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識
一切都是從一個杯子開始。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我在香港開始了我的第一份新聞工作，正式加入台灣《中國時報》。主要工作是為《中國時報》美洲版提供香港和東南亞的新聞。上班地點在灣仔的熙信大廈。當時《時報》的辦公室主任是江素惠，編務主管則為後來叱吒香港政壇的資深媒體人黃毓民。
我的座位距辦公室大門最遠，緊臨落地窗。一天上班發現桌上採訪筆記的扉頁上留了一行字。「我把你的玻璃杯打破了，怎麼辦？ 李怡」
我這才知道那段時間李怡每天一早都會來《時報》辦公室，為美洲版寫一段短文（註），而他一直以來都選在這張最清靜的桌上工作。換句話說，我們每天都在不同的時間裡，共用一張書桌，卻彼此都不知道。至少他一開始並不知道那是誰的桌子，我們也從未在辦公室碰過面。
第一次見面
其實我和李怡早在一九八二年就相識。當時澳洲昆士蘭大學政治系教授邱垂亮為李怡所主持的《七十年代》月刊撰稿，報導分析在大陸所見所聞所感。他每年都會路過香港一兩次，李怡便請其餐敘。而我前幾年因在昆士蘭理工大學就讀，和邱垂亮又有親戚關係，偶而會一同前往。和李怡的第一次見面，老實說已完全沒印象，主要他們所談大多為對中國局勢的觀察，這對當時大學剛畢業的我來說真是興趣缺缺。
如果一定要說記得什麼，應該就是依稀記得李怡當時穿了件剪裁合宜的純白色西裝外套。文化人多穿深色外套，至少當時是如此，所以留有模糊印象。但想來奇怪，記得的就僅止於衣服而非它的主人。
有一回應該是八三年秋吧，除了我們三位，李怡還請了《中國時報》的江素惠。江提及《中國時報》美洲版自一九八二年創刊以來，取得很不錯的成績。老闆余紀忠決定充實內容，由香港辦公室提供一個全版的港聞和半版的東南亞新聞給美國。由於版面要在香港先編排好，然後用整版傳輸的方式傳到美國，需要增加人手。邱垂亮提起我可以幫忙，而當時我也正好希望離開台灣一段時間，事情便這樣定了下來。
那年年底，我剛滿二十五歲，就隻身赴港開始了人生另一階段的新生活。
回到那張辦公桌。桌上的其實不是玻璃杯而是瓷杯，打破的是杯蓋。這是個造型典雅我很喜歡的杯子，於是我在筆記本回了句：
「燙手的山芋玻璃杯的主人不接，你說怎辦？」
「不破不立，給機會你買新玻璃杯，應該謝我。」第二天李怡回我。
打破杯還這麼理直氣壯，當場讓我覺得好笑又好氣。但也從此開始，我們有比較多的互動。
在《七十年代》兼職
為搶傳版時間，《中國時報》的工作很緊湊，但只消半天便可收工。剩下的時間可自行運用。《七十年代》人手向來精簡，李怡後來就請我part time去幫忙做些校對和出版工作，但並非每天。我至今仍記得曾幫忙編的一本書是劉曉慶的《我的路》。這本書後來也給這位中國大明星惹了麻煩：社會主義講的是國家和團隊，哪來什麼個人主義的「我的路」？
因為簽證問題，在《中國時報》工作期間每隔三個月必須離境一次。最多是去澳門，不過如果回台灣就會應李怡囑託買些黨外雜誌和書籍回來。但因為一些個人因素，每次返台心情都很沉重。
十一月十二日我從台灣回來，想先把雜誌給他。
「你明天不用去上班了！」他在電話中說，指的是時報辦公室。
「如果是真的就好了。」我笑答。
「真的。不信你去看新聞。」
聽我似乎一時愣住沒有回應，李怡說請我吃個飯聊聊吧！順便拿雜誌。
原來基於到現在都還眾說紛紜的原因－－一般相信是當時掌權的國民黨內部不同路線鬥爭的結果，就在前一天的十一月十一日，身為國民黨中常委的余紀忠老闆無預警宣布《美洲中時》停刊。
第二天到辦公室，江素惠讓大家還是正常上班，但無須發稿，喝茶看報聊天做什麼都可以，等她從台北回來再說。想來是回去見余老闆，看是否仍有轉寰餘地吧！記得當時我甚至在辦公室練起書法。可能因為這樣，同一時期在辦公室和老攝影師蘇煜欽一起跑攝影的李怡外甥徐岩，後來回杭州過年還買了一整套的書法瓷器組送我。
從《美洲中時》到《九十年代》
在停刊成定局後，離開香港回台灣成了不得不的選擇。雖然僅得短短近一年的生活，我卻很喜歡香港。那是一個東方與西方融合、傳統與現代交匯，整個社會呈現自由多元、方便有效率和充滿生命力的地方。尤其所接觸的都是我最喜歡也樂於互動的文化媒體人，所以即使九七問題已起，移民潮開始蠢動，不得不告別的離愁仍令我心情低落。
一天我上《七十年代》辦公室，打算向大家辭行。李怡讓我進他辦公室談一下。他說《七十年代》有負責中國、香港和兩岸的編輯，獨缺台灣。他一直很關心台灣，之前就有打算多添一位編輯。這段時間我在雜誌社幫忙，他徵詢了辦公室其他同仁的意見，大家覺得和我相處融洽，很歡迎我一起加入他們。所以如果我願意留下，《七十年代》可以幫我申請工作簽證，以後就不需要每三個月再離境一次。老實說我當下真是喜出望外，立刻答應了這個工作邀請。
那是一九八四年。就在我加入這一年，《七十年代》正式改名《九十年代》。也是這年，有關香港前途的《中英聯合聲明》正式在北京簽署。
註：
李怡《失敗者回憶錄》第103篇提到脫離天地自立門戶後，家計成了問題。他受邀為台灣的《中國時報》美洲版香港專頁作最後審視，並寫一段點題短文。「每天早上七點多去上班，至九點多回《七十年代》辦公室。《中時》兼職的薪資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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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事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一日，我正式加入《九十年代》。
會答應新工作，除了前述暫不想回台灣、喜歡香港之外，李怡本人已經開始成為原因之一了。他個性溫和穩重，包容大度，會站在對方角度為人著想。雖然雜誌社內外事務如麻，工作繁重壓力大，但從沒見他對任何人發過脾氣或疾言厲色。當時他的論政焦點已從中國逐漸轉向香港，影響力日增，但也從不擺架子。對任何人，尤其是年輕學子就像平輩一樣，給人溫暖親和的感覺。我喜歡個性成熟穩重、有才華和文采的人，李怡是我欣賞的典型，自然也歡喜能和這樣的人共事。
培養出珍貴革命情感
《九十年代》的工作以月為單位，從月初開編輯會議、擬定編輯方向，到邀稿、審稿、發稿、校稿、落版和配圖，環環緊扣。同時進行的還有對編輯而言壓力最大的撰稿。整個流程的焦點是公佈欄上的一張發稿單，按封面故事等不同欄目，標明每篇稿件的題目、作者和字數。最後就是開大版，確定整期雜誌的文章順序和頁碼。
我自己是沒有經歷過，但據老同事說，過去每到最後衝刺階段，就有編輯拿睡袋在辦公室打地鋪。實在精神不支就倒頭便睡，醒來繼續工作。我的時代雖然不再見睡袋，但加班是常態。有時碰到像六四這種突發事件，或中下旬才會有結果的重大宣佈（如《中英聯合聲明》）和選舉（主要是台灣大選），就更是人仰馬翻，常連飯都顧不上吃了。
《九十年代》是一份在華文世界知識階層深具影響力也備受敬重的雜誌，尤其在李怡力抗各種阻難脫離左派走自己的獨立言論之路後。大家之所以願意賣力和他一起沒命打拼，除了有共同的理念，還有對不畏權勢追求真相的堅持。日積月累的工作和挑戰，也培養出難得的互信和珍貴的革命情感。我至今仍懷念那段日子。
在《九十》工作我其實壓力很大，畢竟不是科班出身，對台灣政局的瞭解和掌握也不夠。李怡察覺了我的焦慮，多次問我工作還好嗎？會不會太辛苦？並要我不用給自己太大壓力，盡力就好。直到開始寫評論文章，也持續給我很多意見，或在看過我的稿子後給我一些建議，讓我把內容改得更具可讀性。
當時我仍住在蘭杜街的一棟出租公寓裡。那是《中國時報》辦公室斜對面有點像酒店房間的公寓。房間很小約五坪，除了一張大雙人床和床頭櫃，就是一間配備浴缸的浴室。電視機高掛牆上，連張書桌都沒有。既然下班回家只能就著張床看電視，辦公室工作又多（由於校對功力不錯，經常負責稿件的最後一校），我經常八點以後才離開。如果正好李怡當天也忙到比較晚，他有時會找我一起去用晚餐。
現在回想，當時我們是在一種不是很明確是否在交往的狀態，只知道每次聊天都很愉快。他喜歡音樂，尤其是古典樂和老歌。和他一樣，我也學過鋼琴多年，不過更熟捻的是小提琴。我還喜歡文學和詩詞。中學時每學期國文課本發下來，我第一件事就是翻到最後一課，把每一首詩背得滾瓜爛熟。
當時我還不知道李怡是文藝青年出身，酷愛詩詞，只覺得為什麼每次見面都有聊不完的話題，有這麼多共同的興趣。後來知道他也喜歡電影、藝術，包括各種形式的表演藝術。不過因為辦雜誌和論政，他這些興趣後來大多被犧牲且已久不彈此調了。總之，我們的愛好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
李怡提到他還有一項興趣是旅行。我後來發現他從年輕時代就對所有事物充滿好奇與求知慾，這是他喜歡閱讀、思考和探索的原因。他像海綿般飢渴地吸收所有生活周邊可以獲得的資訊。其實旅行是一種有趣又得以親身體驗、觀察和瞭解世界的方式，不過囿於時間和經濟條件的限制，那時的他還只能在「書中自有黃金屋」悠遊而不到「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的階段。
《九十年代》的編制從未超過十人。除了中港台和總編四位編輯，最資深也最重要的是負責財務的葉翠雲。她隨李怡從天地圖書一起到《七十年代》，認真負責忠心耿耿，不多話卻經常面帶笑容。每年春節她都給我兩個利市（紅包），因為香港人講吉利凡事求雙，所包金額則是象徵性的圖個喜氣而已。早期甚至有時只是個銅板。翠雲和我同年，她給我利市是因為依香港習俗，無分年齡長幼，都是已婚者包給未婚者。未婚者即使七老八十也只需受而無需給。這是我常開玩笑最喜歡在香港過年的原因。
翠雲和我一樣都愛集郵。雜誌社有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投稿和信件，她都會悉心剪下郵票，月底忙完和我一起分。有些郵票實在漂亮，但最開心的是發現有同屬一套的郵票。這就讓分郵票成了難事。後來我們想到一個好辦法：由一人將所有郵票分成兩份，再由另一人先挑選，可謂皆大歡喜。我們也經常會去樓下的集郵社選購大陸和澳門新出的郵票。
《九十年代》結束後我們聯繫不多，最後一次見面是二〇一六年在李怡的八十生日派對上。二〇二二年十月李怡過世嘗試聯繫她，才得悉她已於兩年前癌逝，非常震驚難過。《九十》陽盛陰衰，我們因此互動較多。在此為她記上一筆，紀念我們的友誼和感謝她曾為雜誌及同仁們所做的一切。
至於編輯方面，除了永遠的總編輯李怡和執行編輯方蘇（同時負責香港稿件），我加入時的中國編輯是後來筆名金鐘的冉懋華，他離開後常壽林加入，直到一九九七年底病逝，先後也超過十年。他的離世，引發方蘇人生無常生命短暫、想回歸畫畫的想法。最終也導致李怡「九七後已完成階段性使命」，宣佈於一九九八年五月出版最後一期後停刊的決定。
還有一位必須一提的，是《九十年代》的美術編輯魏天菲。他從七〇年代即開始part-time負責雜誌較後階段的彩頁和封面設計。每個月見他出現在辦公室就知道雜誌進度到哪了。他和大家年齡相若，也是打成一片。我對他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他酷愛榴槤，但家人無法接受那味道，於是他常常下班後買了榴槤一個人躲在公園開心享受，然後擦洗乾淨完才返家。我很同情他，因為我也愛吃榴槤。
辦公室的工作不總是繁忙緊張，月底雜誌出刊後是我們最開心的時候。當時《九十》的辦公室在灣仔地鐵站旁駱克道附近的一棟舊大樓二樓，每當樓下一聲高喊「貨到了」，我們就知道書來了。香港人喜歡賭馬賭狗玩六合彩，為免觸霉頭，他們絕口不用與「輸」同音的「書」，所以都說貨到了。我知道原因後覺得實在好笑。雜誌搬上樓後，所有同事圍著大桌將雜誌裝入已貼好訂戶名條的信封袋。一個月的辛苦化為有形的知性成果，大家一面裝一面聊天，笑聲不斷。李怡如果正好得空，也會出來和大家一起聊天裝袋。那真是我記憶中最開心的片段之一了。
另一件開心事，是中午我們經常會全辦公室一起去飲茶或吃合菜，灣仔週邊餐廳許多我們都光顧過。李怡只要沒其他飯局也會同往。他喜歡說笑話，常逗樂大家，同時也和大家分享許多我們不知道的「祕聞」。除了辦公室同事，如果時間趕巧，一些老朋友或作者也會一同參加。至今仍有印象的是張郎郎、壁華、崔少明、林保華和陳培生。此外，李怡太太梁麗儀的辦公室相距不遠，所以間中她也會來和我們共餐。
二〇二三年五月，在李怡過世、疫情阻擋三年半後我回了香港一趟。《九十年代》結束剛好四分之一世紀，我像遊魂般在灣仔附近漫無目的地穿梭遊蕩許久，特意去了他所創辦並命名的「天地圖書」、當年常去用餐的飯店（如果還在），以及曾住過的地方。慨嘆之餘，心中徒留時光飛逝，人事全非的感傷，竟至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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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失敗者回憶錄》出版後，他的五十年老友傳來訊息：《七十（九十）年代》從一九七〇出版到一九九八結束，歷時二十八年，是怡兄學思生命所繫，也是他一生文化事業的主軸。李怡不是個光棍司令，他的雜誌班底同樣貢獻了心力與青春。回憶錄的彩照頁面卻連一張編輯部人員的合照都沒有，令人遺憾。
李怡在回憶錄第149篇有一段特別提到他的辦公室同仁。對他們，他是心存感念的。在此特節錄之。
憑著共同理念，自一九八一年脫離左派陣營後，《九十年代》的員工大致上都相當穩定。主要員工都在本刊工作十年以上。負責營運和財務的是葉翠雲；執行編輯是方蘇，他兼管香港新聞的審稿與評述；負責大陸新聞的是常壽林；負責台灣新聞、後來派駐台灣既管經營又兼編務的是邱近思。他們都非常辛勞。尤其是方蘇和邱近思，都一直單身，而且也白了少年頭。而我則統籌香港、台灣兩個版本的規劃，每期寫作一點重點文章，聯絡外界，接受訪問。我很忙，但享有雜誌帶來的名聲與光環。而他們，只是默默奉獻，非常辛苦地奉獻。我對此不會無感，只是不知道怎麼說出來。
——更多精彩的內容，請詳閱《我與李怡》。
一切都是從一個杯子開始。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我在香港開始了我的第一份新聞工作，正式加入台灣《中國時報》。主要工作是為《中國時報》美洲版提供香港和東南亞的新聞。上班地點在灣仔的熙信大廈。當時《時報》的辦公室主任是江素惠，編務主管則為後來叱吒香港政壇的資深媒體人黃毓民。
我的座位距辦公室大門最遠，緊臨落地窗。一天上班發現桌上採訪筆記的扉頁上留了一行字。「我把你的玻璃杯打破了，怎麼辦？ 李怡」
我這才知道那段時間李怡每天一早都會來《時報》辦公室，為美洲版寫一段短文（註），而他一直以來都選在這張最清靜的桌上工作。換句話說，我們每天都在不同的時間裡，共用一張書桌，卻彼此都不知道。至少他一開始並不知道那是誰的桌子，我們也從未在辦公室碰過面。
第一次見面
其實我和李怡早在一九八二年就相識。當時澳洲昆士蘭大學政治系教授邱垂亮為李怡所主持的《七十年代》月刊撰稿，報導分析在大陸所見所聞所感。他每年都會路過香港一兩次，李怡便請其餐敘。而我前幾年因在昆士蘭理工大學就讀，和邱垂亮又有親戚關係，偶而會一同前往。和李怡的第一次見面，老實說已完全沒印象，主要他們所談大多為對中國局勢的觀察，這對當時大學剛畢業的我來說真是興趣缺缺。
如果一定要說記得什麼，應該就是依稀記得李怡當時穿了件剪裁合宜的純白色西裝外套。文化人多穿深色外套，至少當時是如此，所以留有模糊印象。但想來奇怪，記得的就僅止於衣服而非它的主人。
有一回應該是八三年秋吧，除了我們三位，李怡還請了《中國時報》的江素惠。江提及《中國時報》美洲版自一九八二年創刊以來，取得很不錯的成績。老闆余紀忠決定充實內容，由香港辦公室提供一個全版的港聞和半版的東南亞新聞給美國。由於版面要在香港先編排好，然後用整版傳輸的方式傳到美國，需要增加人手。邱垂亮提起我可以幫忙，而當時我也正好希望離開台灣一段時間，事情便這樣定了下來。
那年年底，我剛滿二十五歲，就隻身赴港開始了人生另一階段的新生活。
回到那張辦公桌。桌上的其實不是玻璃杯而是瓷杯，打破的是杯蓋。這是個造型典雅我很喜歡的杯子，於是我在筆記本回了句：
「燙手的山芋玻璃杯的主人不接，你說怎辦？」
「不破不立，給機會你買新玻璃杯，應該謝我。」第二天李怡回我。
打破杯還這麼理直氣壯，當場讓我覺得好笑又好氣。但也從此開始，我們有比較多的互動。
在《七十年代》兼職
為搶傳版時間，《中國時報》的工作很緊湊，但只消半天便可收工。剩下的時間可自行運用。《七十年代》人手向來精簡，李怡後來就請我part time去幫忙做些校對和出版工作，但並非每天。我至今仍記得曾幫忙編的一本書是劉曉慶的《我的路》。這本書後來也給這位中國大明星惹了麻煩：社會主義講的是國家和團隊，哪來什麼個人主義的「我的路」？
因為簽證問題，在《中國時報》工作期間每隔三個月必須離境一次。最多是去澳門，不過如果回台灣就會應李怡囑託買些黨外雜誌和書籍回來。但因為一些個人因素，每次返台心情都很沉重。
十一月十二日我從台灣回來，想先把雜誌給他。
「你明天不用去上班了！」他在電話中說，指的是時報辦公室。
「如果是真的就好了。」我笑答。
「真的。不信你去看新聞。」
聽我似乎一時愣住沒有回應，李怡說請我吃個飯聊聊吧！順便拿雜誌。
原來基於到現在都還眾說紛紜的原因－－一般相信是當時掌權的國民黨內部不同路線鬥爭的結果，就在前一天的十一月十一日，身為國民黨中常委的余紀忠老闆無預警宣布《美洲中時》停刊。
第二天到辦公室，江素惠讓大家還是正常上班，但無須發稿，喝茶看報聊天做什麼都可以，等她從台北回來再說。想來是回去見余老闆，看是否仍有轉寰餘地吧！記得當時我甚至在辦公室練起書法。可能因為這樣，同一時期在辦公室和老攝影師蘇煜欽一起跑攝影的李怡外甥徐岩，後來回杭州過年還買了一整套的書法瓷器組送我。
從《美洲中時》到《九十年代》
在停刊成定局後，離開香港回台灣成了不得不的選擇。雖然僅得短短近一年的生活，我卻很喜歡香港。那是一個東方與西方融合、傳統與現代交匯，整個社會呈現自由多元、方便有效率和充滿生命力的地方。尤其所接觸的都是我最喜歡也樂於互動的文化媒體人，所以即使九七問題已起，移民潮開始蠢動，不得不告別的離愁仍令我心情低落。
一天我上《七十年代》辦公室，打算向大家辭行。李怡讓我進他辦公室談一下。他說《七十年代》有負責中國、香港和兩岸的編輯，獨缺台灣。他一直很關心台灣，之前就有打算多添一位編輯。這段時間我在雜誌社幫忙，他徵詢了辦公室其他同仁的意見，大家覺得和我相處融洽，很歡迎我一起加入他們。所以如果我願意留下，《七十年代》可以幫我申請工作簽證，以後就不需要每三個月再離境一次。老實說我當下真是喜出望外，立刻答應了這個工作邀請。
那是一九八四年。就在我加入這一年，《七十年代》正式改名《九十年代》。也是這年，有關香港前途的《中英聯合聲明》正式在北京簽署。
註：
李怡《失敗者回憶錄》第103篇提到脫離天地自立門戶後，家計成了問題。他受邀為台灣的《中國時報》美洲版香港專頁作最後審視，並寫一段點題短文。「每天早上七點多去上班，至九點多回《七十年代》辦公室。《中時》兼職的薪資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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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事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一日，我正式加入《九十年代》。
會答應新工作，除了前述暫不想回台灣、喜歡香港之外，李怡本人已經開始成為原因之一了。他個性溫和穩重，包容大度，會站在對方角度為人著想。雖然雜誌社內外事務如麻，工作繁重壓力大，但從沒見他對任何人發過脾氣或疾言厲色。當時他的論政焦點已從中國逐漸轉向香港，影響力日增，但也從不擺架子。對任何人，尤其是年輕學子就像平輩一樣，給人溫暖親和的感覺。我喜歡個性成熟穩重、有才華和文采的人，李怡是我欣賞的典型，自然也歡喜能和這樣的人共事。
培養出珍貴革命情感
《九十年代》的工作以月為單位，從月初開編輯會議、擬定編輯方向，到邀稿、審稿、發稿、校稿、落版和配圖，環環緊扣。同時進行的還有對編輯而言壓力最大的撰稿。整個流程的焦點是公佈欄上的一張發稿單，按封面故事等不同欄目，標明每篇稿件的題目、作者和字數。最後就是開大版，確定整期雜誌的文章順序和頁碼。
我自己是沒有經歷過，但據老同事說，過去每到最後衝刺階段，就有編輯拿睡袋在辦公室打地鋪。實在精神不支就倒頭便睡，醒來繼續工作。我的時代雖然不再見睡袋，但加班是常態。有時碰到像六四這種突發事件，或中下旬才會有結果的重大宣佈（如《中英聯合聲明》）和選舉（主要是台灣大選），就更是人仰馬翻，常連飯都顧不上吃了。
《九十年代》是一份在華文世界知識階層深具影響力也備受敬重的雜誌，尤其在李怡力抗各種阻難脫離左派走自己的獨立言論之路後。大家之所以願意賣力和他一起沒命打拼，除了有共同的理念，還有對不畏權勢追求真相的堅持。日積月累的工作和挑戰，也培養出難得的互信和珍貴的革命情感。我至今仍懷念那段日子。
在《九十》工作我其實壓力很大，畢竟不是科班出身，對台灣政局的瞭解和掌握也不夠。李怡察覺了我的焦慮，多次問我工作還好嗎？會不會太辛苦？並要我不用給自己太大壓力，盡力就好。直到開始寫評論文章，也持續給我很多意見，或在看過我的稿子後給我一些建議，讓我把內容改得更具可讀性。
當時我仍住在蘭杜街的一棟出租公寓裡。那是《中國時報》辦公室斜對面有點像酒店房間的公寓。房間很小約五坪，除了一張大雙人床和床頭櫃，就是一間配備浴缸的浴室。電視機高掛牆上，連張書桌都沒有。既然下班回家只能就著張床看電視，辦公室工作又多（由於校對功力不錯，經常負責稿件的最後一校），我經常八點以後才離開。如果正好李怡當天也忙到比較晚，他有時會找我一起去用晚餐。
現在回想，當時我們是在一種不是很明確是否在交往的狀態，只知道每次聊天都很愉快。他喜歡音樂，尤其是古典樂和老歌。和他一樣，我也學過鋼琴多年，不過更熟捻的是小提琴。我還喜歡文學和詩詞。中學時每學期國文課本發下來，我第一件事就是翻到最後一課，把每一首詩背得滾瓜爛熟。
當時我還不知道李怡是文藝青年出身，酷愛詩詞，只覺得為什麼每次見面都有聊不完的話題，有這麼多共同的興趣。後來知道他也喜歡電影、藝術，包括各種形式的表演藝術。不過因為辦雜誌和論政，他這些興趣後來大多被犧牲且已久不彈此調了。總之，我們的愛好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
李怡提到他還有一項興趣是旅行。我後來發現他從年輕時代就對所有事物充滿好奇與求知慾，這是他喜歡閱讀、思考和探索的原因。他像海綿般飢渴地吸收所有生活周邊可以獲得的資訊。其實旅行是一種有趣又得以親身體驗、觀察和瞭解世界的方式，不過囿於時間和經濟條件的限制，那時的他還只能在「書中自有黃金屋」悠遊而不到「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的階段。
《九十年代》的編制從未超過十人。除了中港台和總編四位編輯，最資深也最重要的是負責財務的葉翠雲。她隨李怡從天地圖書一起到《七十年代》，認真負責忠心耿耿，不多話卻經常面帶笑容。每年春節她都給我兩個利市（紅包），因為香港人講吉利凡事求雙，所包金額則是象徵性的圖個喜氣而已。早期甚至有時只是個銅板。翠雲和我同年，她給我利市是因為依香港習俗，無分年齡長幼，都是已婚者包給未婚者。未婚者即使七老八十也只需受而無需給。這是我常開玩笑最喜歡在香港過年的原因。
翠雲和我一樣都愛集郵。雜誌社有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投稿和信件，她都會悉心剪下郵票，月底忙完和我一起分。有些郵票實在漂亮，但最開心的是發現有同屬一套的郵票。這就讓分郵票成了難事。後來我們想到一個好辦法：由一人將所有郵票分成兩份，再由另一人先挑選，可謂皆大歡喜。我們也經常會去樓下的集郵社選購大陸和澳門新出的郵票。
《九十年代》結束後我們聯繫不多，最後一次見面是二〇一六年在李怡的八十生日派對上。二〇二二年十月李怡過世嘗試聯繫她，才得悉她已於兩年前癌逝，非常震驚難過。《九十》陽盛陰衰，我們因此互動較多。在此為她記上一筆，紀念我們的友誼和感謝她曾為雜誌及同仁們所做的一切。
至於編輯方面，除了永遠的總編輯李怡和執行編輯方蘇（同時負責香港稿件），我加入時的中國編輯是後來筆名金鐘的冉懋華，他離開後常壽林加入，直到一九九七年底病逝，先後也超過十年。他的離世，引發方蘇人生無常生命短暫、想回歸畫畫的想法。最終也導致李怡「九七後已完成階段性使命」，宣佈於一九九八年五月出版最後一期後停刊的決定。
還有一位必須一提的，是《九十年代》的美術編輯魏天菲。他從七〇年代即開始part-time負責雜誌較後階段的彩頁和封面設計。每個月見他出現在辦公室就知道雜誌進度到哪了。他和大家年齡相若，也是打成一片。我對他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他酷愛榴槤，但家人無法接受那味道，於是他常常下班後買了榴槤一個人躲在公園開心享受，然後擦洗乾淨完才返家。我很同情他，因為我也愛吃榴槤。
辦公室的工作不總是繁忙緊張，月底雜誌出刊後是我們最開心的時候。當時《九十》的辦公室在灣仔地鐵站旁駱克道附近的一棟舊大樓二樓，每當樓下一聲高喊「貨到了」，我們就知道書來了。香港人喜歡賭馬賭狗玩六合彩，為免觸霉頭，他們絕口不用與「輸」同音的「書」，所以都說貨到了。我知道原因後覺得實在好笑。雜誌搬上樓後，所有同事圍著大桌將雜誌裝入已貼好訂戶名條的信封袋。一個月的辛苦化為有形的知性成果，大家一面裝一面聊天，笑聲不斷。李怡如果正好得空，也會出來和大家一起聊天裝袋。那真是我記憶中最開心的片段之一了。
另一件開心事，是中午我們經常會全辦公室一起去飲茶或吃合菜，灣仔週邊餐廳許多我們都光顧過。李怡只要沒其他飯局也會同往。他喜歡說笑話，常逗樂大家，同時也和大家分享許多我們不知道的「祕聞」。除了辦公室同事，如果時間趕巧，一些老朋友或作者也會一同參加。至今仍有印象的是張郎郎、壁華、崔少明、林保華和陳培生。此外，李怡太太梁麗儀的辦公室相距不遠，所以間中她也會來和我們共餐。
二〇二三年五月，在李怡過世、疫情阻擋三年半後我回了香港一趟。《九十年代》結束剛好四分之一世紀，我像遊魂般在灣仔附近漫無目的地穿梭遊蕩許久，特意去了他所創辦並命名的「天地圖書」、當年常去用餐的飯店（如果還在），以及曾住過的地方。慨嘆之餘，心中徒留時光飛逝，人事全非的感傷，竟至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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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失敗者回憶錄》出版後，他的五十年老友傳來訊息：《七十（九十）年代》從一九七〇出版到一九九八結束，歷時二十八年，是怡兄學思生命所繫，也是他一生文化事業的主軸。李怡不是個光棍司令，他的雜誌班底同樣貢獻了心力與青春。回憶錄的彩照頁面卻連一張編輯部人員的合照都沒有，令人遺憾。
李怡在回憶錄第149篇有一段特別提到他的辦公室同仁。對他們，他是心存感念的。在此特節錄之。
憑著共同理念，自一九八一年脫離左派陣營後，《九十年代》的員工大致上都相當穩定。主要員工都在本刊工作十年以上。負責營運和財務的是葉翠雲；執行編輯是方蘇，他兼管香港新聞的審稿與評述；負責大陸新聞的是常壽林；負責台灣新聞、後來派駐台灣既管經營又兼編務的是邱近思。他們都非常辛勞。尤其是方蘇和邱近思，都一直單身，而且也白了少年頭。而我則統籌香港、台灣兩個版本的規劃，每期寫作一點重點文章，聯絡外界，接受訪問。我很忙，但享有雜誌帶來的名聲與光環。而他們，只是默默奉獻，非常辛苦地奉獻。我對此不會無感，只是不知道怎麼說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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