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如果自己心中有愧──本阿彌光德與光甫的鑑刀之眼
一種思想，在一個時期不僅僅侷限於單一個體的生活方式，一定會波及整個社會生活。因此，我們有必要繞開一下，來觀察妙秀的思想是怎樣被她的後代所繼承。
前面已經說過，本阿彌家族自室町幕府的第一代將軍足利尊時期開始，即以刀劍鑒賞、研磨作為家業，妙秀和光悅的倫理道德觀同時貫穿於整個家業的流傳過程中。寫作《本阿彌行狀記》的光悅之孫空中齋光甫根據自己的經驗，將此事完整的記載在《本阿彌行狀記》一書中。
光甫滯留在江戶的某一天，被邀至松平安藝守的公館，武士今田四郎左衛門拿出一把插在古鞘中的鏽刀，恭恭敬敬的請求道：
「吾主囑我將此換金幣二枚，故四方求助，找人鑒看。而至今沒一個人看得上眼，奈何！尊駕能幫我鑒定一下嗎？」
光甫接過刀來仔細端詳，刀身上的銘文都已經模糊不清了，且鏽蝕不堪。但光甫立即判定這是一把寶刀。他說：
「不用再找別人了，你想出讓的話，不管什麼價格，我都願意買下，只是，可不許反悔哦。」
在場的寺西將監、淺野數馬等一群重臣見光甫這麼說，都有些疑惑不解：
「哎呀，你好像對這把刀特別中意，我們可怎麼也看不出這刀有什麼好的？」
光甫相信自己的眼光沒錯，斷言這是一把正宗寶刀。眾人都對這意外的情況感到訝異。雖然是武士，如果缺乏鑒賞眼光的話，自然無法透過鏽蝕的刀身，發現其真正的價值。
於是光甫便帶著這刀回到京都。此刀一經研磨，便光芒四射，誰看了都愛不釋手。族長光溫看了光甫拿來請教的此刀後，同樣肯定了光甫的判斷。光溫在刀身上附上價值金幣兩百五十枚的標籤，更嵌刻上「正宗」二字。在那個時代，本阿彌家族的鑒定就是有這樣的權威。
在松平家今田四郎以兩枚金幣的價格出售時，要是別的商人，一定會裝作不知情的樣子，就順勢以兩枚金幣買下。這也算不上什麼大惡事，不過是白撿了一份便宜而已。但在本阿彌家看來，以鑒賞刀劍為業的眼光既已看出真正的價值，而趁對方毫不知情之機去收買，無異於掠奪，是一件令人羞恥的行為。重要的不是金錢，自己家族在鑒賞刀劍方面的權威才令人值得誇耀與自負，這是最重要的。如果執迷於金錢，使家族的威望受到損害，無疑比死還要可怕。先前妙秀為小袖屋的瀨戶肩衝茶罐一事曾對光悅說：「你拿了那銀子的話，再好的珍品也成了俗物，你這一生也就無法再領略茶道的妙處了。」
這種思想，在他們的家業—刀劍鑒賞中同樣一脈相承。重要的不是別人怎麼看，而是自己內心的原則。哪怕是沒有人知道的事情，如果自己心中有愧，就無法寬恕自己。這才是他們最為看重的事，和那些見錢眼開，再骯髒的錢也拿得心安理得的人，無疑有著天壤之別。
因此，光溫的祖父名人光德有這麼一段逸事流傳下來。
有一次，德川家康將一把平日祕不示人的短刀拿給光德看。此刀原為前幕府將軍足利尊氏的鎮宅之寶，附有足利尊氏本人的親筆字條。是德川家康極為心愛的寶貝。
光德在御前細看了很久，誠實的對家康稟道：「此刀被重新燒鑄過，已是一件廢品。」聽了光德的話，德川家康頓時沉下臉來。
光德進而又說：「雖然附有足利尊氏的字條，但這說明不了問題。足利尊氏本人並不是刀劍鑒賞家，何況在他手上的刀還是新的。」
話說得這麼斬釘截鐵，毫無迴轉餘地，德川家康從此再也沒有召見過他。光德認為即使在最高當權者德川家康面前，要他說出違背自己本心的話，還不如去死。毫不畏懼地直言自己的真實所見，這才是光德。自己才是刀劍鑒賞的絕對權威，這種驕傲哪怕是在最高當權者面前也絕不改變。
《本阿彌行狀記》在這段逸事後解釋道：不管是多麼魯鈍、不善諂媚的人，知道這是將軍的祕藏之寶，又是在御前群臣面前，大概沒有人會純真到會說出這刀是廢品之類的話。
由此可見，本阿彌家族最看重的是自己對自己的誠實，對社會有時也要有近乎愚昧的剛直。比起待人接物的圓滑，他們更怕違背自己的本心。這一定是當時日本社會相當珍貴的心靈思想。
他們這麼早就擁有這種近代人的意識，我以為是由於這個家族世世代代都是虔誠的法華宗信徒。換而言之，正是由於在內心深處有可畏懼的神佛存在，才不須他人的外力規範，能夠自己約束自己。這個家族從第六代幕府將軍足利義教時，本阿彌清信在獄中皈依了日蓮宗的日親上人—因為不屈服於頭戴烤鍋的刑罰，被世人稱為戴鍋日親—改名本光以後，每代人都將頭髮剃光，並以光字命名，是非常虔誠的法華宗信徒。本阿彌家族和京都的本法寺的淵源極深，可稱外護法。此後家族中甚至有人出家皈依佛門，可以說是以本法寺為精神支柱的體現。
光悅自從德川家康賜下鷹峰之地後，就在這片土地上修造了常照寺、妙秀寺、光悅寺、知足庵四座寺廟，每天醉心修行。由於敬畏神佛，即便不為世人所知，也絕不放任自己做出違背信仰的事。這便是本阿彌家族中剛直不阿的精神傳統。
《本阿彌行狀記》在談到光悅的信仰時這麼寫道：
家父光悅終生不喜阿諛奉承，尤信日蓮宗。
先前的光德同樣如此，光悅在這裡更被特別強調「終生不喜阿諛奉承」，可見已與日蓮精神結合成為一體了。
光甫在談起自己家族時說：
「本阿彌家族沒有一個具大智慧的人，至今卻仍然得到神佛庇佑，那是由於先祖的品德。因為畏懼天命、相信善惡報應，才不做違反人道的事，更不會擅行惡事。
「尤其在刀劍鑒定方面，因為是家族的頭等大事，必須眼光銳利，心無旁騖者才行。心有陰霾之人是不可能準確鑒定的。這方面有很多例子，現茲舉以下若干事例……」
於是說出光德見德川家康之刀而不阿諛的故事。
換言之，必先有了「畏懼天命」之心，才會恐懼那凡人看不見的存在，才絕對不敢做出違背本心的行為，依從自己本來的意願生活下去。這種心境同樣體現在刀劍鑒賞的家業方面，所以本阿彌家族的眼光才會出乎想像的嚴格。人生信仰和職業倫理就這樣合為一體。我們由此可知，與近代基督新教嚴厲的倫理觀大致相同的意識，已經在這家族中形成。
說得更遠一點，前不久，我在讀菲利普‧梅森的《英國紳士》一書時，發現書中有關紳士的一些論述和《本阿彌行狀記》中的記載非常相似，心裡感到極其愉快。比如在論及名譽時，書中如此敘述：
名譽乃紳士不可或缺的，對威爾來說，名譽不僅是世人對自己的評價，同樣意味著自尊心—從而亦指高潔、圓滿和自足；並且應予輕視金錢。這應是本質的。（略）威爾一文不名，但他確信無形的人格比金錢更重要。這裡說的名譽，即自尊心，也就是無形的人格。如果這段話就這麼換成《本阿彌行狀記》中的人物也絕不奇怪。不，如果在那個時代也有這種語言的話，他們一定也會那樣說的。
由此，我對現代日本商人在海外被認為「滿口都是關於金錢的話題，凡事只知用金錢去衡量」的評語感到十分悲哀。對一個紳士而言，在社交場合絕對應該迴避金錢這個話題，如果在一個崇尚藝術的國度，當人談論起繪畫的美學問題時，卻插言高談此畫的拍賣價格，豈不是太煞風景了嗎？
日本人以前絕不是這樣的。以前，他們不願在人面前談論金錢，尊重高潔的行為，把名譽看得至高無上。論天下國家時，我認為日本人討厭那些滿腦子充滿利益算計的傢伙，更重視那些坦率的陳述己見，有頭腦、有見識的人。所以本阿彌家族的故事才會如此詳盡的流傳至今。我相信，日本值得誇耀於世的，並不是躋身經濟大國，也不是成為貿易輸出大國，而是人世間最重要的「無形的人格」。
我知道，現代也有不少人敬畏這種「眼睛看不見的存在」，不會做令自己感到羞愧的事，擁有自己價值準則的人。並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只熱衷於交易、賺錢，對金額數字之外的事物不感興趣。如果日本人皆是後者，那太令人遺憾了。所以，我以光悅和妙秀為例，強調日本也還有這樣的人物。
一種思想，在一個時期不僅僅侷限於單一個體的生活方式，一定會波及整個社會生活。因此，我們有必要繞開一下，來觀察妙秀的思想是怎樣被她的後代所繼承。
前面已經說過，本阿彌家族自室町幕府的第一代將軍足利尊時期開始，即以刀劍鑒賞、研磨作為家業，妙秀和光悅的倫理道德觀同時貫穿於整個家業的流傳過程中。寫作《本阿彌行狀記》的光悅之孫空中齋光甫根據自己的經驗，將此事完整的記載在《本阿彌行狀記》一書中。
光甫滯留在江戶的某一天，被邀至松平安藝守的公館，武士今田四郎左衛門拿出一把插在古鞘中的鏽刀，恭恭敬敬的請求道：
「吾主囑我將此換金幣二枚，故四方求助，找人鑒看。而至今沒一個人看得上眼，奈何！尊駕能幫我鑒定一下嗎？」
光甫接過刀來仔細端詳，刀身上的銘文都已經模糊不清了，且鏽蝕不堪。但光甫立即判定這是一把寶刀。他說：
「不用再找別人了，你想出讓的話，不管什麼價格，我都願意買下，只是，可不許反悔哦。」
在場的寺西將監、淺野數馬等一群重臣見光甫這麼說，都有些疑惑不解：
「哎呀，你好像對這把刀特別中意，我們可怎麼也看不出這刀有什麼好的？」
光甫相信自己的眼光沒錯，斷言這是一把正宗寶刀。眾人都對這意外的情況感到訝異。雖然是武士，如果缺乏鑒賞眼光的話，自然無法透過鏽蝕的刀身，發現其真正的價值。
於是光甫便帶著這刀回到京都。此刀一經研磨，便光芒四射，誰看了都愛不釋手。族長光溫看了光甫拿來請教的此刀後，同樣肯定了光甫的判斷。光溫在刀身上附上價值金幣兩百五十枚的標籤，更嵌刻上「正宗」二字。在那個時代，本阿彌家族的鑒定就是有這樣的權威。
在松平家今田四郎以兩枚金幣的價格出售時，要是別的商人，一定會裝作不知情的樣子，就順勢以兩枚金幣買下。這也算不上什麼大惡事，不過是白撿了一份便宜而已。但在本阿彌家看來，以鑒賞刀劍為業的眼光既已看出真正的價值，而趁對方毫不知情之機去收買，無異於掠奪，是一件令人羞恥的行為。重要的不是金錢，自己家族在鑒賞刀劍方面的權威才令人值得誇耀與自負，這是最重要的。如果執迷於金錢，使家族的威望受到損害，無疑比死還要可怕。先前妙秀為小袖屋的瀨戶肩衝茶罐一事曾對光悅說：「你拿了那銀子的話，再好的珍品也成了俗物，你這一生也就無法再領略茶道的妙處了。」
這種思想，在他們的家業—刀劍鑒賞中同樣一脈相承。重要的不是別人怎麼看，而是自己內心的原則。哪怕是沒有人知道的事情，如果自己心中有愧，就無法寬恕自己。這才是他們最為看重的事，和那些見錢眼開，再骯髒的錢也拿得心安理得的人，無疑有著天壤之別。
因此，光溫的祖父名人光德有這麼一段逸事流傳下來。
有一次，德川家康將一把平日祕不示人的短刀拿給光德看。此刀原為前幕府將軍足利尊氏的鎮宅之寶，附有足利尊氏本人的親筆字條。是德川家康極為心愛的寶貝。
光德在御前細看了很久，誠實的對家康稟道：「此刀被重新燒鑄過，已是一件廢品。」聽了光德的話，德川家康頓時沉下臉來。
光德進而又說：「雖然附有足利尊氏的字條，但這說明不了問題。足利尊氏本人並不是刀劍鑒賞家，何況在他手上的刀還是新的。」
話說得這麼斬釘截鐵，毫無迴轉餘地，德川家康從此再也沒有召見過他。光德認為即使在最高當權者德川家康面前，要他說出違背自己本心的話，還不如去死。毫不畏懼地直言自己的真實所見，這才是光德。自己才是刀劍鑒賞的絕對權威，這種驕傲哪怕是在最高當權者面前也絕不改變。
《本阿彌行狀記》在這段逸事後解釋道：不管是多麼魯鈍、不善諂媚的人，知道這是將軍的祕藏之寶，又是在御前群臣面前，大概沒有人會純真到會說出這刀是廢品之類的話。
由此可見，本阿彌家族最看重的是自己對自己的誠實，對社會有時也要有近乎愚昧的剛直。比起待人接物的圓滑，他們更怕違背自己的本心。這一定是當時日本社會相當珍貴的心靈思想。
他們這麼早就擁有這種近代人的意識，我以為是由於這個家族世世代代都是虔誠的法華宗信徒。換而言之，正是由於在內心深處有可畏懼的神佛存在，才不須他人的外力規範，能夠自己約束自己。這個家族從第六代幕府將軍足利義教時，本阿彌清信在獄中皈依了日蓮宗的日親上人—因為不屈服於頭戴烤鍋的刑罰，被世人稱為戴鍋日親—改名本光以後，每代人都將頭髮剃光，並以光字命名，是非常虔誠的法華宗信徒。本阿彌家族和京都的本法寺的淵源極深，可稱外護法。此後家族中甚至有人出家皈依佛門，可以說是以本法寺為精神支柱的體現。
光悅自從德川家康賜下鷹峰之地後，就在這片土地上修造了常照寺、妙秀寺、光悅寺、知足庵四座寺廟，每天醉心修行。由於敬畏神佛，即便不為世人所知，也絕不放任自己做出違背信仰的事。這便是本阿彌家族中剛直不阿的精神傳統。
《本阿彌行狀記》在談到光悅的信仰時這麼寫道：
家父光悅終生不喜阿諛奉承，尤信日蓮宗。
先前的光德同樣如此，光悅在這裡更被特別強調「終生不喜阿諛奉承」，可見已與日蓮精神結合成為一體了。
光甫在談起自己家族時說：
「本阿彌家族沒有一個具大智慧的人，至今卻仍然得到神佛庇佑，那是由於先祖的品德。因為畏懼天命、相信善惡報應，才不做違反人道的事，更不會擅行惡事。
「尤其在刀劍鑒定方面，因為是家族的頭等大事，必須眼光銳利，心無旁騖者才行。心有陰霾之人是不可能準確鑒定的。這方面有很多例子，現茲舉以下若干事例……」
於是說出光德見德川家康之刀而不阿諛的故事。
換言之，必先有了「畏懼天命」之心，才會恐懼那凡人看不見的存在，才絕對不敢做出違背本心的行為，依從自己本來的意願生活下去。這種心境同樣體現在刀劍鑒賞的家業方面，所以本阿彌家族的眼光才會出乎想像的嚴格。人生信仰和職業倫理就這樣合為一體。我們由此可知，與近代基督新教嚴厲的倫理觀大致相同的意識，已經在這家族中形成。
說得更遠一點，前不久，我在讀菲利普‧梅森的《英國紳士》一書時，發現書中有關紳士的一些論述和《本阿彌行狀記》中的記載非常相似，心裡感到極其愉快。比如在論及名譽時，書中如此敘述：
名譽乃紳士不可或缺的，對威爾來說，名譽不僅是世人對自己的評價，同樣意味著自尊心—從而亦指高潔、圓滿和自足；並且應予輕視金錢。這應是本質的。（略）威爾一文不名，但他確信無形的人格比金錢更重要。這裡說的名譽，即自尊心，也就是無形的人格。如果這段話就這麼換成《本阿彌行狀記》中的人物也絕不奇怪。不，如果在那個時代也有這種語言的話，他們一定也會那樣說的。
由此，我對現代日本商人在海外被認為「滿口都是關於金錢的話題，凡事只知用金錢去衡量」的評語感到十分悲哀。對一個紳士而言，在社交場合絕對應該迴避金錢這個話題，如果在一個崇尚藝術的國度，當人談論起繪畫的美學問題時，卻插言高談此畫的拍賣價格，豈不是太煞風景了嗎？
日本人以前絕不是這樣的。以前，他們不願在人面前談論金錢，尊重高潔的行為，把名譽看得至高無上。論天下國家時，我認為日本人討厭那些滿腦子充滿利益算計的傢伙，更重視那些坦率的陳述己見，有頭腦、有見識的人。所以本阿彌家族的故事才會如此詳盡的流傳至今。我相信，日本值得誇耀於世的，並不是躋身經濟大國，也不是成為貿易輸出大國，而是人世間最重要的「無形的人格」。
我知道，現代也有不少人敬畏這種「眼睛看不見的存在」，不會做令自己感到羞愧的事，擁有自己價值準則的人。並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只熱衷於交易、賺錢，對金額數字之外的事物不感興趣。如果日本人皆是後者，那太令人遺憾了。所以，我以光悅和妙秀為例，強調日本也還有這樣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