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去回憶
這是一幢坐落在明斯克近郊的三層舊樓房，是戰後迅速出現的建築群之一，周圍早已長滿了優雅的茉莉花。從這幢房子開始的尋訪持續了七年，那是驚愕不斷又肝腸寸斷的七年，是為我自己打開戰爭世界的七年，那是一個我們要畢生去思索和解密的世界。
我體驗痛苦，品味仇恨，經歷誘惑，既有溫情又有困惑......我試圖理解死亡與殺人之間的區別何在，人性與獸性之間的界限何在。人怎麼能與如此瘋狂的想法共存：他們竟然有權去殺死同類？而且是理直氣壯地殺戮！我發現，除死亡之外，在戰爭中還有很多其他的事物，我們平常生活中的一切，在戰場上也都有。戰爭，也是一種生活。我和無數的人性真相發生激烈碰撞，疑團重重。我又開始冥思苦想那些早就存在、卻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比如我們為何對於惡行毫不奇怪？莫非我們內心本來就缺乏對惡行的驚恐嗎？
長路漫漫，跋涉無盡頭。我走遍了全國各地，幾十趟旅行，數百盒錄音帶，幾千公尺長的磁帶。採訪了五百多次，接下去我就不再計算了。那些面孔逐漸從我的記憶中離去，留下的只是聲音。在我的腦海裡，那是一種和聲，是無數人參與的大合唱，有時幾乎聽不見歌詞，只聽見哭聲。我承認自己經常會猶豫，不知道這條路我能否撐得下去，能否披荊斬棘，但我還是要走到底。有那麼一些時候確實出現了疑慮和恐懼，想停下來或者打退堂鼓，但是我已經無路可退。我已經被憤怒牢牢抓住了，望著那無盡的深淵，就想一探究竟。現在我似乎已經悟出了某些道理，可是愈悟出道理，問題就變得愈多，答案則更顯不足。在踏上這條征途之初，我沒有料想到會是這樣的結果。
把我吸引到這兒來的，是出現在報紙一角的小新聞，內容提到不久前在明斯克的一間汽車工廠裡，人們歡送了已屆退休之齡的主任會計瑪麗亞．伊萬諾夫娜．莫羅卓娃。報上說，她在戰爭中曾當過狙擊手，十一次榮獲戰鬥獎章，狙擊紀錄是擊斃了七十五名敵軍。就一般人的想像，很難把這個婦女的軍人身分與她在和平時期的工作聯想在一起。看報紙上的照片，只是一名普通相貌的婦人，誰也想不到她曾經是個槍手。
這是一個瘦小的女人，像少女一樣把長辮子楚楚動人地盤在頭頂上。她坐在大圈椅裡，雙手捂住臉孔，說道：「不，不！我不想再回憶起那個時候，我做不到......到現在我還沒辦法看戰爭片。那時我還是個小女孩，一邊做夢一邊長大，一邊長大一邊做夢。但就在我做夢的年齡，戰爭爆發了。我甚至有些不忍心講給你聽......我知道我要講些什麼......你真的想知道這些嗎？我就像對女兒一樣問你......」
接著她又驚訝地問我：「幹嘛來找我？你可以去跟我丈夫談，他最喜歡說起往事了。指揮員叫什麼名字，將軍叫什麼名字，部隊的號碼是多少，他全記得。但我不行，我只記得我自己的事，記得我自己的戰爭。雖然生活在人群裡，但總是形單影隻，因為在死亡面前，人永遠是孤獨的。我能記住的就是那種陰森恐怖的孤獨感。」
她請求把錄音機拿開：「我得看著你的眼睛才能說，這玩意兒會妨礙我的。」
可是沒過多久，她就把錄音機的事給忘了......
以下摘錄自瑪麗亞．伊萬諾夫娜．莫羅卓娃（上等兵，狙擊手）口述。
「我的故事很簡單，一個普通俄羅斯姑娘的平凡故事，當時這樣的女孩很多。
我的故鄉在狄雅柯夫村，位於現在莫斯科的普羅列塔爾區。戰爭爆發時，我還不滿十八歲，辮子很長很長，都到了膝蓋。沒有人相信戰爭會打這麼久，人人都在盼望戰爭快點結束，馬上就能把敵人打跑。我進了集體農莊，然後修完了會計課程，開始工作。然而，戰爭還在持續著......
我的閨密都在議論：『我們應該上前線去。』空氣中已經瀰漫著火藥味，我們先報名參加了兵役委員會的訓練班，可能和誰搭檔都不知道。我們在訓練班裡學會了實彈射擊和投擲手榴彈。起初，槍拿在手上都覺得害怕，渾身不自在，無法想像自己會開槍殺人，只是簡單地想上前線而已。在四十人組成的班級裡，我們村子有四個女孩，都是好朋友，而鄰村有五個女孩，每個村幾乎都有一些人進來訓練營，而且清一色是女孩，男人們凡是能上前線的都已經去了。有時傳令兵會在深更半夜突然到來，讓我們去野外集訓兩個小時，甚至我們在田裡工作時就被叫去訓練（她沉默了一會兒）。我現在不記得我們是不是有跳過舞，就算開過舞會，也是女孩和女孩跳，村子裡已經沒有半個小伙子了。整個村子一片死寂。
不久，共產主義青年團（以下簡稱共青團）中央號召青年挺身保衛祖國，因為德軍已經逼到莫斯科城下。怎麼能讓希特勒奪取莫斯科？我們不放行！不光是我，所有的女孩都表示了上前線的願望。我父親已經打仗去了。本來我們還以為，只有我們這樣的人才會積極要求上戰場，我們與眾不同......可是等我們到了兵役委員會時，看到已經有很多女孩在那兒了。我喘著粗氣，心咚咚跳得厲害，都快要噴火了。挑選非常嚴格。首先，必須得有健康強壯的身體。我擔心他們不要我，因為我小時候常常生病，用媽媽的話說，小身子骨很弱，所以其他孩子經常欺負我這個小不點。其次，如果想參軍的女孩是獨生女，也會被刷掉，因為不能把母親一個人留在大後方。可憐天下父母心，我們的媽媽也是淚眼汪汪地又罵又哀求我們不要來報名。幸虧我還有兩個妹妹和兩個弟弟，雖然年紀都比我小得多，但論條件，我是符合了。
最後還有一樁麻煩事：集體農莊的主席不放我們走，因為如果我們全都離開了，田裡的工作就沒人做了。總之，我們一起到了共青團區委，在那兒碰了一鼻子灰。於是，我們以本地區代表團的身分去找州團委，大家群情激昂、熱血澎湃，結果還是被送回家。後來我們決定，既然我們人在莫斯科，乾脆就到共青團中央黨部，直接去找第一書記，使命必達！那麼，我們當中派誰去報告？誰有這個勇氣？後來我們想，索性大夥兒一起去吧。可是，我們連中央黨部的走廊都擠不進去，更別說見到書記了。從全國各地來的青年都聚集在了這裡，很多人還是從敵軍占領區突圍出來的，想要為死難親人報仇。全蘇聯各區都有人來......簡單來說，那時我們看到眼前人山人海的情景，頓時不知所措了。
等到了晚上，我們總算見到了書記。他問我們：『你們連槍都不會拿，就想上前線了？』我們異口同聲回答：『我們已經學會了。』『在哪兒學的？學得怎麼樣？你們會包紮嗎？』『您知道，就是在兵役委員會舉辦的訓練營，地區醫院的醫生也教過我們包紮。』這下子書記不再說話，也不再小看我們了。我們手裡還有張王牌：『不僅是我們這幾個人，還有四十多個人在家鄉等著呢，她們全都會射擊，也具備急救知識。』書記聽了就對我們說：『回去等著吧，你們的問題會妥善解決的。』我們回村子時，簡直快興奮死了，我永遠都忘不掉那個時候......沒錯。過了整整兩天，通知書送到了我們手裡。
我們去兵役委員會報到，從一個門被帶進另一個門。我原來留著一條漂亮又驕傲的長辮子，但等我走出兵役委員會時，辮子已經不在了，我剪了一個女兵頭，原來的裙裝也被收走了。當時我來不及把裙子、辮子交給媽媽，我想她一定很希望留在身邊。我們當場換上了套頭軍服，戴上了船形帽，領到了後背包，然後被送上了運貨列車—載運稻草的列車，新割的稻草還散發著田野的清香。
貨車裡滿溢著快樂。真不幸，我們竟然還互相鬥嘴取樂，我記得當時很多人都在哈哈大笑。火車載著我們朝哪兒去呢？不知道，我們也不在乎。只要是上前線就行了。大家都在為祖國打仗，我們也要加入。我們抵達了謝爾柯沃車站，離此不遠處有一所女子射擊培訓學校。聽到我們要被訓練成狙擊手，大家都樂壞了，這可是正經事，我們要開槍了。
學習開始了，各種勤務及法規我們都得絕對服從：警衛、紀律、偽裝、化學防護等等。每個女孩都很努力，我們不僅學會了閉著眼睛填裝及拆除狙擊槍，還有確定風速、瞄準移動目標、測定距離、挖掘掩體、匍匐前進等等技術也全掌握了，一心只想著快點上前線，向敵人開火。在結業考核時，我的兵器作業和攻防戰術隊形作業都得了「全優」。我記得，最苦惱的是緊急集合，五分鐘內就必須整裝完畢。我們把長統靴按尺碼排成一、二、三、四號，好盡快穿上以免耽誤時間。在五分鐘內，我們必須穿好衣服、皮靴，並且排好隊。常發生這種情況，我們光著腳穿長統靴就去排隊，有個小丫頭險些把腳凍傷。班長發現後，訓了我們一頓，然後教我們怎樣裹包腳布。他在我們耳旁嘮嘮叨叨：『丫頭們，我什麼時候才能把你們訓練成戰士，而不是德國鬼子的活靶呢？』丫頭們，丫頭們......所有人都對我們憐香惜玉，這使我們感到很委屈，我們不需要他人的同情。難道我們不能和大家一樣，都是勇敢的戰士嗎？
太好了，我們總算上了前線，就在奧爾沙一帶。我們被分在第六十二步兵師，至今我還記得師長是波羅特金上校。他一看到我們就火大了：『這不是硬把人家不要的小丫頭塞給我嗎？你們是女子合唱團，還是舞蹈團？這是打仗的地方，不是讓你們來這裡唱歌跳舞的！戰爭很殘酷......』可是接下來他就招待我們去他那裡吃飯。我們聽見他問副官：『我們還有配茶水的甜食嗎？』我頓時心裡一陣委屈，他把我們當成什麼人啦？我們是來打仗的，但他不把我們當戰士看，卻拿我們當小丫頭看。當然，在年齡上，我們確實可以做他的女兒。『要我拿你們怎麼辦，我親愛的孩子們？他們從哪兒招來你們這些小丫頭的啊？』他就是這樣對待我們，這樣歡迎我們的。而我們認為，我們已經是戰士了，而且也已經上了戰場！
第二天，師長要求我們展現一下射擊技術和原地隱蔽的本領。我們槍打得很好，甚至比男狙擊手還強，他們從前線被召回進行兩天訓練，對於我們這些女孩居然能做他們的工作大表驚訝。他們大概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有女狙擊手。射擊表演後是原地偽裝，上校走了過來，一邊走一邊觀察草地，然後站在一個土墩上—他一點都沒發現。這時『土墩』卻在他腳底下哀求起來：
『哎喲，上校，我不行了，您太重了。』瞧，是不是很好笑！上校簡直不敢相信我們能偽裝得這麼好。於是，他說：『現在我收回原先對女孩們的評價。』但他還是很為我們擔憂，有很長一段時間都不習慣。
那是我們第一天去『狩獵』（這是狙擊手的行話），我的搭檔叫瑪莎．柯茲洛娃。我們偽裝完畢後趴了下來，我負責觀察目標，而瑪莎持槍準備。突然間瑪莎捅捅我：『開槍，開槍呀！你瞧，那不是德國人嗎？』
我對她說：『我負責偵察，你開槍吧！』
『等我們弄清楚分工，他早就跑掉了。』她說。
我還是堅持己見：『應當先想好射擊要領，瞄準好目標，哪兒是乾草棚，哪兒是白樺樹......』
『你是在學校裡解方程式嗎？我可不會解難題，我是來射擊的！』
我看出，瑪莎已經快對我發火了。
『那好，你就開槍吧，怎麼不開啊？』
我們就這樣拌起嘴來。這時對面的德國軍官正在給士兵下命令。來了一輛馬車，士兵正在接力卸著貨物。軍官說了幾句話後就消失了，而我們還在爭執。後來我發現那個軍官又露面了，如果再錯過一次機會，就有可能被他跑了。於是，當他第三次露面時—短暫的一瞬，因為他立刻會消失—我下決心要開槍了。打定主意後，突然又閃出個念頭：『這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哪，雖然是敵人，但畢竟是人。』於是，我的雙手不知怎麼發起抖來，恐懼地渾身開始打寒顫（就算是現在，有時睡覺時這種感覺還會回來）。我打了成千上百次的膠合板靶子，但要朝活生生的人體開槍這是第一次，果真不容易。透過瞄準鏡，我看得一清二楚，好像他就近在眼前，但是我內心很糾結，猶豫不決。最後我總算鎮定下來，扣動了扳機。只見那名德國軍官身子晃了兩下，就倒了下去。他是否死了，我不知道。但開槍之後，我抖得更厲害了，心裡害怕極了。我真的殺人了！必須習慣這個想法。是的，簡單說，就是驚心動魄，永生難忘。
我們回到營地後，女兵排專門召開會議討論我的行為。小組長克拉瓦．伊萬諾娃對我說：
『不能憐憫他們，應該憎恨他們。』她的父親就是被法西斯殺死的。那時我們常常喜歡圍在一起唱歌，而她總是請求說：『別唱了，女孩們，等我們打垮了這幫壞蛋，那時再唱吧。』
我們沒能很快適應，用仇恨去殺人，確實不是女人應該做的工作，不是我們該做的事。所以，我們必須不斷勸說自己、說服自己。」
幾天後，瑪麗亞打電話給我，約我一起去她前線的戰友克拉芙季婭．格利戈里耶夫娜．柯洛辛娜（上士，狙擊手）的家裡。那天，我再一次聽到這樣的故事......
「我第一次開槍時怕死了，太可怕了。
我們臥倒後，我開始偵察。這時我發現有個德國兵從戰壕裡站了起來，我手指一勾，他就倒下了。結果您知道我怎樣嗎？我一個勁兒地打哆嗦，渾身發抖，幾乎都能聽到骨頭咯咯作響。我哭了。以前我是朝靶子射擊，根本不在乎，但是在這裡，我卻把一個活生生的人開槍打死了？我，殺死了某個跟我素昧平生的人，我對他一無所知，卻把他打死了。
然而，這種惶恐很快就過去了，經過是這樣的：我們開始反攻後，有一次行軍路過一個小鎮，大概是在烏克蘭。到達時，路旁有一座既像木板棚子又像房屋的建築，因為剛被大火焚燒已辨認不出來了。當時火苗漸熄，只剩下房屋架子。很多女孩都不敢靠近，但我不知怎麼就走過去了。在焦炭裡我們發現了骸骨，還有燒光了琺瑯質的五星帽徽，想必是我們的傷患或俘擄在這兒被燒死了。從那兒以後，不管殺死多少敵人，我都無動於衷了，那些燒焦的五星帽徽就像在眼前一樣。
我從前線回來時，頭髮全白了，那時我才二十一歲，卻像個滿頭白髮的小老太太。我受過重傷，因為腦震盪，一隻耳朵聽力很差。媽媽見到我第一句話就是：『我相信你一定會回來的，我白天黑夜都在為你祈禱。』但我哥哥在前線陣亡了。媽媽痛哭著說：『無論是兒子或女兒，現在都一樣。不過，他到底是個男子漢，有義務保衛祖國，而你卻是個女孩子。我總在向上帝祈求：與其讓你受傷，倒不如被打死的好。我每天都要去火車站等你，有一次看到一個被燒傷破相的女兵，我渾身發抖，以為是你！後來我也一直為那個可憐的女孩禱告。』
我老家在車利亞賓斯克州，附近有各種金屬採礦場。不知為何總是在夜裡點燃炸藥，只要爆破聲響，我總是馬上就從床上跳起來，抓起外套就往外跑。這時媽媽會就把我拽住，緊緊摟在懷裡，像哄小孩一樣地哄我：『睡吧睡吧。戰爭已經結束了，你已經在家裡了。』媽媽的聲音讓我恢復意識，『我是你媽媽呀，是媽媽。』她輕聲細語地哄我，生怕大聲會嚇著我。」
屋子裡暖融融的，克拉芙季婭裹著一條厚羊毛毯，卻還是渾身發冷的樣子。她繼續說道：
「我們很快就成了戰士......您知道，那時候沒有什麼時間多想。
有一回，我們的偵察員抓到一名德國軍官，他說有件事他很疑惑：『在他的陣營裡有好多士兵被射殺，而且都是打在腦門上，還幾乎都是同一個部位。』他說，普通射擊手不可能專打腦袋，而且那麼準確。『請你們告訴我，』他請求道，『這位打死我這麼多士兵的射擊手是哪一個？我補充了大量士兵，但每天還是會損失十來個人。』我們團長對他說：『很遺憾，我不能指給你看，那是一名年輕的女狙擊手，已經犧牲了。』她就是薩莎．施利亞霍娃，是在單獨執行狙擊任務時犧牲的。讓她遭殃的，是一條紅圍巾。她非常喜歡那條紅圍巾，但紅圍巾在雪地裡太顯眼，結果暴露了偽裝。當這名德國軍官聽到答案是一名女孩時，震驚到說不出話來，他似乎一直認為那個狙擊手應該大有來頭。當我們把他押送到莫斯科之前，對他進行最後一次審問，他承認：『我從來沒和女人打過仗，我們的宣傳總是說紅軍裡頭沒有女兵，只有陰陽人。』他看來百思不得其解，我永遠忘不掉他當時的神色。
我們出任務時是兩個人一組，從早到晚埋伏在作戰位置上一動不動，眼睛痠痛流淚，手臂發麻，就連身體也由於緊張而失去知覺，真是難受極了。春天尤其難熬，雪就在你身體下面融化，整天就泡在水裡。感覺就像在游泳，但又經常被凍結在地面上。天剛破曉，我們就得出發，直到夜幕降臨才從前線回來。我們通常臥在雪地裡或爬到樹梢上，或是蹲在棚子裡或趴在毀壞的屋頂上，一連十二個鐘頭，甚至更長的時間。我們會偽裝好，不讓敵人發現我們的偵察位置。我們選定的監視點會儘量靠近敵人，與德軍塹壕的距離通常只有七百至八百公尺，近到五百多公尺的機會也不少。在寧靜的清晨，我們甚至能聽到他們的說笑聲。我不知道當時為什麼一點都不害怕，直到現在也想不通。
我們開始反攻後，推進速度非常快。我們每個人都已筋疲力盡，後勤又跟不上來，幾乎是彈盡糧絕，連炊事車都被砲彈炸了個稀爛。一連三天，我們只吃硬掉的麵包乾，大家舌頭都磨破了，再也嚼不動那玩意兒了。我的搭檔死了後，我又帶上一個新兵到前線去。有一天，我們突然發現在中間地帶跑來了一匹漂亮的小公馬，尾巴特別柔軟，悠然地到處遛達，就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連戰爭也不存在一樣。我們聽到德國人嚷了起來，他們也發現到牠了。我們這邊的戰士也吵個不停：
『牠要逃走了，能用牠煮一鍋馬肉湯就好了。』
『這麼遠的距離，衝鋒槍應該打不著吧？』
大家紛紛看著我們：
『狙擊手過來了，請她們開槍吧。女孩們，快開槍吧！』
我還來不及細想，就習慣性先瞄準後開槍。小馬腿一軟，橫倒下來，我似乎聽到牠在細聲細氣地嘶鳴，也許是幻聽，但我感覺到了。
事後我才想：『我為什麼這樣做？這麼漂亮可愛的一匹小馬，而我卻把牠殺了，要拿牠來熬湯！』當時，我聽到身後有人在哭，回頭一看，是那個新兵女娃。
『你怎麼啦？』我問她。
『好可憐，那匹小馬。』她眼裡噙滿了淚水。
『好一副柔軟心腸！但我們已經餓三天了。你會可憐這匹馬，是因為你還沒有親手埋葬過自己的戰友。你去試試吧，全副武裝一天趕三十公里的路，而且還是餓著肚子，那是啥滋味？首先要趕走德國鬼子，其次是我們也得活下去。我們會心軟，但不是現在，那是以後的事。』
說完話，我又轉過身看著那幫男兵，他們剛才還在慫恿我，大喊大叫地求我開槍，而現在才過了幾分鐘，就不再多看我一眼了，就像從來沒發現我似的，每個人都在埋頭做自己的事：抽菸、挖戰壕，也有人在磨利著什麼東西。至於我會怎樣，他們才不管呢，哪怕我坐在地上大哭。
在他們眼裡，我就像個屠夫，動刀動槍殺生是稀鬆平常的事！但事實上，我從小就喜歡各種小動物，上小學時，家裡人把生病的母牛宰了，我還為此哭了兩天。但是今天，我一言不發地『砰』一槍就殺了一匹孤苦伶仃的小馬，那是我兩年多來見過的第一匹小馬。
晚飯送來了。炊事員對我說：『嘿，你這個狙擊手真棒！今天菜裡見葷啦！』他們把飯盒留下就走了。我們幾個女孩坐在那兒，碰都沒碰一下飯盒。我明白是怎麼回事，噙著眼淚走出掩蔽部。女孩們跟著我出來，異口同聲地安慰我。然後很快地，她們就拿走各自的飯盒，吃了起來。這是怎麼回事，我永遠忘不掉那一晚。
每天晚上，我們照例都要聊聊天。聊些什麼？當然是聊家庭、聊自己的媽媽，還有聊在前線作戰的父親和兄弟。我們還會暢談戰後要做什麼工作，談我們會嫁給什麼樣的人，丈夫是否會愛我們，等等。我們連長還故意逗我們說：『女孩們，誰都會覺得你們很可愛。但是打完仗，可能沒人敢要你們喔。你們槍打得那麼準，要是摔盤子準會摔中人家的腦門，還不把丈夫的命給要了！』
我和丈夫是在戰爭期間認識的，同在一個軍團裡。他受過兩次槍傷、一次震傷，但仍然堅持到打完仗，後來又在部隊待了一輩子。因此，我根本不用跟他解釋什麼是戰爭，我的脾氣他也完全有數。如果我大著嗓門說話，他或是不在意或是默不作聲。我也學會對他寬容。我們養大了兩個孩子，一對兒女，供他們讀完大學。
要再對你說些什麼呢？嗯，我復員後回到了莫斯科，從莫斯科回到自己家要搭車，走路有幾公里遠。現在通了地鐵，但當時還是一大片的櫻桃園和窪谷。當時有一道很寬的深溝，要回家我必須穿越過去。那天等我好不容易趕到時，天已經黑了，我不敢摸黑走過這條深溝，只能一籌莫展的站在溝邊上，心裡想著：『我是走回去車站等天亮再說，還是鼓起勇氣穿越過去？』現在想想，覺得真是好笑，死人、飄著各種氣味、觸目驚心的景象都在可怕的前線碰過了，如今一條深溝還有什麼好怕的？至今我還記得屍體味和菸草混合在一起的那種氣味，但說到底，我畢竟還是一個女孩子。
我還記得當我們從德國返回家園時，在列車上，不知誰的旅行袋裡竄出了一隻老鼠，一下子全車廂的女孩都嚇得亂了套，連睡上鋪的人都倒栽了下來。同行的大尉驚訝地說：『你們個個都得過戰鬥勳章，居然還會怕小耗子。』
回過頭來說，那晚算我走運，剛好有一輛運貨卡車開了過來。我想，這下子有車可以搭了。
汽車停住了。
『我要去狄雅柯夫村。』我大聲說。
『我正好也要去狄雅柯夫村。』車上的年輕人打開車門。
我鑽進駕駛室，他把我的皮箱拎到車上，又上路了。他瞧著我的裝束和獎章，問道：『你殺了幾個德國人？』
我告訴他：『七十五個。』
他嘿嘿一笑：『吹牛！恐怕你連一個德國人都沒有見過吧？』
我突然認出了這個小伙子是誰。
『柯爾卡．契紹夫？真的是你嗎？你還記不記得，我給你繫過紅領巾？』
戰前我在母校當過一段時間的少年先鋒隊（以下簡稱少先隊）輔導員。
『你是—克拉芙季婭？』
『是的。』
『真的？』他停下了汽車。
『快送我回家吧，幹嘛在半路上停車？』我眼裡含淚，他也是這樣。多麼意外的相逢啊！
到了村子裡，他提著我的箱子跑進我家，手舞足蹈地對我媽說：
『快，我把您女兒送回家啦！』
此情此景，怎麼會忘記呢？
我回到家，一切都得從頭開始學習。先要學會穿便鞋走路，我們在前線已穿了三年長統靴。
我們還習慣紮腰帶，筆挺站著，而現在的衣服卻像袋子似的套在身上，感到很不自在。我呆呆地看著洋裝和裙子，對此感到陌生，在前線我們都是穿著長褲，晚上把長褲洗乾淨後壓在自己身下睡覺，我們把這叫做『熨褲子』。其實，褲子常常無法乾透，穿上後碰到嚴寒的天氣，會立刻凍出一層冰殼。現在回到家，穿裙子出門是個大問題，感覺雙腳都邁不開。雖然已經穿上老百姓的便裝，但路上碰到軍官時，還是不由自主地會舉手敬禮。我們也吃慣了軍隊裡由國家提供的伙食，回來後要自己買麵包吃覺得很不習慣，而且還要按規定的份量去買，有時甚至忘了付錢。幸好女店員認識我們，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但她也不好意思當面提醒，等我們第二天想起來時再去道歉、付錢，再額外買上一些用品。我們這些上戰場的女孩，要重新學習過所有的日常生活，找回平民生活的記憶，開始正常過日子。要跟誰學？鄰里街坊，當然還有媽媽。
戰爭打了幾年？四年嗎？這麼久......鳥兒、花兒，我全不記得了。這些自然景物當然還在，只是我的眼裡看不見。事情就是這樣奇怪，是吧？所以哪有彩色的戰爭片？戰場上的一切都是黑白的。要說有另一種顏色，就是紅色，那是鮮血的顏色。
太概在七、八年前吧，我們剛剛找到戰友瑪申卡．阿爾希莫娃。戰爭時，有位砲兵連長受了傷，她爬過去救他，一顆砲彈就在她前面爆炸開來，連長當場死亡，她的兩條腿也被彈片削掉了。當時她真是受盡折磨，我們為她包紮，竭盡所能地救她。等我們用擔架把她送到衛生營時，她卻向我們哀求：『女孩們，朝我開一槍吧。我不想這個樣子活下去。』她一直苦苦哀求我們。
後來，她被送往大後方的醫院後，我們又繼續挺進，等我們回來找她時，她已經音訊全無了。我們誰都不知道她在哪裡，情況如何。許多年過去了，無論往哪兒寫信詢問，都沒有回音。後來還是莫斯科七十三中的同學幫了我們一把，在遙遠的阿勒泰一個殘疾療養院裡找到了她，當時已經是戰後三十年了。這些年她輾轉於各地的療養院，動過幾十次手術，她躲著所有人，連親生母親都瞞著，不讓她知道女兒還活著......我們接她出來參加聚會，大家都哭成一片。我們後來又安排她與母親見了面，這是她們母女三十多年後的重逢。她媽媽差點就瘋了：『多麼幸運，我的心差點沒痛碎了。』瑪申卡反覆地說：『現在我再也不怕見人了，我已經老了。』是啊，這也是一場戰爭吧！
我還記得我在夜裡坐在掩體中，徹夜不眠，外面砲聲隆隆，是我們的砲兵在射擊。勝利在望，沒有人願意在這時喪命。我曾經宣過誓，軍人的誓言，如果需要我會獻出自己的生命，但現在我不這樣想了。從戰場上活著回來的人，靈魂都已遍體鱗傷。現在我常常想的是，傷了四肢、傷了身子都無所謂，但傷了心靈，那就會跟你一輩子了。我們離家從軍時，都是還不脫稚氣的少女，一群小毛丫頭，我們是在戰火中長大成人的。媽媽幫我量了身高，我在砲聲隆隆的戰場上長高了十公分......」
採訪完後，我跟她告別時，她笨拙地伸出滾燙的雙手，擁抱了我，又說了聲：「對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