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為我總是一樣，不管在什麼年紀，什麼環境。膽怯、茫然、遲疑，同時又有點莫名的激動和不安，不會改變。我從未想到改變自己，既沒有發現到這個需要，也沒有這個欲望。我是我知道的人裡最沒有彈性的，絕不是能伸能縮的典型。我但願是，能出入是非黑白，隨心所欲。不是我固執，而是死心眼，缺乏應變的本領。我一向頭腦簡單。
我卻發現有另一個女人，她是我。我的驚奇不可形容。我不清楚是我變了，還是一向潛伏著的自己浮現出來，像濃霧之後的蠻荒島嶼。
我正半側身對鏡子掛耳環，突然看到她斜睨的眼神，似乎帶著蔑視和挑釁。我先是驚訝，然後更讓我不可相信的，我乾脆放棄了掙扎，任手（她的，這不可能是我的）由背後抄過來弄亂頭髮，頸子低低斜下去，嘴角曖昧的拉開。然後我（她）直起來，整個人要發射出去似的朝後仰，雙手爬上來撫弄乳房、腰腹和大腿，臉上卻是似笑非笑，無動於衷的神情。
我不記得誰說的，說女人都是嘴上要當烈女，心裡要做蕩婦。我便看見一個蕩婦。我不知道是恐懼，還是憎惡。而有另外一種情緒，黑暗、狂野、強大，難以理解，難以壓抑。她，充滿期待，帶著神祕的力量。她在等。
我仍然可以看到十六歲的我站在街燈下。我在等一個同路人護送我回家。
七點多，天已經完全黑了。我下公車，走過幾家商店的騎樓，轉進巷裡。走大約兩分鐘，得右拐再左拐進正行街。右拐之後左拐之前，有一段十五步遠的短街，街角一盞路燈，路燈對面一扇斜設在轉角上的紅色大門。大門深鎖，圍牆擋住一樓的燈光。二樓全黑，一點動靜也沒有。
我站在路燈下，背著大書包，右肩因為常年背書包而歪斜。平常不自知，偶爾照相才看見右肩畸形的歪到一邊，很難看。我半歪著身站著，有時走走，到由馬路轉進來的街口探看有沒有彎進街來的人。有時靠在電線桿上，彎起一條腿，拿右手托住書包底。我看見正行街長長伸延下去，黑暗，幽深，可怕。這盞孤立的路燈高高灑下昏黃的光保護我，而它的光太弱，所及太近。如果能夠，我便拔起電線桿如擎一柱火炬，一步一步照亮回家的路。而我在燈下繞圈子，像被微弱的燈光縛住。無疑，深黑的長巷裡有不可言說的恐怖。記憶中的日本片「牡丹燈籠」裡的那兩個女鬼，便各持白色燈籠等在前面。
我踱步，看錶，嘆氣。長巷不長，一口氣可以跑完。家不遠，就在咫尺之外。我在等待。同時我在衡量，是回家心切，還是恐懼心切。
時間分成見他的日子和不見他的日子。
有誰看得出我在這兩種日子之間的不同嗎？我簡直不能相信有人會看不出。我覺得自己像一部電影在彩色和黑白之間變化，放射訊號。小文說：「你天天穿這一套沒有顏色的，幹嘛不穿那件黃色藍花的？」她剛六年級，是家裡真正的小女人，除了自己愛在鏡前搔首弄姿，對我穿衣化妝也品頭論足。我穿了她喜歡的，她會說：「好看，我長大以後也要去買一套穿。」不然：「又穿這種老太婆的顏色，難看！」她看出我的不同，但是除了媽媽有時漂亮，有時不漂亮之外，不知道怎樣詮釋。她永遠不會知道她媽媽真正在想什麼，正如我從來不能確定我母親究竟在想些什麼。也許等小文大了──。也許我永遠也不會講出來，只要不被發現。小同比小文小兩歲，更不會知道。他的世界和我的祕密一樣，介於虛構和現實之間，自足而且排外。我但願是他。而明則？
我不要想明則。
我不能。我沒有權利這樣對他。
＃
有些事無法簡化。也就是，對錯沒法一語道破。
我的簡單使我拙於接受複雜的事物，我總難理解黑白之間那些曖昧的灰色。我萬萬沒有想到會涉足規範以外的領域，化簡單為複雜。我沒有足夠理由解釋，為自己開脫，因此不能輕視我所做的事。即便事實上沒有什麼，如他第一次打電話到研究室約我時說的：「喝杯咖啡，不傷風化。」
我看見自己像小時候聽來的，那種不知好歹的壞女人。壞女人什麼樣子？壞女人做什麼？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世界是清醒的，而不是朦朧一片。即便在我這年紀，仍保持這樣簡易的觀念：有好人，有壞人，而且好人有好人的樣子，壞人有壞人的樣子，很容易便可以認出來。我認不出自己是壞女人的樣子，但是我知道。認是就外形辨認，我是從裡面。當我為了見他而容光煥發，而快樂得過分，我覺得可恥──我沒有權利。而且，出於無法解釋的理由，我下意識覺得女人負有較高的道德義務，因此同是外遇，他比較可以原諒。我知道這是很愚蠢的想法，然而它並不是想法，而是一種不循邏輯的感覺。
我已經整個人偏離邏輯，只剩下本能、衝動。
彷彿從很遠的地方，我看我的生活。規律、平常，平淡的快樂和滿足──平淡到無可咀嚼，令人麻木。怎麼能說平淡到無可咀嚼？我真的這樣相信？如果失去了這無可咀嚼的平淡？這假設立刻帶來恐慌──我拿什麼去代替？像我在大學的講師職位，雖然有時覺得可以棄之不惜，但是果真不做，做什麼？總是有別的事可做，也許可以寫點東西。我不是很能激勵自己的人，一向有棄難從簡的傾向。一旦失去外來的逼迫，大概就會委頓下來，變成單純的家庭主婦。我想過做家庭主婦，明則可以供應我們舒適無虞。明則有清楚的目標：事業，事業，事業。他也是個盡職的父親，至少他竭盡所能。如果時間不許可，他會表示歉疚，另找機會補償。有的週末，我們會全家去公園，或去爬山，真的是幸福家庭的景象。小同蹦蹦跳跳，在我們前後左右跑竄。小文走在她爸爸旁邊，兩人像大人一樣交談。我一旁獨自走著，恍恍惚惚。為什麼說平淡到無可咀嚼？光是這樣想就好像不知好歹，褻瀆了生命裡最神聖的什麼。但是當我出去見他，這現成的幸福似乎一點也不重要。我根本不記得我是幸福的，甚至，那幸福反過來嘲笑我自欺欺人。而我以為早已悟出婚姻是妥協，愛情是幻象，生活是學習與錯誤共存。
我在想什麼？為什麼非要以一則幻象來擊破辛苦掙來的現實？問題是，幻象真的是幻象，而現實真的是現實嗎？
晚飯後在餐桌上陪小同和小文做功課，明則在書房準備案子。桌上有一條橡皮筋，小同寫幾個字就要抓起來拉一拉彈一彈。有時比到小文的鼻尖，她手一揮掃開去，他馬上又回到原處，照樣瞄準。我把橡皮筋收起來，他又生一條，逗得小文在桌下踢他的腳。我叫小同站起來，我在他褲袋裡搜到一把紅紅綠綠的橡皮筋，做得很漂亮。我把橡皮筋沒收，小同坐下來繼續寫。要抄的一課書，抄了還不到一半。放學回家他總是忙著看電視，玩他數不完的汽車、機器人和樂高，非得等到吃完晚飯我押著才肯做功課，一邊做一邊還三心兩意。不知道從哪裡聽來在美國上學功課少，建議搬家到美國，不然把他送去和彭阿姨住，當小留學生。你一個人去不會想爸爸媽媽？我問小同。只要不要寫鬼功課，爸爸媽媽不在旁邊也沒有關係，而且你們可以常常來看我，彭阿姨還可以帶我去迪斯尼樂園玩，他答，好像早已把這問題想得通透。去去去，明天就去，煩死了！小文一旁說。
九點半以後兩姊弟上床了，我把廚房收拾完畢，洗了澡，拿報紙到床上看。隨便翻翻，我輕輕下床，換上毛衣長褲，到書房和明則說我到街角店裡買點東西，出門下樓。走出巷子，我往馬路的方向走。街口百成超市和麗嬰房中間有一具公共電話。街上燈火明亮，公車上下來的人仍然一批一批的。有一個高中生模樣的男生在用電話，我往前走兩步，掉回來下樓到地下室的百成超市，買了最後半條土司、兩包麵茶、一罐橘子汁。出來電話空了，我放下袋子，投錢進去。我撥了他的號碼，心跳猛烈，頭有點發昏。一個女人的聲音說「喂──」我慌亂掛上電話，心跳到嘴裡，被我強嚥下去。提著袋子走進巷裡，我滿腦子是那個快捷清脆的女聲：「喂──」
我卻發現有另一個女人，她是我。我的驚奇不可形容。我不清楚是我變了，還是一向潛伏著的自己浮現出來，像濃霧之後的蠻荒島嶼。
我正半側身對鏡子掛耳環，突然看到她斜睨的眼神，似乎帶著蔑視和挑釁。我先是驚訝，然後更讓我不可相信的，我乾脆放棄了掙扎，任手（她的，這不可能是我的）由背後抄過來弄亂頭髮，頸子低低斜下去，嘴角曖昧的拉開。然後我（她）直起來，整個人要發射出去似的朝後仰，雙手爬上來撫弄乳房、腰腹和大腿，臉上卻是似笑非笑，無動於衷的神情。
我不記得誰說的，說女人都是嘴上要當烈女，心裡要做蕩婦。我便看見一個蕩婦。我不知道是恐懼，還是憎惡。而有另外一種情緒，黑暗、狂野、強大，難以理解，難以壓抑。她，充滿期待，帶著神祕的力量。她在等。
我仍然可以看到十六歲的我站在街燈下。我在等一個同路人護送我回家。
七點多，天已經完全黑了。我下公車，走過幾家商店的騎樓，轉進巷裡。走大約兩分鐘，得右拐再左拐進正行街。右拐之後左拐之前，有一段十五步遠的短街，街角一盞路燈，路燈對面一扇斜設在轉角上的紅色大門。大門深鎖，圍牆擋住一樓的燈光。二樓全黑，一點動靜也沒有。
我站在路燈下，背著大書包，右肩因為常年背書包而歪斜。平常不自知，偶爾照相才看見右肩畸形的歪到一邊，很難看。我半歪著身站著，有時走走，到由馬路轉進來的街口探看有沒有彎進街來的人。有時靠在電線桿上，彎起一條腿，拿右手托住書包底。我看見正行街長長伸延下去，黑暗，幽深，可怕。這盞孤立的路燈高高灑下昏黃的光保護我，而它的光太弱，所及太近。如果能夠，我便拔起電線桿如擎一柱火炬，一步一步照亮回家的路。而我在燈下繞圈子，像被微弱的燈光縛住。無疑，深黑的長巷裡有不可言說的恐怖。記憶中的日本片「牡丹燈籠」裡的那兩個女鬼，便各持白色燈籠等在前面。
我踱步，看錶，嘆氣。長巷不長，一口氣可以跑完。家不遠，就在咫尺之外。我在等待。同時我在衡量，是回家心切，還是恐懼心切。
時間分成見他的日子和不見他的日子。
有誰看得出我在這兩種日子之間的不同嗎？我簡直不能相信有人會看不出。我覺得自己像一部電影在彩色和黑白之間變化，放射訊號。小文說：「你天天穿這一套沒有顏色的，幹嘛不穿那件黃色藍花的？」她剛六年級，是家裡真正的小女人，除了自己愛在鏡前搔首弄姿，對我穿衣化妝也品頭論足。我穿了她喜歡的，她會說：「好看，我長大以後也要去買一套穿。」不然：「又穿這種老太婆的顏色，難看！」她看出我的不同，但是除了媽媽有時漂亮，有時不漂亮之外，不知道怎樣詮釋。她永遠不會知道她媽媽真正在想什麼，正如我從來不能確定我母親究竟在想些什麼。也許等小文大了──。也許我永遠也不會講出來，只要不被發現。小同比小文小兩歲，更不會知道。他的世界和我的祕密一樣，介於虛構和現實之間，自足而且排外。我但願是他。而明則？
我不要想明則。
我不能。我沒有權利這樣對他。
＃
有些事無法簡化。也就是，對錯沒法一語道破。
我的簡單使我拙於接受複雜的事物，我總難理解黑白之間那些曖昧的灰色。我萬萬沒有想到會涉足規範以外的領域，化簡單為複雜。我沒有足夠理由解釋，為自己開脫，因此不能輕視我所做的事。即便事實上沒有什麼，如他第一次打電話到研究室約我時說的：「喝杯咖啡，不傷風化。」
我看見自己像小時候聽來的，那種不知好歹的壞女人。壞女人什麼樣子？壞女人做什麼？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世界是清醒的，而不是朦朧一片。即便在我這年紀，仍保持這樣簡易的觀念：有好人，有壞人，而且好人有好人的樣子，壞人有壞人的樣子，很容易便可以認出來。我認不出自己是壞女人的樣子，但是我知道。認是就外形辨認，我是從裡面。當我為了見他而容光煥發，而快樂得過分，我覺得可恥──我沒有權利。而且，出於無法解釋的理由，我下意識覺得女人負有較高的道德義務，因此同是外遇，他比較可以原諒。我知道這是很愚蠢的想法，然而它並不是想法，而是一種不循邏輯的感覺。
我已經整個人偏離邏輯，只剩下本能、衝動。
彷彿從很遠的地方，我看我的生活。規律、平常，平淡的快樂和滿足──平淡到無可咀嚼，令人麻木。怎麼能說平淡到無可咀嚼？我真的這樣相信？如果失去了這無可咀嚼的平淡？這假設立刻帶來恐慌──我拿什麼去代替？像我在大學的講師職位，雖然有時覺得可以棄之不惜，但是果真不做，做什麼？總是有別的事可做，也許可以寫點東西。我不是很能激勵自己的人，一向有棄難從簡的傾向。一旦失去外來的逼迫，大概就會委頓下來，變成單純的家庭主婦。我想過做家庭主婦，明則可以供應我們舒適無虞。明則有清楚的目標：事業，事業，事業。他也是個盡職的父親，至少他竭盡所能。如果時間不許可，他會表示歉疚，另找機會補償。有的週末，我們會全家去公園，或去爬山，真的是幸福家庭的景象。小同蹦蹦跳跳，在我們前後左右跑竄。小文走在她爸爸旁邊，兩人像大人一樣交談。我一旁獨自走著，恍恍惚惚。為什麼說平淡到無可咀嚼？光是這樣想就好像不知好歹，褻瀆了生命裡最神聖的什麼。但是當我出去見他，這現成的幸福似乎一點也不重要。我根本不記得我是幸福的，甚至，那幸福反過來嘲笑我自欺欺人。而我以為早已悟出婚姻是妥協，愛情是幻象，生活是學習與錯誤共存。
我在想什麼？為什麼非要以一則幻象來擊破辛苦掙來的現實？問題是，幻象真的是幻象，而現實真的是現實嗎？
晚飯後在餐桌上陪小同和小文做功課，明則在書房準備案子。桌上有一條橡皮筋，小同寫幾個字就要抓起來拉一拉彈一彈。有時比到小文的鼻尖，她手一揮掃開去，他馬上又回到原處，照樣瞄準。我把橡皮筋收起來，他又生一條，逗得小文在桌下踢他的腳。我叫小同站起來，我在他褲袋裡搜到一把紅紅綠綠的橡皮筋，做得很漂亮。我把橡皮筋沒收，小同坐下來繼續寫。要抄的一課書，抄了還不到一半。放學回家他總是忙著看電視，玩他數不完的汽車、機器人和樂高，非得等到吃完晚飯我押著才肯做功課，一邊做一邊還三心兩意。不知道從哪裡聽來在美國上學功課少，建議搬家到美國，不然把他送去和彭阿姨住，當小留學生。你一個人去不會想爸爸媽媽？我問小同。只要不要寫鬼功課，爸爸媽媽不在旁邊也沒有關係，而且你們可以常常來看我，彭阿姨還可以帶我去迪斯尼樂園玩，他答，好像早已把這問題想得通透。去去去，明天就去，煩死了！小文一旁說。
九點半以後兩姊弟上床了，我把廚房收拾完畢，洗了澡，拿報紙到床上看。隨便翻翻，我輕輕下床，換上毛衣長褲，到書房和明則說我到街角店裡買點東西，出門下樓。走出巷子，我往馬路的方向走。街口百成超市和麗嬰房中間有一具公共電話。街上燈火明亮，公車上下來的人仍然一批一批的。有一個高中生模樣的男生在用電話，我往前走兩步，掉回來下樓到地下室的百成超市，買了最後半條土司、兩包麵茶、一罐橘子汁。出來電話空了，我放下袋子，投錢進去。我撥了他的號碼，心跳猛烈，頭有點發昏。一個女人的聲音說「喂──」我慌亂掛上電話，心跳到嘴裡，被我強嚥下去。提著袋子走進巷裡，我滿腦子是那個快捷清脆的女聲：「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