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母親和我說，發亮去吧，帶著你的雜質發亮。
我沒有辨法和任何人長期共處，即便是自己的家人，因此我選擇了這樣的身分。一種逃離在外的身分。我喜歡這樣冷卻的過程。這樣稀釋的過程。因為注定會有死別，我預習。離開又見面叫你懂得珍惜，叫你去選擇記得更多的美好。慢慢的，我不再對相聚特別的執著，不再對共處一室特別在意。
我媽媽一整天都在勞作。做家事、種田。我到家的時候，她總是煮湯麺給我吃，我將行李箱扛進一間很久沒人睡的房間，那也許曾是弟弟的房間，也許曾是姑姑的房間，也許也曾是我的房間。離開的時候，我會將房間打掃好，物歸原位，扛著我的行李箱去坐車，到機場，到另一個國境，打電話給她，說，媽，我到了。然後大概隔了半年或一年我又打電話給她，媽，我幾號要回去。
我念美術系。她都說我畫得不好看，我一點都不介意。她有時會說誰誰誰的孩子在臺灣賺多少錢、多好多好；我一點都不在意。她總是叫我不要買書，我卻越買越多。最後她花錢買了一個大書櫃來裝我的書。
她喜歡實用性的果樹。一整天蹲在楊桃樹下將一顆顆小楊桃包起來。即便如此，這些果實還是布滿瘡疤，尤其在結蒂處總有一堆白色的蟲卵，或是褐色如傷口的結疤。我吃著這些難看的水果長大。沒有幫她包過一次水果，沒有幫她鋤過草。我對這裡完全沒有貢獻。她放任我像旅人一樣，像野貓一樣。
在家裡我沒有自己的房間。因我總是在外。中學六年我在學校附近租房間住。幾乎每年搬一次。她總是幫我搬家，幫我收東西。每個周末我回家吃飯睡覺。要走的時候，她都會切一包水果給我。那時候，我已經懂得自己洗衣服。國小時我住奶奶家，每回假日她來，要幫我洗一整桶的衣服，手洗，水一直嘩嘩地流著，還有刷子涮涮地磨擦洗衣板，我卻只是躲在房裡，靜靜聽著這一切聲音，沒有出去幫她，她也沒有喚我。
我媽媽做菜比餐館還快，她老是在做事，一堆做不完的事。我扛回家的行李箱，裡頭的衣服亂七八糟，當我外出一陣回來，赫然發現一件一件整整齊齊地摺好，該熨的也熨過了，還有一件破了個洞，已經補好放在縫紉機上。她到臺北來，刷我的浴室；一件一件依顏色摺疊好我老是凌亂的衣物。還說，妳買的衣服都不好看。
小時候喜歡跟著她，她走到哪，我都愛跟著，靜靜地跟著，很小的時候有次跟丟了，哭著，她走過來，用沾了口水的手帕擦我的眼睛。她總是騎腳踏車載我，長大了一些，我騎另一臺跟著，跟著她去買雜貨，跟著她做小生意，那時我心想，一直跟著，就永遠都不會失去她。
兒時的照片裡，我一定是怯生生地拉著她的衣角。她不在時，便想著她，甚至幻聽見開門的聲音，甚至因過於害怕失去她，做了她死去的夢，那樣地小，卻要那樣地擔心。那樣早熟的擔心，原來在那時便起了頭。而我後來才發現，每一年，都在擔心她的離去。
從留學臺灣一直到背上了這一場異國婚姻，我一再地離開她。她成了凝結在腦海裡的一朵冰塊，遇熱就溶化，我必須小心控制著溫度。離開表面上成了麻木的機場。每離開一次，我的心不是越堅厚，而是越來越地薄、越來越地纖弱。年歲的增長增添了我的不好意思說出口的鄉愁，曾經我引以為恥的鄉愁變成了緊貼在皮上的一塊疤。
我媽媽沒教我幾件事。她不教我做菜，不叫我做家事。她什麽都沒教我，老是自己在做。我用盡力氣想到的只有兩件事，她教我騎摩托車，教我踩縫紉機。但我縫的東西醜之又醜，上不了檯面，我在生活上的能力弱之又弱。因此，若我進入了一個傳統性特重的家庭，我注定被嫌棄。
我不光被嫌棄，還沒有辨法習慣城市。我沒有辨法習慣坐公車、捷運，好像被吞沒一樣。我不光滑，我說話不若你們溫柔，太粗，我不如你們的溫和圓滑地待人。彷佛我是我媽媽種的水果，那樣粗糙。我不服從這座城市。
十九歲的時候，我開始在這座名為臺北的城市求學。我只買一件一百塊錢的衣服，冬天便一件一件地亂套。因為沒有好的冬衣，我討厭冬天。離下課還有一個小時我就溜出去打工，一直到晚上十一點回到宿舍。上課的內容不吸引我，老師不吸引我，同學不吸引我。我作畫速度很快，作功課也是。我過了四年像河一樣的生活，沒什麽特別的味道，但流動著。我不特別高興畢了業，看不起畢業典禮。我帶著空白離開。這空白像夾在書頁裡的花瓣，枯竭的褐色汁液，已經失去味道的扁平花瓣，殘留在我心裡頭。
那個時候，我開始想畫一種沒有什麽顏色的畫，有一些文字。我長著一雙憤懣的眼睛，叫人害怕。我成了一張沙漠，常缺水，亁涸，都是沙子，不斷流失水分；像洩氣的大氣球，把什麽都放掉。我嫌棄那時候，嫌棄那所大學，那裡面所有的人。我體內張牙的那些雜質推擠著我，我卻無處可去。
大學畢業後，我為了居留跑去結婚。我厭惡那張有限制期限的證件，我無法理性處理這種事。大學裡空白的那枚褐色印記，漸漸被雨水飛濺、滲透而癱軟。
那個時候愛情只是異鄉的一種方便性，我不相信那是一張真的愛情。我原來以為愛情她是貼在我傷痕上的矽膠片，貼近而柔軟，可以一洗再洗，安靜地護著我的傷，直到她平整。結婚後那傷痕卻開始隆起，長成一塊疤，一個黏在我肉體上的疙瘩。我有時可以聽見那塊疤在跟我說話，癒合起來嫩紅的一張唇，乳色的單薄。沒有人願意貼近它。
我知道我是我媽媽種的水果，那種滿是瘡疤的果實。我其實一點都不平滑誘人。我沒有辨法去理解愛情，因為愛情她肢解了我。我沒有想到這張婚姻不請自來了巨大的晃動。在我的畫作裡，悲傷就坐在那裡，大剌剌地，剎那之間讓我難堪，我無法注視自己的畫太久，故鄉與愛情的撕裂，碎成一地，徹骨，且孤寂，是沒有人的下著滂沱大雨的廣場。
////////////////
這座城市的人似乎很喜歡看電視，也許那跟睡覺差不多一樣舒服，至少覺得自己是醒著的。我沒有辨法像他們一樣喜歡電視，他們覺得我有病；我甚至沒有辦法忍受電視的音量，他們覺得我瘋了。
我先生是臺灣的中產階級，單親家庭，和母親及弟弟相依為命。他們一家人從小吃電視長大，平日晚上、假日成天便是一家三口盯著電視，把任何可以送到嘴裡的食物送進去。我婆婆退休後吃電視不到兩年罹癌過世；我小叔只會看電視，沒人要請他，他只好在家吃電視吃到三十幾歲、也許一輩子；我先生下班回家就是吃電視，吃到半夜十二點上床睡覺。他們能夠把門窗關起來日以繼夜地看電視。有次我惡作劇將電視遙控器藏了起來，我先生說，我們離婚好了，你若不把遙控器拿出來。
他們看電視的時候我就關進房裡和我的貓躺在一起。我漸漸地透明起來，好像這座房子的牆壁。
我婚姻的起點和盡頭繫著的都是我婆婆，就算她死了，還是將過多的溼氣霉味湧進我生命裡。我先生的父親在他們兩兄弟幼小時外遇，這樣的婚姻，婆婆的戲份特重。她過世後。我先生一蹶不振，他所有的一切，包含娶我，都是為了討好母親，為母親可以多一人照顧，為母親年老的含飴弄孫，為分擔房貸，為分擔生活開銷，為一起吃飯，一起睡覺。他的結婚，從頭到尾沒有愛情的分；從頭到尾，是我的一廂情願。
我對我婆婆唯一的印象是從早到晚看電視的本事，她吸食著全世界最高級的麻醉藥。早上起床第一件事不是盥洗，而是坐在沙發上，在採光不佳的昏暗客廳看電視。我嘗試過和他們一起，圍在茶几吃飯，邊吃邊看，我開始頭暈。之後，能夠忍受電視的時間越來越短，很快便沒有辦法和他們一起看電視，很快我便知道自己厭惡他們，像我厭惡大學裡所有人的一樣。
我媽媽，她連電影都沒看過，她不會看電影，說那個要坐太久了，她從早到晚開著老式收音機，一邊工作著。很早的時候，我連電視都不會開，一直到現在，我不會主動做的事還是這一件。我甚至恐懼電視的聲音，只要在聽得見電視聲的環境裡，不論在家裡、餐廳、公車、計程車，都令我焦躁不安。沒辦法看電視，大概是沒辦法融入這個家庭的主因，他們依靠看電視培養出來情感，不說話的。
除了我婆婆之外，在這裡耳聞的癌症人數總是令我心驚，樓下太太的母親、我先生外公、爺爺、奶奶；繼他母親過世後，嘉義又哪位親戚腦癌走了、最近又有一位住在三峽的親戚肺癌過世了；然後是我所有同事之中，家裡總有人罹癌……從生活的枝末小節，都可以看到他們的「不健康」，大量的微波食物，加班指數據說是全球前三名，離婚指數似乎也是高的。大部分的人是那樣理所當然地盯著電視吃飯，認命地做無聊的工作賺錢。
自我先生上班後，我婆婆每個月跟他收八千塊錢。還愛比較，說某某人的兒子給她母親幾萬塊。她原來是某國小的行政公務人員，退休坐在家裡看電視領的錢都比兒子的薪水還多許多。她到義大利買了一對五千塊的杯子回來，到百貨公司買了一塊幾萬塊的毛毯，用途是天冷時看電視可以披著。她說，她就是愛玩。她不做家事，杯子用了一堆放在茶几上，等到茶垢長得像青苔；或是水槽裡的碗盤堆得發出臭味。
我婆婆以職業婦女、單親媽媽為名，不做家事的。家事是我先生做的。這個家沒有早餐、午餐、晚餐。這個家是亂七八糟的。他們不歡迎外人來訪，若難得有人要來，必得大收拾一次，將所有雜物先丟到房間裡，把房門關起來。每一間房間東西多得像倉庫。
我婆婆把我當成他兒子的一支襪子，或一件衣服。她難得要煎魚，每人一條沒有我的份。有次她還特別叮嚀我，不能吃葡萄（那是給她兒子吃的）。當她得了癌症時我只希望她死了好，我變得像潑婦一樣，像一壺熱水。這和我本性是極大衝突，我看著陌生人的葬禮都會流淚，我在破爛的醫院照顧過沒有家人的垂死外勞，我曾用木箱子從海邊載了一隻遭人類毒手的野猴子回家，還叫父親是醫生的朋友拿點藥來。天知道我多善良，但在這間家我被壓碎了；我找藉口有事不去醫院陪她，她大手術時我一點都不著急地在外面閒逛，她住院我尤其快活，在家裡蹦跳。
我沒有辨法和任何人長期共處，即便是自己的家人，因此我選擇了這樣的身分。一種逃離在外的身分。我喜歡這樣冷卻的過程。這樣稀釋的過程。因為注定會有死別，我預習。離開又見面叫你懂得珍惜，叫你去選擇記得更多的美好。慢慢的，我不再對相聚特別的執著，不再對共處一室特別在意。
我媽媽一整天都在勞作。做家事、種田。我到家的時候，她總是煮湯麺給我吃，我將行李箱扛進一間很久沒人睡的房間，那也許曾是弟弟的房間，也許曾是姑姑的房間，也許也曾是我的房間。離開的時候，我會將房間打掃好，物歸原位，扛著我的行李箱去坐車，到機場，到另一個國境，打電話給她，說，媽，我到了。然後大概隔了半年或一年我又打電話給她，媽，我幾號要回去。
我念美術系。她都說我畫得不好看，我一點都不介意。她有時會說誰誰誰的孩子在臺灣賺多少錢、多好多好；我一點都不在意。她總是叫我不要買書，我卻越買越多。最後她花錢買了一個大書櫃來裝我的書。
她喜歡實用性的果樹。一整天蹲在楊桃樹下將一顆顆小楊桃包起來。即便如此，這些果實還是布滿瘡疤，尤其在結蒂處總有一堆白色的蟲卵，或是褐色如傷口的結疤。我吃著這些難看的水果長大。沒有幫她包過一次水果，沒有幫她鋤過草。我對這裡完全沒有貢獻。她放任我像旅人一樣，像野貓一樣。
在家裡我沒有自己的房間。因我總是在外。中學六年我在學校附近租房間住。幾乎每年搬一次。她總是幫我搬家，幫我收東西。每個周末我回家吃飯睡覺。要走的時候，她都會切一包水果給我。那時候，我已經懂得自己洗衣服。國小時我住奶奶家，每回假日她來，要幫我洗一整桶的衣服，手洗，水一直嘩嘩地流著，還有刷子涮涮地磨擦洗衣板，我卻只是躲在房裡，靜靜聽著這一切聲音，沒有出去幫她，她也沒有喚我。
我媽媽做菜比餐館還快，她老是在做事，一堆做不完的事。我扛回家的行李箱，裡頭的衣服亂七八糟，當我外出一陣回來，赫然發現一件一件整整齊齊地摺好，該熨的也熨過了，還有一件破了個洞，已經補好放在縫紉機上。她到臺北來，刷我的浴室；一件一件依顏色摺疊好我老是凌亂的衣物。還說，妳買的衣服都不好看。
小時候喜歡跟著她，她走到哪，我都愛跟著，靜靜地跟著，很小的時候有次跟丟了，哭著，她走過來，用沾了口水的手帕擦我的眼睛。她總是騎腳踏車載我，長大了一些，我騎另一臺跟著，跟著她去買雜貨，跟著她做小生意，那時我心想，一直跟著，就永遠都不會失去她。
兒時的照片裡，我一定是怯生生地拉著她的衣角。她不在時，便想著她，甚至幻聽見開門的聲音，甚至因過於害怕失去她，做了她死去的夢，那樣地小，卻要那樣地擔心。那樣早熟的擔心，原來在那時便起了頭。而我後來才發現，每一年，都在擔心她的離去。
從留學臺灣一直到背上了這一場異國婚姻，我一再地離開她。她成了凝結在腦海裡的一朵冰塊，遇熱就溶化，我必須小心控制著溫度。離開表面上成了麻木的機場。每離開一次，我的心不是越堅厚，而是越來越地薄、越來越地纖弱。年歲的增長增添了我的不好意思說出口的鄉愁，曾經我引以為恥的鄉愁變成了緊貼在皮上的一塊疤。
我媽媽沒教我幾件事。她不教我做菜，不叫我做家事。她什麽都沒教我，老是自己在做。我用盡力氣想到的只有兩件事，她教我騎摩托車，教我踩縫紉機。但我縫的東西醜之又醜，上不了檯面，我在生活上的能力弱之又弱。因此，若我進入了一個傳統性特重的家庭，我注定被嫌棄。
我不光被嫌棄，還沒有辨法習慣城市。我沒有辨法習慣坐公車、捷運，好像被吞沒一樣。我不光滑，我說話不若你們溫柔，太粗，我不如你們的溫和圓滑地待人。彷佛我是我媽媽種的水果，那樣粗糙。我不服從這座城市。
十九歲的時候，我開始在這座名為臺北的城市求學。我只買一件一百塊錢的衣服，冬天便一件一件地亂套。因為沒有好的冬衣，我討厭冬天。離下課還有一個小時我就溜出去打工，一直到晚上十一點回到宿舍。上課的內容不吸引我，老師不吸引我，同學不吸引我。我作畫速度很快，作功課也是。我過了四年像河一樣的生活，沒什麽特別的味道，但流動著。我不特別高興畢了業，看不起畢業典禮。我帶著空白離開。這空白像夾在書頁裡的花瓣，枯竭的褐色汁液，已經失去味道的扁平花瓣，殘留在我心裡頭。
那個時候，我開始想畫一種沒有什麽顏色的畫，有一些文字。我長著一雙憤懣的眼睛，叫人害怕。我成了一張沙漠，常缺水，亁涸，都是沙子，不斷流失水分；像洩氣的大氣球，把什麽都放掉。我嫌棄那時候，嫌棄那所大學，那裡面所有的人。我體內張牙的那些雜質推擠著我，我卻無處可去。
大學畢業後，我為了居留跑去結婚。我厭惡那張有限制期限的證件，我無法理性處理這種事。大學裡空白的那枚褐色印記，漸漸被雨水飛濺、滲透而癱軟。
那個時候愛情只是異鄉的一種方便性，我不相信那是一張真的愛情。我原來以為愛情她是貼在我傷痕上的矽膠片，貼近而柔軟，可以一洗再洗，安靜地護著我的傷，直到她平整。結婚後那傷痕卻開始隆起，長成一塊疤，一個黏在我肉體上的疙瘩。我有時可以聽見那塊疤在跟我說話，癒合起來嫩紅的一張唇，乳色的單薄。沒有人願意貼近它。
我知道我是我媽媽種的水果，那種滿是瘡疤的果實。我其實一點都不平滑誘人。我沒有辨法去理解愛情，因為愛情她肢解了我。我沒有想到這張婚姻不請自來了巨大的晃動。在我的畫作裡，悲傷就坐在那裡，大剌剌地，剎那之間讓我難堪，我無法注視自己的畫太久，故鄉與愛情的撕裂，碎成一地，徹骨，且孤寂，是沒有人的下著滂沱大雨的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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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座城市的人似乎很喜歡看電視，也許那跟睡覺差不多一樣舒服，至少覺得自己是醒著的。我沒有辨法像他們一樣喜歡電視，他們覺得我有病；我甚至沒有辦法忍受電視的音量，他們覺得我瘋了。
我先生是臺灣的中產階級，單親家庭，和母親及弟弟相依為命。他們一家人從小吃電視長大，平日晚上、假日成天便是一家三口盯著電視，把任何可以送到嘴裡的食物送進去。我婆婆退休後吃電視不到兩年罹癌過世；我小叔只會看電視，沒人要請他，他只好在家吃電視吃到三十幾歲、也許一輩子；我先生下班回家就是吃電視，吃到半夜十二點上床睡覺。他們能夠把門窗關起來日以繼夜地看電視。有次我惡作劇將電視遙控器藏了起來，我先生說，我們離婚好了，你若不把遙控器拿出來。
他們看電視的時候我就關進房裡和我的貓躺在一起。我漸漸地透明起來，好像這座房子的牆壁。
我婚姻的起點和盡頭繫著的都是我婆婆，就算她死了，還是將過多的溼氣霉味湧進我生命裡。我先生的父親在他們兩兄弟幼小時外遇，這樣的婚姻，婆婆的戲份特重。她過世後。我先生一蹶不振，他所有的一切，包含娶我，都是為了討好母親，為母親可以多一人照顧，為母親年老的含飴弄孫，為分擔房貸，為分擔生活開銷，為一起吃飯，一起睡覺。他的結婚，從頭到尾沒有愛情的分；從頭到尾，是我的一廂情願。
我對我婆婆唯一的印象是從早到晚看電視的本事，她吸食著全世界最高級的麻醉藥。早上起床第一件事不是盥洗，而是坐在沙發上，在採光不佳的昏暗客廳看電視。我嘗試過和他們一起，圍在茶几吃飯，邊吃邊看，我開始頭暈。之後，能夠忍受電視的時間越來越短，很快便沒有辦法和他們一起看電視，很快我便知道自己厭惡他們，像我厭惡大學裡所有人的一樣。
我媽媽，她連電影都沒看過，她不會看電影，說那個要坐太久了，她從早到晚開著老式收音機，一邊工作著。很早的時候，我連電視都不會開，一直到現在，我不會主動做的事還是這一件。我甚至恐懼電視的聲音，只要在聽得見電視聲的環境裡，不論在家裡、餐廳、公車、計程車，都令我焦躁不安。沒辦法看電視，大概是沒辦法融入這個家庭的主因，他們依靠看電視培養出來情感，不說話的。
除了我婆婆之外，在這裡耳聞的癌症人數總是令我心驚，樓下太太的母親、我先生外公、爺爺、奶奶；繼他母親過世後，嘉義又哪位親戚腦癌走了、最近又有一位住在三峽的親戚肺癌過世了；然後是我所有同事之中，家裡總有人罹癌……從生活的枝末小節，都可以看到他們的「不健康」，大量的微波食物，加班指數據說是全球前三名，離婚指數似乎也是高的。大部分的人是那樣理所當然地盯著電視吃飯，認命地做無聊的工作賺錢。
自我先生上班後，我婆婆每個月跟他收八千塊錢。還愛比較，說某某人的兒子給她母親幾萬塊。她原來是某國小的行政公務人員，退休坐在家裡看電視領的錢都比兒子的薪水還多許多。她到義大利買了一對五千塊的杯子回來，到百貨公司買了一塊幾萬塊的毛毯，用途是天冷時看電視可以披著。她說，她就是愛玩。她不做家事，杯子用了一堆放在茶几上，等到茶垢長得像青苔；或是水槽裡的碗盤堆得發出臭味。
我婆婆以職業婦女、單親媽媽為名，不做家事的。家事是我先生做的。這個家沒有早餐、午餐、晚餐。這個家是亂七八糟的。他們不歡迎外人來訪，若難得有人要來，必得大收拾一次，將所有雜物先丟到房間裡，把房門關起來。每一間房間東西多得像倉庫。
我婆婆把我當成他兒子的一支襪子，或一件衣服。她難得要煎魚，每人一條沒有我的份。有次她還特別叮嚀我，不能吃葡萄（那是給她兒子吃的）。當她得了癌症時我只希望她死了好，我變得像潑婦一樣，像一壺熱水。這和我本性是極大衝突，我看著陌生人的葬禮都會流淚，我在破爛的醫院照顧過沒有家人的垂死外勞，我曾用木箱子從海邊載了一隻遭人類毒手的野猴子回家，還叫父親是醫生的朋友拿點藥來。天知道我多善良，但在這間家我被壓碎了；我找藉口有事不去醫院陪她，她大手術時我一點都不著急地在外面閒逛，她住院我尤其快活，在家裡蹦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