露。這個描寫土匪抗日的故事充滿了戰爭和愛情的血腥與狂暴。小說用「我爺爺」、「我奶奶」、「我爹」這樣的人稱敘說和渲染祖輩們年輕時的方剛血氣，具有明顯的突兀效果而又不無挑戰平庸現實的意味。之後，莫言在《歡樂》、《紅蝗》等作品裡語言的放縱恣肆從寡言躍向了聒噪，從美學走向了「醜學」。
　　《十三步》可以看作是莫言中後期風格的開端：莫言不是簡單地揭示現實的殘酷，而是將悲劇以喜劇的方式呈現出來，以自我滑稽化的敘事聲音杜絕了那種將現實悲劇化之後施以同情的虛假高姿態。莫言小說的成就在《酒國》裡達到了高峰。由於現實陰影的無所不在，文學對現實的再現可能是有限的，有時甚至是無能的，它只能打著認同現實的幌子來模擬並嘲弄現實。
　　《生死疲勞》裡也有一個丑角般的人物名為莫言，一個巧言令色、擅長虛構的底層寫手，可以看作是作者莫言再一次的自省和自嘲。莫言揭示了寫作行為在作品進程中的虛妄，應和了他所說的「沒有用處」的文學。而莫言作為他自己小說人物的卑微形象，也可以和真實的莫言在現實層面上言辭閃爍的懦弱性格相映照。書寫「沒有用處」的文學和扮演「沒有用處」的作家，無不迫使我們通過體驗主觀與客觀的巨大反差，感受到現實的無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