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舊慣的纏足、辮子，不需要放在「政治不正確」有色眼鏡底下觀察，更不想從「政治正確」為殖民主義政策辯護，本章只是以身體技術為討論基礎，藉此探詢視覺主義、臺灣話語書寫，私密日記、紀錄前人所透露的時代記憶，如此或許可以釐清臺灣人成為日本人過程，最核心的知識／權力／身體三者交會空間。
纏足、辮子，如果被視為一種清代臺灣人的象徵資本，那麼累積這種資本有助於象徵權力取得。女性纏足小腳不僅是在婚禮過門時的炫耀，也形成普遍相信纏足女子結婚較好命的主流信念。男人辮子與清代赴臺灣就任官員一致，有著平起平坐的地位象徵。日本殖民者急於改變臺灣人的身體，除了健康、衛生、經濟等理由，是否也是一種象徵性的鬥爭，從而使得統治者自己的身體慣習乃至生活風格與品味，都成為被支配階級的模仿對象？布赫迪厄認為（Bourdieu/ Wacquant 1992：143）：主流文化合法化的過程（l’acceptation doxique），免不了要經過象徵暴力與象徵的衝突，包括強制一套社會的合法定義，以穩定社會秩序的再生產、及透過特殊用字以貶低被支配階層的文化等，相當於一種知識、文化的權力關係。
一般人可能都以為身體是自然界的產物，只是自然而然生長而已，而忽略了那其實是社會文化的產物。在日本統治臺灣之前，女性可能因纏足很嫁入豪門，而男性也可能纏辮子而走入官場。這種馴服性（docilité），可以解釋權力與身體的微妙關係（Foucault 1975：138）。權力對身體的細緻控制與馴服幾乎無所不在，戰後戒嚴時代的「髮禁」曾是臺灣中小學生共同的時代烙痕。解嚴後臺灣人的身體看似解放，卻逐漸資本主義化。五花八門的醫療美容，更是將身體視為利潤禁臠與權力處置的對象。有時似乎很難理解這些整型手術，在鋒利手術刀底下切割、拉皮、抽脂、隆乳等是如何血淋淋，而民眾為什麼仍趨之若鶩，願意付出鉅額費用並交出自己的身體，甚至不乏事後向媒體哭訴整型失敗的案例？同樣的，解纏運動批評最有力的理由莫過於纏足過程的殘酷，伴隨幾乎是慘不忍睹的哀嚎啼哭。時過境遷，我們也很難理解那個時代社會非常重要的慣習，為何母親非得藉著身體技術來改變小女兒的腳踝不可？可能就像時下流行新名詞「事業線」，當年纏小腳女性嫁入豪門也是一種主流信念吧。他們付出身體的痛苦，甚至不惜代價只為了獲得「美」。美本身，可能並非表面形容詞意涵或欣賞對象等而已，而是個人企圖以身體技術或身體儀態來獲得的文化標的，而更深層耐人尋味的是，它隱藏了權力滲透或資源分配的關係。
從外在觀點來看，這種身體缺乏勞動生產的經濟價值，因而改變臺灣人身體是明確的目標。著手改革則從上層仕紳階層，開始改變象徵資本的認定。臺灣女性身體的改造，是由天足會與臺灣總督府官員等男性主導，女性聲音幾乎是聽不到的。視覺主義除了客觀知識與傳播，同時也隱含著臺灣知識建構與權力介入。知識與權力其實是相互蘊涵的，沒有一種權力關係不需要相應的知識建構，也沒有一種知識不是同時預設與建構了某種權力關係。邊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的全景敞視主義，體現在監獄建築的縱軸上，監看者對被監看者具有高能見度，而橫軸上被監看者彼此之間則全然不可見。這種可見／不可見關係，正是理性操作秩序的保障。（Foucault 1975：201）臺灣婦女纏足置於監看之下，不僅醫學知識建構，也收錄在伊能嘉矩、片岡巖等民族誌，用來針對臺灣人身體技術的「除魅化」手段。隨著情境變遷，任何只要是足以打擊原有象徵資本信譽的消息，都不斷地在官方媒體放送。身體作為一種象徵資本的爭奪對象，從官方到民間製造輿論，貶低對方的象徵資本為「野蠻」、「陋習」，乃至爭奪主流信念，而終於被廣泛接受成為主流信念。即使只是剪掉辮子，臺灣知識菁英並非我們想像的那麼積極，而是在同儕壓力下半推半就才完成。面對身體改變，他們可能一點都不是公開場合演講致詞的歡欣鼓舞，而是在私密日記寫下心情沮喪與狼狽不堪。身體改變的關鍵時刻，可說是日治時代改造臺灣人靈魂的縮影，從社會上層階層知識菁英開始，到後來成為社會普遍的主流文化。
這種身體歷史一直血淋淋地發生在臺灣改朝換代階段，發生在官方意圖改造臺灣人的過程。不僅纏足、辮子，臺灣原住民的黥面刺青，更因為連結至讓侵入者聞風喪膽的出草習俗，當然一併列入禁止清單。改造了身體，等於塑造了新的靈魂。原住民刺青並非外表美／醜觀感問題，而是傳統祖靈信仰：沒有黥面如何在死後登上彩虹橋？從這種角度來思考霧社事件（1930），或許更能理解他們明知那是不可能的徒勞反抗，在流血衝突後，有的賽德克族人卻是忙著為自己黥面。奪回自己身體，找回自己的靈魂，或許才是他們真正最後的勝利。
臺灣知識建構與社會習俗改革不能說沒有邏輯關連，至少是為了後者實踐所做的準備。這種知識是從自官方權力孕育而來。權力，就像《臺灣風俗志》的婦女纏足圖示，是一種完全穿透的知識，也是一種監視。
纏足、辮子，如果被視為一種清代臺灣人的象徵資本，那麼累積這種資本有助於象徵權力取得。女性纏足小腳不僅是在婚禮過門時的炫耀，也形成普遍相信纏足女子結婚較好命的主流信念。男人辮子與清代赴臺灣就任官員一致，有著平起平坐的地位象徵。日本殖民者急於改變臺灣人的身體，除了健康、衛生、經濟等理由，是否也是一種象徵性的鬥爭，從而使得統治者自己的身體慣習乃至生活風格與品味，都成為被支配階級的模仿對象？布赫迪厄認為（Bourdieu/ Wacquant 1992：143）：主流文化合法化的過程（l’acceptation doxique），免不了要經過象徵暴力與象徵的衝突，包括強制一套社會的合法定義，以穩定社會秩序的再生產、及透過特殊用字以貶低被支配階層的文化等，相當於一種知識、文化的權力關係。
一般人可能都以為身體是自然界的產物，只是自然而然生長而已，而忽略了那其實是社會文化的產物。在日本統治臺灣之前，女性可能因纏足很嫁入豪門，而男性也可能纏辮子而走入官場。這種馴服性（docilité），可以解釋權力與身體的微妙關係（Foucault 1975：138）。權力對身體的細緻控制與馴服幾乎無所不在，戰後戒嚴時代的「髮禁」曾是臺灣中小學生共同的時代烙痕。解嚴後臺灣人的身體看似解放，卻逐漸資本主義化。五花八門的醫療美容，更是將身體視為利潤禁臠與權力處置的對象。有時似乎很難理解這些整型手術，在鋒利手術刀底下切割、拉皮、抽脂、隆乳等是如何血淋淋，而民眾為什麼仍趨之若鶩，願意付出鉅額費用並交出自己的身體，甚至不乏事後向媒體哭訴整型失敗的案例？同樣的，解纏運動批評最有力的理由莫過於纏足過程的殘酷，伴隨幾乎是慘不忍睹的哀嚎啼哭。時過境遷，我們也很難理解那個時代社會非常重要的慣習，為何母親非得藉著身體技術來改變小女兒的腳踝不可？可能就像時下流行新名詞「事業線」，當年纏小腳女性嫁入豪門也是一種主流信念吧。他們付出身體的痛苦，甚至不惜代價只為了獲得「美」。美本身，可能並非表面形容詞意涵或欣賞對象等而已，而是個人企圖以身體技術或身體儀態來獲得的文化標的，而更深層耐人尋味的是，它隱藏了權力滲透或資源分配的關係。
從外在觀點來看，這種身體缺乏勞動生產的經濟價值，因而改變臺灣人身體是明確的目標。著手改革則從上層仕紳階層，開始改變象徵資本的認定。臺灣女性身體的改造，是由天足會與臺灣總督府官員等男性主導，女性聲音幾乎是聽不到的。視覺主義除了客觀知識與傳播，同時也隱含著臺灣知識建構與權力介入。知識與權力其實是相互蘊涵的，沒有一種權力關係不需要相應的知識建構，也沒有一種知識不是同時預設與建構了某種權力關係。邊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的全景敞視主義，體現在監獄建築的縱軸上，監看者對被監看者具有高能見度，而橫軸上被監看者彼此之間則全然不可見。這種可見／不可見關係，正是理性操作秩序的保障。（Foucault 1975：201）臺灣婦女纏足置於監看之下，不僅醫學知識建構，也收錄在伊能嘉矩、片岡巖等民族誌，用來針對臺灣人身體技術的「除魅化」手段。隨著情境變遷，任何只要是足以打擊原有象徵資本信譽的消息，都不斷地在官方媒體放送。身體作為一種象徵資本的爭奪對象，從官方到民間製造輿論，貶低對方的象徵資本為「野蠻」、「陋習」，乃至爭奪主流信念，而終於被廣泛接受成為主流信念。即使只是剪掉辮子，臺灣知識菁英並非我們想像的那麼積極，而是在同儕壓力下半推半就才完成。面對身體改變，他們可能一點都不是公開場合演講致詞的歡欣鼓舞，而是在私密日記寫下心情沮喪與狼狽不堪。身體改變的關鍵時刻，可說是日治時代改造臺灣人靈魂的縮影，從社會上層階層知識菁英開始，到後來成為社會普遍的主流文化。
這種身體歷史一直血淋淋地發生在臺灣改朝換代階段，發生在官方意圖改造臺灣人的過程。不僅纏足、辮子，臺灣原住民的黥面刺青，更因為連結至讓侵入者聞風喪膽的出草習俗，當然一併列入禁止清單。改造了身體，等於塑造了新的靈魂。原住民刺青並非外表美／醜觀感問題，而是傳統祖靈信仰：沒有黥面如何在死後登上彩虹橋？從這種角度來思考霧社事件（1930），或許更能理解他們明知那是不可能的徒勞反抗，在流血衝突後，有的賽德克族人卻是忙著為自己黥面。奪回自己身體，找回自己的靈魂，或許才是他們真正最後的勝利。
臺灣知識建構與社會習俗改革不能說沒有邏輯關連，至少是為了後者實踐所做的準備。這種知識是從自官方權力孕育而來。權力，就像《臺灣風俗志》的婦女纏足圖示，是一種完全穿透的知識，也是一種監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