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兒漢生
我兒漢生 漢生大三那年由家裡搬了出去，他不需要太多的理由，因為他父親贊成一切獨立自主的行為，而我也不是個守舊的母親，我一直努力著使自己跟得上時代，希望自己仍是個心智活躍的女人，不光是為了和兒女間去除代溝，也因為我那只比我年長一歲的丈夫，他一直是個精力充沛外表漂亮的人物，我總不能才四十六歲就已經是個蹣跚老太太了，正因為這樣，所有認識漢生的人也都不相信我是他母親，這雖然是很好的恭維，可是逐年的我發覺到，我和漢生間的母子關係也愈來愈趨於稀疏冷淡了。
要做母親的說她兒子小時候有多麼可愛逗人，那是三天三夜也說不完的。尤其是要我說漢生，他小時候好白、好胖、好乖的一個孩子，笑起來眼睛不是瞇成細縫，而是睜得又大又圓。那時候我和裕德收入都少，只能租人家樓上一間閣樓樣的小屋子，冬天還好湊合，夏天熱得發慌，孩子身上都長滿了一粒粒通紅的痱子，像個變種的刺蝟，我乾脆不給他穿衣褲，由著滿地亂爬。裕德晚上在家裡幫出版社翻譯些稿子賺取外快，漢生就爬到他腳邊抱著小腿又親又啃，裕德心疼得利害，一手撈起兒子也是又咬又吻，我說他們父子是食人族，裕德總說胖孩子就有惹人去吃掉他的欲望。
孩子就是這樣，等他成了少年，鼻尖上油亮的冒出白頭青春痘，下巴都是粉刺，脣上生著黑褐的鬍鬚粒子的時候，他看人的眼光不再是坦誠信任，而變換成一種充滿了懷疑和不屑的神情。唸初中的漢生雖然不曾為非作歹，卻也開始和我頂嘴，反抗父親。像我們要他繼續他的小提琴授課，他就有一百種理由拒絕。若是要帶他出門應酬親戚，那更是比登天還難，彷彿他這樣的一個人，和我們做父親的及他唯一的妹妹一道走在街上，是項莫大的羞恥一般。
「由他去！這樣年紀的孩子都彆扭。」
他父親說。
裕德和我對孩子的教育原則，大體上都是希望他們能認真念書，考一所好學校，不一定成為學者，可是總要有起碼的學識發展所長。我們也知道，每一個孩子的成長，都會為做父母的帶來一些小煩惱，可是卻沒有料到，漢生帶來的則是極大的困擾。漢生初中還算用功，各科成績不錯，順利考上了第一志願高中。那時候裕德已經升調報社的總編輯，我們有自己的房子，生活亦步亦趨的總算有了點樣子。我辭去做了十多年的圖書管理工作，專心的開始從事自己的事業，而不必只為了維持家計忙碌。我與朋友合辦一份少年刊物，發行的對象是十歲到十五歲間的青少年，我自以為對這方面了解，而且有足夠的興趣，除了負責編務，也闢了個專欄和孩子們聊天，說理和評論些與他們有關的問題。裕德一直很支持我，他把行動當成一種嚴肅的生活態度。這樣說也許會以為他是個嚴厲刻板的人吧？其實不然！他仍是個有情趣有夢想的男人，漢生是不是像他父親呢？我一直希望他是。
漢生上了高中，因為競爭激烈，他不再名列前三名。這原是無可厚非的，可是他高二時候，成績卻低落得厲害，英文、數學、物理、化學沒有一樣及格，我們這才發覺情況並不單純。我也學起一般母親，背地裡臨檢他的臥房，漢生沒有記日記的習慣，不過我卻找到一隻漂亮的木製點心盒，裡面滿滿的信件和照片，原來漢生瞞著我們交筆友，信都是寄往郵政信箱的。他的筆友遍布全臺灣，甚至還有香港和美國的，翻翻那些相片，十七、八歲的女孩子剪短了頭髮看著都長得差不多，其中最惹眼的，是個頭髮蓬鬆，衣著鮮麗，笑起來只看見一口白牙的黑妞。
我沒有拿這件事去責問他，因為我另外發現他床下的抽屜裡藏了十幾套新舊鎖匙，從高級的西班牙式彈簧鎖到普通的對號鎖，各式各樣都有。這使我想起有回漢生帶了個同學回家來玩，我由雜誌社回來的時候，正巧看到他們兩個鬼鬼祟祟的弓腰貼在我臥房門口，用條鐵線往鑰匙孔裡仔細的掏挖著什麼。我咳嗽一聲，兩個人都嚇了一跳；後來漢生解釋說，我的同學吹牛說能開任何鎖，他讓他試試。我當然不疑有他，因為我的房門向來不鎖的，孩子沒有別的理由要故意把它關上再去打開。
可是漢生要這麼多鎖匙幹什麼？
「玩嘛！」他說。我曾經念過一篇小說，是說一個十七、八歲念高中的孩子，對什麼都不感興趣，只喜歡開鎖玩，平生大志就是能開各種各樣的鎖。難道漢生也有什麼心理不平衡嗎？
「唉呀！不要大驚小怪嘛！」他皺著眉頭，好不耐煩的：「我們班上有一半的會玩鎖。這也算一種收集。」
「收集？收集郵票不好嗎？為什麼要玩這種小偷玩的把戲？」
「媽！妳怎麼說的那麼難聽，這可也是一種心智訓練。」
他父親居然贊成這套說法。
除了心智訓練，他們還有膽識實習。學期中的時候，我在雜誌社接到裕德的電話，說漢生在警察局裡，問我要不要一起去保他出來？他們一夥六個，一樣的平頭，一樣的黃卡其制服，一樣的一副你永遠猜不透的青澀酸壞表情。
「你們家裡環境都不錯，為什麼要偷人家書店的書呢？好玩是吧？一個個關上三天不給飯吃，看還好不好玩？」胖警員尤其指著那個來過我們家開鎖的說：「他最有本事！其他的都還揣在懷裡，只有他！抱了一疊十幾本就預備走了。」
回到家，我還來不及說道理，就聽漢生率先破口大罵：
「什麼嘛！死阿榮！要不是他黑心，怎麼會出這樣的錯誤？我們已經去過四家，這是最後一趟了。」
「你……你們怎麼可以去偷人家書呢？」我精疲力竭的跌坐在沙發椅上，想著兒子是小偷，我還是個少年刊物的主編，被人譽為少年問題專家呢！這不是天大的諷刺？
「哎呀！誰偷書嘛！只是，只是打賭看誰拿得多。」
我一向主張對孩子要嚴峻施教，漢生小時候拾了枝鉛筆回來，我都要他拿去學校交給老師，他四年級的時候，鄰居小朋友來告訴我說潘漢生偷了班上同學的鋼筆，當晚我把他手腳綁牢，用雞毛撢子抽了十幾下屁股，第二天由他父親買了枝新鋼筆給他，可是現在呢？面對著長得比自己還高的兒子，我和裕德都覺得頗為尷尬。
我是早預料到了，孩子到了這一步，接下去總還有事情要發生的。那是學年快結束的初夏，漢生就讀學校的總教官打電話到家裡，正好我接聽的，他要我立刻到學校去一趟。
「漢生，他怎麼了？」我本能的反應便是先想到孩子的安全。「潘漢生沒有什麼，倒是他的同學有了問題。」電話那頭，以一種特別的鼻音，略帶幽默的說著。
趕到學校，紅磚樓長廊底端是間陰鬱的大辦公室。幾個有點年紀的老先生搖頭晃腦的拈枝硃筆點作文簿，整座學校唯一的聲音似乎就是辦公室天花板上呼嚕打轉的電風扇，聽得我愈發的背脊出汗。
我兒漢生 漢生大三那年由家裡搬了出去，他不需要太多的理由，因為他父親贊成一切獨立自主的行為，而我也不是個守舊的母親，我一直努力著使自己跟得上時代，希望自己仍是個心智活躍的女人，不光是為了和兒女間去除代溝，也因為我那只比我年長一歲的丈夫，他一直是個精力充沛外表漂亮的人物，我總不能才四十六歲就已經是個蹣跚老太太了，正因為這樣，所有認識漢生的人也都不相信我是他母親，這雖然是很好的恭維，可是逐年的我發覺到，我和漢生間的母子關係也愈來愈趨於稀疏冷淡了。
要做母親的說她兒子小時候有多麼可愛逗人，那是三天三夜也說不完的。尤其是要我說漢生，他小時候好白、好胖、好乖的一個孩子，笑起來眼睛不是瞇成細縫，而是睜得又大又圓。那時候我和裕德收入都少，只能租人家樓上一間閣樓樣的小屋子，冬天還好湊合，夏天熱得發慌，孩子身上都長滿了一粒粒通紅的痱子，像個變種的刺蝟，我乾脆不給他穿衣褲，由著滿地亂爬。裕德晚上在家裡幫出版社翻譯些稿子賺取外快，漢生就爬到他腳邊抱著小腿又親又啃，裕德心疼得利害，一手撈起兒子也是又咬又吻，我說他們父子是食人族，裕德總說胖孩子就有惹人去吃掉他的欲望。
孩子就是這樣，等他成了少年，鼻尖上油亮的冒出白頭青春痘，下巴都是粉刺，脣上生著黑褐的鬍鬚粒子的時候，他看人的眼光不再是坦誠信任，而變換成一種充滿了懷疑和不屑的神情。唸初中的漢生雖然不曾為非作歹，卻也開始和我頂嘴，反抗父親。像我們要他繼續他的小提琴授課，他就有一百種理由拒絕。若是要帶他出門應酬親戚，那更是比登天還難，彷彿他這樣的一個人，和我們做父親的及他唯一的妹妹一道走在街上，是項莫大的羞恥一般。
「由他去！這樣年紀的孩子都彆扭。」
他父親說。
裕德和我對孩子的教育原則，大體上都是希望他們能認真念書，考一所好學校，不一定成為學者，可是總要有起碼的學識發展所長。我們也知道，每一個孩子的成長，都會為做父母的帶來一些小煩惱，可是卻沒有料到，漢生帶來的則是極大的困擾。漢生初中還算用功，各科成績不錯，順利考上了第一志願高中。那時候裕德已經升調報社的總編輯，我們有自己的房子，生活亦步亦趨的總算有了點樣子。我辭去做了十多年的圖書管理工作，專心的開始從事自己的事業，而不必只為了維持家計忙碌。我與朋友合辦一份少年刊物，發行的對象是十歲到十五歲間的青少年，我自以為對這方面了解，而且有足夠的興趣，除了負責編務，也闢了個專欄和孩子們聊天，說理和評論些與他們有關的問題。裕德一直很支持我，他把行動當成一種嚴肅的生活態度。這樣說也許會以為他是個嚴厲刻板的人吧？其實不然！他仍是個有情趣有夢想的男人，漢生是不是像他父親呢？我一直希望他是。
漢生上了高中，因為競爭激烈，他不再名列前三名。這原是無可厚非的，可是他高二時候，成績卻低落得厲害，英文、數學、物理、化學沒有一樣及格，我們這才發覺情況並不單純。我也學起一般母親，背地裡臨檢他的臥房，漢生沒有記日記的習慣，不過我卻找到一隻漂亮的木製點心盒，裡面滿滿的信件和照片，原來漢生瞞著我們交筆友，信都是寄往郵政信箱的。他的筆友遍布全臺灣，甚至還有香港和美國的，翻翻那些相片，十七、八歲的女孩子剪短了頭髮看著都長得差不多，其中最惹眼的，是個頭髮蓬鬆，衣著鮮麗，笑起來只看見一口白牙的黑妞。
我沒有拿這件事去責問他，因為我另外發現他床下的抽屜裡藏了十幾套新舊鎖匙，從高級的西班牙式彈簧鎖到普通的對號鎖，各式各樣都有。這使我想起有回漢生帶了個同學回家來玩，我由雜誌社回來的時候，正巧看到他們兩個鬼鬼祟祟的弓腰貼在我臥房門口，用條鐵線往鑰匙孔裡仔細的掏挖著什麼。我咳嗽一聲，兩個人都嚇了一跳；後來漢生解釋說，我的同學吹牛說能開任何鎖，他讓他試試。我當然不疑有他，因為我的房門向來不鎖的，孩子沒有別的理由要故意把它關上再去打開。
可是漢生要這麼多鎖匙幹什麼？
「玩嘛！」他說。我曾經念過一篇小說，是說一個十七、八歲念高中的孩子，對什麼都不感興趣，只喜歡開鎖玩，平生大志就是能開各種各樣的鎖。難道漢生也有什麼心理不平衡嗎？
「唉呀！不要大驚小怪嘛！」他皺著眉頭，好不耐煩的：「我們班上有一半的會玩鎖。這也算一種收集。」
「收集？收集郵票不好嗎？為什麼要玩這種小偷玩的把戲？」
「媽！妳怎麼說的那麼難聽，這可也是一種心智訓練。」
他父親居然贊成這套說法。
除了心智訓練，他們還有膽識實習。學期中的時候，我在雜誌社接到裕德的電話，說漢生在警察局裡，問我要不要一起去保他出來？他們一夥六個，一樣的平頭，一樣的黃卡其制服，一樣的一副你永遠猜不透的青澀酸壞表情。
「你們家裡環境都不錯，為什麼要偷人家書店的書呢？好玩是吧？一個個關上三天不給飯吃，看還好不好玩？」胖警員尤其指著那個來過我們家開鎖的說：「他最有本事！其他的都還揣在懷裡，只有他！抱了一疊十幾本就預備走了。」
回到家，我還來不及說道理，就聽漢生率先破口大罵：
「什麼嘛！死阿榮！要不是他黑心，怎麼會出這樣的錯誤？我們已經去過四家，這是最後一趟了。」
「你……你們怎麼可以去偷人家書呢？」我精疲力竭的跌坐在沙發椅上，想著兒子是小偷，我還是個少年刊物的主編，被人譽為少年問題專家呢！這不是天大的諷刺？
「哎呀！誰偷書嘛！只是，只是打賭看誰拿得多。」
我一向主張對孩子要嚴峻施教，漢生小時候拾了枝鉛筆回來，我都要他拿去學校交給老師，他四年級的時候，鄰居小朋友來告訴我說潘漢生偷了班上同學的鋼筆，當晚我把他手腳綁牢，用雞毛撢子抽了十幾下屁股，第二天由他父親買了枝新鋼筆給他，可是現在呢？面對著長得比自己還高的兒子，我和裕德都覺得頗為尷尬。
我是早預料到了，孩子到了這一步，接下去總還有事情要發生的。那是學年快結束的初夏，漢生就讀學校的總教官打電話到家裡，正好我接聽的，他要我立刻到學校去一趟。
「漢生，他怎麼了？」我本能的反應便是先想到孩子的安全。「潘漢生沒有什麼，倒是他的同學有了問題。」電話那頭，以一種特別的鼻音，略帶幽默的說著。
趕到學校，紅磚樓長廊底端是間陰鬱的大辦公室。幾個有點年紀的老先生搖頭晃腦的拈枝硃筆點作文簿，整座學校唯一的聲音似乎就是辦公室天花板上呼嚕打轉的電風扇，聽得我愈發的背脊出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