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前的種子
一九七二年初春我在美國威斯康辛州的麥迪生城努力寫博士論文，寫到最後整合的階段。相對而言，比起之前四年的苦讀和考試，心情輕鬆了些，校園中樹木嫩綠盎然，心也活了。我去觀看威斯康辛大學中國同學會的娛樂表演活動，那時本校的中國同學會有會員四百人，沒有大陸來的留學生，全是台灣生和香港生，各佔一半，台灣來的都是研究生，香港來的大部分是大學部學生。
我在禮堂門邊跟生物化學系的研究生王敏賢說話，她來自香港，我們用粵語交談，她的男友曹宏威走過來，他也是生化系研究生，而且是同學會的副會長。曹宏威用破碎的、沒有人除了我聽的懂的國語跟我說話，我聽得懂，因為祖籍廣東番禺，從小家裏都講廣府話。我用國語問他：「你在學國語？」
他點頭說：「係啊，要跟同學會的會長說話，他台灣來的。」
我心中動了一念，用粵語說：「如果你們香港同學有想學國語的，我可以幫你們開班。」
我告訴他，會免費開班，因為在威大的中國留學生中，通國語粵語二語的，恐怕只有我了，我不幫忙誰幫忙呢？曹宏威很能幹，號召了二十個香港同學，不久就開成國語班了。你會問，鍾玲是學文學的，又不是學語言學，怎麼敢開語文的課呢？因為我當過教學助教teaching assistant ，協助Arthur Kunst 教授的兩門課，用英文翻譯本來教中國文學課和亞洲文學課， Kunst 教授在大班講課，我帶小組討論班。因為班上的美國學生都不通中文，所以中國作家的名字和中文文學術語要用羅馬拼音寫在黑板上。
因此我熟悉三種拼音法：台灣用的威妥瑪系統、大陸的漢語拼音、耶魯拼音系統，於是我找到了教香港同學轉音的要訣。例如「表」、「跳」、「腰」、「笑」的粵語發音之母音是“iu”，說國語就轉成“iao”。又用唱歌的方式教四聲「媽麻馬罵」。
國語班辦了兩個月，每週一次。同學出席率高，他們學國語的主要目的是跟台灣來的同學溝通。那時大陸還處文化大革命期間，所以不是為了跟大陸人溝通。我把《明報月刊》上的文章影印給同學，一人讀一句，發音錯了，我就糾正，然後寫黑板教他們轉音。到課程結束的時候，他們沒有學到標準國語，但我擔保對方聽得懂他在說什麼。
時間就那麼流逝三十一年，二〇〇三年我由高雄的中山大學轉職到香港浸會大學任文學院院長，沒想到國語班種下的種子竟然開出飄香的花。剛好國語班有兩位同學是我浸會大學的同事：經濟學家范耀鈞教授是大學的副校長，林建教授是財務系系主任。他們在浸會大學初次見到我時，按照當年戲稱我為「鍾老師！」我把那時上課拍的照片給他們看時，驚呼連連，茂髮變成禿頭，精瘦變成飽滿。原來他們兩位跟其他在港的國語班同學仍有聯繫，這張照片傳遍全班。不久梁家齊同學邀請國語班同學聚餐，梁家齊曾任香港期貨交易所主席。
餐聚時我問他們，當年在班上學的國語有沒有派上用場？個個都開心地點頭，原來當他們由威斯康辛大學學成回香港，才過兩、三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了，香港各行各業跟大陸的交流與合作頻繁起來，國語班同學佔了先機，全香港的廣東人沒有幾個人會說國語。范耀鈞就說，他到大陸各地參加學術會議，都用普通話發表論文，跟大陸學者交流，溝通沒有問題。其他香港學者的論文發表和發言，自以為說普通話，其實等於說廣東話，大陸學者一句也聽不懂。我種下的種子，也要碰上大環境的機緣，才會發芽成樹。
在香港那九年國語班每年聚一兩次，我旅居的遊子心得到一點溫暖。後來梁家齊另外組一個餐聚團，也邀我參加，他們都是威斯康辛大學的校友，都從事金融業、財經業，包括范耀鈞和林建，這組人馬每年聚餐兩三次。大概梁家齊想讓財經界和我這位文學界的人產生互動。宴席上財經精英常討論國際的、中國的、香港的財經走勢、可能的變化、解決方案，聽得我雲裏霧裏。但是我體會到國際的、一國的、一地的財經有多麼複雜和多變。
二〇一三年秋我應聘到澳門大學出任鄭裕彤書院的創院院長，其中一項職責是培育住院學生的人格。任職四年半期間我邀請不少專家來跟學生演說和交談，例如請李焯芬院士跟學生談當年讀中學的時候，為什麼決定將來學習水利工程？好讓學生培養遠大的志向。邀請作家王安憶、閻連科、徐小斌、駱以軍、甘耀明、葛亮，書畫家劉澤光等來開工作坊，培育學生的文化素質。我想國語班的財經專家一定可以幫到書院中管理學院的學生。
我跟梁家齊和林建用電郵溝通討論，決定了演講題目和來書院的時間。二〇一四年九月，金融專家梁家齊、林建、陳令紘、吳志軒、黃寶誠坐船由香港來澳門，到鄭裕彤書院舉辦論壇「金融風暴與金融道德」，聽講的同學有七十位。我找到一批熱心參與教育的財經界專家了！二〇一七年九月又請梁家齊、林建、陳令紘、馮宇翰來書院辦了論壇「除了計數，從商需要什麼素質？」論壇之前還舉行院長晚餐，同學通過報名可以來書院的小宴會室參加晚宴，跟財經專家面對面討教。
這時距離在威斯康辛大學辦國語班已經四十五年了。種子發芽、成樹、開花、飄香。那種子就在我跟曹宏威說的「我可以幫你們開班」裏面，在我內心。那種子就是純粹的、不求回報的助人之心，國語班的同學感覺到了，幾十年後依然感應回報，所以我們能享受在香港、澳門的歡聚，所以我們可以合作培育下一代。
《明報月刊》，二〇二二年十月號
一九七二年初春我在美國威斯康辛州的麥迪生城努力寫博士論文，寫到最後整合的階段。相對而言，比起之前四年的苦讀和考試，心情輕鬆了些，校園中樹木嫩綠盎然，心也活了。我去觀看威斯康辛大學中國同學會的娛樂表演活動，那時本校的中國同學會有會員四百人，沒有大陸來的留學生，全是台灣生和香港生，各佔一半，台灣來的都是研究生，香港來的大部分是大學部學生。
我在禮堂門邊跟生物化學系的研究生王敏賢說話，她來自香港，我們用粵語交談，她的男友曹宏威走過來，他也是生化系研究生，而且是同學會的副會長。曹宏威用破碎的、沒有人除了我聽的懂的國語跟我說話，我聽得懂，因為祖籍廣東番禺，從小家裏都講廣府話。我用國語問他：「你在學國語？」
他點頭說：「係啊，要跟同學會的會長說話，他台灣來的。」
我心中動了一念，用粵語說：「如果你們香港同學有想學國語的，我可以幫你們開班。」
我告訴他，會免費開班，因為在威大的中國留學生中，通國語粵語二語的，恐怕只有我了，我不幫忙誰幫忙呢？曹宏威很能幹，號召了二十個香港同學，不久就開成國語班了。你會問，鍾玲是學文學的，又不是學語言學，怎麼敢開語文的課呢？因為我當過教學助教teaching assistant ，協助Arthur Kunst 教授的兩門課，用英文翻譯本來教中國文學課和亞洲文學課， Kunst 教授在大班講課，我帶小組討論班。因為班上的美國學生都不通中文，所以中國作家的名字和中文文學術語要用羅馬拼音寫在黑板上。
因此我熟悉三種拼音法：台灣用的威妥瑪系統、大陸的漢語拼音、耶魯拼音系統，於是我找到了教香港同學轉音的要訣。例如「表」、「跳」、「腰」、「笑」的粵語發音之母音是“iu”，說國語就轉成“iao”。又用唱歌的方式教四聲「媽麻馬罵」。
國語班辦了兩個月，每週一次。同學出席率高，他們學國語的主要目的是跟台灣來的同學溝通。那時大陸還處文化大革命期間，所以不是為了跟大陸人溝通。我把《明報月刊》上的文章影印給同學，一人讀一句，發音錯了，我就糾正，然後寫黑板教他們轉音。到課程結束的時候，他們沒有學到標準國語，但我擔保對方聽得懂他在說什麼。
時間就那麼流逝三十一年，二〇〇三年我由高雄的中山大學轉職到香港浸會大學任文學院院長，沒想到國語班種下的種子竟然開出飄香的花。剛好國語班有兩位同學是我浸會大學的同事：經濟學家范耀鈞教授是大學的副校長，林建教授是財務系系主任。他們在浸會大學初次見到我時，按照當年戲稱我為「鍾老師！」我把那時上課拍的照片給他們看時，驚呼連連，茂髮變成禿頭，精瘦變成飽滿。原來他們兩位跟其他在港的國語班同學仍有聯繫，這張照片傳遍全班。不久梁家齊同學邀請國語班同學聚餐，梁家齊曾任香港期貨交易所主席。
餐聚時我問他們，當年在班上學的國語有沒有派上用場？個個都開心地點頭，原來當他們由威斯康辛大學學成回香港，才過兩、三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了，香港各行各業跟大陸的交流與合作頻繁起來，國語班同學佔了先機，全香港的廣東人沒有幾個人會說國語。范耀鈞就說，他到大陸各地參加學術會議，都用普通話發表論文，跟大陸學者交流，溝通沒有問題。其他香港學者的論文發表和發言，自以為說普通話，其實等於說廣東話，大陸學者一句也聽不懂。我種下的種子，也要碰上大環境的機緣，才會發芽成樹。
在香港那九年國語班每年聚一兩次，我旅居的遊子心得到一點溫暖。後來梁家齊另外組一個餐聚團，也邀我參加，他們都是威斯康辛大學的校友，都從事金融業、財經業，包括范耀鈞和林建，這組人馬每年聚餐兩三次。大概梁家齊想讓財經界和我這位文學界的人產生互動。宴席上財經精英常討論國際的、中國的、香港的財經走勢、可能的變化、解決方案，聽得我雲裏霧裏。但是我體會到國際的、一國的、一地的財經有多麼複雜和多變。
二〇一三年秋我應聘到澳門大學出任鄭裕彤書院的創院院長，其中一項職責是培育住院學生的人格。任職四年半期間我邀請不少專家來跟學生演說和交談，例如請李焯芬院士跟學生談當年讀中學的時候，為什麼決定將來學習水利工程？好讓學生培養遠大的志向。邀請作家王安憶、閻連科、徐小斌、駱以軍、甘耀明、葛亮，書畫家劉澤光等來開工作坊，培育學生的文化素質。我想國語班的財經專家一定可以幫到書院中管理學院的學生。
我跟梁家齊和林建用電郵溝通討論，決定了演講題目和來書院的時間。二〇一四年九月，金融專家梁家齊、林建、陳令紘、吳志軒、黃寶誠坐船由香港來澳門，到鄭裕彤書院舉辦論壇「金融風暴與金融道德」，聽講的同學有七十位。我找到一批熱心參與教育的財經界專家了！二〇一七年九月又請梁家齊、林建、陳令紘、馮宇翰來書院辦了論壇「除了計數，從商需要什麼素質？」論壇之前還舉行院長晚餐，同學通過報名可以來書院的小宴會室參加晚宴，跟財經專家面對面討教。
這時距離在威斯康辛大學辦國語班已經四十五年了。種子發芽、成樹、開花、飄香。那種子就在我跟曹宏威說的「我可以幫你們開班」裏面，在我內心。那種子就是純粹的、不求回報的助人之心，國語班的同學感覺到了，幾十年後依然感應回報，所以我們能享受在香港、澳門的歡聚，所以我們可以合作培育下一代。
《明報月刊》，二〇二二年十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