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入土為安
一個人的時間到了就會死，不管是一週裡哪一天，或一年裡哪個月份，如果就季節因素來考量，人也沒有明顯喜歡死在哪個季節。而星星怎麼排列、是不是滿月，或教會年曆上的某個節日也跟死亡沒什麼關係。就死亡的地點來說，哪裡都可以死──有人可以在自己的雪佛蘭車子裡，或在養老院站著或躺著死，也有人死在浴缸裡，在州際公路上、在急診室或手術室，或在寶馬轎車裡。
不知道是否因為我們把更多的設備跟死亡相提並論，或是我們更看重死亡這件事，死在一些用縮寫表示的地點似乎比較不一樣，比如說死在加護病房（ＩＣＵ）好像就比死在格林次布萊爾療養之家來得好，但事實還是一樣，死者不在乎這個。就這點來說，我埋葬和焚化的死者和以前並無二致，因為時間和空間對他們來說已經不重要了。其實，喪失空間時間感正是大事即將發生前第一個確切的兆頭，接下來便是停止呼吸。在這個時候，如果是胸部中槍或外傷休克，肯定要比中風或冠狀動脈硬化來得引人注目，不過死了之後，怎麼死的就完全不重要了。任何一種死法都行，因為死者不在乎這個。
死的是誰也沒有那麼重要。像「我還好，你沒事吧，差點忘了說，他死了！」這樣的話，是用來安慰生者的。
正因如此，我們才在河裡打撈屍體，在飛機殘骸和爆炸現場搜尋死者。
正因如此，執行任務時失蹤（ＭＩＡ）比當場宣告死亡（ＤＯＡ）更讓人痛苦。
也正因如此，我們會開著棺木，齊聲朗讀訃聞。
知情比不知情好，而知道死的是你，比知道死的是我要好上太多。因為如果死的人是我，不管你好不好，或是他好不好，跟我都沒太大關係。你大可以直接轉身走人，因為死者不在乎這個。
當然，生者因為還活著，因為還有保險要操心，所以還是會在乎。現在，你可以看出其中的差異，以及為什麼我還待在這個行業。活著的人是很謹慎的，常常要注意很多事情；死去的人就沒什麼需要在意的，也可能是沒辦法在意了。不管是哪一種，死者不在乎這些，這些都是事實，沒什麼特別，想驗證也沒問題。
而這些沒什麼特別、也可以驗證的事實都可以從我岳母身上看到。她老是喜歡像詹姆斯‧卡格尼那樣虛張聲勢，把一些話掛在嘴邊，像是──「我死的時候，只要找個盒子把我丟進去，再找個坑扔就行了。」不過，每次我只要提醒她，我們其實就是像她所說的那樣處理每個人，她就會一臉不高興，脾氣也變得有點暴躁。
過沒多久，在大家享用肉捲和青豆時，她必定又會冒出這句：「我死的時候，就把我燒了，骨灰灑了就好。」
我前岳母想用這種無所謂的口氣裝勇敢。這時候孩子們會停下刀叉，面面相覷。我前妻就會求她老媽：「噢，媽，別這樣說。」我則是掏出我的打火機開始把玩。
無獨有偶，我和這個女人的女兒結婚時，幫我證婚的神父和我前岳母是一個樣。這傢伙熱愛高爾夫、金聖杯和愛爾蘭亞麻布材質的法衣，開著酒紅色內裝的黑頭大轎車，總是覬覦主教職位。有一天離開墓地時，他突然福至心靈的指示我：「先生，不要為我準備銅棺，不要！不要蘭花，不要玫瑰，也不要加長型禮車。我只要一具素面松木薄棺，一壇安靜的、不焚香也不奏樂的小彌撒，然後把我葬在窮人墓地。不要任何浮誇的排場。」
他解釋，他想要的，是成為一個樸實、智德、虔誠、節儉的典範，這是所有神職人員和基督徒（表面上）應有的美德。我告訴他不需要等到那時候，他今天就可以展開他的典範大業，他可以不再去鄉村俱樂部，不再去公共球場拿著高爾夫球桿亂揮，把他的凱迪拉克布魯姆豪華大車賣掉換一部二手雪佛蘭；然後再遠離他的高檔富樂紳皮鞋、喀什米爾羊毛披肩和頂級肋排，還有歡樂的賓果之夜和教堂建築基金；我的基督啊，那他簡直活脫脫就是聖方濟或聖安多尼了。
結果呢？那時我就說很願意在這方面幫忙──我會很高興把他的積蓄和信用卡都送給教區內需要救助的窮人；萬一接到他不幸的消息，會按照他的希望好好埋葬他，也不收他的錢，到那個時候，他也應該習慣了簡樸生活。聽了我的話，他只是一言不發的看著我，眼神讓我想到──愛爾蘭故事裡的牧師，多年前詛咒斯維尼永遠變成小鳥時，必定是這副惡狠狠的表情。
當然了，我想告訴這傢伙的是，死後才當聖人，並不比一棵枯死的喜林芋或一條死掉的蝴蝶魚更合算。活著是很辛苦的，一直都是。聖人活著的時候，一直感受著這苦難塵世中的烈焰與傷痕、禁慾的苦痛與道德的煎熬；等到死了，他們還讓自己的遺骨繼續為世人奔忙，就像我想告訴這位神父的──因為死者不在乎。
只有活人才在乎。
很抱歉這句話我一再重複，因為這就是我這個行業最大的重點──一旦你死了就什麼都沒有了，所有對你做、為你做、和你一起做、跟你有關的事，對你都不再有好壞可言；而我們所做的不管是好是壞，都會隨時間由生者、以及你死亡時真正在乎這件事的人來承受。生者必須和它一起活下去，而你不用。他們要接受的是你的死所帶來的悲傷或喜悅、損失或收穫，是回憶裡的傷痛和快樂，還有我們提供喪葬服務後的付款通知，以及等著郵寄出去的付款支票。
這是事實，不證自明，但所謂的不證自明看來也只是如此。現在想想，最沒辦法理解這個事實的一群人就是──那些很久沒聯絡的姻親、教區的神父、在理髮店或雞尾酒會以及家長會上永遠只會找我搭訕的陌生人，他們總是拚命的覺得有責任讓我瞭解，當他們死掉的時候他們想要一個怎麼樣的喪禮。
就安息吧，我這樣回答。
一旦你死了，就把腳一翹，就此收工，然後讓你的丈夫或妻子、小孩或兄弟姊妹決定是要埋了你或燒了你，是要用大砲打到很遠的地方，還是丟在哪條水溝裡風乾。這時候輪不到你插手，因為死人是不在乎的。
每個正常人內心對死亡都懷有恐懼，那正是人們總找我預演喪禮的另一個理由。這麼做很健康，可以讓我們不去車陣裡胡搞蠻衝；我的意思是，我們應該把這招傳授給孩子們。
有件事，在我約會過的女人、地方扶輪社員，和我小孩的玩伴之間廣為流傳，那就是──我，作為這兒的禮儀師，對死人有某種不尋常的迷戀，或有某些特殊興趣，或掌握了一些不為人知的事，甚至對它們產生深厚的感情。這些人認為（有些人說不定還有很站得住腳的理由），我要的，就是他們的屍體。
這是個有趣的想法。
但事實是這樣的。
我們人類和許多其他物種在活著的時候就會被一連串的苦難折磨，死掉只不過是其中最慘、也是最後的一個。這些災難可能包含（但不限於以下這些）──牙齦炎、腸阻塞、離婚爭議、被查稅、心裡不舒服、現金流短缺、政治動盪等等，等等，等等。苦難永遠沒完沒了。死人對我的吸引力，和牙醫看見你的爛牙齦，醫生看見你的爛內臟，還有會計師看見你亂成一團的財務報表沒有兩樣。我對苦難已經膩了，不管它是發生在銀行家或律師、牧師或政客身上，因為苦難不在乎你是誰，它無所不在。苦難是空頭支票，是前任配偶，是街頭黑幫，是國稅局──它們就像死人，冷血無情；就像死人，什麼都不在乎。
這並不是說死人不重要。
他們很重要，真的重要，理所當然的重要。
上個星期天半夜，米羅‧洪斯比死了。洪斯比太太在凌晨兩點鐘打電話過來，說米羅已經「過期」了，問我是不是可以過去看看；說得好像米羅是那種可以更新或用某種方式就能變好的東西似的。兩點的時候，我從深層睡眠中被狠狠叫醒，心裡只想拿個二十五分錢塞給米羅，等到早上天亮再叫我。但米羅已經死了。就在那一刻、那一瞬間，米羅撒手而去，再也不會回來。他留下了洪斯比太太和子女，丟下了他開的自助洗衣店裡的女員工，離開了退伍軍人中心裡的戰友，捨棄了共濟會總會長的職位，被他甩開的還有第一浸信會的牧師、郵差、分區管理委員會、市議會和商會。他把我們所有人都拋在背後，也把我們心中對他的情感，無論是背叛或體貼，都丟掉了。
米羅死了。
他就像卡通裡演的，眼睛打上一個大大的叉叉，再也不會睜開，燈光就此熄滅，簾幕落下。
沒人幫得上他的忙，他也不會再受到什麼傷害。
米羅就是死了。
正因如此，我沒有緊張過度，只是平常心的把咖啡喝完，簡單刮了鬍子，戴上霍姆絨帽，穿上大衣，暖一下死亡馬車；接著就為了米羅，在一大清早往高速公路前進。應該說，米羅已經跟此行無關；我去是為了她，為了在同一時刻、同一瞬間就像水結了冰一樣，變成寡婦洪斯比的她；我去是為了她，因為她還會流淚，還會在乎，還會祈禱，也還會付錢給我。
米羅是在一家非常先進的醫院去世。每扇門上都有標示，告訴經過的人這裡是哪個部門，做的是什麼醫療程序，或跟身體哪個部分相關。我喜歡把這些標示的字全部連在一起想，一個接著一個，最後可以顯示出一個人的身體狀況；只不過，這些字從沒湊起來過。米羅剩下的，也就是他的遺體放在地下室，剛好在「收發處」和「洗衣間」之間。如果米羅還是對什麼事都很感興趣，那麼一定會很中意這個地方的標示──米羅的房間叫做「病理室」。
從醫學科技的角度來看死亡，「病理」這個字所強調的就是疾病。
我們人類永遠是因身體裡某些地方衰竭，或異常，或什麼東西不足，或出現障礙，或停止工作，或出一些意外事件而死亡。這些情況有些是慢性，有些是急性。死亡證明書裡的文字有如某種專門描述缺陷的語言，像米羅的證明上就寫著「心肺功能衰竭」。同樣的，悲痛不已的洪斯比太太會被說成情緒失控、崩潰或瓦解，彷彿她身體裡有些結構出現了歪斜──那好像在說，死亡和悲傷並非萬物秩序的一部分；好像在說，米羅的死和她的哭泣，都是（或理當是）造成麻煩的源頭。對洪斯比太太來說，「表現得很好」意味著她努力撐住，抵擋了這場風暴，或是為了孩子堅強起來；相信，有很多藥商樂意在這方面幫助她。當然了，對米羅來說，「表現得很好」指的是他回到醫院的樓上，苦苦撐下去，讓所有儀表和顯示器繼續嗶嗶運作。
可是米羅已經到了樓下，就在收發處和洗衣間之間的房間裡，在裡面一個不鏽鋼抽屜裡，全身從頭到腳包著白色塑膠布，而且因為他頭小、肩膀寬、肚子肥、腿又細，加上從腳踝拖著一條白色的綑綁線，再配上大拇指上的牌子──他的樣子，不管怎麼看，就像一尾比實物大很多的精蟲。
我幫他簽了名，帶他離開那裡。某個程度上，我仍然覺得米羅會在乎自己現在的情況，但我們都很清楚，其實他一點也不在乎，因為死人是不會在乎的。
回到葬儀社，到了樓上的防腐室，門上標示著「非請勿入」，米羅‧洪斯比正靜靜躺在一張瓷桌上，上方是照明的日光燈。塑膠布已經解開，手腳得以伸展出來，米羅看起來比較像他原來的樣子──眼睛睜得很大，嘴巴開開的，活像受到驚嚇似的回到我們的世界。我把他身上的毛刮乾淨，闔上眼睛和嘴巴。我們把這部分的工作稱為「五官定位」。無論眼睛或嘴巴，都是五官的一部分，現在它們和活著時開開合合、表情豐富或專注的想告訴我們什麼的樣子，再也不一樣了。死的時候，它們要告訴我們的就是──它們什麼也不能做了。最後，要仔細處理的是米羅的手，要把雙手交疊然後放在肚臍上，表現出一種放鬆安詳、不再需要操心的姿態。
他的手也是一樣，什麼也不能做了。
我把他的雙手洗乾淨，然後才放到肚臍上。
我前妻幾年前搬出去時，孩子留在我身邊，他們那堆髒兮兮的換洗衣服也一併留了下來。在一個小城市裡，這是個大消息，各種正負面流言把這件事炒得沸沸揚揚。但是當人人都在談這件事的時候，卻沒有人知道到底該跟我說什麼。我想他們也很無助，所以他們送來燉菜和燉牛肉，帶我的孩子出門看電影、划獨木舟，然後帶著他們年輕的妹妹來看我。當時，米羅就開著他的洗衣店小貨車一週過來繞兩次，這樣持續了兩個月，直到我找到管家為止。米羅會在清早收走五大籃髒衣服，然後在午餐時間前後送回來，乾乾淨淨，摺得平平整整。我從未要求他這麼做，我跟他不熟，也從來沒去過他家或他的洗衣店。他太太完全不認識我前妻，而他的孩子也已經老到沒辦法跟我的孩子一起玩了。
管家開始上班之後，我去跟米羅道謝兼付帳單。這段時間的髒衣服分量、清洗、烘乾、洗衣精、漂白水、柔軟精……零零總總的費用加起來，我估計至少要六十塊美金。我問米羅，他拯救了我的性命和孩子們的生活，讓我們有乾淨衣服穿，有毛巾和床單可以用，這樣收貨送貨、把衣服疊得整整齊齊還依尺寸大小分類，要收多少錢呢？「這就別放在心上了，」米羅這樣說，「做人互相互相吧，單手洗不到自己，總是需要另一隻手幫忙的。」
我把米羅的右手放在他的左手上，然後又換過來，最後又換回去。然後我決定怎麼放都無所謂。反正另一隻手總會來幫忙的。
打理屍體的整個過程花了我大約兩小時。
等我完成所有工作，天已大亮。
每個星期一早上，厄尼斯特‧富勒都會到我辦公室來。他在韓戰時受過某種慘無人道的傷害，地方上沒人知道傷害的細節究竟是什麼。厄尼斯特沒有跛，也沒缺手斷腳，所以大家認為，大概是他在韓國看見了什麼不該看的，才變成現在這副有點傻氣的模樣，偶爾一臉茫然。他是那種整天都在散步的人，但走到一半會突然收腳停住，只為了要思索垃圾、飲料瓶蓋和口香糖紙的意義。厄尼斯特有著緊張兮兮的笑容，握手的時候像條死魚。他戴著棒球帽和厚厚的酒瓶底眼鏡。每個星期天晚上，厄尼斯特會去超市買下收銀臺前所有小報，那些報紙的頭條新聞通常不外乎什麼連體雙胞胎、電影明星或幽浮一類。厄尼斯特不但讀東西很快，還是個數學奇才，但是由於受到戰爭傷害，從來沒能保住工作，也再沒去應徵。每個星期一早上，厄尼斯特會把一些頭條新聞的剪報帶來給我看，像是「墓地情報：兩百七十三公斤重的男人砸穿棺底」或是「明星專屬防腐專家表示：貓王不朽」等等。
米羅過世的那個星期一早上，厄尼斯特照例帶來剪報，內容是關於西安格利亞某處有個裝滿骨灰的骨灰罈會咕噥、呻吟，偶爾還會吹口哨，讓人以為接下來它就要開口說話了（英國的科學家們提不出合理解釋，儘管他們已經做了一些測試）。那罈骨灰的未亡人和九個孩子一起被撇下，名下毫無房產，但不管怎樣，這名寡婦深信她的親密愛人，那位體積縮小了很多的丈夫，想告訴她大樂透的明牌，她說：「傑基絕對不會辜負我們的期待，他深愛家人，勝過一切。」報導附了一張雙方合照，一方是寡婦，一方是骨灰罈；一方是生，一方是死；一方是血肉之軀，一方是冰冷銅甕──就像勝利牌留聲機和廣告上那隻出名的狗，她對骨灰罈豎起耳朵，靜靜等待著。
我們總是在等，等待好消息或明牌，等待一個徵兆或奇蹟，等待我們所愛的亡者捎來一些消息，告訴我們他仍然對人世心心念念。而當他們做出一些比較明顯的事時，我們會非常快樂，比如說從墳墓站起來，砸穿棺底，或在我們清明的夢境中現身說話。我們歡喜不盡，彷彿亡者依然牽掛，還有一堆事待辦，彷彿他尚在人間。
但令人悲傷且眾所皆知的事實是，我們大部分人都會乖乖待在棺木裡，一死就死很久，骨灰罈和墳墓也永遠不會發出任何聲音。我們是不是理性、有沒有輓歌、墓碑上刻了什麼、有沒有辦大彌撒，和我們上不上得了天堂完全沒有關係。我們生命的意義，和一切相關的回憶，都屬於還活著的人，就像我們殯葬業者所做的也全是為了活著的人。無論死去的人還有些什麼，都只留存在活著的人的「信念」裡面。
在這兒，冬天下葬時，我們會先幫墳土加熱，就像挖掘前的某種前戲，讓揪緊土壤的冰在教堂司事和他的挖土機上場前先放鬆放鬆。我們星期三葬了米羅，用的是橡木棺材，位置在土壤結冰線下方。我們心懷感激，因為這場葬禮為米羅一生畫下了句點。米羅本身變成一種概念，一個他人心中永遠不變的形象，一個過去式，讓未亡人食不下嚥，睡不安枕。他平常流連的地方再也不見他身影，跟他有關的生活作息無以為繼。那總會來幫忙我們的另一隻手，成了截肢後早已不存、卻仍隱隱作痛的幻肢。
一個人的時間到了就會死，不管是一週裡哪一天，或一年裡哪個月份，如果就季節因素來考量，人也沒有明顯喜歡死在哪個季節。而星星怎麼排列、是不是滿月，或教會年曆上的某個節日也跟死亡沒什麼關係。就死亡的地點來說，哪裡都可以死──有人可以在自己的雪佛蘭車子裡，或在養老院站著或躺著死，也有人死在浴缸裡，在州際公路上、在急診室或手術室，或在寶馬轎車裡。
不知道是否因為我們把更多的設備跟死亡相提並論，或是我們更看重死亡這件事，死在一些用縮寫表示的地點似乎比較不一樣，比如說死在加護病房（ＩＣＵ）好像就比死在格林次布萊爾療養之家來得好，但事實還是一樣，死者不在乎這個。就這點來說，我埋葬和焚化的死者和以前並無二致，因為時間和空間對他們來說已經不重要了。其實，喪失空間時間感正是大事即將發生前第一個確切的兆頭，接下來便是停止呼吸。在這個時候，如果是胸部中槍或外傷休克，肯定要比中風或冠狀動脈硬化來得引人注目，不過死了之後，怎麼死的就完全不重要了。任何一種死法都行，因為死者不在乎這個。
死的是誰也沒有那麼重要。像「我還好，你沒事吧，差點忘了說，他死了！」這樣的話，是用來安慰生者的。
正因如此，我們才在河裡打撈屍體，在飛機殘骸和爆炸現場搜尋死者。
正因如此，執行任務時失蹤（ＭＩＡ）比當場宣告死亡（ＤＯＡ）更讓人痛苦。
也正因如此，我們會開著棺木，齊聲朗讀訃聞。
知情比不知情好，而知道死的是你，比知道死的是我要好上太多。因為如果死的人是我，不管你好不好，或是他好不好，跟我都沒太大關係。你大可以直接轉身走人，因為死者不在乎這個。
當然，生者因為還活著，因為還有保險要操心，所以還是會在乎。現在，你可以看出其中的差異，以及為什麼我還待在這個行業。活著的人是很謹慎的，常常要注意很多事情；死去的人就沒什麼需要在意的，也可能是沒辦法在意了。不管是哪一種，死者不在乎這些，這些都是事實，沒什麼特別，想驗證也沒問題。
而這些沒什麼特別、也可以驗證的事實都可以從我岳母身上看到。她老是喜歡像詹姆斯‧卡格尼那樣虛張聲勢，把一些話掛在嘴邊，像是──「我死的時候，只要找個盒子把我丟進去，再找個坑扔就行了。」不過，每次我只要提醒她，我們其實就是像她所說的那樣處理每個人，她就會一臉不高興，脾氣也變得有點暴躁。
過沒多久，在大家享用肉捲和青豆時，她必定又會冒出這句：「我死的時候，就把我燒了，骨灰灑了就好。」
我前岳母想用這種無所謂的口氣裝勇敢。這時候孩子們會停下刀叉，面面相覷。我前妻就會求她老媽：「噢，媽，別這樣說。」我則是掏出我的打火機開始把玩。
無獨有偶，我和這個女人的女兒結婚時，幫我證婚的神父和我前岳母是一個樣。這傢伙熱愛高爾夫、金聖杯和愛爾蘭亞麻布材質的法衣，開著酒紅色內裝的黑頭大轎車，總是覬覦主教職位。有一天離開墓地時，他突然福至心靈的指示我：「先生，不要為我準備銅棺，不要！不要蘭花，不要玫瑰，也不要加長型禮車。我只要一具素面松木薄棺，一壇安靜的、不焚香也不奏樂的小彌撒，然後把我葬在窮人墓地。不要任何浮誇的排場。」
他解釋，他想要的，是成為一個樸實、智德、虔誠、節儉的典範，這是所有神職人員和基督徒（表面上）應有的美德。我告訴他不需要等到那時候，他今天就可以展開他的典範大業，他可以不再去鄉村俱樂部，不再去公共球場拿著高爾夫球桿亂揮，把他的凱迪拉克布魯姆豪華大車賣掉換一部二手雪佛蘭；然後再遠離他的高檔富樂紳皮鞋、喀什米爾羊毛披肩和頂級肋排，還有歡樂的賓果之夜和教堂建築基金；我的基督啊，那他簡直活脫脫就是聖方濟或聖安多尼了。
結果呢？那時我就說很願意在這方面幫忙──我會很高興把他的積蓄和信用卡都送給教區內需要救助的窮人；萬一接到他不幸的消息，會按照他的希望好好埋葬他，也不收他的錢，到那個時候，他也應該習慣了簡樸生活。聽了我的話，他只是一言不發的看著我，眼神讓我想到──愛爾蘭故事裡的牧師，多年前詛咒斯維尼永遠變成小鳥時，必定是這副惡狠狠的表情。
當然了，我想告訴這傢伙的是，死後才當聖人，並不比一棵枯死的喜林芋或一條死掉的蝴蝶魚更合算。活著是很辛苦的，一直都是。聖人活著的時候，一直感受著這苦難塵世中的烈焰與傷痕、禁慾的苦痛與道德的煎熬；等到死了，他們還讓自己的遺骨繼續為世人奔忙，就像我想告訴這位神父的──因為死者不在乎。
只有活人才在乎。
很抱歉這句話我一再重複，因為這就是我這個行業最大的重點──一旦你死了就什麼都沒有了，所有對你做、為你做、和你一起做、跟你有關的事，對你都不再有好壞可言；而我們所做的不管是好是壞，都會隨時間由生者、以及你死亡時真正在乎這件事的人來承受。生者必須和它一起活下去，而你不用。他們要接受的是你的死所帶來的悲傷或喜悅、損失或收穫，是回憶裡的傷痛和快樂，還有我們提供喪葬服務後的付款通知，以及等著郵寄出去的付款支票。
這是事實，不證自明，但所謂的不證自明看來也只是如此。現在想想，最沒辦法理解這個事實的一群人就是──那些很久沒聯絡的姻親、教區的神父、在理髮店或雞尾酒會以及家長會上永遠只會找我搭訕的陌生人，他們總是拚命的覺得有責任讓我瞭解，當他們死掉的時候他們想要一個怎麼樣的喪禮。
就安息吧，我這樣回答。
一旦你死了，就把腳一翹，就此收工，然後讓你的丈夫或妻子、小孩或兄弟姊妹決定是要埋了你或燒了你，是要用大砲打到很遠的地方，還是丟在哪條水溝裡風乾。這時候輪不到你插手，因為死人是不在乎的。
每個正常人內心對死亡都懷有恐懼，那正是人們總找我預演喪禮的另一個理由。這麼做很健康，可以讓我們不去車陣裡胡搞蠻衝；我的意思是，我們應該把這招傳授給孩子們。
有件事，在我約會過的女人、地方扶輪社員，和我小孩的玩伴之間廣為流傳，那就是──我，作為這兒的禮儀師，對死人有某種不尋常的迷戀，或有某些特殊興趣，或掌握了一些不為人知的事，甚至對它們產生深厚的感情。這些人認為（有些人說不定還有很站得住腳的理由），我要的，就是他們的屍體。
這是個有趣的想法。
但事實是這樣的。
我們人類和許多其他物種在活著的時候就會被一連串的苦難折磨，死掉只不過是其中最慘、也是最後的一個。這些災難可能包含（但不限於以下這些）──牙齦炎、腸阻塞、離婚爭議、被查稅、心裡不舒服、現金流短缺、政治動盪等等，等等，等等。苦難永遠沒完沒了。死人對我的吸引力，和牙醫看見你的爛牙齦，醫生看見你的爛內臟，還有會計師看見你亂成一團的財務報表沒有兩樣。我對苦難已經膩了，不管它是發生在銀行家或律師、牧師或政客身上，因為苦難不在乎你是誰，它無所不在。苦難是空頭支票，是前任配偶，是街頭黑幫，是國稅局──它們就像死人，冷血無情；就像死人，什麼都不在乎。
這並不是說死人不重要。
他們很重要，真的重要，理所當然的重要。
上個星期天半夜，米羅‧洪斯比死了。洪斯比太太在凌晨兩點鐘打電話過來，說米羅已經「過期」了，問我是不是可以過去看看；說得好像米羅是那種可以更新或用某種方式就能變好的東西似的。兩點的時候，我從深層睡眠中被狠狠叫醒，心裡只想拿個二十五分錢塞給米羅，等到早上天亮再叫我。但米羅已經死了。就在那一刻、那一瞬間，米羅撒手而去，再也不會回來。他留下了洪斯比太太和子女，丟下了他開的自助洗衣店裡的女員工，離開了退伍軍人中心裡的戰友，捨棄了共濟會總會長的職位，被他甩開的還有第一浸信會的牧師、郵差、分區管理委員會、市議會和商會。他把我們所有人都拋在背後，也把我們心中對他的情感，無論是背叛或體貼，都丟掉了。
米羅死了。
他就像卡通裡演的，眼睛打上一個大大的叉叉，再也不會睜開，燈光就此熄滅，簾幕落下。
沒人幫得上他的忙，他也不會再受到什麼傷害。
米羅就是死了。
正因如此，我沒有緊張過度，只是平常心的把咖啡喝完，簡單刮了鬍子，戴上霍姆絨帽，穿上大衣，暖一下死亡馬車；接著就為了米羅，在一大清早往高速公路前進。應該說，米羅已經跟此行無關；我去是為了她，為了在同一時刻、同一瞬間就像水結了冰一樣，變成寡婦洪斯比的她；我去是為了她，因為她還會流淚，還會在乎，還會祈禱，也還會付錢給我。
米羅是在一家非常先進的醫院去世。每扇門上都有標示，告訴經過的人這裡是哪個部門，做的是什麼醫療程序，或跟身體哪個部分相關。我喜歡把這些標示的字全部連在一起想，一個接著一個，最後可以顯示出一個人的身體狀況；只不過，這些字從沒湊起來過。米羅剩下的，也就是他的遺體放在地下室，剛好在「收發處」和「洗衣間」之間。如果米羅還是對什麼事都很感興趣，那麼一定會很中意這個地方的標示──米羅的房間叫做「病理室」。
從醫學科技的角度來看死亡，「病理」這個字所強調的就是疾病。
我們人類永遠是因身體裡某些地方衰竭，或異常，或什麼東西不足，或出現障礙，或停止工作，或出一些意外事件而死亡。這些情況有些是慢性，有些是急性。死亡證明書裡的文字有如某種專門描述缺陷的語言，像米羅的證明上就寫著「心肺功能衰竭」。同樣的，悲痛不已的洪斯比太太會被說成情緒失控、崩潰或瓦解，彷彿她身體裡有些結構出現了歪斜──那好像在說，死亡和悲傷並非萬物秩序的一部分；好像在說，米羅的死和她的哭泣，都是（或理當是）造成麻煩的源頭。對洪斯比太太來說，「表現得很好」意味著她努力撐住，抵擋了這場風暴，或是為了孩子堅強起來；相信，有很多藥商樂意在這方面幫助她。當然了，對米羅來說，「表現得很好」指的是他回到醫院的樓上，苦苦撐下去，讓所有儀表和顯示器繼續嗶嗶運作。
可是米羅已經到了樓下，就在收發處和洗衣間之間的房間裡，在裡面一個不鏽鋼抽屜裡，全身從頭到腳包著白色塑膠布，而且因為他頭小、肩膀寬、肚子肥、腿又細，加上從腳踝拖著一條白色的綑綁線，再配上大拇指上的牌子──他的樣子，不管怎麼看，就像一尾比實物大很多的精蟲。
我幫他簽了名，帶他離開那裡。某個程度上，我仍然覺得米羅會在乎自己現在的情況，但我們都很清楚，其實他一點也不在乎，因為死人是不會在乎的。
回到葬儀社，到了樓上的防腐室，門上標示著「非請勿入」，米羅‧洪斯比正靜靜躺在一張瓷桌上，上方是照明的日光燈。塑膠布已經解開，手腳得以伸展出來，米羅看起來比較像他原來的樣子──眼睛睜得很大，嘴巴開開的，活像受到驚嚇似的回到我們的世界。我把他身上的毛刮乾淨，闔上眼睛和嘴巴。我們把這部分的工作稱為「五官定位」。無論眼睛或嘴巴，都是五官的一部分，現在它們和活著時開開合合、表情豐富或專注的想告訴我們什麼的樣子，再也不一樣了。死的時候，它們要告訴我們的就是──它們什麼也不能做了。最後，要仔細處理的是米羅的手，要把雙手交疊然後放在肚臍上，表現出一種放鬆安詳、不再需要操心的姿態。
他的手也是一樣，什麼也不能做了。
我把他的雙手洗乾淨，然後才放到肚臍上。
我前妻幾年前搬出去時，孩子留在我身邊，他們那堆髒兮兮的換洗衣服也一併留了下來。在一個小城市裡，這是個大消息，各種正負面流言把這件事炒得沸沸揚揚。但是當人人都在談這件事的時候，卻沒有人知道到底該跟我說什麼。我想他們也很無助，所以他們送來燉菜和燉牛肉，帶我的孩子出門看電影、划獨木舟，然後帶著他們年輕的妹妹來看我。當時，米羅就開著他的洗衣店小貨車一週過來繞兩次，這樣持續了兩個月，直到我找到管家為止。米羅會在清早收走五大籃髒衣服，然後在午餐時間前後送回來，乾乾淨淨，摺得平平整整。我從未要求他這麼做，我跟他不熟，也從來沒去過他家或他的洗衣店。他太太完全不認識我前妻，而他的孩子也已經老到沒辦法跟我的孩子一起玩了。
管家開始上班之後，我去跟米羅道謝兼付帳單。這段時間的髒衣服分量、清洗、烘乾、洗衣精、漂白水、柔軟精……零零總總的費用加起來，我估計至少要六十塊美金。我問米羅，他拯救了我的性命和孩子們的生活，讓我們有乾淨衣服穿，有毛巾和床單可以用，這樣收貨送貨、把衣服疊得整整齊齊還依尺寸大小分類，要收多少錢呢？「這就別放在心上了，」米羅這樣說，「做人互相互相吧，單手洗不到自己，總是需要另一隻手幫忙的。」
我把米羅的右手放在他的左手上，然後又換過來，最後又換回去。然後我決定怎麼放都無所謂。反正另一隻手總會來幫忙的。
打理屍體的整個過程花了我大約兩小時。
等我完成所有工作，天已大亮。
每個星期一早上，厄尼斯特‧富勒都會到我辦公室來。他在韓戰時受過某種慘無人道的傷害，地方上沒人知道傷害的細節究竟是什麼。厄尼斯特沒有跛，也沒缺手斷腳，所以大家認為，大概是他在韓國看見了什麼不該看的，才變成現在這副有點傻氣的模樣，偶爾一臉茫然。他是那種整天都在散步的人，但走到一半會突然收腳停住，只為了要思索垃圾、飲料瓶蓋和口香糖紙的意義。厄尼斯特有著緊張兮兮的笑容，握手的時候像條死魚。他戴著棒球帽和厚厚的酒瓶底眼鏡。每個星期天晚上，厄尼斯特會去超市買下收銀臺前所有小報，那些報紙的頭條新聞通常不外乎什麼連體雙胞胎、電影明星或幽浮一類。厄尼斯特不但讀東西很快，還是個數學奇才，但是由於受到戰爭傷害，從來沒能保住工作，也再沒去應徵。每個星期一早上，厄尼斯特會把一些頭條新聞的剪報帶來給我看，像是「墓地情報：兩百七十三公斤重的男人砸穿棺底」或是「明星專屬防腐專家表示：貓王不朽」等等。
米羅過世的那個星期一早上，厄尼斯特照例帶來剪報，內容是關於西安格利亞某處有個裝滿骨灰的骨灰罈會咕噥、呻吟，偶爾還會吹口哨，讓人以為接下來它就要開口說話了（英國的科學家們提不出合理解釋，儘管他們已經做了一些測試）。那罈骨灰的未亡人和九個孩子一起被撇下，名下毫無房產，但不管怎樣，這名寡婦深信她的親密愛人，那位體積縮小了很多的丈夫，想告訴她大樂透的明牌，她說：「傑基絕對不會辜負我們的期待，他深愛家人，勝過一切。」報導附了一張雙方合照，一方是寡婦，一方是骨灰罈；一方是生，一方是死；一方是血肉之軀，一方是冰冷銅甕──就像勝利牌留聲機和廣告上那隻出名的狗，她對骨灰罈豎起耳朵，靜靜等待著。
我們總是在等，等待好消息或明牌，等待一個徵兆或奇蹟，等待我們所愛的亡者捎來一些消息，告訴我們他仍然對人世心心念念。而當他們做出一些比較明顯的事時，我們會非常快樂，比如說從墳墓站起來，砸穿棺底，或在我們清明的夢境中現身說話。我們歡喜不盡，彷彿亡者依然牽掛，還有一堆事待辦，彷彿他尚在人間。
但令人悲傷且眾所皆知的事實是，我們大部分人都會乖乖待在棺木裡，一死就死很久，骨灰罈和墳墓也永遠不會發出任何聲音。我們是不是理性、有沒有輓歌、墓碑上刻了什麼、有沒有辦大彌撒，和我們上不上得了天堂完全沒有關係。我們生命的意義，和一切相關的回憶，都屬於還活著的人，就像我們殯葬業者所做的也全是為了活著的人。無論死去的人還有些什麼，都只留存在活著的人的「信念」裡面。
在這兒，冬天下葬時，我們會先幫墳土加熱，就像挖掘前的某種前戲，讓揪緊土壤的冰在教堂司事和他的挖土機上場前先放鬆放鬆。我們星期三葬了米羅，用的是橡木棺材，位置在土壤結冰線下方。我們心懷感激，因為這場葬禮為米羅一生畫下了句點。米羅本身變成一種概念，一個他人心中永遠不變的形象，一個過去式，讓未亡人食不下嚥，睡不安枕。他平常流連的地方再也不見他身影，跟他有關的生活作息無以為繼。那總會來幫忙我們的另一隻手，成了截肢後早已不存、卻仍隱隱作痛的幻肢。
