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長崎的道路
一五九六年十月，西班牙商船「斐理伯號」慘遭颶風襲擊，被迫擱淺於日本土佐岸邊，也就是今天的四國高知縣一帶。
當時，船身已有多處龜裂，海水由四面八方滲入，眼看就要下沉。船員氣急敗壞地划著小艇，搶救囤積於船艙內的貴重貨品。海岸頓時成了炫目的「金銀島」，一望無際的白沙上散亂著綾羅綢緞、刺繡毛氈、閃耀著珍珠光澤的蠶絲、罕見的南洋香料、貴重的松脂蜜蠟、精美的玻璃陶瓷器皿、槍砲彈藥、以及尚未加工的銅鐵……叫樸實的土佐村民看得眼花撩亂，蔚為奇觀。
面對「自己送上門」的財富，日本官員無不動心，堅持沒收所有商品。船長當然不願意，雙方於是僵持不下。最後，某位船員沉不住氣，攤開世界地圖大聲威脅：
「這裡，這裡，還有這裡，都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而日本呢，就只是這麼一個小點而已。每到一個新的土地，我國的國王總會先派遣神父修士們前去傳佈基督信仰。如果當地人友善對待，我們也會與之保持良好的友誼。相反地，如果他們遭人欺負……國王可會派遣大軍，一舉殲滅！」
那番狂妄的恐嚇傳到當權者豐臣秀吉的耳中，令他怒不可抑。因為，「斐理伯號」雖是商船，卻也的確搭載了兩名方濟會士與不少武器。秀吉遂於一五九六年十二月八日，下令逮捕京都大阪地區以方濟會士為主的基督徒。
逮捕名單上的基督徒共有二十四名。其中包括以伯多祿神父為首的六名方濟會小兄弟與三名耶穌會士，其餘則多半是在醫院與修道院工作的在俗方濟會成員。首先，他們被押至京都人來人往的大道「一条通」的戾橋附近，當眾削去耳垂，然後被兩個兩個反綁上牛車，在繁華的京都與大阪地區遊行示眾。
在那之後，豐臣秀吉為了殺雞儆猴，命官兵一路押解眾人，徒步前往基督徒人口最多的長崎受死。從京都到長崎，是將近一千公里的漫漫長路；當時正值隆冬，狂風暴雪讓人寸步難行，他們卻因自己能仿效耶穌走上苦路而喜樂非常。素以口才聞名的耶穌會士三木保祿一路宣講福音，直至十字架上的最後一刻。途中，兩名沿路跟隨照料的基督徒自願加入，最終殉道人數遂成了二十六名。
值得一提的是，殉道者的行列中有三名男孩，分別為信仰做了可敬的見證：十二歲的茨木路易聰明活潑，個性開朗。長崎的代理行政官很喜愛他，曾經有意釋放，條件卻是「要活命，就得拋棄你的信仰！」小路易堅持不肯：「那樣的話，我寧願和神父們一起進天國。」
十三歲的安多尼出身長崎，父親是中國人木匠，母親則是日本人。在故鄉的十字架上，男孩安多尼隔著圍欄與久違的父母重逢。他以微笑安慰痛哭的雙親，並邀請小路易齊唱聖詠，直至長矛慣穿胸膛。
十四歲的小崎多默與父親一起被逮捕。他曾在旅途中寫了一封給母親的遺書，卻一直苦無機會寄出。最後，人們在小崎父親的胸襟內找到那封染血的遺書，信中諄諄囑咐母親與幼弟們堅守信仰，無須為自己與父親擔憂，並相約天國再見。
一五九七年二月五日清晨，一行人抵達長崎西坂。
面海的矮丘上豎立起二十六座十字架。殉道者被綑綁上架後，祈禱聲中，行刑人手持銳利的長矛，由兩邊交叉著刺穿他們的胸膛……就這樣，長崎西坂的土地，默默承受了日本第一批殉道者的鮮血。
雕刻家舟越保武先生為二十六殉道聖人製作了等身大小的青銅塑像，依照各人十字架的排列順序，橫列在御影石台座上。那座位於西坂紀念公園、高5.58公尺、寬17公尺的巨大紀念碑，已經成了長崎的代表性地標。在那裡，永遠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朝聖者，以各自的語言奉獻祈禱。
四百多年前，曾經有二十六個步履蹣跚卻喜形於色的身影，走在通往長崎的道路上。當時，圍觀的群眾中，肯定也有人認為他們「瘋了」。然而，殉道者的眼目卻不看稍縱即逝的世界，只專心注視即將進入的永恆。
日本二十六聖人殉道後隔年，豐臣秀吉以六十三歲之齡辭世。政權逐漸從大阪的豐臣家，轉移至以江戶（東京）為據點的德川家康手中。在那期間，被迫害的教會得到了暫時的解放。因為，德川家康為了鞏固新政權，無暇顧及信仰問題，遂對基督徒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放任態度。然而，江戶幕府的根基一旦穩固，日益增多的基督徒便成了難以忽視的威脅，是必須即早「解決」的問題。
主曆一六一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德川家康頒布「禁教令」，正式禁止傳佈「邪宗」基督信仰，並下令驅逐所有的外國傳教士及具有影響力的主要基督徒，不准他們再踏上日本的土地。根據耶穌會的紀錄，當年政府借來驅逐基督徒的，是三艘破舊的小型中國戎客船。乘客人數遠超過船隻本身的負荷量，卻被勉強塞入狹窄的船艙，宛如貨物。有人向官方負責人申述超載的不適與危險性，卻遭怒斥駁回：
「船內太擠？把女人和小孩用繩子綁好吊在船外，不就解決啦？」
當時，有一群外國傳教士懷抱著殉道的決心，選擇留下。他們分別是二十七位耶穌會士、七位方濟會士、七位道明會士、一位奧斯定會士、以及五位教區神父。這群人白天隱藏在信眾家中，晚上則偽裝成農民，暗中走訪各家，施行聖事，照顧無依無靠的羊群。《沉默》書中的耶穌會士克里斯多費雷拉（Cristóvão Ferreira），正是偷偷留下的外國傳教士之一。
在那之後，日本正式進入大迫害與殉道的苦難時期。十字架倒下了，教堂被夷為平地，傳教士辛苦建立的醫院和收容所也被毫不留情地拆毀。政府開始全面搜捕「邪教徒」，以極刑逼迫他們棄教。基督徒被迫在信仰與迫害、生命與死亡之間作抉擇。信仰則漸漸潛入地下，在官兵眼目所不及之處，安安靜靜地往下扎根。
為了斬草除根，德川幕府發明了許多搜捕信徒的「招式」，且日新益新，不斷進化。首先，在人來人往的鬧區豎立起「告密價目表」，明文規定告發神父可獲賞銀三十兩；那個價位後來甚至逐步漲至五百兩，檢舉對象也蔓延至修道士、平信徒、以及收留庇護或知而不報的一般老百姓。其次，村里鄉鄰施行牽一髮動全身的「連坐法」，將民眾分為五人小組，互相監視掌控。除此之外，所有人都必須隸屬於寺廟管轄，每年繳交蓋有廟方認證印的戶口名簿。
一六二六年起，幕府開始強制執行「踏繪」制度。
起初，只有棄教者被要求踩踏刻有十字架或耶穌瑪利亞的聖像畫，好證實其棄教的決心；後來則漸漸演變為過濾出基督徒的全民例行公事。每年正月，所有百姓均須前往地方單位，輪流踩踏「踏繪」，以證實自己不屬邪宗的清白身分。那個殘酷的制度在鎖國時期的日本持續了兩百多年，惡名甚至藉著荷蘭商船遠達歐洲。文學名著《格列佛遊記》就曾經描述，當格列佛遭遇船難漂流至日本時，懇求皇帝讓他免受那個「踩踏十字架」的儀式。遠藤周作閱讀了大量相關書籍。涉獵越深，卻越令他感到不滿。因為，被記錄成文字而留下的，只有自始至終秉持信念的模範殉道者；至於那些被迫踩上踏繪、從此背負「背叛者」汙名的弱者，卻像從未活過一般，被掩沒在歷史的灰燼中。他們不僅在信仰史上無影無蹤，也被日本的官方歷史棄之如敝屣，絕口不提。
極為匱乏的史料與斷簡殘篇，反而刺激了小說家遠藤周作的想像力。
於是，他選出四位具代表性的棄教者，繼續深入研究。其中兩名踩了踏繪的司鐸，是來自葡萄牙與義大利的耶穌會傳教士：克里斯多費雷拉與若瑟佳蘭（Giuseppe Chiara），也就是日後被遠藤周作作為原型、寫入《沉默》書中的費雷拉與洛特里哥。
主曆1614年，德川家康頒布「禁教令」，驅逐所有外國傳教士，以及像高山右近等具有影響力的基督徒領袖。當時，包括費雷拉在內的一群傳教士不忍心拋棄孤苦無依的羊群，決意留下，藏身於信徒家中。在迫害愈演愈烈的當下，那樣的決定幾乎就等同於殉道。
三年後，耶穌會士費雷拉許下了終身願，繼續遊走於今天的京都郊區、兵庫縣以及四國一帶，照顧受迫害的基督徒，並不間斷地寫信報告日本的現況。他也曾經前往九州平戶，更在長崎擔任管區顧問之職。費雷拉的牧靈足跡，可在日本史學家Léon Pagès的著作中略見端倪：「充滿恩寵與稀世才能的費雷拉神父前往平戶，聽了一千三百人的告解，眾人視他好似天使。夜晚，他漫步於海邊，執行照顧人靈的任務。」當時，不僅在日本國內，就連海外的信徒都一致堅信，就算費雷拉神父當真被捕，一定也會從容殉道。
1633年10月18日，費雷拉在長崎接受「穴吊」的刑罰，因而棄教。
在那之前，既有的刑罰固然殘酷，卻堪稱「原始」：火燒、刀砍、水淹、或直接丟入滾燙的溫泉中。然而，新發明的「穴吊」卻截然不同。受刑者被五花大綁後，倒吊進一個幾乎與身體等寬的狹窄洞穴中，底部堆積著排泄物，以至於洞中滿布異臭。逆流的血液從口、耳、鼻、或被穿了孔的臉部小穴中逐漸滲出，不僅延長被吊者的性命，更加深刑罰帶來的苦痛，使之意識混亂，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費雷拉神父棄教的消息傳回歐洲後，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基於他過去的輝煌功績，許多人不願意相信，並懷疑起消息的真偽。遠藤周作在《沉默》中描寫，有三名曾經受教於費雷拉的年輕葡萄牙耶穌會士，無論如何都不肯相信恩師會「在異教徒前搖尾乞憐」。為了證實老師的清白，他們再三懇求長上許可，讓他們親自赴日尋找真相。其中，洛特里哥神父正是貫穿《沉默》一書的主角。
正如費雷拉是真實的歷史人物，這位洛特里哥也真有其人。
主曆1642年，以路比諾神父為首的數名耶穌會司鐸，決意「向費雷拉神父伸出救援之手；再不然，至少藉著證實他的殉道，洗刷這位大前輩的棄教汙名」。那群熱血澎湃的救援者分成前後兩批，從馬尼拉乘船前往日本。第一批成員為包括路比諾在內的五位神父以及三名自願參加的平信徒，第二批則是四位神父與一名日籍修道士。第二批救援隊中，有一位出身義大利西西里島的若瑟佳蘭神父（Giuseppe Chiara），即為《沉默》中洛特里哥的模特兒。
路比諾神父帶領的第一批救援團以援助臺灣雞籠之戰的名義出發，假扮成中國人，偷渡進入日本九州的小島。他們跪在海岸邊親吻大地，卻馬上被發現並逮捕，押送至長崎。
在長崎受審的時候，他們終於見到旅程的動機～費雷拉神父。諷刺的是，站在他們眼前的，卻已經不再是那位耶穌會的傳奇人物，而是負責翻譯的「背教者澤野忠庵」。
一五九六年十月，西班牙商船「斐理伯號」慘遭颶風襲擊，被迫擱淺於日本土佐岸邊，也就是今天的四國高知縣一帶。
當時，船身已有多處龜裂，海水由四面八方滲入，眼看就要下沉。船員氣急敗壞地划著小艇，搶救囤積於船艙內的貴重貨品。海岸頓時成了炫目的「金銀島」，一望無際的白沙上散亂著綾羅綢緞、刺繡毛氈、閃耀著珍珠光澤的蠶絲、罕見的南洋香料、貴重的松脂蜜蠟、精美的玻璃陶瓷器皿、槍砲彈藥、以及尚未加工的銅鐵……叫樸實的土佐村民看得眼花撩亂，蔚為奇觀。
面對「自己送上門」的財富，日本官員無不動心，堅持沒收所有商品。船長當然不願意，雙方於是僵持不下。最後，某位船員沉不住氣，攤開世界地圖大聲威脅：
「這裡，這裡，還有這裡，都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而日本呢，就只是這麼一個小點而已。每到一個新的土地，我國的國王總會先派遣神父修士們前去傳佈基督信仰。如果當地人友善對待，我們也會與之保持良好的友誼。相反地，如果他們遭人欺負……國王可會派遣大軍，一舉殲滅！」
那番狂妄的恐嚇傳到當權者豐臣秀吉的耳中，令他怒不可抑。因為，「斐理伯號」雖是商船，卻也的確搭載了兩名方濟會士與不少武器。秀吉遂於一五九六年十二月八日，下令逮捕京都大阪地區以方濟會士為主的基督徒。
逮捕名單上的基督徒共有二十四名。其中包括以伯多祿神父為首的六名方濟會小兄弟與三名耶穌會士，其餘則多半是在醫院與修道院工作的在俗方濟會成員。首先，他們被押至京都人來人往的大道「一条通」的戾橋附近，當眾削去耳垂，然後被兩個兩個反綁上牛車，在繁華的京都與大阪地區遊行示眾。
在那之後，豐臣秀吉為了殺雞儆猴，命官兵一路押解眾人，徒步前往基督徒人口最多的長崎受死。從京都到長崎，是將近一千公里的漫漫長路；當時正值隆冬，狂風暴雪讓人寸步難行，他們卻因自己能仿效耶穌走上苦路而喜樂非常。素以口才聞名的耶穌會士三木保祿一路宣講福音，直至十字架上的最後一刻。途中，兩名沿路跟隨照料的基督徒自願加入，最終殉道人數遂成了二十六名。
值得一提的是，殉道者的行列中有三名男孩，分別為信仰做了可敬的見證：十二歲的茨木路易聰明活潑，個性開朗。長崎的代理行政官很喜愛他，曾經有意釋放，條件卻是「要活命，就得拋棄你的信仰！」小路易堅持不肯：「那樣的話，我寧願和神父們一起進天國。」
十三歲的安多尼出身長崎，父親是中國人木匠，母親則是日本人。在故鄉的十字架上，男孩安多尼隔著圍欄與久違的父母重逢。他以微笑安慰痛哭的雙親，並邀請小路易齊唱聖詠，直至長矛慣穿胸膛。
十四歲的小崎多默與父親一起被逮捕。他曾在旅途中寫了一封給母親的遺書，卻一直苦無機會寄出。最後，人們在小崎父親的胸襟內找到那封染血的遺書，信中諄諄囑咐母親與幼弟們堅守信仰，無須為自己與父親擔憂，並相約天國再見。
一五九七年二月五日清晨，一行人抵達長崎西坂。
面海的矮丘上豎立起二十六座十字架。殉道者被綑綁上架後，祈禱聲中，行刑人手持銳利的長矛，由兩邊交叉著刺穿他們的胸膛……就這樣，長崎西坂的土地，默默承受了日本第一批殉道者的鮮血。
雕刻家舟越保武先生為二十六殉道聖人製作了等身大小的青銅塑像，依照各人十字架的排列順序，橫列在御影石台座上。那座位於西坂紀念公園、高5.58公尺、寬17公尺的巨大紀念碑，已經成了長崎的代表性地標。在那裡，永遠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朝聖者，以各自的語言奉獻祈禱。
四百多年前，曾經有二十六個步履蹣跚卻喜形於色的身影，走在通往長崎的道路上。當時，圍觀的群眾中，肯定也有人認為他們「瘋了」。然而，殉道者的眼目卻不看稍縱即逝的世界，只專心注視即將進入的永恆。
日本二十六聖人殉道後隔年，豐臣秀吉以六十三歲之齡辭世。政權逐漸從大阪的豐臣家，轉移至以江戶（東京）為據點的德川家康手中。在那期間，被迫害的教會得到了暫時的解放。因為，德川家康為了鞏固新政權，無暇顧及信仰問題，遂對基督徒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放任態度。然而，江戶幕府的根基一旦穩固，日益增多的基督徒便成了難以忽視的威脅，是必須即早「解決」的問題。
主曆一六一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德川家康頒布「禁教令」，正式禁止傳佈「邪宗」基督信仰，並下令驅逐所有的外國傳教士及具有影響力的主要基督徒，不准他們再踏上日本的土地。根據耶穌會的紀錄，當年政府借來驅逐基督徒的，是三艘破舊的小型中國戎客船。乘客人數遠超過船隻本身的負荷量，卻被勉強塞入狹窄的船艙，宛如貨物。有人向官方負責人申述超載的不適與危險性，卻遭怒斥駁回：
「船內太擠？把女人和小孩用繩子綁好吊在船外，不就解決啦？」
當時，有一群外國傳教士懷抱著殉道的決心，選擇留下。他們分別是二十七位耶穌會士、七位方濟會士、七位道明會士、一位奧斯定會士、以及五位教區神父。這群人白天隱藏在信眾家中，晚上則偽裝成農民，暗中走訪各家，施行聖事，照顧無依無靠的羊群。《沉默》書中的耶穌會士克里斯多費雷拉（Cristóvão Ferreira），正是偷偷留下的外國傳教士之一。
在那之後，日本正式進入大迫害與殉道的苦難時期。十字架倒下了，教堂被夷為平地，傳教士辛苦建立的醫院和收容所也被毫不留情地拆毀。政府開始全面搜捕「邪教徒」，以極刑逼迫他們棄教。基督徒被迫在信仰與迫害、生命與死亡之間作抉擇。信仰則漸漸潛入地下，在官兵眼目所不及之處，安安靜靜地往下扎根。
為了斬草除根，德川幕府發明了許多搜捕信徒的「招式」，且日新益新，不斷進化。首先，在人來人往的鬧區豎立起「告密價目表」，明文規定告發神父可獲賞銀三十兩；那個價位後來甚至逐步漲至五百兩，檢舉對象也蔓延至修道士、平信徒、以及收留庇護或知而不報的一般老百姓。其次，村里鄉鄰施行牽一髮動全身的「連坐法」，將民眾分為五人小組，互相監視掌控。除此之外，所有人都必須隸屬於寺廟管轄，每年繳交蓋有廟方認證印的戶口名簿。
一六二六年起，幕府開始強制執行「踏繪」制度。
起初，只有棄教者被要求踩踏刻有十字架或耶穌瑪利亞的聖像畫，好證實其棄教的決心；後來則漸漸演變為過濾出基督徒的全民例行公事。每年正月，所有百姓均須前往地方單位，輪流踩踏「踏繪」，以證實自己不屬邪宗的清白身分。那個殘酷的制度在鎖國時期的日本持續了兩百多年，惡名甚至藉著荷蘭商船遠達歐洲。文學名著《格列佛遊記》就曾經描述，當格列佛遭遇船難漂流至日本時，懇求皇帝讓他免受那個「踩踏十字架」的儀式。遠藤周作閱讀了大量相關書籍。涉獵越深，卻越令他感到不滿。因為，被記錄成文字而留下的，只有自始至終秉持信念的模範殉道者；至於那些被迫踩上踏繪、從此背負「背叛者」汙名的弱者，卻像從未活過一般，被掩沒在歷史的灰燼中。他們不僅在信仰史上無影無蹤，也被日本的官方歷史棄之如敝屣，絕口不提。
極為匱乏的史料與斷簡殘篇，反而刺激了小說家遠藤周作的想像力。
於是，他選出四位具代表性的棄教者，繼續深入研究。其中兩名踩了踏繪的司鐸，是來自葡萄牙與義大利的耶穌會傳教士：克里斯多費雷拉與若瑟佳蘭（Giuseppe Chiara），也就是日後被遠藤周作作為原型、寫入《沉默》書中的費雷拉與洛特里哥。
主曆1614年，德川家康頒布「禁教令」，驅逐所有外國傳教士，以及像高山右近等具有影響力的基督徒領袖。當時，包括費雷拉在內的一群傳教士不忍心拋棄孤苦無依的羊群，決意留下，藏身於信徒家中。在迫害愈演愈烈的當下，那樣的決定幾乎就等同於殉道。
三年後，耶穌會士費雷拉許下了終身願，繼續遊走於今天的京都郊區、兵庫縣以及四國一帶，照顧受迫害的基督徒，並不間斷地寫信報告日本的現況。他也曾經前往九州平戶，更在長崎擔任管區顧問之職。費雷拉的牧靈足跡，可在日本史學家Léon Pagès的著作中略見端倪：「充滿恩寵與稀世才能的費雷拉神父前往平戶，聽了一千三百人的告解，眾人視他好似天使。夜晚，他漫步於海邊，執行照顧人靈的任務。」當時，不僅在日本國內，就連海外的信徒都一致堅信，就算費雷拉神父當真被捕，一定也會從容殉道。
1633年10月18日，費雷拉在長崎接受「穴吊」的刑罰，因而棄教。
在那之前，既有的刑罰固然殘酷，卻堪稱「原始」：火燒、刀砍、水淹、或直接丟入滾燙的溫泉中。然而，新發明的「穴吊」卻截然不同。受刑者被五花大綁後，倒吊進一個幾乎與身體等寬的狹窄洞穴中，底部堆積著排泄物，以至於洞中滿布異臭。逆流的血液從口、耳、鼻、或被穿了孔的臉部小穴中逐漸滲出，不僅延長被吊者的性命，更加深刑罰帶來的苦痛，使之意識混亂，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費雷拉神父棄教的消息傳回歐洲後，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基於他過去的輝煌功績，許多人不願意相信，並懷疑起消息的真偽。遠藤周作在《沉默》中描寫，有三名曾經受教於費雷拉的年輕葡萄牙耶穌會士，無論如何都不肯相信恩師會「在異教徒前搖尾乞憐」。為了證實老師的清白，他們再三懇求長上許可，讓他們親自赴日尋找真相。其中，洛特里哥神父正是貫穿《沉默》一書的主角。
正如費雷拉是真實的歷史人物，這位洛特里哥也真有其人。
主曆1642年，以路比諾神父為首的數名耶穌會司鐸，決意「向費雷拉神父伸出救援之手；再不然，至少藉著證實他的殉道，洗刷這位大前輩的棄教汙名」。那群熱血澎湃的救援者分成前後兩批，從馬尼拉乘船前往日本。第一批成員為包括路比諾在內的五位神父以及三名自願參加的平信徒，第二批則是四位神父與一名日籍修道士。第二批救援隊中，有一位出身義大利西西里島的若瑟佳蘭神父（Giuseppe Chiara），即為《沉默》中洛特里哥的模特兒。
路比諾神父帶領的第一批救援團以援助臺灣雞籠之戰的名義出發，假扮成中國人，偷渡進入日本九州的小島。他們跪在海岸邊親吻大地，卻馬上被發現並逮捕，押送至長崎。
在長崎受審的時候，他們終於見到旅程的動機～費雷拉神父。諷刺的是，站在他們眼前的，卻已經不再是那位耶穌會的傳奇人物，而是負責翻譯的「背教者澤野忠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