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只離外祖父母家兩條街，我幾乎天天看見他們。兩老擁有一家小小的保險公司，在他們位於脊灣的連排式公寓裡辦公，主要客戶就是其他俄國移民。外婆一天到晚講電話，拉保險。沒人拒絕得了她。對方不是為她著迷就是被她嚇到，不管是哪一種，他們都乖乖買了保險。外公則負責辦公桌，處理文書工作。小時候我會坐在他的膝上，兩眼直盯著他殘缺不全的左手食指，圓圓滑滑的，頂端兩截一看就知道斷了，好像一出生就少了兩截手指似的。如果是夏天，而且洋基隊正在比賽，就會傳來收音機播報比賽的聲音（他七十歲大壽之後就換成了我爸買給他的彩色電視）。外公的俄國腔從未消失、從未投過票，也從未聽過美國音樂，卻變成了洋基隊的死忠球迷。
九○年代末，有家保險集團有意收購外祖父母的公司。大家都說對方出的價錢還算合理，我外婆見勢喊出雙倍的價錢。當初雙方一定僵持了很久，不過那家集團真不知好歹，跟我外婆討價還價只是浪費時間。最後對方乖乖付錢，外公外婆就入境隨俗，賣了公寓，移居佛羅里達。
他們在墨西哥海岸買了棟平頂小屋，那是一九四九年建成的經典之作；建築師要不是在同年溺斃，準會聲名大噪。這幢鋼筋混凝土住宅冷酷而雄偉，矗立在一座孤懸的峭壁上，底下就是墨西哥灣，不太像想像中退休夫婦會住的房子。儘管如此，外公外婆並沒有繼續南遷，在烈日豔陽下乾枯老死。外公大多時候都坐在電腦前跟老友玩線上西洋棋。外婆過膩了幾個禮拜的懶散生活，便去薩拉索塔的通勤學院找了份工作，教一身古銅膚色的學生俄國文學。根據我有次參觀教室的觀察，學生似乎常因為她說話褻瀆上帝、動不動就夾諷帶刺，還能一字不差背出普希金的詩句而詫異不已。
外公外婆每晚都在那棟房子的露天平臺上吃晚餐，俯看湧向墨西哥的墨黑海水。兩老睡覺不關窗，聽著飛蛾振翅衝向紗窗，前門通常不鎖，家裡也沒裝警報器，壓根不擔心治安，完全不像我在佛羅里達認識的其他退休老人。除此之外，他們開車不繫安全帶，到戶外不擦防曬油。他們相信沒什麼可以要他們的命，除了上帝，甚至連上帝他們也半信半疑。
我住洛杉磯，平常寫些超級變種英雄的劇本。兩年前，有家劇本雜誌向我邀稿，要我寫篇自傳式散文。寫著寫著我突然覺得自己的人生實在乏善可陳。不是我在發牢騷。但光讀我的簡歷都覺得很無趣——中學、大學、打工、研究所、打工、繼續讀研究所、超級變種英雄——我的人生一直挺順遂的。但硬著頭皮繼續寫下去，我更加確定我不想寫自己的人生，即使只有短短五百字也不想。我想寫列寧格勒的事。
外公外婆到薩拉索塔機場接我。我彎身親吻兩位老人家，他們抬頭對我微笑；每次在巨人似的美國孫子面前（身高六呎二的我站在他們身旁確實很像巨人），他們都有點不知所措。回家途中，我們到當地魚市場買了鯧魚。外公只加了奶油、鹽和新鮮檸檬下去烤。這道烤魚跟他做的每道料理一樣，看起來簡單極了，只花了他五分鐘，卻比那年我在洛杉磯吃的所有食物都要美味。外婆從不下廚，任何食物只要比一碗麥片還要複雜，她都拒絕動手，這在我們家族可是出了名的。（待續）
吃完晚餐之後，外婆點了根菸，外公倒了三杯自家釀的黑醋栗伏特加。我們聽著蟬和蟋蟀合唱，望著漆黑一片的墨西哥灣，甩甩手趕走偶爾飛來的蚊子。
「我帶了錄音機。我想或許我們可以談談戰爭的事。」
外婆把菸灰彈進玻璃杯那一刻，我好像看到她眼珠子溜溜轉，不以為然。
「什麼？」
「你都四十歲了，還想知道什麼？」
「我才三十四。」我覷了外公一眼，他對我笑。「怎麼？難道你們是納粹？所以想隱瞞過去？」
「才不是。」他說，臉上仍掛著微笑。「怎麼可能。」
「妳以為我四十歲了？」
「三十四、四十——」她發出「噗噓」的聲音，每次發出這種聲音，她都會不屑地揮揮手，把聽到的蠢話一拍而散。「管它的。去結婚，找個老婆。」
「妳講話就像佛羅里達所有的老奶奶。」
「哈！」她接腔，有點受傷。
「我想知道當時的狀況。到底什麼這麼可怕？」
她把燒紅的那端香菸指著我，邊對著外公點頭。
「這小子想知道當時的狀況。」
「我說老伴——」外公說。就此打住，沒再往下說。但外婆卻點點頭，把菸往玻璃桌面捻熄。
「你說得對。」她對我說：「你想寫戰爭的事，是啊，是該寫。」
她站起來親吻我的頭頂，又往外公的嘴脣印上一吻，然後就拿著盤子進了門。有幾分鐘的時間，我們靜靜坐在那裡，聽著海浪翻騰衝擊的聲音。外公又倒了更多新鮮伏特加，見我把自己那杯喝光了眉開眼笑。
「你有女朋友嗎？」
「嗯哼。」
「那個女演員？」
「嗯。」
「我喜歡她。」
「我知道。」
「她可能是俄國人。」他說。「她有俄國人的眼睛……如果你想談列寧格勒，我們就來談列寧格勒。」
「我不想談，我想聽你談。」
「那，好吧，我會說的。明天好嗎？」
外公沒食言。之後一個禮拜，我們天天坐在水泥平臺上，他說，我記錄。早上幾個小時，中午歇一會兒，下午再繼續。我外公那種男人，人一雜（表示有太太以外的人在身旁）就不喜歡連續說兩句話以上，卻用他的話語填滿一塊又一塊迷你卡帶。把內容全寫進一本書裡篇幅過長——事實可能比虛構更顯陌生，但無論如何，它都需要一個更好的編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聽見他公開談論甚至咒罵肉體關係。他談了童年，談了戰爭，談了移民美國的事。但大多時間他都在談一九四二年的第一個禮拜，他遇到我外婆、交到最要好的朋友，還有殺了兩名德國佬的那個禮拜。
他說完自己的故事之後，我拿種種細節追問他，名字、地點、某幾天的天氣等等。一開始他還耐著性子，最後直接靠上前按掉錄音機。
「都那麼久了。」他說：「我不記得當時我穿什麼衣服，也不記得太陽有沒有露臉。」
「我只是想確定自己有沒有把事情搞清楚。」
「不可能搞清楚的。」
「這是你的故事。我不想亂掰。」
「大衛——」
「有幾個地方我還是想不通——」
「大衛，」他說：「你是個作家，自己編啊。」（待續）
1
那種餓、那種冷，你一輩子也沒嘗過。一睡著，我們就會夢到七個月前吃的那頓大餐（塗了奶油的麵包、馬鈴薯球、臘腸），當時我們漫不經心，狼吞虎嚥，撒了一盤子碎屑和肉渣。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國人登陸之前，我們以為已經夠苦了，但到了冬天，六月簡直有如天堂。
夜裡，風呼呼吹得好響，停下來那一刻會嚇死人。轉角的咖啡館已經付之一炬，軋軋作響的遮陽板絞鏈戛然而止，不祥的幾秒間，彷彿有獵食者逼近，較小型的動物全嚇得不敢出聲。到了十二月，遮陽板已經被人拆去當柴燒。在列寧格勒再也找不到多餘的木頭。每塊木牌、公園長椅的板條、毀敗屋舍的地板，全都不翼而飛，成了某人家爐裡的柴火。鴿子也不見蹤影，被人抓了，放在涅瓦河取來的融雪裡燉煮。屠殺鴿子這件事沒人在意。引起騷動的是貓和狗。十月時，聽說有人烤了家裡的雜種狗，還把整隻狗五馬分屍當作晚餐。我們聽了哈哈大笑，搖頭直說不信，但也好奇狗肉如果加夠多鹽不知道好不好吃——鹽可多著呢，後來儘管什麼都用完了，我們還是不缺鹽。到了一月，傳言成了擺在眼前的事實。除了關係好的人之外，沒人有能力填寵物的肚子，所以只好拿寵物來填我們的肚子。
胖子和瘦子誰比較耐餓有兩種說法。一派人說，戰前就胖的人存活機率比較大，因為胖子就算一個禮拜不吃東西也不會瘦成皮包骨。另一派人說，瘦子本來食量就小，所以更耐得住餓。我投後者一票，純粹為了私心。我天生就發育不良。大鼻子，黑頭髮，滿臉痘子；坦白說，不是女生會喜歡的那一型。但戰爭讓我更有魅力。其他人因為食物配給量一減再減而日漸消瘦，占領前壯得可比馬戲團大力士的人也瘦了一圈。我啊，反正沒多餘的肌肉可瘦，而且特別能吃苦耐勞，就好比鼩鼱，恐龍紛紛在周圍倒下，也能繼續以腐肉為食。
除夕那天，我坐在基洛夫公寓的屋頂上（我五歲就住進這兒了，不過直到一九三四年基洛夫遭人射殺 ，城裡有一半地方都以他命名，這幢公寓才有了名字），看著雲層底下多艘胖鼓鼓的灰色防空飛艇蜂擁而來，等候轟炸機出現。那個時節，太陽只在空中停留六小時，光線在地平線間倏忽來去，好像受了驚嚇。每晚我們四個人都會坐在屋頂上，三小時輪一次班，守望天空，身邊備著水桶、沙桶、鐵鉗、鏟子，把找得到的襯衫、毛衣、大衣全往身上包。我們是消防員。德國人後來覺得發動突襲的代價太大，便轉採圍城攻勢，打算利用飢餓、轟炸、大火，逼我們投降。
戰前這棟公寓住了一千一百人，到了除夕只剩四百人左右。大多小孩在九月德國人封鎖城市之前都已疏散。我媽和妹妹塔西雅到佛雅茲瑪投靠我舅舅。他們離開前一晚，我跟我媽吵了一架，那是我們第一次吵架——正確地說，應該是我第一次吵架回嘴。我媽要我跟他們一起走，當然是想逃離入侵者，躲到窮鄉僻壤轟炸機找不到地方。但我不想離開彼得堡。我是男子漢，要留下來保衛家園，要成為二十世紀的涅夫斯基。也許沒那麼誇張啦。總之，我有很充分的理由：假如每個身強體壯的人都夾著尾巴逃跑，列寧格勒就會落入法西斯主義者手裡；沒有工人之城幫紅軍建造坦克和步槍，俄國哪來的勝算？
我媽覺得這理由很不像話。我才剛滿十七，既不在軍工廠製造軍武，要從軍也得再等將近一年。保衛列寧格勒的工作還輪不到我，我留在這兒不過是多張嘴吃飯。這些難聽的話我都當成耳邊風。
「我是消防員啊。」我說。是真的，市議會要市民組成一萬個消防小組，我以身為基洛夫五樓的消防小組組長為榮。
我媽四十歲不到，卻已經一頭灰髮。她坐在我對面的餐桌前，雙手握著我的手。我媽個頭嬌小，身高不到五呎，但我從小就怕她。
「你這傻瓜。」她說。聽起來也許像在罵人，但我媽都叫我「她的傻瓜」，在這之前我一直認為這是甜蜜的暱稱。「你還沒出生，這城市就在了；你不在了，它也會繼續存在。你媽和你妹需要你。」（待續）
媽說得沒錯。要是個好兒子、好哥哥一定會跟他們走。塔西雅很喜歡我，看我放學回家就會跳到我身上，念她寫的讚頌革命烈士的可笑小詩作業給我聽、在筆記本上誇張地描摩我大鼻子的側面圖。大多時候我都想勒死她。我一點也不想跟著我媽和毛頭妹妹翻山越河，長途跋涉。我今年十七歲，滿心相信自己這輩子注定是英雄豪傑命。莫洛托夫開戰那天的廣播聲明——我方開戰有正當的理由。敵人勢必悽慘落敗，我們必將光榮獲勝——印在大街小巷的海報上和牆壁上。我相信開戰的理由，絕不落跑，也絕不要錯過勝利。
媽和塔西雅隔天早上就走了，他們搭一段巴士、招軍用卡車搭便車，再蹬著鞋底開花的靴子走無止盡的長路。他們花了三星期才到目的地，但終究是平安抵達了。我媽寫了封信描寫沿途的驚險和疲憊，也許是想讓我後悔拋下他們，良心不安。我確實良心不安，但還是覺得他們走了比較好。大戰即將爆發，而他們不屬於前線戰場。十月七日，德軍占領佛雅茲瑪，媽從此斷了音信。
我很想說我很想念他們，偶爾夜裡覺得孤單，而且每天都想念我媽做的菜，但其實我從小就嚮往自食其力。我最喜歡的傳說，都是關於聰慧過人的孤兒順利穿越幽暗森林，運用機智化險為夷，擊退勁敵，在流浪途中找到金銀財寶的故事。我不會說自己是開心的，大家都餓到開心不起來，但我相信這樣堅持下去才有意義。如果列寧格勒倒下，蘇聯也會倒下；如果蘇聯倒下，法西斯主義就會征服全世界。大家都這麼相信。至今我仍然深信不疑。
所以囉，我年紀太小不能從軍，但白天挖坦克陷阱、晚上看守屋頂還行。我這組的隊員由五樓的好友組成：維拉‧歐斯波夫納是個天才大提琴手；一頭紅髮的安托柯斯基雙胞胎兄弟，他們唯一公認的才華就是同步放屁。戰爭初期，我們會在屋頂上抽菸，擺出士兵的樣子，勇敢，堅毅，下巴方正，掃視天空尋找敵軍的蹤影。到了十二月末，列寧格勒已經找不到香菸，至少沒有菸草做的香菸。幾個饞得發慌的人把落葉擣碎，以紙捲起，管這叫「秋光」，說什麼樹葉要是選得對，燒出來的煙就挺有樣子的。但基洛夫公寓離最近一顆安然挺立的樹有段距離，所以連假菸也沒得抽了。閒著沒事我們就去捕老鼠，城裡的老鼠一定以為野貓消失無蹤是上天大發慈悲，聽見了牠們長久以來的禱告，直到發現垃圾堆裡沒東西可扒，方才美夢破碎。
經過連月的轟炸，我們已經可以從引擎聲大小來辨認各型德國軍機。那晚天空上飛的是約克八八（幾個禮拜以來都是），取代之前我方戰鬥機越轟越上手的駭克戰機和多尼爾戰機。我們的城市白天滿目瘡痍，入夜竟有一種圍城的詭異美感。如果月色明亮，從公寓屋頂望出去，列寧格勒盡在眼前：海軍部的高塔尖頂（灑上灰彩以混淆轟炸機）；彼得保羅要塞（尖塔披上偽裝網）；聖以撒大教堂和濺血教堂。我們看得見附近屋頂上有人在部署高射炮。我方的波羅的海艦隊已經進駐涅瓦河，高大的灰衣哨兵在海上漂浮，大槍對準納粹的炮臺發射。
最壯觀的是空戰。約克八八和蘇霍戰機在城市上方盤旋，但除非被厲害的探照燈照到，否則底下根本看不到。蘇霍戰機的機翼底下印上大紅星星，因此我方防空人員不會對他們開火。每隔幾晚，我們就會看見戰場如同舞臺一樣亮起，較笨重、較緩慢的德國轟炸機拚命護航，要讓炮手瞄準神出鬼沒的俄國戰機。約克一中彈，起火的機身如從天而降的天使往下墜，這時，各處屋頂轟然響起陣陣怒吼，所有炮手和消防隊員振臂揮拳，向立下大功的飛行員致敬。（待續）
我們帶了一小臺收音機上屋頂，在除夕這晚聽著莫斯科斯巴斯基塔的大鐘播放〈國際歌〉。維拉不知在哪兒發現了半顆洋蔥，她把洋蔥切成四塊放在盤子上，灑上葵花油。吃完洋葱之後，我們拿配給麵包把剩下的油抹得一乾二淨。配給麵包嘗起來不像麵包，甚至不像食物。德軍炸了巴達耶夫的穀倉之後，城裡的麵包店開始發揮創意。只要吃不死人，能加的全加進麵包裡。整城的人都在餓肚子，沒人吃得飽，但大家還是照樣抱怨麵包、抱怨那股木屑味兒、抱怨天一冷麵包就硬得跟什麼似的。為了啃麵包有人連牙都咬斷了。直到今天我連心愛的人長什麼樣都忘了，卻還記得那麵包的口感。
半顆洋蔥加上一百二十五公克分成四塊的麵包，這餐算挺像樣了。我們仰臥著，裹著毯子，看著空襲飛艇拖著長長的繩子在風中飄送，聽著收音機的節拍。沒有音樂可播或新聞可報的時候，電臺就會放送節拍器的聲音，不絕於耳的答答聲讓大家知道這城市還沒淪陷，法西斯主義者還沒破門而入。廣播傳送的節拍就是彼得堡的心跳，德國人想盡辦法也平息不了。
發現那人從天而降的是維拉。她失聲大叫，手往前指，我們全站起來察看究竟。有束探照燈照向一名往這座城市降落的傘兵，薄薄的降落傘在他頭頂上方，像團白色鬱金香球莖。
「是德國佬！」奧雷‧安托柯斯基說。沒錯。我們看見那人身上的灰色納粹軍服。這傢伙從哪裡冒出來的？我們既沒聽見空戰的聲音，也沒聽到有關防空戰的報導，看守將近一個鐘頭更沒聽見轟炸機掠過上空。
「說不定開始了。」維拉說。幾個禮拜以來，一直有傳聞說德軍打算大舉空降傘兵，除掉列寧格勒這個眼中釘，讓節節進攻的德軍無後顧之憂。我們隨時準備一抬頭就會看見成千上萬納粹飄送而來，天空布滿白色降落傘，宛如一場白色雪暴。然而，多道探照燈掃射夜空，半個敵軍也沒發現。只有眼前這個，而且從掛在皮帶上的孱弱身軀看來，裡面的人應該已經掛了。
我們看著他飄下，在燈光下動也不動，一直落到我們看得到他腳上少了一隻黑靴的高度。
「朝我們的方向來了。」我說。風把他吹往維諾瓦街。雙胞胎兄弟面面相覷。
「魯格手槍。」奧雷說。
「是Wather PPK，德國空軍不拿魯格。」格里沙說。他比弟弟早五分鐘出生，對納粹軍武很有研究。
維拉揚起嘴角對我笑。「德國巧克力！」
我們衝向樓梯門，拋下滅火工具，跑下黑洞洞的樓梯。一群笨蛋。一不小心在水泥階梯上滑倒，全身骨稜稜一撞，十之八九會骨折，骨折就別想活了。但我們全不在乎。反正我們年輕，最要緊的是，有個斷了氣的德國佬掉在維諾瓦街上，帶來了來自祖國的禮物。
我們飛速穿過院子，攀越鎖上的柵門。街燈全暗，整座城市黑漆漆，一是為了混淆轟炸機，二是因為電力大多分給了軍工廠。不過，月光明亮，還看得見。維諾瓦街無人管制，門戶洞開，宵禁已經六個鐘頭。四下不見車輛。現在只有軍政人員拿得到汽油，而且剛開戰幾個月，民間車輛就被徵收了。商店窗戶都糊上一張張長條紙，廣播上說這樣比較耐震。大概吧，只不過我路過列寧格勒很多店面，看見窗框上除了長條紙垂盪而下以外，什麼也不剩。（待續）
到了街上我們仰望天空，卻找不到人。
「他到哪兒去了？」
「會不會掉在屋頂上？」
探照燈搜尋著夜空，但光線都集中在高樓的屋頂，沒有一束的角度照得到維諾瓦街。維拉扯了扯我大衣的衣領，這件又大又舊的海軍大衣是我爸留下來的，現在仍然嫌大，但比我擁有的任何東西都要溫暖。
我把頭一轉，看見他輕輕飄下街道，我們盯上的德國佬腳上那隻黑靴擦過結冰的人行道，白色降落傘形成的巨大頂篷仍然迎風鼓漲，把他送往基洛夫公寓的大門。他下巴垂到胸口，黑髮上有點點冰晶，月光下的臉毫無血色。我們杵在原地，看著他飄近。那天冬天我們看過好多不可思議的事，自認為看到什麼也不致於吃驚，但我們錯了。如果德國佬拔槍掃射，我們誰也來不及逃跑。但沒有生命跡象的那人一樣死沉沉，最後風靜止，降落傘癟掉，他跌落在人行道上，最後又顏面掃地往前拖了幾公尺。
我們圍了上去。這名飛行員身材高大，體格健壯，假如我們曾看過他身著便服在彼得堡晃蕩，一定一眼就看出他是間諜——他那麼壯，看起來就像天天吃肉。
格里沙屈膝解開他腰間的手槍皮套。「看吧，Walther PPK。」
我們把人轉過來。他蒼白的臉上有多處擦傷，皮膚被柏油路磨破，傷痕跟完好無傷的皮膚一樣慘白。他身上沒有淤傷。我看不出來他死時是害怕、掙扎抵抗，還是平靜泰然。他的臉上沒有生命跡象也看不出個性，好像生來就是一具屍體。
奧雷脫去他的黑色皮手套，維拉進攻圍巾和護目鏡。我發現飛行員腳踝綁了一把刀，便抽出這把護指板為銀色、刃部有十五公分長的輕盈小刀，刀上刻了字，但在月光下看不清楚。我把刀子收入刀鞘，然後綁在自己的腳踝上，這麼多個月來第一次覺得我的戰士命運終於要成真了。
奧雷發現死者的皮夾，邊數德國馬克邊咧嘴笑。維拉把一只比一般手錶大一倍的精密鐘錶收進口袋，德國佬原本把錶戴在軍外套的袖管上。格里沙在一個皮革盒子裡發現一副折疊式雙筒望遠鏡、兩個額外的手槍彈匣，還有一個扁平的攜帶式酒瓶。
「干邑白蘭地？」
我啜了一口點點頭。「沒錯。」
「你哪時喝過白蘭地了？」維拉問。
「以前喝過。」
「什麼時候？」
「我看看。」奧雷說。酒瓶輪流傳送，我們四個人圍著墜地的飛行員蹲在地上，喝的酒可能是干邑或白蘭地或阿瑪涅克白蘭地。沒人知道差別在哪。管它是什麼，反正這東西灌進肚子暖烘烘的。
維拉瞪著德國佬的臉看，表情沒有憐憫或恐懼，只有好奇和輕蔑。這名侵略者到我們的家園投射炸彈，卻反倒把自己投下敵營。人雖然不是我們打下來的，但我們還是很得意。基洛夫公寓裡沒有人看過敵軍的屍體。天一亮我們就會成了街頭巷尾的話題人物。
「你們覺得他怎麼死的？」維拉問。他身上沒有槍傷，毛髮或皮革也無燒傷，完全沒有打鬥痕跡。雖然皮膚白得不像活人，但全身上下沒有一處傷口。
「凍死的。」我篤定地說，雖然無從證明，但這就是事實。這名飛行員趁夜從列寧格勒幾千呎高的地方跳傘，地平面的空氣太冷，他穿的衣物不足以禦寒——在高空中，一旦出了溫暖的駕駛艙，他就別想活了。
格里沙高舉酒瓶致意。「敬冰天雪地。」（待續）
酒瓶又開始傳送，永遠傳不到我手中。宵禁的城市跟月亮一樣靜悄悄，我們早該聽到兩條街外的汽車引擎聲的，但卻只顧著喝酒、敬酒。直到有輛蓋茲軍車轉上維諾瓦街，厚重的輪胎轆轆壓過柏油路，車頭燈射向我們，我們才發現大事不妙。未經許可違反宵禁的懲罰是就地處決。拋下消防工作的懲罰是就地處決。強奪財物的處罰，也是就地處決。法院已經停擺；警察都上了前線；監獄半滿，人數銳減。哪有食物分給國家的禍害？如果犯法又被抓，你就死定了。沒人有時間跟你講法律細節。
所以我們拔腿就跑。有誰比我們更清楚基洛夫公寓。只要攀過院子柵門，進入了黑森森又枝枝蔓蔓的建築體內，哪怕有三個月的時間也沒人找得到我們。我們聽見士兵大喊站住，但無所謂，聲音嚇不了我們，只有子彈才可怕，但目前為止還沒有人扣扳機。第一個跑到柵門前的是格里沙，他是我們之中最像運動員的。只見他跳上鐵欄杆，撐起身體。奧雷緊跟在他後面，我緊跟在奧雷後面。雖然身體瘦弱，肌肉也因為缺少蛋白質而縮水，但恐懼驅策我們以有生以來最快的速度攀過柵門。
快爬到柵門頂端我回頭看見：維拉摔倒在雪地上。她兩眼直瞪著我，眼睛又大又驚恐。軍車在德國飛行員身旁停下、四個士兵走下車之際，她的雙手雙膝貼在地上。士兵在二十呎之外，手持步槍，但我還有時間一躍進門，消失在基洛夫公寓裡。
我希望能告訴你，我從沒想過要丟下維拉，見朋友有難我不作二想馬上伸出援手。但事實上，當下那一刻我恨死她了。我恨她在最危急的時刻笨手笨腳，抬頭用驚惶的棕眼瞪著我，選擇我當她的救星，雖然說她只吻過格里沙。我知道我沒辦法帶著那雙眼睛苦苦哀求我的回憶過一輩子，她也心知肚明。甚至當我跳下柵門，扶她站起來，拉她爬上鐵柵欄時，我都好恨她。我全身無力，但維拉不可能超過四十公斤。我把她推上柵門，只聽見士兵大喊大叫，靴跟喀喀扣響了人行道，步槍槍栓刷地拉開，就位。
維拉跨進柵門，我在她身後急急往上爬，不管身後的士兵。如果我停下不動，他們就會圍過來，說我是國家的害群之馬，逼我跪下，往我後腦杓開槍。現在我成了清楚明顯的目標，但也許他們醉了，也許他們是都市小孩，跟我一樣從沒開過槍；也許他們知道我是愛國志士、這座城市的守護者，溜出公寓只因為有個德國佬從兩萬呎高空掉到我們街上，所以故意把子彈打偏。更何況，有哪個十七歲的俄國少年不會溜出去覷一眼氣絕身亡的法西斯主義者呢？
我的下巴跟柵門頂端齊高時，有雙戴了手套的手抓住我的腳踝。是一雙有力的手，一天吃兩餐的軍人的手。我看見維拉頭也不回地跑進公寓。我奮力抓住鐵條，但士兵硬把我拉下來，拖往人行道，最後聳立在我面前，用托卡列夫手槍戳著我的臉頰。四個士兵看來都不超過十九歲，看來都會毫不遲疑讓我腦漿塗地。
「看來這傢伙快拉在褲子上了。」
「開派對是嗎，小子？搜到烈酒了是吧？」
「這小子可以給上校。他可以跟德國佬同車。」
兩名士兵一屈膝，叉起我腋下把我拉起來，帶我到仍在空轉的車上，把我塞進後座。另外兩名士兵抓住德國佬的手和靴子把人抬起來，丟進我旁邊的位置。
「幫他保暖。」其中一人說，四人哄堂大笑，好像頭一次聽到這麼爆笑的笑話。他們擠進車內，甩上門。
我想我還活著是因為他們想把我公開處決，殺雞儆猴，嚇嚇其他打劫者。幾分鐘前，我還覺得自己比那名喪命的飛行員強上好多倍。如今，當車子疾駛而過黑暗的街道，忽左忽右避開彈坑和這裡一堆那裡一堆的碎石時，他似乎在嘲笑我，慘白嘴脣有如一道劃開冰凍臉頰的傷痕。我們正在同一條路上。（2009/06/30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