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畫面以無特定秩序的方式出現在我的回憶裡：
——閃閃亮的手腕裡側；
——一個熱燙的煎鍋在笑聲中被扔進潮溼的水槽裡，冒起一片水蒸汽；
——一坨精液在排水孔裡滾轉，沿著排水管被水沖到幾層樓下面；
——一條莫名其妙逆流的河，六道躍動的手電筒光束劃過滾滾浪濤；
——另一條河，又寬又灰，勁風颳打著河面，令人分辨不出河水的流動方向；
——一缸冷掉的洗澡水，浴室門上了鎖。
最後一個畫面不是我親眼所見，但人的記憶本來就不一定會與你目睹的狀況一模一樣。
我們生活在時間裡，受時間拘限與形塑，但我從不覺得自己很了解它。我不是指物理理論裡那些可彎曲和折疊的時間，或存在於某些平行宇宙裡的時間。我指的是尋常和日常生活的時間，那種鐘錶向我們保證以規則的方式溜走的時間：滴答，滴喀。還有什麼比一根秒針看起來更可靠？然而，只需要最微小的快樂和痛苦，便足以讓我們明白時間具有很大的可鍛性。有些情緒可以讓時間加速，另一些情緒可讓時間減慢。偶爾，一段看似已經失落的時間會在最後關頭重新出現，復又消逝，永不回返。
我對中學歲月沒有太多感情，也毫不懷戀。但中學卻是這一切的起點，所以，我得扼要追述一下當時發生過的幾件小事。時光早把這些小事變成了軼事，把近似的回憶扭曲為確鑿無疑。即便我不敢保證我的記述符合實況，起碼可以忠於這些事實留給我的印象。這是我能力可及的最大程度。
起初我們是三人幫，待他加入後才成為四人幫。我們沒料到這緊密的小圈子會再添一員，因為班上派系早早分好，而當時我們也行將畢業，整天巴望著擺脫學校，進入真實人生。他名叫艾居恩．芬恩，高個子，性情靦腆，剛開始時眼睛都不看別人又悶不吭聲。頭一或兩天，我們都不太注意他，我們的學校既沒有迎新儀式，也不來整新生那一套。我們只是把他的存在看在眼裡，等著。
老師們比我們對他更感興趣。他們需要衡量他的智力和紀律感，評估他以前學到多少東西，以及是不是個「可造之材」。在那個秋季學期的第三天早上有堂歷史課。歷史老師老喬．亨特總穿一套三件式西裝，為人和藹可親又有點詼諧嘲諷，控制課堂秩序的方法是能保持嚴肅又不會太無聊。
「大家應該記得，我交代過大家先預習談到亨利八世的課文。」他說。科林、阿歷斯和我互瞄一眼，但願這個問題不會像釣線上的魚餌一樣甩到我們頭上。「好吧，現在誰願意描述一下這個王朝的特徵啊？」他從我們迴避的眼神得出了結論。「唔，馬歇爾，就你來吧。你會怎樣形容亨利八世王朝？」
我們鬆了一口氣，並不期待會從馬歇爾口中聽到什麼好玩的事兒。他是個什麼都不懂的膽小鬼，像個真正無知的人那樣缺乏創意。他先是把老師的問題細細揣摩了一番，唯恐它隱藏著什麼未知的複雜性，然後才敢作出回答。
「它的特徵是不安寧，老師。」
全班一陣蠢動，硬是把爆笑的衝動壓抑下來。亨特自己也差點笑出來。
「可以請你說得再詳細一點嗎？」
馬歇爾慢慢點了點頭，又思索了更久一會兒，然後決定這一次應該放大膽子。「我會說它的特徵是大大的不安寧，老師。」
「芬恩，你有看法嗎？」
這個新生坐在我前排左邊。他對馬歇爾的白癡回答並沒有明顯的反應。
「恐怕沒有，老師。但曾有句至理名言指出，對於任何歷史事件，甚至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我們唯一有十足把握說出的只有：『事情怎麼會發生只有天曉得。』」
「是這樣嗎？那恐怕我得失業了。」等我們諂媚地笑過一陣之後，老喬．亨特原諒了我們放假時的懶散，給我們講了許多有關那個一夫多妻皇家屠夫的事情。
在下一節休息時間，我找到芬恩，向他自我介紹：「我是托尼．韋伯斯特。」他神情警惕地看著我。「你對亨特說的那句話真妙。」他看來不知道我在指什麼。「『事情怎麼會發生只有天曉得』那句。」
「啊，對。他沒回應我讓我滿失望的。」
我沒想過他會這樣回答。
我記得的另一個細節是：作為死黨情誼的象徵，我們三人幫習慣把手錶戴在手腕裡側。這當然是個暗記，但意義也許又不僅止於此。它可以讓時間變得很私人，甚至變得像個祕密。我們希望艾居恩會注意到這個小動作，有樣學樣，但他沒有。
同一天稍後（也許是第二天）有兩節英語課。英語老師菲爾．狄克森很年輕，才剛從劍橋畢業。他喜歡用一些當代作品當教材，又常常會出其不意丟些問題考我們，例如：「『誕生、交配和死亡』——艾略特認為一切不外是這三回事。你們怎樣看？」他曾經把莎士比亞筆下一個主角和電影《萬夫莫敵》裡的寇克．道格拉斯相提並論。我還清楚記得，有一次討論到特德．休斯的詩作時，他像個學究那樣把頭歪到一邊，喃喃地說：「我們當然全都會好奇，等他把動物用光之後要怎麼辦。」有時，他會稱呼我們為「先生」。我們自然都很喜歡他。
那天下午，他發給我們一首沒有標題、創作日期和作者姓名的詩，給我們十分鐘研究它，然後問我們感想。
「從你先開始好嗎，芬恩？簡單來說，你認為這詩是關於什麼的？」
艾居恩抬起頭。「是關於『愛洛思』和『塔那托斯』（Eros and Thanatos）的，老師。」
「唔。繼續。」
「也就是說是關於性與死。」芬恩解釋說，就像認定不是只有坐教室最後一排的粗人才不懂希臘文。「你喜歡的話也可以說它是關於愛與死。它是說，在任何情況下，愛欲原則會跟死亡原則發生衝突，以及這衝突又會帶來哪些後果，先生。」
我很動容，但顯然超過狄克森預期的程度。
「韋伯斯特，請你來啟蒙我們一下。」
「我想這只是一首關於倉鴞的詩，老師。」
這就是我們三個和我們新朋友的差異之一。我們只管搞笑，難得認真，而他卻只管認真，難得搞笑。我們要過好一陣子才會意識到這點。
艾居恩讓自己慢慢融入我們，沒有承認那是刻意為之。不過他大概也真的不是刻意。他也沒有為了遷就我們而改變自己。晨禱時，可以聽得到他認真應答，反觀我和阿歷斯都只是跟著念，而科林則是採取諷刺策略，偽裝成狂熱信徒那樣激烈禱告。我們三個都認定學校的體育活動是法西斯式的詭計，設計來宣洩我們的性衝動，但艾居恩卻參加了劍術社與跳高。我們三個都挑釁地假扮音盲，但艾居恩卻會把豎笛帶來學校。每當科林譴責家庭制度、我取笑政治體系或阿歷斯從哲學角度否定現實的感知本質時，艾居恩都不會表示意見（至少起初是這樣）。他給人的印象是，他相信某些信念。我們當然也有信念，不同的是我們只願意相信我們自己相信的，不接受別人強加給我們的信念。我們認為我們秉持的是一種合乎衛生的懷疑主義。
學校位於倫敦市中心，所以，我們每天都會分別從不同的行政區到倫敦上學，從一個控制系統進入另一個控制系統。那時候中學生的生活要比現在單純許多：少些零用錢、沒有電子設備、少些時髦玩意，沒有女朋友。既然沒有任何可以分心的旁騖，我們自然被認定會盡好為人子女的職責，換言之是努力念書，通過考試，利用文憑找到工作，拼湊出一種比我們父母更安全充實的人生（不過，他們在私底下比較時，又會認定他們的學生時代要更單純，因此也更勝一籌）。當然，這一切都沒有明說出來：英國中產階級有教養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總是含蓄的。
「父母都是些該死的混蛋。」科林在某個周一午餐時間抱怨說，「當你還小的時候會覺得他們還可以，然後你會發現他們其實無異於……」
「無異於亨利八世嗎，科？」艾居恩接口說。我們已經開始習慣他這種諷刺的調調，甚至習慣了他可能是用這種口吻修理我們的事實。每次揶揄我們或想敦促我們認真，他就會喊我「安托尼」、把阿歷斯喊作「亞歷山大」，把名字無法拉長的「科林」縮短為「科」。
「我不會介意我爸有六個老婆。」
「或是有錢得不得了。」
「或是有霍爾班（Holbein）為他畫像。」
「或是叫教皇滾遠一點。」
「你有什麼特別理由認定你爸媽是『該死的混蛋』嗎？」阿歷斯問科林。
「我叫他們帶我去遊樂園，他們卻說周末時間要整理花園。」
我們都認同父母是該死的混蛋——只有艾居恩例外。他每次都靜靜聆聽我們譴責父母，但極少附和。不過，在我們看來，他比大部分人更有理由發牢騷。他媽媽幾年前就拋家棄子，把艾居恩和妹妹留給他們老爸照顧。那時候還沒有「單親家庭」一詞，只有「破碎家庭」，而艾居恩是我們認識的人裡面唯一來自這種家庭的。照理說他應該有滿腹憤懣，卻不知怎麼搞的不是這麼一回事。他說他愛他媽媽且尊敬爸爸。我們三個私底下就他的個案討論了一番，得出一個理論：想要得到快樂的家庭生活，重點是要沒有家庭——或至少，別跟父母同住的家庭。得到這個結論之後，我們對艾居恩的妒意就更甚了。
那段日子，我們都想像自己是被關在一個臨時的牢籠裡，等著被釋放，過自己的人生。一旦被釋放，我們的人生乃至時間本身都會加速起來。我們怎麼可能會知道，無論如何，我們的人生其實早已開始，已經撈到某些好處或受到了某些傷害？況且，我們又怎麼可能會知道，我們將要前往的只是一個更大的籠子，唯一差別只在於，它的邊界起初是難以辨識的？
那時我們是菁英，是無政府主義者，對書本如飢似渴，對性也如飢似渴。所有政治和社會體系在我們眼中都是腐敗的，但我們又拒絕考慮其他方案，樂於在一個無秩序狀態的社會裡過著享樂主義的生活。不過，艾居恩卻一直想說服我們相信，人應該把思想應用在生活上，應該用原則來指導行為。還是三人幫時，阿歷斯是我們當中的哲學家。他讀過我和科林沒讀過的東東，有時會突如其來迸出一句，例如：「凡不能言說之處，吾人須保持沉默。」聽了這話以後，我和科林沉默地思考了一下，繼而咧嘴一笑，然後又高談闊論起來。但艾居恩的出現卻讓阿歷斯從哲學家的位子掉了下來，至少是讓我們多了一個哲學家可以選擇。每次阿歷斯談到羅素和維根斯坦，艾居恩就會談卡繆與尼采。我讀過歐威爾和赫胥黎，科林讀過波特萊爾和杜斯妥也夫斯基。但都是有讀沒有懂。
對，我們當然都喜歡賣弄——不然年輕歲月還有什麼事好做？我們把Weltanschauung（世界觀）和Sturm und Drang（狂飆運動）之類的術語掛在嘴邊，把「這是哲學上不證自明的（self-evident）」當口頭禪，又向彼此保證，想像力的首要職責是踰越界限。但我們的父母卻不這麼想，認定他們天真純潔的子女已經暴露在具有毒害的影響力之下。所以，科林媽媽把我稱作他兒子的「黑暗天使」，我爸發現我在讀《共產主義宣言》的時候歸咎於阿歷斯，而阿歷斯父母逮到他讀美國犯罪小說時則怪到科林頭上，諸如此類。性這件事也一樣。我們的父母都擔心我們會被朋友帶壞，變成最可怕的一類人：無可救藥的自瀆者、搔首弄姿的同性戀者或不斷搞大女人肚子的花花公子。他們害怕我們的少年友誼太親密、害怕我們在火車上會遇到色瞇瞇的陌生人，害怕我們會被壞女孩勾引。這些焦慮與我們的真實閱歷有夠天差地遠。
——閃閃亮的手腕裡側；
——一個熱燙的煎鍋在笑聲中被扔進潮溼的水槽裡，冒起一片水蒸汽；
——一坨精液在排水孔裡滾轉，沿著排水管被水沖到幾層樓下面；
——一條莫名其妙逆流的河，六道躍動的手電筒光束劃過滾滾浪濤；
——另一條河，又寬又灰，勁風颳打著河面，令人分辨不出河水的流動方向；
——一缸冷掉的洗澡水，浴室門上了鎖。
最後一個畫面不是我親眼所見，但人的記憶本來就不一定會與你目睹的狀況一模一樣。
我們生活在時間裡，受時間拘限與形塑，但我從不覺得自己很了解它。我不是指物理理論裡那些可彎曲和折疊的時間，或存在於某些平行宇宙裡的時間。我指的是尋常和日常生活的時間，那種鐘錶向我們保證以規則的方式溜走的時間：滴答，滴喀。還有什麼比一根秒針看起來更可靠？然而，只需要最微小的快樂和痛苦，便足以讓我們明白時間具有很大的可鍛性。有些情緒可以讓時間加速，另一些情緒可讓時間減慢。偶爾，一段看似已經失落的時間會在最後關頭重新出現，復又消逝，永不回返。
我對中學歲月沒有太多感情，也毫不懷戀。但中學卻是這一切的起點，所以，我得扼要追述一下當時發生過的幾件小事。時光早把這些小事變成了軼事，把近似的回憶扭曲為確鑿無疑。即便我不敢保證我的記述符合實況，起碼可以忠於這些事實留給我的印象。這是我能力可及的最大程度。
起初我們是三人幫，待他加入後才成為四人幫。我們沒料到這緊密的小圈子會再添一員，因為班上派系早早分好，而當時我們也行將畢業，整天巴望著擺脫學校，進入真實人生。他名叫艾居恩．芬恩，高個子，性情靦腆，剛開始時眼睛都不看別人又悶不吭聲。頭一或兩天，我們都不太注意他，我們的學校既沒有迎新儀式，也不來整新生那一套。我們只是把他的存在看在眼裡，等著。
老師們比我們對他更感興趣。他們需要衡量他的智力和紀律感，評估他以前學到多少東西，以及是不是個「可造之材」。在那個秋季學期的第三天早上有堂歷史課。歷史老師老喬．亨特總穿一套三件式西裝，為人和藹可親又有點詼諧嘲諷，控制課堂秩序的方法是能保持嚴肅又不會太無聊。
「大家應該記得，我交代過大家先預習談到亨利八世的課文。」他說。科林、阿歷斯和我互瞄一眼，但願這個問題不會像釣線上的魚餌一樣甩到我們頭上。「好吧，現在誰願意描述一下這個王朝的特徵啊？」他從我們迴避的眼神得出了結論。「唔，馬歇爾，就你來吧。你會怎樣形容亨利八世王朝？」
我們鬆了一口氣，並不期待會從馬歇爾口中聽到什麼好玩的事兒。他是個什麼都不懂的膽小鬼，像個真正無知的人那樣缺乏創意。他先是把老師的問題細細揣摩了一番，唯恐它隱藏著什麼未知的複雜性，然後才敢作出回答。
「它的特徵是不安寧，老師。」
全班一陣蠢動，硬是把爆笑的衝動壓抑下來。亨特自己也差點笑出來。
「可以請你說得再詳細一點嗎？」
馬歇爾慢慢點了點頭，又思索了更久一會兒，然後決定這一次應該放大膽子。「我會說它的特徵是大大的不安寧，老師。」
「芬恩，你有看法嗎？」
這個新生坐在我前排左邊。他對馬歇爾的白癡回答並沒有明顯的反應。
「恐怕沒有，老師。但曾有句至理名言指出，對於任何歷史事件，甚至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我們唯一有十足把握說出的只有：『事情怎麼會發生只有天曉得。』」
「是這樣嗎？那恐怕我得失業了。」等我們諂媚地笑過一陣之後，老喬．亨特原諒了我們放假時的懶散，給我們講了許多有關那個一夫多妻皇家屠夫的事情。
在下一節休息時間，我找到芬恩，向他自我介紹：「我是托尼．韋伯斯特。」他神情警惕地看著我。「你對亨特說的那句話真妙。」他看來不知道我在指什麼。「『事情怎麼會發生只有天曉得』那句。」
「啊，對。他沒回應我讓我滿失望的。」
我沒想過他會這樣回答。
我記得的另一個細節是：作為死黨情誼的象徵，我們三人幫習慣把手錶戴在手腕裡側。這當然是個暗記，但意義也許又不僅止於此。它可以讓時間變得很私人，甚至變得像個祕密。我們希望艾居恩會注意到這個小動作，有樣學樣，但他沒有。
同一天稍後（也許是第二天）有兩節英語課。英語老師菲爾．狄克森很年輕，才剛從劍橋畢業。他喜歡用一些當代作品當教材，又常常會出其不意丟些問題考我們，例如：「『誕生、交配和死亡』——艾略特認為一切不外是這三回事。你們怎樣看？」他曾經把莎士比亞筆下一個主角和電影《萬夫莫敵》裡的寇克．道格拉斯相提並論。我還清楚記得，有一次討論到特德．休斯的詩作時，他像個學究那樣把頭歪到一邊，喃喃地說：「我們當然全都會好奇，等他把動物用光之後要怎麼辦。」有時，他會稱呼我們為「先生」。我們自然都很喜歡他。
那天下午，他發給我們一首沒有標題、創作日期和作者姓名的詩，給我們十分鐘研究它，然後問我們感想。
「從你先開始好嗎，芬恩？簡單來說，你認為這詩是關於什麼的？」
艾居恩抬起頭。「是關於『愛洛思』和『塔那托斯』（Eros and Thanatos）的，老師。」
「唔。繼續。」
「也就是說是關於性與死。」芬恩解釋說，就像認定不是只有坐教室最後一排的粗人才不懂希臘文。「你喜歡的話也可以說它是關於愛與死。它是說，在任何情況下，愛欲原則會跟死亡原則發生衝突，以及這衝突又會帶來哪些後果，先生。」
我很動容，但顯然超過狄克森預期的程度。
「韋伯斯特，請你來啟蒙我們一下。」
「我想這只是一首關於倉鴞的詩，老師。」
這就是我們三個和我們新朋友的差異之一。我們只管搞笑，難得認真，而他卻只管認真，難得搞笑。我們要過好一陣子才會意識到這點。
艾居恩讓自己慢慢融入我們，沒有承認那是刻意為之。不過他大概也真的不是刻意。他也沒有為了遷就我們而改變自己。晨禱時，可以聽得到他認真應答，反觀我和阿歷斯都只是跟著念，而科林則是採取諷刺策略，偽裝成狂熱信徒那樣激烈禱告。我們三個都認定學校的體育活動是法西斯式的詭計，設計來宣洩我們的性衝動，但艾居恩卻參加了劍術社與跳高。我們三個都挑釁地假扮音盲，但艾居恩卻會把豎笛帶來學校。每當科林譴責家庭制度、我取笑政治體系或阿歷斯從哲學角度否定現實的感知本質時，艾居恩都不會表示意見（至少起初是這樣）。他給人的印象是，他相信某些信念。我們當然也有信念，不同的是我們只願意相信我們自己相信的，不接受別人強加給我們的信念。我們認為我們秉持的是一種合乎衛生的懷疑主義。
學校位於倫敦市中心，所以，我們每天都會分別從不同的行政區到倫敦上學，從一個控制系統進入另一個控制系統。那時候中學生的生活要比現在單純許多：少些零用錢、沒有電子設備、少些時髦玩意，沒有女朋友。既然沒有任何可以分心的旁騖，我們自然被認定會盡好為人子女的職責，換言之是努力念書，通過考試，利用文憑找到工作，拼湊出一種比我們父母更安全充實的人生（不過，他們在私底下比較時，又會認定他們的學生時代要更單純，因此也更勝一籌）。當然，這一切都沒有明說出來：英國中產階級有教養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總是含蓄的。
「父母都是些該死的混蛋。」科林在某個周一午餐時間抱怨說，「當你還小的時候會覺得他們還可以，然後你會發現他們其實無異於……」
「無異於亨利八世嗎，科？」艾居恩接口說。我們已經開始習慣他這種諷刺的調調，甚至習慣了他可能是用這種口吻修理我們的事實。每次揶揄我們或想敦促我們認真，他就會喊我「安托尼」、把阿歷斯喊作「亞歷山大」，把名字無法拉長的「科林」縮短為「科」。
「我不會介意我爸有六個老婆。」
「或是有錢得不得了。」
「或是有霍爾班（Holbein）為他畫像。」
「或是叫教皇滾遠一點。」
「你有什麼特別理由認定你爸媽是『該死的混蛋』嗎？」阿歷斯問科林。
「我叫他們帶我去遊樂園，他們卻說周末時間要整理花園。」
我們都認同父母是該死的混蛋——只有艾居恩例外。他每次都靜靜聆聽我們譴責父母，但極少附和。不過，在我們看來，他比大部分人更有理由發牢騷。他媽媽幾年前就拋家棄子，把艾居恩和妹妹留給他們老爸照顧。那時候還沒有「單親家庭」一詞，只有「破碎家庭」，而艾居恩是我們認識的人裡面唯一來自這種家庭的。照理說他應該有滿腹憤懣，卻不知怎麼搞的不是這麼一回事。他說他愛他媽媽且尊敬爸爸。我們三個私底下就他的個案討論了一番，得出一個理論：想要得到快樂的家庭生活，重點是要沒有家庭——或至少，別跟父母同住的家庭。得到這個結論之後，我們對艾居恩的妒意就更甚了。
那段日子，我們都想像自己是被關在一個臨時的牢籠裡，等著被釋放，過自己的人生。一旦被釋放，我們的人生乃至時間本身都會加速起來。我們怎麼可能會知道，無論如何，我們的人生其實早已開始，已經撈到某些好處或受到了某些傷害？況且，我們又怎麼可能會知道，我們將要前往的只是一個更大的籠子，唯一差別只在於，它的邊界起初是難以辨識的？
那時我們是菁英，是無政府主義者，對書本如飢似渴，對性也如飢似渴。所有政治和社會體系在我們眼中都是腐敗的，但我們又拒絕考慮其他方案，樂於在一個無秩序狀態的社會裡過著享樂主義的生活。不過，艾居恩卻一直想說服我們相信，人應該把思想應用在生活上，應該用原則來指導行為。還是三人幫時，阿歷斯是我們當中的哲學家。他讀過我和科林沒讀過的東東，有時會突如其來迸出一句，例如：「凡不能言說之處，吾人須保持沉默。」聽了這話以後，我和科林沉默地思考了一下，繼而咧嘴一笑，然後又高談闊論起來。但艾居恩的出現卻讓阿歷斯從哲學家的位子掉了下來，至少是讓我們多了一個哲學家可以選擇。每次阿歷斯談到羅素和維根斯坦，艾居恩就會談卡繆與尼采。我讀過歐威爾和赫胥黎，科林讀過波特萊爾和杜斯妥也夫斯基。但都是有讀沒有懂。
對，我們當然都喜歡賣弄——不然年輕歲月還有什麼事好做？我們把Weltanschauung（世界觀）和Sturm und Drang（狂飆運動）之類的術語掛在嘴邊，把「這是哲學上不證自明的（self-evident）」當口頭禪，又向彼此保證，想像力的首要職責是踰越界限。但我們的父母卻不這麼想，認定他們天真純潔的子女已經暴露在具有毒害的影響力之下。所以，科林媽媽把我稱作他兒子的「黑暗天使」，我爸發現我在讀《共產主義宣言》的時候歸咎於阿歷斯，而阿歷斯父母逮到他讀美國犯罪小說時則怪到科林頭上，諸如此類。性這件事也一樣。我們的父母都擔心我們會被朋友帶壞，變成最可怕的一類人：無可救藥的自瀆者、搔首弄姿的同性戀者或不斷搞大女人肚子的花花公子。他們害怕我們的少年友誼太親密、害怕我們在火車上會遇到色瞇瞇的陌生人，害怕我們會被壞女孩勾引。這些焦慮與我們的真實閱歷有夠天差地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