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文試閱一】
在山與海的交界
　　早晨一睜開雙眼，所見到的竟全是山，峰與峰之間錯落相連，直到天邊。
　　但山巒的顏色並不翠綠，就像是被誰兜頭潑了一盆冷水似的，淋漓灰青，又像是淚水幽幽滲出了紙端，教人看了只是莫名地一怔。
　　所以這哪裡能算得上是城市呢？ 或許因為如此，我總是堅持說自己是「北投人」，而不是「台北人」。
　　也或許是，北投原來就不屬於台北。
　　清朝時，北投歸於淡水廳的管轄，日治時期又以大屯山系的最高峰「七星山」為名，劃入了七星郡。這一帶向來就是山高水遠，自成一處化外之地，我因此愛淡水和七星之名，遠遠勝過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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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投正式被納入台北市的範圍，竟是遲至一九六〇年代末期的事了。
　　但即使如此，當一九七五年我們全家人從高雄北上，落腳在北投之時，住家的附近卻仍然多是一派農村的恬淡氛圍，而日常生活中所慣見到的風景，也大多是蒼茫無邊的淡水河以及關渡平原，總是讓我不禁聯想到「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之類的詩句，和現代化的城市根本沾不上邊。
　　也或許我只是不明白，所謂的城市究竟應該是什麼模樣？
　　來到北投的那一年我才七歲，先前只是一個懞懂的孩子，回憶起來，在高雄的日子唯有窗外周而復始的日升日落，歲月無聲無息地滑過，就像是一部靜默的黑白電影，竟想不出有什麼悲哀和歡喜可言。
　　但來到北投以後世界卻大不相同了。陌生的異鄉忽然跳出了顏色、聲音和氣味，強烈的光影不安地閃爍著，躁動著，讓我驚怯睜大了眼，惶惶不知所措。我開始懷念起高雄那份明亮到過分純粹的陽光了，乾燥無雨的天氣，空中總是白雲朗朗，以及左營鄉下外婆家的磨石子地面，即便是在炎炎的夏日赤腳踩上去，也是傳來一股透澈心肺的冰涼。
　　然而這一切全都消失無蹤了。
　　就連高雄鄰居皮鞋店和我同年紀的小女孩，天天一起結伴上學玩耍，我卻也想不起她的名字和長相了，只剩下一團朦朧的黑影。反倒是她家店門口擺在玻璃櫃中的一排黑色男鞋，始終令我印象深刻。在無人的午後陽光籠罩之下，它們顯得既無助又徬徨，彷彿困惑著不知道下一步該要走向何方？
　　那些皮鞋還在玻璃櫃中等待著未知的主人，但我卻已經提早一步先行離開了。搬家那天，我坐上了載滿舊家具的卡車，準備一路搖搖晃晃地北上。鄰居小女孩就坐在皮鞋店前的小圓凳上，望著我，遲疑地揮了揮手。
　　那是道別的手勢，從此不復得見。
　　我想我必然是哭了。遷徙是啟蒙的開始，我的生命將要退回到一片空白的原點，重新來過一遍。我沉默地抵抗著，為注定即將失去的一切流下了絕望的淚水。但這有什麼用呢？ 又有誰會覺得孩子的眼淚是珍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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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近傍晚的時分，搬家卡車終於來到了尊賢街，那是我們在北投的第一個住家。夕陽昏黃的餘暉鋪滿了巷子兩側的公寓，映襯得一樓鐵門的朱紅油漆更加斑駁，像是誤闖入一齣未老先衰的夢境，黯然得教人心驚。
　　後來，我們多半把那一帶稱之為「石牌」，而認為更往北走越過公館路以後才能夠算是北投。但「石牌」這兩個字總是讓我覺得又硬又冷，像是鐫刻著某種權威話語的石碑，神聖而不可侵犯，並不存在一絲一毫可以妥協的柔軟空間。
　　果然那附近也大多是些道德意味濃厚的街名，從「尊賢」、「實踐」、「明德」、「自強」到「立農」，再再向我們訓示著一種理想崇高的人格。
　　這些街名雖然取得堂皇，卻也多是些狹窄的尋常巷弄罷了，以柏油瀝青鋪成，縱橫交錯，切割出來一大片六〇年代以後才在台北街頭大量湧現，清一色是灰色洗石子牆的四層樓公寓。它們的造型方正，中規中矩，一如居住在其中的也大多是些勤勉樸實而面容拘謹的軍公教人員。
　　我們在尊賢街只住不到短短的兩年，又改搬到實踐街去。就像蒼蠅飛起在空中盤旋數圈之後，總會固執地又要落回原點，日後我們就在這些巷弄之間搬來搬去的，而新舊的住處往往不出三百公尺遠。
　　也是要等到多年以後，我才恍然大悟「實踐」之名的源頭，竟是因為街尾有一座國民黨專門訓練高階軍官的「實踐學社」，前身還是日本帝國陸軍的軍事顧問組織「白團」。
　　我從未意識到，原來住家的附近就隱藏著一個如此神祕的軍事組織？只知道實踐街口確實終年瀰漫著一股令人敬畏的氣息。那是四棟中央社的宿舍，同樣是低調的灰色公寓，我每天上學放學都必定會打門口經過，得以窺見出入在其中的社員。他們大多身穿白襯衫手提黑色的公事包，低著頭行色匆匆，彷彿包裡裝的全是一些不可洩漏的天機。
　　這就是我所認知的石牌。
　　至於北投，還要落在更遠之處，那朝向地平線盡頭綿延的大屯山脈，終年飄散著青白的山嵐和硫磺煙霧，以及更遠的淡水，日復一日向這片陸地送來海洋鹹濕的氣息，彷彿以一個更加遼闊而美的世界在殷殷召喚著我。
　　那是山與海混沌的交界，夜與夢的黑洞，我生命中最初讀到的一首詩，句句都是命運的隱喻，讓我不禁悠然神往，卻又每每悵然若失於它是如此的晦澀不可解。

【內文試閱二】
那正在街頭燃燒的一切
　　關於八〇年代，我特別記得的就是一九八七年，並不是因為台灣解嚴──我還沒有如此巨大的歷史感，而是那一年我恰好高三，畢業前夕教官突然在朝會上宣布：因為解嚴，學校的髮禁也一併宣告解除，從現在起你們可以把頭髮留長了。
　　雖然搞不清楚戒嚴和髮禁究竟有什麼關係？但對於十八歲的女孩而言，頭髮之事非同小可，念茲在茲，操場上爆出歡聲雷動，大家感動得相擁幾乎掉下熱淚。只可惜畢業在即，頭髮又不能在一瞬之間留長，我們只好跑到美容院去把頭髮削得更薄更短，一種當時最流行的羽毛剪，也算是以頭髮來宣告了解嚴之後的自主權。
　　所以解嚴是從自己的身體開始的，接下來才輪到了大腦。
　　七月揮汗如雨考完了聯考，我把高中三年下來累積的教科書一頁頁撕開，本來想放一把火將它們燒得精光，才算是壯烈，後來又嫌麻煩，乾脆全扔給垃圾車運走，不但毫無留戀之情，還有如釋重負的快樂，卻又不免詫異著自己居然可以痛恨知識到這種地步。
　　於是就這樣稀里糊塗畢了業，我從聯考的桎梏中解脫，也脫下高中三年身上那襲一陳不變的白衣黑裙，從此青春的小鳥拍拍翅膀飛出牢籠，自由自在海闊天空，哪裡還有時間回顧？
　　只記得為高中生涯劃下句點的，不是畢業典禮，而是體育老師帶我們去石門水庫露營。他是台灣赤足滑水的國手，特地要在我們這群女孩前大顯一番身手，只見他光著雙腳被一艘白色快艇拖著，輕功水上飄似的快速從藍綠色的湖水上掠過，濺出了一道道驚人的水花，現出繽紛而迷離的七彩虹暈，彷彿是我們一場告別青春的成年禮。
　　就在那天傍晚我和K共划一艘木舟，一直划入石門水庫的最深處。K是我高中三年最要好的同學，相較於我的急躁粗心，她總是溫柔而嫻靜。黃昏時分環湖四周的林蔭幽幽，我一不小心手一滑，木槳居然掉落水中，沒幾秒就直直沉到湖底。
　　沒了槳，要如何把船划回岸去？我只好急著向碼頭上的同學招手求救，也不知道她們到底有沒有看見？夕陽西下，山裡的天色迅速轉暗，只見岸上遙遙的燈光閃爍，傳來隱約的笑語，卻都被湖水一一吞沒，而四下靜悄悄地只聽得見我和K的呼吸。
　　百年修得同船渡。所以我和K真是有緣，但不知是緣深還是緣淺？當時的我們渾然不知十多年過後，K會喪生於高速公路上的一場客運大火。
　　我卻始終清晰地記得，那天石門水庫所蕩漾著夢幻般的紫藍色光影，映照她一雙深邃又烏黑的大眼，而我在K的眼裡看見了自己：同樣是十八歲，同樣對於即將迎來的大學生涯充滿了樂觀期待。我們於是忘了對未來本該有的忐忑與不安，就在那一年的九月分手，迫不及待飛往了各自的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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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屬於我的這一世代經常被稱之為「學運世代」。
這個標籤難免以偏概全，卻也多少具有某種程度的準確，因為就算我們不是學運中的一分子，也必定是一個旁觀者或是路過之人，而在有意無意之中對於運動有了深淺不一的涉入。
尤其我讀的又是台大政治系，這是我在大學聯考填下的第一志願，如今回頭再看這個選擇未免有點古怪，卻都該歸咎於八〇年代成功的黨國教育，使我到了十八歲卻依然懷抱著一種天真到近乎愚騃的理想，以為一個有志的青年就該從政報效國家。
當我果真如願以償進入了政治系，所經歷到的第一次震撼洗禮就是學生會長選舉，如火如荼在校園中展開。那其實也不過是一場學生級的選舉罷了，但兩位候選人的背後卻有不同的政黨在支持，彼此之間廝殺激烈，謠言耳語不斷，黑函和黑金滿天飛，儼然已經是一個社會選舉的小小雛形。
才剛從漫長威權年代之中掙脫出來的我們，形同是一群民主的新生兒，還停留在牙牙學語的階段，又如何能夠懂得文明的規範？ 於是選舉時一拚鬥起來，就不免原形畢露，全淪為了一隻隻齜牙咧嘴的野獸。
我這才發現自己是何等的幼稚和愚蠢，原來政治不是青年報效國家的浪漫理想，而是血淋淋的權力運作。大一的必修課是政治學，教授在黑板上寫得密密麻麻，我拚命地抄著筆記，卻都是紙上談兵。一整年的課堂下來我只記得一句話：「政治就是眾人的利益分配」，而其餘全都還給了教授忘得一乾二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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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說到底，政治無關個人的理想和犧牲奉獻，而是眾人的利益分配。
我腦筋卻一時運轉不過來，就這樣茫茫然度過了新鮮人的一年，聽學長姊說社團才是大學的必修學分，便嘗試去造訪一些頗為活躍的學運社團如大新社、大陸社和大傳社，卻多半是躲在角落，默默聆聽那些嘴裡叼著香菸、腳趿藍白拖的社團老骨頭們口沫橫飛。
後來又在同學的慫恿下參加了一些服務性社團，這是七〇年代鄉土文學運動的產物，來到八〇年代在台大的校園仍屬主流。但我依然不免懷疑上山下海走入偏鄉，除了造就一個熱情滿滿的暑假之外，究竟是在服務自己？還是服務別人？
當年流行學者從政，政治系有幾位留學歸國的年輕老師投入選舉，我也自告奮勇到競選總部幫忙，成為學生助選員之一，沒日沒夜站在街頭發傳單，綁布條，插旗子。我還在學長的指導下模仿海德公園的「演說之角」（Speakers' Corner），也搬了一張小圓凳拿起擴音器，就站在北投的黃昏市場前拉票演說。
但我一站上去才發現凳子居然有這麼高？ 眼見底下一大片黑壓壓的頭顱洶湧，雙腿就忍不住發抖，聽到自己的聲音從擴音器中傳出來，更是尖銳刺耳得陌生，反倒能聽得一清二楚的，是從夜市傳來人們吃吃的嘲笑聲。
一個大學生究竟是否知道得比一個賣菜的攤販還多？ 我連自己都沒辦法說服了，更何況是他人？ 我成了一個徹底的懷疑論者，對於那些堂而皇之的宣言或口號，不管是來自哪一方的，我都懷疑。
想像之中的浪漫青年，來到現實竟成了一個行動上的侏儒。
原來我根本不適合吃政治和選舉這行飯，相較於站在舞台上，我更喜歡當一個台下的觀眾，隱身於茫茫的人海之中，只在一旁觀察，而不會輕易地站起身來介入。
幸好八〇年代末的台北街頭，尤其是我居住的北投更是黨外重要的起源地之一，幾乎天天都在上演集會遊行和大大小小的政見發表會，到處都是可以湊熱鬧的政治嘉年華，而那才是活生生的教室，比起大學課堂不知有趣幾百倍。
這時對岸也恰好爆發六四天安門學運，我們每天一進教室，就和同學熱切傳閱報紙上的新聞，以為這正是二十世紀關鍵性的一刻，而歷史即將就要全盤改寫。但年輕的我們又怎麼能夠預知，在三十多年後的今天這場運動卻幾乎被人遺忘消失？
然而我仍記得當時因蓬萊島案坐牢而出獄的陳水扁，在北投走進某間中學操場的政見發表會時，被民眾高高扛在肩頭上，有如神降人世一般穿過人群，接受成千上萬民眾膜拜歡呼的光榮，讓整個夜都因此熊熊地燃燒沸騰。
我甚至有好幾次走到政見會的台前，以最虔誠而且神聖的心，掏出一個大學生口袋中僅有的紙鈔，鄭重地把它們投入捐款箱。
我甚至握過台獨教父的手，而他的另一隻手在二次大戰中被炸斷，始終藏在西裝褲的口袋中。
我家附近也常有封街演講，人潮塞滿了整條巷子幾乎見不到盡頭。我擠在隊伍中拚命踮起腳尖，才勉強瞧見以美麗島事件辯護而聞名的律師，正站在木板臨時搭出來的簡陋講台上，用激動的語氣搭配誇張的手勢演說。
我已經完全忘了他說些什麼？但那似乎不重要，反而是街道兩旁高高懸起的昏黃燈泡，照耀著不安蠕動的人們，有如黑夜的大海暗潮洶湧卻又金波蕩漾。那是星星點點的革命之火，正在翻滾醞釀著，只等待風起，火勢就足以一路延燒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