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回家的路——洛桑土登
白日裡總是人聲鼎沸的台北街頭，在天尚未大亮的清晨，幸運地保有微醺般的安靜寧好。平日裡我極少在這個時段出沒在地面上的世界，除非是將要遠行。蝸居在這個城市的幾年間，我已習於隱身在黑夜的帷幕後，無論是觀看或呼吸。有時是工作需要，有時是滿足自己的旅行癮，但經常是在踏上前往遠方某處的旅程時，我才會背上行囊，在光亮中大步地走出島嶼的城牆。來來回回這麼多次，有時幾個月，有時一年半載，不管時間長短，我知道最後都會回到這塊土地。然而，對多數我曾造訪的城市與當地人民而言，「回」到一個地方，往往是歷盡千辛萬苦而不可得的想望。
一切的起點
二〇一三年冬天，我因為自己的創作計畫書寫的採訪需要而前往北印度的上達蘭薩拉(upper Dharamsala，亦稱麥克羅甘吉，Mcleod Ganj)，預計要在這座雲霧繚繞的山城，駐點生活四個月。雖然在此之前，我已經參與兩地的文化交流工作而來回往返，前後超過三年，不過以往工作所需每次停留的時間並不會太長，少則十天半個月，多則也不過兩個月。
達蘭薩拉自從成為第十四世達賴喇嘛駐錫的所在地之後而聲名大噪，也是十幾萬流亡藏人此刻生活的行政中心。我從台灣出發前，已經擬好了準備拜訪的名單，其中幾個朋友都是我第一次到這裡就認識，算是關係比較親近的；而這所謂的緊密，大抵來說大概分成「在路上遇到打招呼」，「走在路上遇到打招呼然後一起喝茶閒聊」，「打完招呼喝完茶還會到家裡吃個便飯繼續聊天」 ……這幾種程度的差別。洛桑土登算是最後一種，也稱得上「熟」，至少當時我是這樣想的。
不過，我並沒有一抵達達蘭薩拉就登門拜訪，而是莫名其妙地延宕計畫日程。對於自己的遲遲沒有聯繫，一開始我只當作「例行性」的工作倦怠，想先舒緩幾日，給自己偷懶的藉口。
我們的相識緣起於二〇一〇年採訪他的朋友－澤旺頓珠， 從圖博（T i b e t 的直接音譯， 舊稱西藏）境內流亡到印度的故事。那時，洛桑土登協助這位同村老鄉，一起逃亡到這座位在佛陀誕生國度北方的難民城，剛好也將滿三年。在那段躲藏流亡的日子裡， 他們猶如連體嬰一般行動，因為他的老鄉在赤色強權統治下的失落的故土，無心路過並目擊一樁慘無人道的殺戮行動， 因而被身穿軍服， 幾乎看不見真理眼睛的爪牙們，視為「叛亂」同夥而狙擊受傷。一條左手臂在不見天日的黑暗中，就這麼廢了，從此不再身為「正常人」；雖然，澤旺頓珠還沒受傷前，跟洛桑土登早已不覺得他們是生活在一個「正常」的地方。洛桑土登擔負起扮演他的左手的角色， 並在他決定遠離高原，亡命天涯時，也不離不棄。
「連最起碼的自由和尊嚴都沒有， 我們過著豬狗不如的日子﹗」那次的採訪，本來默默坐在旁邊，一句話都沒說的洛桑土登在最後，忍不住用生澀的中文補充了這句，他覺得不能被忽視重點。那時他的臉，除了高原民族特有的，因為強烈紫外線照射而產生的「高原紅」臉頰，更因為想要努力表達甚麼而激動不已的青筋暴露，爬滿整張臉；我因而對他產生深刻的印象。「沉默吶喊的紅臉男人」，我在當時的筆記裡這樣寫著。
在這個甚麼都日新月異的時代中，匍匐在喜馬拉雅巍峨山腳下的達蘭薩拉，過於擁擠的高密度建築儘管依山而建且籠罩在觀世音菩薩的慈愛目光裡，然而對佛的信仰在面對現實世界浮華的幻化莫測如巫魅般召喚時，彷彿也變得有些輕飄飄地，隱隱然蘊藏著抵擋不住大改變的躁動以及喧嘩。整座山城瀰漫一種手足無措卻躍躍欲試的興奮，摻雜著沒有身分但又必須抱持希望的扭曲感，使得生活在這裡的流離顛沛的人們，除了有像海洋一般深不可測的過去與現在，所謂的「未來」，也逐漸開始被某種類似海市蜃樓的顏料給塗滿了。人生中，沒有甚麼是確定的，有時好像連要不要繼續呼吸，都會不經意地猶豫遲疑片刻。
於是，在像鬼魅一般潛伏的日子裡，我經常想著哪天在路上會跟洛桑土登狹路相逢，而我要怎麼解釋自己彷彿刻意的失聯。然而，那一天來的如此平凡，如此漫不經心，簡直就像雨季時的洪流；這一刻你還想著該做好防潮準備，下一刻你已經全身濕透，猝不及防。
遇見一位名叫「桑呷」，很老很老的藏族奶奶
那天，我從下達蘭薩拉正步行要回到上達蘭薩拉，經過在地唯一一間藏人經營的西式醫院前，被洛桑土登叫住；他當時正在協助康巴同鄉的一對老夫婦，Popo（藏語，意指爺爺）病危要轉院，Momo（藏語，意指奶奶）扛著大包小包準備回家。他看見我低著頭，像一隻暮歸老牛般爬行在蜿蜒山徑，顧不得左手攙扶著Momo，右手拎著幾個脹鼓鼓的大塑膠袋， 隔著馬路扯著喉嚨， 用獨有的藏文腔調大喊我的中文名字。我抬頭一見是他， 雖然汗如雨下的澆灌讓視線產生不得已的模糊， 不過他的紅臉頰在氤氳日光襯托下， 宛如狙擊手武器上瞄準鏡的紅點， 很難讓人忽視。當下我竟然有種「啊， 被找到了」的如釋重負的感覺， 似乎忘記了自己初來時想要耍自閉，暫不與人來往的念頭，其實就是因他而起。
我們七手八腳地幫Momo把東西放進計程車，讓年邁嬌小的她坐在前座， 我和洛桑土登鑽進後座， 身邊塞滿了臉盆衣服和一些日常用品。右前方的印度司機自我介紹說他是洛桑土登的教練，我們坐的就是他用來上課的教練車， 洛桑土登是他教過的藏人學生中， 非常有開車天分的一位天才駕駛。我轉頭看他， 他的臉上堆滿掩不住的得意神情， 還接著補充：「上個月我們同學一起去考駕照， 我是唯一通過的， 再過一陣子我就有駕照了。」說完咧嘴笑了出來。我問他為什麼在醫院， 他才想到用破爛的中文， 支支吾吾順便比手畫腳地跟我說明情況。
他跟Momo是同鄉， 幾年前來到達蘭薩拉時因緣際會認識這對老夫婦，「她認識我在家鄉的奶奶耶，她來印度好久好久了」，洛桑土登瞇起他的兩隻大眼說著，眼周被擠出來的幾道深不見底的魚尾紋，在背光的臉龐上盤根錯節，宛如這段話所涵蓋的悠遠歷史的註腳，綿延在我們眼前的時空。
因為倆位老人家無親無故，加上Popo久病多年，他和幾位康巴年輕人有空就會來協助照顧他們的生活起居，「他們很可憐啊，很窮又沒錢」，他一直重複這句話，可能是因為語言字彙有限，也有可能是情況太過沉重，使得他不得不一而再地強調；我沒有糾正他描述故事時，使用的語法矛盾之處，而只是靜靜聆聽。
看起來年事已高的計程車一路在偏狹的山徑上奔馳，只要不分心去注意腳下就是陡峭的山谷這件事的話，駕駛行雲流水的好技術會讓人誤以為自己是飛翔在天空的自由之鳥。舉目所及盡是綠野平疇，幾個小村莊間或點綴其中，更遠處疊嶂山巒，幾許炊煙裊裊 ……，讓人很容易就忘了置身何處，連窗外震耳欲聾的喇叭聲，也在不知不覺中從耳邊淡出。
沿途Momo神情輕鬆的跟印度司機聊天，幾度豎耳偷聽，才意外發現Momo印度語流利非常，印度司機對於她的語言能力感到十分驚喜，不時轉過頭向後座的我們表示他的讚嘆之意。我趁著洛桑土登七七八八地拼湊Momo的故事的同時，不停地從後座偷瞄和司機聊天的她的表情。雖然聽不懂他們的講話內容，但從司機幾度被Momo逗到笑得前仰後合，時不時拍打方向盤的行徑看來，不難理解流亡多年之後，Momo已然在印度找到適應的生存之道。然而，人生總不是這麼簡單的幾個畫面就足以道盡。
已經高齡八十八歲（或更老）的Momo，早在一九五九年時就已經跟隨著移民潮遷徙到印度。她的家人在文化大革命吞噬中國前，因為抵抗解放軍而成為階級鬥爭的對象，經常無預期的嚴刑拷打讓她決定出逃，並選擇與同樣花樣年華的兩個女孩結伴而行，但最後卻只有她成功地抵達了這片土地；同伴在途中被緊追在後的解放軍射殺身亡，在她眼前香消玉殞。
來到印度之後，她遇見也是同鄉的Popo，結為連理，靠著販賣手工毛衣維生，從此兩人相依為命超過半個世紀。因為膝下無子，她獨力照顧晚年臥病在床的Popo長達七年，感情更顯濃郁。因此，即使語言不通，我都可以從她緊緊鎖住的眉間，清楚地感受那種惶然的焦慮。她的前額盤踞著因磕長頭而磨擦出的硬繭，她的背脊因長年勞動與營養不良而彎曲如新月，她的臉龐清楚地鐫刻著一道道時光的河流；她的身上有數不盡的那個年代，藏人們流離顛沛的群體苦難記憶。
白日裡總是人聲鼎沸的台北街頭，在天尚未大亮的清晨，幸運地保有微醺般的安靜寧好。平日裡我極少在這個時段出沒在地面上的世界，除非是將要遠行。蝸居在這個城市的幾年間，我已習於隱身在黑夜的帷幕後，無論是觀看或呼吸。有時是工作需要，有時是滿足自己的旅行癮，但經常是在踏上前往遠方某處的旅程時，我才會背上行囊，在光亮中大步地走出島嶼的城牆。來來回回這麼多次，有時幾個月，有時一年半載，不管時間長短，我知道最後都會回到這塊土地。然而，對多數我曾造訪的城市與當地人民而言，「回」到一個地方，往往是歷盡千辛萬苦而不可得的想望。
一切的起點
二〇一三年冬天，我因為自己的創作計畫書寫的採訪需要而前往北印度的上達蘭薩拉(upper Dharamsala，亦稱麥克羅甘吉，Mcleod Ganj)，預計要在這座雲霧繚繞的山城，駐點生活四個月。雖然在此之前，我已經參與兩地的文化交流工作而來回往返，前後超過三年，不過以往工作所需每次停留的時間並不會太長，少則十天半個月，多則也不過兩個月。
達蘭薩拉自從成為第十四世達賴喇嘛駐錫的所在地之後而聲名大噪，也是十幾萬流亡藏人此刻生活的行政中心。我從台灣出發前，已經擬好了準備拜訪的名單，其中幾個朋友都是我第一次到這裡就認識，算是關係比較親近的；而這所謂的緊密，大抵來說大概分成「在路上遇到打招呼」，「走在路上遇到打招呼然後一起喝茶閒聊」，「打完招呼喝完茶還會到家裡吃個便飯繼續聊天」 ……這幾種程度的差別。洛桑土登算是最後一種，也稱得上「熟」，至少當時我是這樣想的。
不過，我並沒有一抵達達蘭薩拉就登門拜訪，而是莫名其妙地延宕計畫日程。對於自己的遲遲沒有聯繫，一開始我只當作「例行性」的工作倦怠，想先舒緩幾日，給自己偷懶的藉口。
我們的相識緣起於二〇一〇年採訪他的朋友－澤旺頓珠， 從圖博（T i b e t 的直接音譯， 舊稱西藏）境內流亡到印度的故事。那時，洛桑土登協助這位同村老鄉，一起逃亡到這座位在佛陀誕生國度北方的難民城，剛好也將滿三年。在那段躲藏流亡的日子裡， 他們猶如連體嬰一般行動，因為他的老鄉在赤色強權統治下的失落的故土，無心路過並目擊一樁慘無人道的殺戮行動， 因而被身穿軍服， 幾乎看不見真理眼睛的爪牙們，視為「叛亂」同夥而狙擊受傷。一條左手臂在不見天日的黑暗中，就這麼廢了，從此不再身為「正常人」；雖然，澤旺頓珠還沒受傷前，跟洛桑土登早已不覺得他們是生活在一個「正常」的地方。洛桑土登擔負起扮演他的左手的角色， 並在他決定遠離高原，亡命天涯時，也不離不棄。
「連最起碼的自由和尊嚴都沒有， 我們過著豬狗不如的日子﹗」那次的採訪，本來默默坐在旁邊，一句話都沒說的洛桑土登在最後，忍不住用生澀的中文補充了這句，他覺得不能被忽視重點。那時他的臉，除了高原民族特有的，因為強烈紫外線照射而產生的「高原紅」臉頰，更因為想要努力表達甚麼而激動不已的青筋暴露，爬滿整張臉；我因而對他產生深刻的印象。「沉默吶喊的紅臉男人」，我在當時的筆記裡這樣寫著。
在這個甚麼都日新月異的時代中，匍匐在喜馬拉雅巍峨山腳下的達蘭薩拉，過於擁擠的高密度建築儘管依山而建且籠罩在觀世音菩薩的慈愛目光裡，然而對佛的信仰在面對現實世界浮華的幻化莫測如巫魅般召喚時，彷彿也變得有些輕飄飄地，隱隱然蘊藏著抵擋不住大改變的躁動以及喧嘩。整座山城瀰漫一種手足無措卻躍躍欲試的興奮，摻雜著沒有身分但又必須抱持希望的扭曲感，使得生活在這裡的流離顛沛的人們，除了有像海洋一般深不可測的過去與現在，所謂的「未來」，也逐漸開始被某種類似海市蜃樓的顏料給塗滿了。人生中，沒有甚麼是確定的，有時好像連要不要繼續呼吸，都會不經意地猶豫遲疑片刻。
於是，在像鬼魅一般潛伏的日子裡，我經常想著哪天在路上會跟洛桑土登狹路相逢，而我要怎麼解釋自己彷彿刻意的失聯。然而，那一天來的如此平凡，如此漫不經心，簡直就像雨季時的洪流；這一刻你還想著該做好防潮準備，下一刻你已經全身濕透，猝不及防。
遇見一位名叫「桑呷」，很老很老的藏族奶奶
那天，我從下達蘭薩拉正步行要回到上達蘭薩拉，經過在地唯一一間藏人經營的西式醫院前，被洛桑土登叫住；他當時正在協助康巴同鄉的一對老夫婦，Popo（藏語，意指爺爺）病危要轉院，Momo（藏語，意指奶奶）扛著大包小包準備回家。他看見我低著頭，像一隻暮歸老牛般爬行在蜿蜒山徑，顧不得左手攙扶著Momo，右手拎著幾個脹鼓鼓的大塑膠袋， 隔著馬路扯著喉嚨， 用獨有的藏文腔調大喊我的中文名字。我抬頭一見是他， 雖然汗如雨下的澆灌讓視線產生不得已的模糊， 不過他的紅臉頰在氤氳日光襯托下， 宛如狙擊手武器上瞄準鏡的紅點， 很難讓人忽視。當下我竟然有種「啊， 被找到了」的如釋重負的感覺， 似乎忘記了自己初來時想要耍自閉，暫不與人來往的念頭，其實就是因他而起。
我們七手八腳地幫Momo把東西放進計程車，讓年邁嬌小的她坐在前座， 我和洛桑土登鑽進後座， 身邊塞滿了臉盆衣服和一些日常用品。右前方的印度司機自我介紹說他是洛桑土登的教練，我們坐的就是他用來上課的教練車， 洛桑土登是他教過的藏人學生中， 非常有開車天分的一位天才駕駛。我轉頭看他， 他的臉上堆滿掩不住的得意神情， 還接著補充：「上個月我們同學一起去考駕照， 我是唯一通過的， 再過一陣子我就有駕照了。」說完咧嘴笑了出來。我問他為什麼在醫院， 他才想到用破爛的中文， 支支吾吾順便比手畫腳地跟我說明情況。
他跟Momo是同鄉， 幾年前來到達蘭薩拉時因緣際會認識這對老夫婦，「她認識我在家鄉的奶奶耶，她來印度好久好久了」，洛桑土登瞇起他的兩隻大眼說著，眼周被擠出來的幾道深不見底的魚尾紋，在背光的臉龐上盤根錯節，宛如這段話所涵蓋的悠遠歷史的註腳，綿延在我們眼前的時空。
因為倆位老人家無親無故，加上Popo久病多年，他和幾位康巴年輕人有空就會來協助照顧他們的生活起居，「他們很可憐啊，很窮又沒錢」，他一直重複這句話，可能是因為語言字彙有限，也有可能是情況太過沉重，使得他不得不一而再地強調；我沒有糾正他描述故事時，使用的語法矛盾之處，而只是靜靜聆聽。
看起來年事已高的計程車一路在偏狹的山徑上奔馳，只要不分心去注意腳下就是陡峭的山谷這件事的話，駕駛行雲流水的好技術會讓人誤以為自己是飛翔在天空的自由之鳥。舉目所及盡是綠野平疇，幾個小村莊間或點綴其中，更遠處疊嶂山巒，幾許炊煙裊裊 ……，讓人很容易就忘了置身何處，連窗外震耳欲聾的喇叭聲，也在不知不覺中從耳邊淡出。
沿途Momo神情輕鬆的跟印度司機聊天，幾度豎耳偷聽，才意外發現Momo印度語流利非常，印度司機對於她的語言能力感到十分驚喜，不時轉過頭向後座的我們表示他的讚嘆之意。我趁著洛桑土登七七八八地拼湊Momo的故事的同時，不停地從後座偷瞄和司機聊天的她的表情。雖然聽不懂他們的講話內容，但從司機幾度被Momo逗到笑得前仰後合，時不時拍打方向盤的行徑看來，不難理解流亡多年之後，Momo已然在印度找到適應的生存之道。然而，人生總不是這麼簡單的幾個畫面就足以道盡。
已經高齡八十八歲（或更老）的Momo，早在一九五九年時就已經跟隨著移民潮遷徙到印度。她的家人在文化大革命吞噬中國前，因為抵抗解放軍而成為階級鬥爭的對象，經常無預期的嚴刑拷打讓她決定出逃，並選擇與同樣花樣年華的兩個女孩結伴而行，但最後卻只有她成功地抵達了這片土地；同伴在途中被緊追在後的解放軍射殺身亡，在她眼前香消玉殞。
來到印度之後，她遇見也是同鄉的Popo，結為連理，靠著販賣手工毛衣維生，從此兩人相依為命超過半個世紀。因為膝下無子，她獨力照顧晚年臥病在床的Popo長達七年，感情更顯濃郁。因此，即使語言不通，我都可以從她緊緊鎖住的眉間，清楚地感受那種惶然的焦慮。她的前額盤踞著因磕長頭而磨擦出的硬繭，她的背脊因長年勞動與營養不良而彎曲如新月，她的臉龐清楚地鐫刻著一道道時光的河流；她的身上有數不盡的那個年代，藏人們流離顛沛的群體苦難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